不停地发帖?社交媒体是如何重塑我们的祷告生活的

在Instagram上代祷似乎是21世纪特有的现象,但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已经在远距离祷告了。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9, 2021
Illustration by Cassandra Roberts / Source image: Duncan1890 / Getty

数以千计的人为萨拉·沃尔顿(Sarah Walton)祈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她都没有见过。

在过去十年中,畅销书《痛苦时的希望》的作者之一沃尔顿经历了慢性疾病、因脚部受伤而进行的多次手术、因丈夫失业而产生的经济压力,以及带着四个同样有严重健康问题和特殊需要的孩子跨国搬家。

每天,她的社交媒体频道都会传来她的朋友们为她代祷的通知。

“当我登录Facebook或Instagram时,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说他们正在祷告,”她告诉我。

“他们留下了‘祷告的手’的表情符号。他们通过私信发送那天早上祷告的具体事项。”

沃尔顿的祷告者并不都是她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她从未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共进咖啡或面对面交谈——但他们都是关心沃尔顿的基督徒肢体,为她的医治向上帝祈求。

在这网络时代,特别是在疫情当中,许多互动转移到了虚拟平台上,而沃尔顿的经历并不陌生。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为某人祷告的请求,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花过时间来祷告。

在Instagram上代祷似乎是21世纪特有的现象,但人们在公元一世纪就已经在远距离祷告了。

正如他的书信所见证的那样,使徒保罗经常为不与他在一起的人祷告,有的人甚至他从未见过。

社交媒体是一个不完美的祷告工具;肤浅而短暂,这让它难以支撑灵性搏斗的艰苦任务。但是保罗的祷告例子在几个方面挑战了我们——教导我们如何能够使用甚至是TikTok来获得属灵的益处。

身边

“谁是我的邻舍?”律法师问耶稣(路10:29),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社交媒体上,当地教会肢体的更新旁边,是我们未曾谋面的人的请求。我们真诚地想爱我们的邻舍,但网上邻舍的边界已延伸到全球各地。而且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祷告。

《伴家屋而来的福音》(The Gospel Comes with a House Key)》一书的作者罗莎莉亚·巴特菲尔德(Rosaria Butterfield)不在Twitter、Facebook或Instagram上。她不在YouTube频道上发帖,也不在Clubhouse里闲逛。相反,她致力于爱她的邻舍——她实际的在隔壁和街边的邻居。

巴特菲尔德专门使用一个名为Nextdoor的邻里社交媒体平台。她告诉我:“我早上查看Nextdoor,看我如何为我的邻居祷告,以及我如何能帮助他们。每天遛别人的狗,倒别人的垃圾,在我的家庭教育桌上为别人的孩子腾出空间,这对灵魂有好处。这对爱上帝和爱邻舍的整个事业也有好处。”对巴特菲尔德来说,为他人祷告最好与关爱身边邻舍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而她只有在优先考虑身边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

保罗也珍视基于面对面互动的祷告关系。在给歌罗西人的信中,保罗赞扬了歌罗西的牧师以巴弗。以巴弗在祷告中为会众中的人——那些与他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的人——进行搏斗。当身在远方时,他也继续为他们祷告(4:12-13)。虽然社交媒体给了我们无数的机会为几乎任何人祈祷,但保罗教导我们要从教会里或是街上的人开始。

互动

我们当地教会和社区的人也最有可能为我们祷告。发布于社交媒体上的祷告请求往往是单向的——但是当祷告是双向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会发展得最好。就像保罗多次为众教会祷告一样,他也要求他们为他祷告(林前1:4-9;林后1:11)。他不只是用一个“祷告的手”的表情符号进行评论;他邀请各教会建立关系。

过去的一年里,亚历克斯和玛吉·哈尔伯特(Alex and Maggie Halbert)一直在为去洪都拉斯的宣教事工寻求支持。他们定期通过电子邮件向全美国的教会发送祷告和资金援助请求。但是,有一天,他们的收件箱来了一个惊喜。“一个支持我们的教会向我们发出了祷告请求,”亚历克斯说。“它鼓励了我们,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为福音而合作的意义。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

隐蔽

最近,Facebook一直在测试 “祈祷帖”功能,让人们分享和回应请求。只要点击一下,用户就能通知发帖人和所有人,他们正在为该请求祷告。

这些可见的祷告符号可以鼓励有需要的朋友,但也会给祷告的人带来属灵上的危险。巴特菲尔德说,挑战在于,“大多数形式的社交媒体都将美德的展示置于美德本身之上”。耶稣自己提醒我们,祷告的工作最好在暗中进行(太6:6),在那里,没有人会被我们的敬虔所打动。

当然,社交媒体的吸引力往往是基于可见的东西。对于Instagram和Facebook等平台的用户来说,这种体验关乎分享图片或视频的能力——让朋友和关注者看到一些东西。相比之下,祷告是一种灵性的工具,锻造于灵性的隐秘之处。而这些地方往往是隐而未见的。

当保罗为其他基督徒祷告时,他的祷告集中在隐蔽的、属灵的目标上。他祈求他们有智慧、认识基督、有希望、灵上饱满、对上帝力量的充满信心以及爱教会(弗1:17-23)。你不能发表任何图片来代表这些东西。

为祷告寻求有形的答案当然是好的,也是正确的——身体的痊愈(雅5:13-18)和日用饮食(太6:11)都是我们奉命祈求的事项,但我们不能让网络互动的本质,即凡事可见,限制我们的祷告(或满足我们的骄傲)。没有图片并不意味着主没有在做工。

恒切

沃尔顿说,“祷告会改变事情,也会改变祷告的人。”她讲述了上帝的方式,如何在多年的试炼过程中改变她的内心。她曾经祈求特别的医治,而现在,她经常祈求上帝更多地显现给她。

她说:“如果人们只为我祷告一两次,他们就没有机会看到我自己的祷告和内心在这段旅程中是如何成熟的。正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上——能够看到上帝在沃尔顿生命中的作为。保罗代祷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恒切。他向各教会报告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他们“昼夜”(帖前3:10)祷告。基督也鼓励他的追随者”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18:1)。网络故事在24小时内就会消失。在这样的世界里,持久的事蒙主喜悦。

事实上,为某人只祷告一次并没有错,但那样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任何结果。祷告的答案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正是那些坚持不懈、不断祷告,并期盼怜悯和灵命成长的人,才能看到神的做工。

对于培养丰盛的祷告生命而言,社交媒体的无限滚动和即时满足可能并不理想,但这情况并不致绝望。身边、互动、隐蔽、恒切——保罗示范了可以塑造我们的祷告习惯。他有目的地用纸笔写下祷告,改变了世界。也许,通过效法他的榜样,我们的Instagram代祷也会做到这一点。

梅根·希尔(Megan Hill)是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的编辑,也是几本书的作者,包括《一起祷告》和《福音的伙伴》。

翻译:LC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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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给民主带来危险。它同样影响基督教的见证。

两极分化的叙事是如何腐蚀我们的心、重新定义我们的信仰的。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9,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Source Images: Unsplash: Michael Schofield / Colin Lloyd / Library of Congress / David Todd Mccarty / Alejandro Barba / Flickr: Nato / Wikimedia Commons: Gage Skidmore / David Shankbone / Tyler Merbler

法国贵族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后得出的结论:“在基督徒中组织和建立民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过了将近两个世纪,美国的问题已经从建立民主演变为维持民主,但美国基督徒面临的根本挑战没有改变。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我们被要求以基督的教导思考民主,正确回应民主,并忠实地生活在民主共和国中。这意味着,在其他事项外,要弄清楚如何看待目前改变美国左派和右派政治的民粹主义浪潮。

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定义“民粹主义”。而事实证明,这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乍一看,这个词似乎如此可塑,以至于毫无用处。民粹主义可以出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中。自 2016 年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两位民粹主义者是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和伯尼 · 桑德斯(Bernie Saunders)。想一想,什么样的现象能弥合这么大的鸿沟?

消耗一切的紧迫感

一旦我们把注意力从 政策 转移到 战略,答案就会开始成形。统一民粹主义的是其一贯的修辞方式——它用来描绘政治问题、吸引选民和一旦执政就把行使权力合理化的独特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基于事实的政治论点在影响我们投票方面起著很小的作用。最有说服力的政治论点被包装成故事。这些故事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的生活,解释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害怕什么,以及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为了评估民粹主义,我们需要关注它所讲述的故事。

民粹主义故事的情节简单、不变、夸张:人生处于“普通人”和剥削他们的精英之间持续的斗争中。前者是高尚的、善良的、正义的;后者是腐败的、傲慢的和自私自利的。消除社会弊病和不公正的关键是帮助“人民”认清他们真正的敌人,并动员起来打败他们。

在这个基本范本中,可以插入广泛的具体细节,有点像民粹主义版的疯狂填字(Mad Libs)游戏。左派的民粹主义者经常把贪婪的华尔街金融家、“不劳而获的亿万富翁”、或无定形的“美国公司”作为剧情中的恶棍。那些右派的瞄准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好莱坞自由主义者、或主流媒体的主播。

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者谴责“大科技公司”,以及在“政治机构”里与人民脱节的官员和官僚。值得注意的是,双方也倾向于拥护有魅力的英雄、坚强和“直言不讳的”领导人,这些人承诺要改变现状。

这个故事的方方面面囘应了美国政客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发出的典型呼吁。在美国人从19世纪早期就认识的民主制度中,寻求选票的人经常奉承人民的智慧,并将道德权威归咎于他们的喜好。他们谴责政治腐败,自称是“局外人”。他们声称是人民的拥护者,把选举说成是“我们对抗他们”,并警告说,如果对方获胜,普通民众的境况会更糟。这些言论不断地在民粹主义中囘应着。

民粹主义言论增加了恐惧、愤怒和耗竭精力的紧迫感。这些特征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民粹主义——无论是从左派还是从右派——如果没有它们就会枯萎。在不是它们自然出现的地方,它们必须被积极地鼓吹,因为共同的委屈和痛苦感给民粹主义带来独特的情绪激动。

在最理想的民主言论中,美国人的团结被描绘成是基于对《独立宣言》所阐列的原则的共同承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与他们对抗”的政治斗争可能是混乱和有争议的,但它们是一种有原则性的斗争的一部分,为的是如何最好地活出共同的信条。但民粹主义强调说,我们的政治对手不仅仅是对手,他们是敌人。他们离我们的原则很远,他们憎恨我们热爱的东西,鄙视我们珍惜的东西。

这一假设陆续地将每一次全国选举变成一场世界末日般的摊牌,一场“93号航班”的紧急事件(借用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在2016年所写的那篇非常流行的文章中的描绘),我们必须冲进驾驶舱或是为尝试冲进去而牺牲。在这种心态下,失败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国家的终结,是不可逆转的丧失自由。

令人不安的倾向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故事?美国人拥抱它的程度如何影响美国的民主?美国基督徒拥抱它的程度如何影响福音信息的纯洁和教会的见证?

我们将依次处理每一个问题,但首先提出几个需要注意的事项:民粹主义言论有一些好处,至少有关其政治后果,我很容易想像出,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党派分歧的双方——会觉得民粹主义言论鼓舞人心。此外,我不抨击被民粹主义信息吸引的选民的动机,也不质疑他们的诚意。我的目标不是责备,而是劝告。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

让我们从美国的民主开始。《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寻求我们社区的和平与繁荣。而民粹主义故事是怎样教导美国人在政治方面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呢?

从正面看,民粹主义言论往往能找出真正的社会弊病,并突出阻碍国家繁荣的关键障碍。它可以激励更多的公民关注公共领域,就这些问题进行自我教育,并追究当选代表的责任。这些都是民主健康的基本特征,没有这些特征,自治就只不过是一个徒有形式的言论。然而,基层激进主义的品质与其影响同样重要,民粹主义言论中有两种倾向尤其令我们感到震惊。

首先是它倾向于把对手妖魔化、非人性化。这些故事常说,反对民粹主义议程的政治精英是邪恶的种族主义偏执狂,或是有同样决心破坏我们自由的社会主义激进分子。同意他们观点的选民并不一定是恶毒的,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美国”的公民。

由于民粹主义歌颂老百姓的智慧和美德,民粹主义逻辑规定那些反对该运动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民的一部分。当民粹主义领导人援引“人民”时,他们真正想到的是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而其他人都是敌人。这种说法把政治世界分成两组,这并不是新鲜事,但它接着又坚持说,这两组中只有一组值得有发言权。在这个极端里,民粹主义的讯息与一个开放、多元化的社会从根本上就不相容。

第二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倾向于将选举失败的后果灾难化。这不仅放大了“我们对抗他们”的敌意,更大的危险是,这将逐渐削弱我们对法治的承诺,并增加我们对用威权来解决所面对的“存在威胁”的容忍度。如果我们所珍惜的一切真的岌岌可危,放弃宪法程序的理由不可避免地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几年来,民意调查发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愿意接受一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体系的特点是“一个不必为国会或选举操心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就在今年夏天,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发现,15%的受访者(包括28%的共和党人)同意“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可能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而不得不诉诸暴力”的说法。若非民粹主义信息的必然后果,这是什么?

总结,如果我们把民粹主义的故事吸收进入心里,我们很可能会对复杂的解决方案缺乏耐心,会减少与其他观点进行建设性接触,会降低与对方妥协的开放性,会减少真正多元化的空间,也会降低和平地接受选举失败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更倾向于不容忍,更接受威权主义。

就我们受到民粹主义承诺影响的程度而言,它对民主的长期威胁是可怕的。但它对教会及其见证的长期影响可能更糟。

恐惧加剧、希望错位

民粹主义故事公然地(虽然可能是无意的)削弱了基督教正统观念的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原罪的教义,即了解到我们进入世界时的身份,都是反对我们的合法统治者的天生反叛者。第二个支柱是 上帝的形象(imago Dei),这教义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赋予我们所有人平等的尊严。

用俄罗斯异议人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话说,这些真理生动地提醒我们,“善与恶的分界线”从来不会整齐地根据政党或政治运动来划分。相反地,它“穿过每一个人的心”。

与此相反,民粹主义言论意味着,威胁我们的危险完全是从我们外面来的。邪恶是真实的,但它只住在我们的敌人里。实际上,“我们对抗他们”的民粹主义故事否认了我们身上的罪恶和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它教导我们,不用改变我们的心也能够解决最紧迫的问题。

两个世纪前,我国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这种言论树立了模式。老山核桃木(Old Hickory,杰克逊的绰号——译注)向他的追随者保证,他们“廉洁不会腐化”,并且“以高尚的道德品格而闻名”,但那些反对他议程的同胞们是“肮脏的”、“邪恶的”、“懦弱的”、“污秽的”和“卑鄙的”。杰克逊还警告人民,他们的自由正处于危险中,他指控华盛顿官员收受贿赂,并暗示没有他,人民的前途是无望的。

最近,我们聆听了我国第二位民粹主义总统唐纳德·川普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川普称赞他的追随者是“善良贤惠的人”,并谴责他的政治对手是“懦夫”、“人类败类”和“坏人”,说他们“憎恨我们的国家”。川普指责华盛顿的“叛徒”一心想摧毁美国,他嘲笑联邦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呼应杰克逊的宣称,“只有我能解决它。”

把辱骂挪开后,两位总统的基本信息仍然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一个天生伟大的人民正被在他们中间邪恶的敌人所背叛。政府机构不再值得信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跟随人民的拥护者,一个承诺拯救他们的强人。

如果一个政治家在每一次演讲中都坚持“上帝已经死了”,或“基督教是一个神话”,或“宗教信仰是弱者和弱智者的拐杖”,我们会存正义的愤怒站起来,谴责他。可是当一个公众人物宣称 我们 是善良的,他们 是邪恶的,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 他身上 时,我们为什么要欢呼呢?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对基督教真理有同样的腐蚀性吗?它们不是同样和福音对立吗?

民粹主义有关即将来临的灾难——要奋斗不然就死亡——的叙述,我们也应该对它持怀疑态度:它是为今天“困扰这么多白人福音派人士的恐惧”量身定做的,以引起共鸣,并在政治上利用这恐惧。历史学家约翰·费亚(John Fea)在他写的文章里有说服力地说,当对人的恐惧掩盖了对上帝的盼望时,我们公开的见证会受到的影响。保守派基督徒对美国文化的迅速世俗化感到悲哀,这是可以理解的,民粹主义的信息往往导致恐惧加剧和希望错位。

每当一个政治家承诺说要帮助基督徒“夺回我们的国家”时, 我们都应该听到警钟在响。这种承诺蕴含着一个建议:以文化力量换取政治支持。这种交易的价格很高。民主党候选人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在任何基础上呼吁白人福音派的支援,但共和党政治家经常提出如此诱人的议案。

毫不意外,川普把交易条款定义得最明确。在2016年竞选初期接受基督教广播网(CBN) 采访时,川普提出了一个主题,并后来反复强调。他哀叹道:“我们国家的基督徒没有得到适当的待遇。我想把权力还给教会,因为教会必须拥有更多的权力。”正如他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前对福音派听众说的,川普的总统任期将意味着 “基督教将拥有权力… 你会有很多的权力。你不需要其他人。”

基督教将拥有权力…你不需要其他人 。说出这些话并相信这些话,是狂妄自大的高峰。听到这些话并相信这些话,是偶像崇拜的缩影。

特洛伊木马式(Trojan Horse)的修辞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伤痛的哀歌,没错。我不是在遥远地暗示民粹主义 本质上 是民主的敌人,我也一刻都没有在想那些被民粹主义候选人所吸引的选民故意寻求民主的垮台。

但作为美国的历史学家,我深信两个真理:民主是脆弱的,我们过去许多最重要的发展都是无意的,而不是有预谋的。民粹主义资讯中有一种倾向,无论多么诱人,有可能微妙地腐蚀美国人对民主的承诺,从而削弱美国的民主。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以为我们正在努力维护民主时,其实是在破坏民主。

我也并不是在争辩说民粹主义言论 总是 与基督教真理相悖,更不是在说支援民粹主义言论的基督徒总是有罪。但我知道,没有辨别力的热枕不是美德(罗10:2)。民粹主义言论中有一些倾向,我们必须抗拒。民粹主义的故事常常误导我们有关我们是谁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换句话说,民粹主义言论倾向于宣布一个虚假的福音,并宣布一个虚假的神。一个堕落的世界在倾听。危险是在于教会也在倾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回应?民粹主义不可能很快消失。它显示了太多的吸引力。只要选民奖励他们,就会有超过足够多的竞选者愿意宣告民粹主义的信息,就是选民“痒痒的耳朵”乐于听到的:“我们是善良的,他们是邪恶的,我们的心不用改变,也能使社会所有的弊病得到补救。” 但是,即使民粹主义的信息持续存在,我们也可以决心不无条件地肯定它,我们也可以积极抵制,不允许它塑造我们的心与重新定义我们的信仰。

这需要我们至少做两件事。首先,我们必须振兴那些与民粹主义相矛盾的基督教基本真理。我们需要重新感受到原罪的份量,并每天提醒自己,正如它标记我们每个人一样,它也把印记留在每一个我们崇敬的政治机构、我们拥护的每一个政党、我们鼓掌欢迎的每一个现任者、我们投票支援的每一个候选人。

同样地,我们必须再次敬佩 上帝的形象 的奇迹,永远与鲁益师(C.S.Lewis)一起记住没有“区区凡人”,即使我们最苦涩的政治对手,也是上帝所爱,上帝奇妙地按祂的形象所创造,并为他们舍弃自己的独生子。

第二项任务,我们前面已经暗示了,就是我们必须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政治言论。近年来,福音派的政治参与被一种世俗的实用主义所定义,这种实用主义强调目的过于途径。我们说:“行动胜于言语。如果候选人在重要问题上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不就够了吗?”正如一位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在2020年大选前夕建议的那样,评价候选人时只要“把声音关起来”就行了。

当然,当我们最喜欢的政治家从事“更衣室交谈”或妄称上帝的名时,基督徒应该皱眉头,但除了这些过犯外,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如何描绘议题,只要他们站在我们这边,并似乎很可能带出结果?

这是对言论力量的悲剧性误解,我们需要放弃它。我主要并不是建议我们要提高对公共广场庸俗和亵渎言词的敏感度,尽管这也许不是件坏事。而是建议,当我们的领导人在征求我们选票时所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要用《圣经》中的原则来审查。特洛伊木马式的修辞,充满了令人心动的假设,若疏忽了就会进入险境。即使候选人提倡我们珍视的政策,他们还是可能会用与我们宣告的福音对敌的叙述来描绘。

罗伯特·特蕾西·麦肯齐(Robert Tracy McKenzie)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惠顿学院担任亚瑟·福尔摩斯(Arthur F. Holmes)信仰和学习的主席。这篇文章改编自他的著作《我们,堕落的人民:美国民主的创始人和未来》。

翻译:元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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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罗尼·弗洛伊德辞去SBC执行委员会的职务

这位执委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说,在执委会投票放弃律师—客户特权后,他“不会,也无法”领导了。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1
Baptist Press

罗尼·弗洛伊德(Ronnie Floyd)是最新离开美南浸信会(SBC)执行委员会(EC)的人,因为该委员会决定在即将进行的有关性侵的调查中交出保密文件。

任执委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弗洛伊德星期四晚上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他不能再担任这个他已经担任了两年的职务。 他的辞呈于10月31日生效。

在过去的几周里,围绕着就备受争议的律师—客户特权的投票,十多名执委会成员辞职,执委会的长期律师詹姆士·关泽(James Guenther)和詹姆士·乔丹(James Jordan)也将不再提供法律服务。

在辞职信中,弗洛伊德重申了他对执委会外部审查的承诺,但继续强调了放弃特权的潜在风险和责任。

“针对2021年大会决议,执委会在10月5日星期二下午所做出的决定,现在将我们美南浸信会的宣教事业置于不确定、未知、史无前例和未知的水域,”他写道。

“由于我的个人诚信和被赋予的领导责任,我不会,也无法继续履行作为SBC的行政、财政和信托实体的领导人所承担的职责。 在深深的失望和沮丧中,我们不得不通过自己的选择做出这个决定,并且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因为没有其他决定可以让我做。”

执委会主席罗兰德·斯莱德(Rolland Slade)告诉浸信会新闻社:“我对他的辞职感到很难过。 他多年来一直进行着杰出的事工。 我知道他热爱美南浸信会会众。 我知道,他来纳什维尔的目的是要尽心地在美南浸信会服事,我相信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实现了这一点。 然而,我理解委员会的投票使他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弗洛伊德在阿肯色州的十字教堂担任了30多年的牧师,并在2014年至2016年担任SBC主席,然后在2019年成为执委会主席,当时整个大会正在努力解决SBC如何对性侵的回应处理。 他接替了弗兰克·佩奇(Frank Page),后者于2018年因“道德上的不正当关系”而辞职。

该宗派在6月的年会上投票表决,调查执委会在过去20年里如何应对性侵指控和对待幸存者。

作为执委会主席,弗洛伊德不是投票成员,但他支持那些支持调查但反对放弃特权的人。

“和你们几乎所有人一样,我在董事会没有投票权,但我在天上会用膝盖投上一票。 我祈求神给我一盒神迹,让我们大家意见达成一致,”他在10月1日的公开信这样写道,再次强调了执委会的信托责任。

年会前泄露的材料促使人们呼吁进行第三方调查。这其中包括一段讨论的录音,弗洛伊德在其中谈到要保护宗派的 “基础”,而不是担心幸存者会说什么。

材料公开后,弗洛伊德回应说,他对“这些事件的回忆与所述有所不同”,但同意应该认真对待那些性侵指控。 他在辞职信中写道:“对我个人来说,最悲痛的事情之一是人们对我自己和董事们的攻击,好像我们是只关心‘体制’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

执委会成员乔·克诺特(Joe Knott)虽然也担心放弃律师-客户特权会使SBC面临法律风险,但认为即将进行的调查是一个“为罗尼·弗洛伊德澄清,而不破坏美南浸信会的机会”。

在他担任执委会主席期间,弗洛伊德通过他的2025年愿景计划为宣教士、植堂、奉献和青年门徒培训设定了新的基准。 一些美南浸信会领导人,包括执委会名誉主席莫里斯·H·查普曼(Morris H. Chapman)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院长杰森·艾伦(Jason Allen),都为弗洛伊德祷告,10月1日辞职的执委会前成员查克·威廉姆斯(Chuck Williams)也在推特上表示支持。

那些认为为了调查的完整性和联会的政体而放弃特权是正确的做法的人,质疑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导力,有些人希望看到他离开这个职位。

在10月5日的会议之前,一位董事告诉CT,他考虑对执委会领导人进行不信任投票,说弗洛伊德和副主席格雷格·艾迪逊(Greg Addison)“没有领导或支持董事会整体遵守我们大会代表的意愿”,而他们是要求进行调查和放弃特权的。

本周早些时候,在弗洛伊德辞职之前,执委会的董事们曾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解决空缺和领导问题。

根据其章程,在主席辞职后,执委会的董事会可以选出一个六人的筛选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和董事会主席一起接受各方的提名。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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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诫背后的十项承诺

在世界上最著名的规矩清单的背后,是比道德原则更深的东西。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Gordon Johnson / Pixabay / Wikimedia Commons

考虑到它们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关于十诫有许多令人好奇的地方。 首先,有两个版本,它们在措辞上有些微妙的不同(出20:1-17;申5:6-21)。 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如何被分配到两片石版上的。 第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其实并不是一个命令。

最尴尬的是,似乎诫命多于十条。 “你要”这句短语出现了12次,这还不包括“记念安息日”或“孝敬父母”的诫命。 对于东正教会和大多数新教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所有关于贪恋的诫命合并为一条。 罗马天主教徒则把对偶像崇拜的禁令并到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奥古斯丁认为,第一条诫命(不可有其他神)包括了许多人认为的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许多人承认,准确的诫命数量其实并不重要,只要我们遵守全部。 我同意。 但是,十诫的另一个奇怪特点确实很重要,而且经常被忽视,那就是有十个神学肯定——或者如果你愿意那么说的话,就是上帝的十个属性——贯穿其中。 如果一段文字告诉我们应该是谁,它也告诉我们上帝是谁。 启示与监管并存。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肯定。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不是以诫命开始,而是从上帝的 名字 开始:“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出20:2)。 换种说法就是, 我是雅威,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神。 你知道我的名字,是因为我向你透露了它。 这种关系不是从你对我的承诺开始(尽管这很重要),而是从我对你的承诺开始。

同一句话指出了上帝的 救赎 之举:“……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实际的诫命还没有开始。 在发出任何指示之前,神要以色列人毫无疑问地知道祂是一位救赎的、拯救的、解放的神。 只有在那时,祂才开始澄清应该如何表达顺从和感激。 首先是恩典,然后是指导。 拯救先于规矩。

前两条诫命(至少在新教的统计中)与敬拜有关。 它们清楚地,即使是含蓄地,强调了另外两个神的属性:神的 独一性(“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3节),以及祂的 无形性(“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第4节)。 只有一位神可供敬拜——由于祂是人们看不见的,所以用视觉效果来表现祂是一种亵渎。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第32章中发现了这一点,让他们感到羞愧。

跟在这个诫命之后的,实际上是由用来解释它的神的另两个属性,即神的 嫉妒 和祂 坚定的爱。 祂的嫉妒意味着祂将“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 (重要的是要区分羡慕,即对属于别人的东西的罪恶欲望,和神圣的嫉妒,即上帝的神圣欲望,使属于祂的东西不被别人得到。)另一方面,祂坚定的爱,持续了几千代(申7:9),比祂的惩罚多了几个数量级。 怜悯战胜了审判。

这并不意味着有罪的人不会受到惩罚。 他仍然是一位 公正 的神,正如第三条诫命所确认的那样:“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出20:7)。 但是,尽管有雷和闪电,随后的诫命强调了其他属性。 祂也是 创造 之神,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使宇宙充满了丰盛、生命和奇迹(第11节)。 祂是 安息 的神,不仅坐下来享受祂所创造的一切,而且祝福安息日,使之成为圣洁,以便祂的子民也能安息(第8–10节)。 祂是 应许 的神,保证把好东西(在这里是指土地)作为遗产给那些尊敬父母的人(第12节)。

十诫是基督教伦理的核心,被耶稣和保罗用来作为关于信心服从的教导的框架。 但它们都被上帝关于祂是谁、祂所提供的一切的启示所贯穿。 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称为 “十项承诺”。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教导牧师,也是《万物之神》的作者。 在Twitter上关注他@AJWTheology。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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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浸信会同意接受关于性侵问题的调查

在几周的激烈辩论、意见分歧之后,执行委员会做出这个决定。

Jared Wellman a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s September 21 meeting in Nashville.

Jared Wellman a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s September 21 meeting in Nashville.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21
Brandon Porter / Baptist Press

经历了三周的预定会议、至少三家律师事务所、数十份声明、数小时的闭门通报,以及在董事会会议室中、社交媒体上和Zoom会议中广泛的反复辩论后,美南浸信会(SBC)执行委员会才同意就其如何应对性侵行为进行第三方调查的条款。 但在周二,它终于做到了。

在半数成员辞职、几位成员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后,执委会以44-31票支持在调查中放弃律师—客户特权。 有那么一刻,感觉这像是一个漫长而激烈的过程的结束,尽管这个决定只是一个漫长调查过程的开始。

选举委员会主席罗兰德·斯莱德(Rolland Slade)负责监督投票程序,他在计票结果公布后表示欣慰。 接着他评论说:“我想对我们作为美南浸信会成员过去所表现出的行为表示悲伤。”

对于执委会这一负责处理美南浸信会年会之外事务的宗派机构来说,争论的焦点在于一方希望调查完全公开,而另一方担心这种透明度会威胁到其财务偿付能力、保险范围和其他保护实体的受托责任。

随着冲突的发生,包括神学院院长、州宗派联会领导人和数以千计的牧师在内的来自美南浸信会内部的声音大声疾呼,向执委会施压,要求其接受放弃律师—客户特权的要求,而该要求本已在6月的宗派年度会议上得到批准。

“采取步骤实现诚实、透明、忏悔,这些都是好事情。 这是值得庆贺的。”佐治亚州牧师格里芬·古利奇(Griffin Gulledge)说,他在推特上主持了数百名SBC领导人和围观者参加的围绕执委会决定程序的讨论

“看到这次投票从以大比数输掉 ……到最终以大比数通过,这种改变是巨大的。 但我们要认识到,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南浸信会将永远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最近的投票授权了与Guidepost Solutions的合同。该公司是一家独立公司,负责审查执行委员会ii工作人员和成员在过去20年里是如何处理性侵指控和对待受害者。 Guidepost计划在2022年6月的年会之前公开其报告。

“这是个很小的一步, 前面的路还很长,”朱尔斯·伍德森(Jules Woodson)说。她在#MeToo时代开始时分享了神职人员对她性侵的故事,并召集了SBC性侵幸存者团体。 “我很高兴人们终于注意到了。 多年来没有人听我们的。”

但像伍德森这样的幸存者也看到,执委会花了多少功夫才同意调查的条件,并担心SBC在对性侵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应负何种责任的问题上仍有分歧。

德州牧师和执委会成员贾里德·韦尔曼(Jared Wellman)提出了配合Guidepost调查的动议,该调查由SBC主席埃德·利顿(Ed Litton)任命的性侵特别小组监督,他带头要求执委会开放并采用年会与会代表们(the messengers)制定的条款。

韦尔曼说:“年会与会代表们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是他们想要的,而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途径试图不这样做,”他的动议在之前的两次会议上都失败了。

某些直言不讳的美南浸信会领导人认为,执委会拒绝遵守调查条款可能会扰乱该宗派的政治体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由年度会议的与会代表指导委员会的行动,而不是由它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

律师和国会议程咨询专家莎拉·默克尔(Sarah E. Merkle)说,执委会关于如何或是否遵循年会代表指示的讨论,为各机构就“治理文件和动议的重要性 ”上了一课。

任CT网站ChurchLawAndTax.com顾问的默克尔说:“如果执行委员会的投票违背了年会代表们的意愿,这将是对“地方教会及其代表控制SBC、执行委员会权力有限”这一长期立场的彻底颠覆。 “今天的投票表明,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愿意遵循既定的治理结构,即使这样做可能要付出代价。”

反对放弃律师——客户特权的人在周二的集会上重复了他们的担忧,这次集会是通过Zoom举行的。 执委会成员和前执委会秘书乔·诺特(Joe Knott)表示,该决定将 “造成混乱”,而不是遵循上帝赋予的法律和秩序。 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说,如果执委会放弃特权,他将被迫辞职,因为这将“与我们的律师建议我们要做的相左”。

在周二的会议上,执委会请来了Blank Rome LLP的保险理赔律师吉姆·莫瑞(Jim Murray),讨论在执行阶段放弃特权可能带来的保险后果。 执委会还从Locke Lord聘请了一对达拉斯的律师,他们是在执委会的律师之外加聘的。

之前的辩论大多集中在寻找一个折中方案,使执行委员会能够减少责任,并在调查推进的同时保持一些监督。 但正如执委会成员戴夫·布莱恩(Dave Bryan)所言,并没有找到好的第三种选择。

“当你觉得你没有好的选择时,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位俄克拉荷马州的牧师告诉大家,宣布他转而支持豁免权。 “正如《彼得前书》所说,如果我们要受苦,就让我们为做正确的事而受苦”。

受害者和倡导者都认为放弃特权的举动代表着希望,但也只是一小步,特别是当SBC在针对调查和该宗派在应对性侵问题时应扮演何种角色上的分歧充分展示出来时。 调查将需要现任和前任执委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受害者的参与,以产生一份实质性的报告。

曾反对放弃特权的执委会主席罗尼·弗洛伊德(Ronnie Floyd)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我们的主席罗兰德·斯莱德(olland Slade)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包括他呼吁现在就团结起来,为美南浸信会服务。 现在,执行委员会的董事会已经做出决定,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将为 Guidepost 提供支持,实施下一步措施,以促进其调查。 我们感谢所有董事为解决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复杂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工作组主席布鲁斯·弗兰克(Bruce Frank)说,“工作组很高兴执行委员会今天强有力的投票结果,以遵循年会代表们、各位神学院院长、各州的宗派领袖们以及许多许多人在道德上的指令”,Guidepost将立即开始其工作。 (在之前的投票中,执委会已经授权为调查提供资金。)

在关于特权的辩论中,双方都声称自己的立场有法律依据。 一些执委会成员说,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法律顾问的意见,担心为了调查而放弃特权,会增加执委会的法律责任,使这一法律实体面临风险;性侵问题工作组的律师,拒绝放弃特权实际上会增加个人的责任。

调查所索求的秘密信息仅限于2000-2021年期间与性侵和受害者有关的执委会决定。

“像这样的决定并不罕见,”伯明翰律师亚当·普兰特(Adam Plant)说,他没有参与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但在涉及外部调查的案件中代表过客户。 “在有限范围内特权放弃可以确保个别不法分子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负责,而不是机构实体因个别坏人的不当行为而被起诉。”

这项调查是在受害者、媒体和本宗派领导人对美南浸信会对性侵行为的应对表示关切多年之后才进行的。 今年早些时候泄露的文件表明,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淡化了对性侵行为的应对处理,并恐吓受害者,因此执行委员会成为调查对象。

击败前执委会主席迈克·斯通(Mike Stone)成为SBC主席的利顿说,他很感激现在可以开始 “全面、透明和不受阻碍的调查”。

他在结束星期二会议时做了祷告。 “我们都面临过一段非常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时期, “愿它不要继续分裂和分离兄弟姐妹,”他说。 “我们祈祷你的旨意得以施行,让需要曝光的东西得以曝光,让许多人开始得到医治。”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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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枉有教义但没有道德的假教师

一些不良的属灵领袖们用话语宣告基督,却用生活否定祂。 以下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失败中汲取的教训。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Sindre Strøm / Pexels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著名的牧师兼教师们在众目睽睽下从极高的地位墬落。 比尔·海贝尔斯(Bill Hybels),柳溪教会(Willow Creek)的创堂牧师,在2018年4月因性骚扰和滥用权力的指控而辞职。

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丰收圣经教会(Harvest Bible Chapel)的创堂牧师,于2019年2月 被解聘 ,罪名是营造一个恐惧和恐吓的环境,并导致财务管理不善。 2020年11月,山丘之歌东岸教会(Hillsong East Coast)的牧师卡尔·伦茨(Carl Lentz)因“道德败坏”(包括通奸丑闻)不被续聘,现在他被指控 性侵。

作为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和神学教授,我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出现,我深感悲伤而且非常愤怒。 我感到沮丧,不仅为被这些领袖们所伤害的信徒和社群,也为这些牧师的行为竟抵触并伤害他们要宣扬的福音。 这也促使我审视自己的生活。

虽然每个故事的细节各不相同,但都是在他们的著书和布道中拥有“正确”教义内容的男性。 然而,早在他们的跌倒被公诸于世之前,他们就一直否认基督,并导致人们误入歧途。 这些牧师兼教师们用口承认基督,却用他们的身体否认祂。 他们曾经是(现在仍是)另一种假教师:心灵的异端邪说。

播客《马尔斯山教会的兴衰》正在对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的故事重新做深入探讨,他的例子正可说明我的观点。 他在言行举止上否认女性的地位,倡导对性和性别有亵渎的观点,怒气中充斥着不悔改的骄傲,汲汲营营于自我推销,操纵和折磨他人。 那么,为何他能避免被谴责为假教师呢?

在他的头脑中,他可能拥有许多人认为是正确的基督教教义知识。 但他应该是用 全人的 ——言与行——来教导,而不只是明确定义的教义。 正是他所呈现在外的身教,成为弱者的绊脚石,导致许多人误入歧途,并驱使无数人远离基督。

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 早期的信条总结整理了福音和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它们包含早期基督徒 一代代所领受的教导 ——就是“传统”这个词的含义,以及教会所归纳整理出需要保存和传承的至关重要的教导。

两千年来,基督徒相信并承认这些核心教导或教义。 我们应当继续如此行,不仅是放在嘴巴上,更要以心与头脑都真正信服的方式。 教会从历史的教训中学到,否认我们信仰的核心教义就是否认基督。

事实上,任何人如果传授违背我们信仰核心的教义,都可以被称为假教师也不为过。 但这不是否认基督的唯一方式。

是的,《新约》也谈到假教师,因为他们的教导否认了使徒所传福音的核心要素。 使徒保罗经常谴责和警告那些借由他们所教导的内容来反驳福音的人(加1:6;西2:20;提前1:3)。 但有时,虚假的教导表现于行为、实践或生活方式。

例如,让我们思考一下《犹大书》(以及《彼得后书》第二章中类似的告诫)。 我们喜欢引用《犹大书》的告诫,即“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第三节)。 但是这真道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犹大书》继续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第四节)。

《犹大书》鼓励我们要正视不敬虔和放纵情欲的生活。 这封简短的书信也不断地强调操练的重要,还讲到关于假教师否认信仰的进一步细节。 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并参与“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第8、15节)。 他们“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第16节)

简而言之,《犹大书》警告我们的假教师不一定是用他们的教导来否定基督,而是透过他们的行为。

美国福音派运动的一个强项就是强调 正统 ,或纯正的教义。 尽管福音派的组织本质上不具结构性,但其领导人、教会和各机构组织长期以来致力于有合乎正统的教导和崇拜。 他们应该这样做。 但是,论到在日常操练中实践教义的话,却仍存在着长期历史性的短视。 我们在种族主义和美国福音派的历史上,最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想想像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这样的福音派牧师兼教师,他不仅蓄黑奴——其中包括许多是基督教的兄弟姐妹——而且他还为巩固乔治亚州的奴隶制度而奋斗。

再考虑像道格拉斯·赫金斯(Douglas Hudgins), 同样是牧师兼教师的身份,他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第一浸信会(First Church of Jackson)的牧师,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传教士之一。 但他 阻挠民权 运动,并号召抵制种族融合的努力,导致他的教会禁止黑人基督徒参加宗教集会。

即使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多层历史背景,但研究一下这些人和他们对黑人的痛苦和解放的漠不关心,仍然令人惊叹。 如果说,怀特腓、赫金斯和其他人将教义和实践作最大程度的割离,那或许就有点道理。

至少部分由于这个历史背景,一些福音派已经接受了关于两者之间联系的虚假或过于简单的假设。 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杰玛律·蒂斯比(Jemar Tisby)最近 所说 ,“我们必须明白,神学不仅仅是陈述,还必须要活出来。”

事实上,若将基督教降格为教义主张的地位,必然导致,正如神学家威廉·卡瓦诺(William Cavanaugh) 所说的,“压缩基督教信仰的范围,从信徒的整个身体到耳朵之间的空间。”

而且采取这种区分隔离方式的人,往往认为有正确的教义必然会导致正确的实践。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相反的,当一些信徒只关注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他并不关心所遵行的教义是不是支持(或与之对立)自己的行为。

从根本上说,正确的行为和正统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 正确的行为是由《圣经》和神学真理推动和指引的。 正统的教导只有在忠实的实践中,才有实质性的意义。 我们不能舍弃任一个, 它们是缺一不可。

我们的主所宣扬的好消息,就是将信仰和行动完全融合:“你们若爱我,就必 遵守我的命令”(约14:15)。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太7:24)。 或是,很简单的,“跟从我”(路5:27;约1:43)。

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耶稣在升天前告诉使徒们,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三一神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太28:19-20)。 祂的生活和事工清楚地表明,我们教别人的是我们头脑中的信念和我们身体力行的实践。

但是,我们究竟如何辨识那些用他们的生活否认基督,导人误入歧途的“假教师”呢?

首先,我们不仅要考虑他们布道、聚会演讲或著书的内容,还要关注他们生活的形态和模式。 一方面,这似乎是很明显。 但是,要保护教会免受假教师的危害,还是至关重要的。

在《提多书》中,保罗列举了基督徒的美德,如热情好客、自持和好善,是作为监督者有“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的能力的基础(提1:8-9)。 (有趣的是,在任何一本牧者书信中,都没有提及个性、魅力或说话能力。)

当然,当我们把某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分辨是否是假教师的一部分时,领导力的评估就会很快变得非常复杂。 例如,身为一名牧师和教授,我敏锐地意识到本身的弱点和缺点。 因此,审视我的生活将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 但无论如何我都应该这么做。

神审判的净化之火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一个以持续地、不悔改、反基督教实践为特征的生活,特别是在领袖中,将导致拒绝基督和福音的大能。 我们每天都看到这种异端邪说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虽然我们并不总是这样称呼它。

必须澄清的是,我不是要呼吁我们“取消”任何人。 我希望,在评估一位领袖是否因其腐败行径够格被定为假教师方面,教会能做得更好,即使这个人信奉基督教正统教义中所有被认同的要素。

事实上,如果教会要做分辨真与假教师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应该做——那么我们被呼召要忠实地遵循基督和祂的使徒所用的方式。

耶稣说,“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路6:44)。 或许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开始相信祂,并做到言行一致。

艾米丽·亨特·麦戈温(Emily Hunter McGowin)是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的神学助理教授。 她是 《儿女满堂》(Quivering Families) 的作者,还著有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圣诞季的著作(校园团契出版社)。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基督徒婚姻要求我们研究我们的欲望,而不是隐藏它们

要忠于配偶,我们需要生活在社区中,每天寻求神,并向独身的兄弟姐妹们学习。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9,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lexander Krivitskiy / Jake Pierrelee / Roksolana Zasiadko / Unsplash / Pexels

今年夏天,我和丈夫庆祝了结婚二十年。 我们现在在一起的时间几乎和我们分开的时间一样长——只是因为我们在大学毕业后就结婚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成就”。

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年轻时结婚的夫妇为共同生活奠定了基础。 文化、宗教和个人价值观意味着这些“基石”婚姻最终会理所当然地经过银婚、红宝石婚和金婚这些纪念日。 婚姻是否幸福、是否忠诚,甚至是否安全,往往不是重点。

然而,现在我们对离婚的文化观点已经改变,我们对婚姻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社会和文化纽带将婚姻固定下来(有时弱势之人被困在摧残人和危险的婚姻中),而今天的重点则落在个人身上。 夫妻现在必须 在一起,才会在一起。 我们不是在问我们在婚姻中是否幸福,而是问我们在婚姻之外是否可以更幸福。

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的是,婚姻性质的变化意味着我们对配偶的期望更高。 著名的夫妻关系治疗师埃斯特·佩雷尔(Esther Perel)指出,我们要求同一个人给我们归属和身份、连续性和超越性、舒适和边缘,以及可预测性和惊喜。

“我们正在要求一个人提供曾经是整个村庄所提供的东西,”佩雷尔说

而当我们的期望值如此之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 佩雷尔把这个难题称为“欲望危机”,因为在现代婚姻中,欲望不仅在我们的婚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它们的持久性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在一个将欲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中,我们如何追求信实呢? 问题不在于我们 是否 会被配偶以外的人所吸引,而在于 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将如何回应——不是在我们不快乐的时候,而是在我们认为我们有可能 更快乐 的时候? 我们是否培育和接受这样的吸引力,让它们在 “后备炉灶”里煨着?

“为了走在圣洁、健康的性伦理中,”多萝西·格雷科(Dorothy Greco)在《中年婚姻:拥抱中年的惊喜、挑战和欢乐》中写道,“我们必须驳斥误导人的教导,并认识到文化何时将我们引入歧途。”

但是,与其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格雷科建议,通向长期忠诚的道路 在于 更好地理解欲望和吸引力。 “我们还需要承认上帝赋予我们的性能力,”她继续说,“认识到在那些领域我们会受到诱惑,并在自我控制和性表达之间找到平衡。”

不幸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诱惑吓得措手不及,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了解什么吸引自己和自己的欲望是什么。 我们常常选择压抑和回避,而不是学会审视这些感觉。于是,当在另一个人身上感受到出乎意料的联系或吸引,我们会大吃一惊。

“以基督徒的名义压抑和回避,但实际却是异教徒的生活方式,”雷切尔·吉尔森(Rachel Gilson)写道。 他们依靠意志来压制欲望,而不是依靠基督来改变它。 在吉尔森看来,对这些方法最大的控诉之一是,“行这一切,人们并不需要耶稣基督”。 而 “一个不 需要 耶稣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基督教”。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学会正视欲望,不是为了破坏忠诚,而是为了追求忠诚。

为了获得指导,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已经在走这条自我意识道路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对被吸引的体验 并不 完美和简单的人。 例如,性少数群体的人往往深刻地意识到什么吸引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与同侪很不一样。 而这种意识赋予他们的,正是我们其他人所需要的视角和知识。

福音派社区花费了大量的对话精力,辩论甚至监督性少数群体的忠实成员如何去定义他们受吸引的经验: 他们是否可以称自己为同性恋,或者说,这是否将性身份提升到了在基督里的身份之上? (美南浸信会的全国会议和美国长老会(PCA)的大会都在今年夏天以某种形式讨论了这个问题)。

虽然这些辩论很重要,但也许我们的时间最好是用来向那些牺牲性地致力于传统基督教婚姻教导的弟兄姐妹 学习。 他们感受吸引(或感受不到)的经验不会在婚姻或性结合中达到顶峰,这意味着他们正适合教导我们其他人如何信实地活出自己。

他们的生活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被某人吸引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 那个人 在一起,就像被配偶以外的人吸引,并不意味着你的婚姻就要结束一样。

学会审视我们的欲望和吸引力——以及如何区分这两者——不仅有可能弥合 LGBT 和异性恋信徒之间的差距,而且有可能为夫妻双方装备终身的忠诚。 当你发现自己被配偶以外的人吸引时,这种清晰而细微的差别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追求终生的婚姻,需要比对欲望的研究要多得多。 我们必须明白,虽然渴望被了解和被爱是上帝赐予的,但想让一个人满足这些需求却不是。

也许现在是我们收复村庄的时候了。

当《圣经新约》作者们谈到人们的性生活时,他们是在信徒群体的背景下这样做的。 与我们现代的婚姻和核心家庭作为社会的独立组成部分的概念不同,《新约》书简反映的是一个更大的社区的愿景,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就存在于其中。 而这个社区是由许多不同的成员组成的,都是作为基督的身体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意义上,健康的社区支持终身婚姻,不是通过同伴的压力或期望,而是通过扩大每个配偶可以获得的关系类型。 在神的家庭里,我们可以学习以父亲、母亲、姐妹和兄弟的身份相互联系。 从这些关系中,我们学会了成为更好的丈夫和妻子,同时也减轻了我们对对方的期望。

但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小心。 一群人不可能比那另一个人更能成为我们生命、爱和超越的最终来源。 在社区和婚姻中忠实地生活,意味着学习我们许多未婚兄弟姐妹已经知道的东西。

用作家维维安·沃伦(Vivian Warren)的话说:“耶稣的爱永远不会像人类的爱那样失败。当时间到了,它将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

出于 这种 爱,我们可以作为完整的人回到我们的婚姻中,再次将自己投入到婚姻的召唤中。 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欲望,甚至不相信我们已经投入的岁月。 相反,我们每天拿起我们的誓言,并相信承诺让我们忠诚地保持到最后的那一位也会让我们对彼此忠诚。

汉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是《受造为更多》(Made for More)》、《所有美好的事物》(All That’s Good)《谦卑的根:谦卑如何磨练和滋养你的灵魂》(Humble Roots: How Humility Grounds and Nourishes Your Soul)的作者。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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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莱恩·克雷格探索人类的源头

这位哲学家和神学家对《创世纪》、人类起源和历史中的亚当(the historical Adam)等问题提出了新的假设。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9,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作为“合理的信仰”(Reasonable Faith)事工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和神学作家,威廉·莱恩·克雷格博士(William Lane Craig)花了数十年时间对基督教信仰中最棘手的问题表明了其复杂的立场。 但长期以来,对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即亚当和夏娃在圣经历史和生物学史中的位置——他的信念却一直未能确定。 在他的新书《寻找历史中的亚当:圣经与科学的探索》(In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Adam: A Bilical and Scientific Exploration)中,克雷格详细考察了这个问题。 科学和宗教学者梅丽莎·凯恩·特拉维斯(Melissa Cain Travis)与克雷格谈了他对《创世纪》、人类起源和历史中的亚当的看法。

你将《创世纪》1-11章描述为“神话历史”(mytho-history),认为古代近东的读者不会照字面意思把这段文字理解为关于历史的叙述。 你如何定义“神话历史”?它在神圣启示(divine revelation)中如何发挥作用?

我并不是按 神话(myth,亦译“迷思”)这个词通常所蕴含的“不真实”的意思来使用它,而是取其民俗学(folkloristics)的意义,即对世界和人类如何成为现在这一样式的一种传统且宗教性的阐释。 历史是关于真实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因此,神话历史是两者的某种融合:用神话的语言来讲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以便将一个文明的身份和制度建立在其原古的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件上。

你支持将这一部分《圣经》归为“神话历史”的原因之一,是文本中存在你称为“奇幻元素”(fantastic elements)的东西。 这是指什么?它们和超自然元素(supernatural elements)有什么不同?

我把“奇幻元素”定义为那些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就会因为太过于不可思议而被认定为明显的错谬的内容。 神话迷思的典型特征就是有这类奇幻的元素。 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天上的公牛——也就是金牛座——来到地球,在乌鲁克镇(Uruk)横冲直撞,直到吉尔伽美什和他的追随者抓住了公牛的尾巴,将其杀死,并把它的肉分给镇上的居民。

同样,《创世纪》1-11章的远古历史也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如果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会因为太不寻常而不得不认为是假的。 以那些有魔法的树为例。它们的果实如果被吃掉,就会分赐分辨善恶或长生不老的能力。又比如那条会说话的蛇的存在,引诱着男人和女人去犯罪。 这些与超自然或奇迹元素不同,后者与上帝的直接作为有关。 鉴于存在一个超然的创造者和设计者,祂建立了宇宙及其规律。这样一种存在能以自然原因无法解释的方式工作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是否应该为《圣经》的一卷书包含两种明显不同的文学体裁的想法感到不安?

人们可能会对《创世纪》前11章是神话历史而其余章节是普通历史的观点感到不舒服。 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困扰,因为在《圣经》的一卷书中出现混合的文学体裁实际上是很常见的。 例如,《启示录》中既有关于末后世代的启示文学,也有给小亚细亚各教会的信函的书信文学。 又比如,以福音书为例,其中既有历史叙述,也有耶稣讲的比喻。 事实上,《创世记》1-11章包含了诗歌和神话历史——想想拉麦的自夸(4:23-24)或亚当见到夏娃时的反应(2:23)。

许多基督徒担心,对《创世纪》前几章的非字面理解会与圣经无误的教义不相容。 你并不这么认为。 这是为什么?

圣经无误的教义指出,《圣经》所教导的 都是真实的。这种教导可以通过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如诗歌、启示文学、神话,等等。 当然,《圣经》中并非所有的经文都被用来作为 教导。 一个明显的例子,耶稣说芥菜籽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太13:32)。 在科学上这并不正确,但没有人会认为耶稣在教导植物学。 他的教导是关于神的国度。 因此,将此视为《圣经》中的一个错误是不对的。

William Lane Craig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William Lane Craig

基于你对相关科学数据的研究,你接受了共同起源理论(theory of common descent)——即相信地球上的生命,包括人类的生命,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common ancestor)进化而来。 至于“始父母”(founding pair),你提出上帝可能通过一个“彻底的转变 ”(a radical transition)将他们“提升到人类水平”,这一转变“似乎可能涉及到生物性和灵魂上的改造”。 为什么这种设定比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创造亚当的解释更好?

这里需要厘清几个问题。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这卷书关注的不是人是 如何 被造的,而是 何时 被造的。 为了讨论起见,我权且 默认 共同起源的假设。 但我并非为它 辩护提出 了这一理论。 基于共同起源的假设,我想问,我们能否确定人类在这个过程中 何时 首次出现了。

此外,我认为关于人何时首次出现的问题并不等同于 人属(genus Homo)何时出现。 早期人类被相当人为地归入“人属”这一类别。所以我们不应仅仅因某种形式被归入 人属 就将其认作人类。 对于人性我们需要其他的标准。 就将这些“前人类形态”(prehuman hominin forms)提升到完全人类地位所需的生物和精神改造而言,我选用进化论的设想只是为了表明,这种改造,与存在一对原始人类始父母、所有人类都是其后代,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不相容的矛盾之处。 我们可以在人类历史中发现这一对原始人类可能出现的时间。 我认为,亚当可能可以被认定为 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

你认为直到亚当为止的进化史,是神的引导还是自然演化而成?

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选项。 我相信上帝可以通过护理的工作主导人类的历史和进化历史,而无需通过奇迹的的干预。 但我确实要为以下的观点辩护:为了造成一个人,需要将理性的灵魂注入到某种先存的人类形态中。 我的意思是,神可能对这一人类形态同时进行了生物和灵性上的改造,使其成为真正的人,并使其在生物性上足以维持一个理性的灵魂。

因此,一个通过神的指引、由神的护理指明方向、且完全自然但又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进化过程,是可能的。

在研究过程中,你是否有意料之外的发现?

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它和我对一个重要问题的想法的改变有关。 此前,我一直认为身体的死亡是堕落的结果。 但我现在确信,根据我对《创世纪》3章、《罗马书》5章和《哥林多前书》15章的理解,亚当和夏娃在被造之时就是会死的凡人。 这就是为什么园子中必需有一棵生命树的原因。 即使他们没有犯罪堕落也会自然死亡。

你希望你的书给教会带来什么益处?

我最近在“合理的信仰”网站的每周问答中收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不认为现在是我们停止对《创世纪》前11章按字面意义进行解释的时候了吗?因为这样只会让人们背弃基督信仰,或成为没有信仰的人。”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向人们表明,在当代进化论科学和肯定人类起源于一对始父母的认识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们可以阻止这种信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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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投票给哈佛大学校牧团的无神论主席?

参加常春藤大学的跨宗教工作,对基督教信仰的排他性主张是一种帮助,而不是一种阻碍。

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校园的纪念教堂

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校园的纪念教堂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9, 2021
图片:demerzel21 / Getty Images

上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挑衅性的文章,称哈佛大学校牧团的新主席是一位无神论者。 去年春天,格雷格·爱泼斯坦(Greg Epstein)被其他的校牧同事们一致推选为主席。 我是投票给他的人之一。

七年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是受雇于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IVCF)的福音派校园牧师。 我相信《圣经》是有权威的,作为上帝的话语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我相信只有耶稣是救赎之路,若不通过祂,就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那么我为什么要投票给一个无神论者来领导哈佛大学的校牧团?

答案在于哈佛大学校牧团独特的、非集权式的运作方式,以及这群来自各个信仰(或无信仰)的领袖们如何在这所常春藤名校里,为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打开大门。 真正的哈佛大学校牧团——而不是在媒体上被扭曲呈现的那个——讲述了一个不同的、非常重要的故事:福音派如何在不损害信仰、真理或使命的前提下,在跨宗教的空间里蓬勃发展。

针对《纽约时报》的报道,许多基督教保守派 媒体迅速鼓动起宗教人士的委屈感,后者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世俗主义浪潮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明确地表明了担忧,“如果哈佛大学得逞,甚至信仰空间也会被世俗主义者所统治”。

如果自己不是当事人,我可能也会对这个消息有类似的反应。

事发现场当然是一个Zoom会议。 它发生在春季。 我们是一个大约30人的团体,投票选出了明年执行委员会的校牧名单。 我被选为会员委员会主席,格雷格·爱泼斯坦——哈佛大学自2005年以来的人文主义牧师——被选为(校牧团)主席。 大家几乎没有讨论就一致投票通过了决议,并对愿意以各种方式服务的各位校牧表示感谢。这包括前一年我们投票支持的拉比,以及他之前的路德宗校牧,还有她之前的福音派校牧。

一些媒体爱泼斯坦是“首席校牧”。 还有人声称他 “将监督校园内所有宗教团体的活动”,还有人他现在正在 “指导大学的40多个宗教领袖”。

这些报告并未恰如其分地描述这一角色的性质。 哈佛没有“首席校牧”,哈佛校牧团的主席也不指导校园的信仰生活。 我们是一个非集权的、非等级化的独立校牧团体,大约有40名牧师,跨越大约25个教派、组织、信仰传统和宗教。

我们是哈佛的附属机构,但通常不是哈佛的雇员。 在信仰或教义的问题上,我们不向任何上级报告。 我们有共同的承诺,首先是以公平和诚实对待彼此的信仰群体,其次是致力满足哈佛人的精神需求。 我们是一个以共识为基础的群体,往往很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并没有在教义问题上达成一致的预期。

主席从我们中间选出,通常任期两年,为期一年。 这个人主要服务各位校牧——协调、召集和领导我们的会议,以及作为我们和哈佛大学校长办公室之间的渠道。 他们偶尔也会代表我们参加某处的活动。

选择校牧团主席不是为了反映谁的信仰传统占优势,也不是为了奖励最有影响力的校牧。 这些主席并不代表哈佛校牧团有什么大胆的新愿景。 他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小组中值得信赖、有能力的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投票给格雷格,因为他很有能力胜任他当选的角色,而不是很多媒体想象的角色。 但我还有更深入的理由:这个跨宗教的校牧团体有益于福音派领袖的事工和使命,包括我和我所代表的组织。

福音派人士历来对跨宗教的项目持谨慎态度。 我在生命中的许多时刻也是如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参与这些项目,前提是不妥协我内心深处排他性的信念。 正如多元信仰邻舍网络(Multi-Faith Neighbors Network)的牧师和创始人鲍勃·罗伯茨(Bob Roberts)所解释的那样。

近年来,福音派基督徒在行动上将自己与社会和文化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 他们这样做有各种原因,但这产生了一个不了解世界的教会,而一个不了解世界的教会不能忠实地以耶稣的爱来服务和参与世界。 多元信仰使我们不仅有机会为世界服务,也能了解这个世界。

怀旧的情绪让人们起戒心。 我当然为基督教身份 任何地方的衰落感到悲哀。 但是,当我们怀念某个被错误记忆的、已经远去的时代,当基督教(几乎)是镇上唯一的商店时,教会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在哈佛的这个具体的例子中,如果你回溯到仅仅几十年前,福音派基本上被排除在校园的宗教生活之外。 在哈佛大学校牧团产生之前,只有主流新教教会能参与事工。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福音派受益于哈佛对宗教形式多样化的新渴望。

然而,第二个谨慎的原因有一些重要的道理。 福音派人士担心,跨宗教空间往往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所有参与者都要放弃任何排他性主张。这样的担心是对的。 我们怀疑, 跨宗教 往往意味着将所有宗教视为一体,而不是跨越真实乃至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进行交谈和合作。

当我作为学生来到哈佛大学神学院(HDS)时,我怀有这种恐惧。 像我这样持有排他性真理主张的人在某些校园的跨宗教环境中找不到什么空间。 但是,当HDS邀请跨宗教青年核心组织(Interfaith Youth Core)的创始人艾布·帕泰尔(Eboo Patel)发言时,我很惊讶。而他在这个平台上哀叹跨宗教空间没有福音派人士,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演讲中,他没有指责福音派的不宽容,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跨宗教空间。 在为《哈佛神学公报》撰写的一篇相关文章中,他问道

跨宗教工作的 目的 是什么? 是不是要把不同宗教的神学自由主义者和政治进步人士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不同的信仰如何使他们产生类似的世界观? …… 如果这种方法将信仰团体排除在外,并可能引起对信仰团体的敌意,那么就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认为的在名为“跨宗教”的运动中所做的到底是什么。

我的经验告诉我,跨宗教空间已逐渐意识到排除持有排他性主张人士的局限性。 这种做法最终会将大多数宗教人士排除在外。 作为回应,一种新的方式正在兴起,而哈佛大学的校牧们就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的跨宗教工作采取非集权的方式,鼓励信仰的真实表达——不是来自高校管理者或首席校牧的设想,而是源自教会和宗教组织派来的事工人员及其践行者的 生活。 这种对真正多样性的承诺为福音派教徒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在世界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的宗教领导层中蓬勃发展,成为值得信赖的成员。

本着这种精神,我深深感谢那些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友谊和伙伴关系的福音派校牧,我现在拥有的信任是他们带来的。 我有许多在其他大学从事校园事工的朋友,他们受到多得多的怀疑,甚至是直接的敌视。

我投票给格雷格·爱泼斯坦的部分动机是,我希望在一个跨宗教的空间里建立信任。在这个空间里,人们的观点彼此冲突,而并不假装不是如此。 没有这种信任,福音派就会被贬到边缘地带。 相反,我们在这桌子上,与我们的校牧伙伴一起讨论真理,并承载着希望,在哈佛的多样化宗教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

我把票投给了爱泼斯坦,因为他一直是校园基督徒团契在哈佛最有力的合作伙伴之一。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我们一起参加了前往新奥尔良的服务之旅。他还与我们共同发起了演讲活动。

爱泼斯坦身为校牧,他的使命不是说服人们成为无神论者,而是为那些发现自己没有信仰的学生服务(在哈佛有很多这样的学生)。 他积极寻求我们对有关哈佛校牧事务的看法。 虽然我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意见分歧很大,但他却向这些空间靠拢。在这些空间里,人们可以因自己坚定的信仰保留分歧。 他认为这很重要。

爱泼斯坦在哈佛大学的新角色在基督徒中引发了大量的愤慨。 我能感受到这些担忧,特别是因为《纽约时报》没有为这个故事提供完整的背景。 但是,即使在这个分裂的媒体环境中,我们也应该效法我们的天父,他“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出34:6)。

在博人眼球的标题下,是一个关于福音派如何在跨宗教空间中蓬勃发展而并不妥协的模式。 这是一个福音派人士理应去效仿,而不是去谴责的模式。

Pete Williamson是哈佛大学校园基督徒团契研究生及教师事工的团队负责人,也是哈佛大学的校牧。

《直言不讳》(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嘉宾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本专栏不一定代表本刊的意见。

翻译: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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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为什么联合国会将关于极端气候变化的报告献给一位福音派基督徒

威尔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认为罪是这场生态危机的核心。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30, 2021
Sean Rayford / Stringer / Getty Images

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跨政府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第六份报告令人震惊,但并不意外。

该小组在1990年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首次评估 发现,燃烧化石燃料大大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氯氟烃和一氧化二氮,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并使海洋暖化。

第一份报告说:“随之而来的变化可能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 第三、 第四和 第五 次IPCC评估发现更多的证据和日益增强的共识,即人类活动正在导致气候变化,其影响将伤害很多人。

8月公布的第六次评估更为紧迫和强调,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IPCC现在说,气候变化不仅 可能 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而是将会。

不过,拿起这报告最终版本的决策者、科学家和关心的公民可能会对一件事感到惊讶:它是 献给 一位福音派基督徒,他说气候变化的根本问题是罪。

约翰·霍顿曾经 执笔说:“照顾地球是上帝赋予的责任。 不照顾地球是一种罪过。”

霍顿于2020年死于COVID-19并发症,享年88岁。他是头三篇IPCC报告的总编辑,也是一位很早就推动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有影响力的领袖。

他之所以担忧温室气体效应、平均气温上升、珊瑚礁死亡、热浪和日益极端的天气,是从他作为大气物理学家的培训所得到的了解,以及他对科学的承诺。 这担忧也来自他作为福音派对上帝的理解,《圣经》中关于人类与创造物的关系,以及基督徒跟随基督的意义。

霍顿的孙女汉娜·玛尔科姆(Hannah Malcolm)向CT解释,说:“我们还没有活出圣洁的呼召。 我们顺应了这个世界的模式,渴望累积财富,渴望增加我们的舒适,这并不符合对基督的追随者的要求。”

霍顿1931年出生于威尔士的一个浸信会家庭。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意识到他需要对基督做出个人的决定,他就做了。 在他生命的尽头,霍顿形容这是他做过的选择中最重要的选择 。

他对上帝的爱激发了他对科学的爱。 他认为这是一种崇拜的方式。

霍顿在2007年 告诉一家威尔士报纸,说:“对任何人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与宇宙的创造者建立关系。 当我们做我们的科学时,我们发现自然的规律。 因此,我们发现宇宙的背后是什么,宇宙背后是否有智慧和创造者。 作为基督徒,我们正在探索我们与宇宙创造者的关系。 这个就是绝对美妙的事情。”

霍顿16岁开始就读于牛津大学,1951年获得学士学位,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 次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正当全世界都在思考如果在大气层中引爆核弹会发生什么时,这位25岁的科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大气环流。

他说:“我们从飞机和气球上测量数据,但它们只是在某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能将仪器放在卫星上,每天绕地球飞行约14次,并通过测量从地球发射的辐射来测量不同气层的大气温度,那将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这导致他成为最早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家之一,也成为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所成立的IPCC工作小组的主席的自然人选。

第一份报告发表后,霍顿清楚地看到,在确定性层次方面,以最大透明度进行的谨慎科学研究,不足以推动世界各国政府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有太多短期的诱因,使他们怀疑那些警告——有关在遥远的未来将要发生的毁灭性后果。

霍顿越来越发现自己需要担任沟通者的角色。

玛尔科姆说:“他非常相信科学研究的善良,但他也发现他的听众是政治家和领导人。 这绝不仅是一个他想解决的智力问题。 每当他谈到这个时,他都会从生态破坏开始,并不断以正义问题作为参考点。 我听到人们说他有先知的紧迫感。”

1995年,当IPCC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科学的第二次评估时,霍顿开始明确地谈论气候变化的罪过。 他受到希腊东正教主教约翰·齐齐乌拉斯(John Ziziouslas)的影响,认为“得罪”自然也是得罪上帝,因为人类被赋予照顾上帝的创造物的任务。

根据霍顿的看法,虽然有些宗教教导地球和物质世界是邪恶的, 但《圣经》教导创造物是好的,并将人类描绘成被神圣委托,要培养和照顾世界的园丁。

霍顿 执笔说:“我们更经常是剥削者和破坏者,而不是园丁。 一些基督徒误解了创世记1:26中给予人类的‘主权’,作为肆无忌惮地剥削的借口。 然而,《创世记》,就如《圣经》的其他部分,坚持人类对创造物的管理是隶属于上帝(创造物的最终统治者),并把这管理描绘成创造物的‘园丁’。”

霍顿开始联系福音派领袖,与他们谈论这要来临的生态危机。 他具影响力地说服理查·西齐克(Richard Cizik)、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和里克·沃伦(Rick Warren)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并把它说成是一个属灵问题。

在IPCC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报告之后,尽管该小组获得了 诺贝尔奖 (与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共同获得),但许多主张大幅削减碳排放的宣导者开始感到绝望。 改变的发生不够快,无法带来不同的后果。

但霍顿,源自他的信仰,经常谈到在基督里的盼望的重要。

玛尔科姆说:“他相信,主的善良将会在活人之地被看到,这支撑着他。”

他经常祈祷上帝的国来临——“快!”——并将事情矫正。

退休后,霍顿回到威尔士,在一间长老会担任长老,并教他的孙儿女们爱威尔士的山脉和被风扫过的海滩。

玛尔科姆现在正准备在英格兰教会服事,并在写一篇关于神学和气候悲哀的博士论文。她觉得霍顿认为不可能说服人们保护他们不喜欢的东西。 他希望基督徒学会热爱他们的环境,让气候变化科学推动他们悔改。

她说:“我们要成为‘神明’的愿望驱使我们破坏了许多在我们周围的东西。 气候科学工作的某方面揭示了我们犯罪的后果,困扰著当权者,指出我们需要接受这后果,但也揭露可能有别的选择,替代我们的罪。”

霍顿没有活着看到第六次IPCC报告的发布,或把它推广给福音派基督徒。 但是,献给他、怀念他的科学评估呼应了霍顿一生工作的核心主题:现在就是时候了,它说,要转离毁灭的道路。

翻译: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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