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没有讨论的“性别歧视”问题

对性别角色的争论往往掩盖了对人性更深层罪恶的审视。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9, 2024
bortescristian / Flickr

福音派圈子里似乎存在着两个敌对的帮派:互补论支持者(complementarian,认为男性在教会和家庭中负责领导责任,女性不可按牧)及平等论支持者(egalitarian,认为女性在家中和教会同样具有领导权,女性可当牧师)。各教派、类教会机构、神学院、倡议团体,甚至基督教网站都依照这些界线划分,甚至会用这些立场来判断彼此的信仰是否正统。

但最近,我发现自己对这类词汇感到烦躁(尤其是他们的定义非常模糊、毫无一统性),因为这些词汇掩盖住很多东西,同时也揭示了很多东西。我想从每个领域——家庭和教会——来看看这些词汇/术语如何让我们失望,并审视当这些性别角色的标签主导我们的对话时,我们会失去什么。

首先是婚姻。虽然在抽象的神学论证中,对女性角色的看法似乎很直截了当,但在亲密、平凡、日复一日的婚姻熔炉中,事情从来都不能那么简单粗暴地划分。我自己的婚姻一开始可以说是“软性的互补主义”——我和我的丈夫对于男性“身为头”的概念很不清楚。随着时间推移,透过研读圣经和人类传统,我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父权制度是人类堕落的结果,而恢复男女平等的关系则是福音里关于和解的教导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如果你逼问我们,我们会把我们的关系定义为“平等主义”。

尽管“术语”有所变化,但老实说,我每天的婚姻生活基本上没有任何不同。在我们“还是互补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已是试图相爱和彼此顺服的罪人,如今我们依然是试图相爱并彼此顺服的罪人。我们对性别角色的看法从来都没让我们实践耶稣对所有跟随祂的人发下的艰难而神圣的呼召——为爱他人而——变得更容易。如果基督徒婚姻的目标正如保罗所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这些术语、分类标签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我就不清楚了。

然后是,教会。虽然互补论/平等论的标签在讨论女性按牧时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在事工的实际状况中,这些标签也并非极为清楚的界线。我是个女性牧师,所以我的教会可以正确地被人称为持“平等主义”立场。但是,对某些人而言——例如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斯托德(John Stott)——则认为我的按牧“符合互补论”的观点,因为我是在男性主教的权柄下工作。某些互补论者认为女性牧师或任何形式的女性神职人员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一旦你问他们关于女性教导成人主日学、带敬拜、撰写基督教书籍、在基督徒特会/营队里讲道、在教会聚会中发言或领导类教会机构(如基督教NGO组织),那么互补论/平等论的分类又会变得更复杂和模糊。

这些术语本身掩盖了关于女性按立圣职的争论的核心。 “平等主义”在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所有人应享有平等权利的信念。然而,在讨论按立圣职时,关于权利的夸夸大论容易让我们走错方向。按立圣职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实践,并非由今日的美国人对个人权利的理解形塑而成,乃是由教会古老的智慧——为着上帝子民的益处和使命——形塑而成的。另一方面,“互补论”则是个令人遗憾的用词选择,因为多数被称为“平等主义”的福音派人士同样认同两性自创世之初便是相互补的。

让我澄清一下:对性别角色进行神学和释经学上的辩论很重要。但这些标签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变成一种烟雾弹,分散掉我们本应讨论真正重要的议题的注意力。

无论我们的互补论/平等论标签为何,所有基督徒都需要诚实及坦率地解决教会里性别歧视的罪。性别歧视不是一种神学立场,它是一种心志模式和状态。它往往以一种微妙但根深蒂固的倾向忽视或诋毁女性的声音;它是一种坚持认为女性就是符合某种狭隘的个性特质或模式的倾向;它是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对男性这个性别的偶像崇拜。性别歧视存在于教会内,在持互补论和平等论的教会内皆有踪迹。

我有个女性朋友受过神学装备,很有恩赐,很有爱,并在一个主流教派被按立为牧师。然而,在她服事的地方教会里,当她周围的男性皆被要求讲道、带领团队并受栽培成为牧师时,她感觉自己被冷冻了——她上头的牧师从不允许她参与教会的事工。当我向我的朋友和另一位(男性)领袖询问此事时,他们说了同样的话:虽然从类别上来看,那位牧师是个支持女性的“平等主义者”,但现实是,他惯于一种没有人对他问责的习惯,即剥夺身边女性的权力并将她们边缘化。他的平等主义标签其实是个用来袒护自己的遮羞布,让人不去检视他更深层的性别歧视。这种行径可能会被人视为单纯的个性不合,但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我知道全国各地不少女性服事人员经历过类似的事。

在另一个阵营中,互补论者可能会把精力花在“只有男性可按牧/作长老/领袖”的争论上,却忽略他们当中紧迫的性别歧视问题。一位牧师朋友最近告诉我,和一位女性平信徒一起服事的经历让他确信,他过去一直忽视会友之中女性的声音,而在他的教会里,所有牧师和长老的角色都是由男性担任的。他现在正努力积极地悔改,与女性会友开会,了解她们在教会的经历,让女性参与教会的所有决策,并学习关于性别歧视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他正努力使女性的声音和恩赐成为优先事项,即使他仍持守女性不能按立作牧师的立场。

如果一个人宣称男性是一家之主,那么将这种观点与性别歧视和文化上的厌女症于实际的实践上做出“严格的差异性”则极为重要,否则,互补论就会成为将贬低女性的价值并强化男性优越性等思想洗白的手段。仅仅主张男性为首是不够的,应该要问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创造一个女性能在其中茁壮成长,以属灵恩赐服事基督的文化?所有教会和教会领袖——在按牧这个议题上的正反两方——都必须积极寻求女性会友为基督所用、生命兴旺成长的方式,并明确地谴责嘲笑、轻看或诋毁女性能力/价值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可以把关于性别角色的争论过度简化为两个对立的立场,但现实情况是,这两端皆存在持续性的问题,深深地违背圣经的教导:一端否认任何性别之间的差异和生理限制,另一端则忽视、苛待及物化女性。但是,在这两端之间广阔、宽敞、多变的中间地带,人们还是可以走在一起的。在教会和个人生活里——无论贴着什么样的标签——我们都应带着我们的资源、精力、祷告、智慧和事工策略,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相遇。

即使我们有平等主义/互补主义的标签,我们仍可以一同支持更健康、更圣洁、更美好的婚姻;一起努力使女性能用她们的恩赐服事教会;一起促进文化和法律规范的发展,使全球各处的女孩和女性过着更安全、更喜乐、更丰盛的生活;并一起努力在我们的两性关系中体现基督的爱和健康的心态。

我们的文化正在为“何谓男性”和“何谓女性”的问题上纠结,为婚姻的意义和目的纠结,并困惑于权力和相互关系间的平衡。观察着我们一言一行的世界不需要基督徒继续为抽象的“性别角色/责任”争论。更令人们信服的是当人们看见呈现在基督徒的婚姻和教会里的福音——看到丈夫和妻子以各种方式彼此顺服,在婚姻的黑暗痛苦中挣扎时,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罪和需求;或看到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彼此关爱、倾听并相互学习,共同努力解决性别歧视的问题,寻求悔改与和好。无论是平等主义或互补主义,这些术语只有在达到以上这些目的时,它们的存在才有益处。

我们在性别歧视、性侵/性骚扰、苛待及边缘化女性等行为里见到的破碎,与其说是来自我们对性别议题所持的立场,不如说是来自我们未能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未能认真对待上帝要求所有基督的肢体相互顺服的呼召,以及以上这些根深蒂固的罪在我们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模式中世代相传的事实。因此,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加入成为上帝救赎并恢复女性身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所拥有的完整人格尊严的一份子。

蒂什·哈里森·沃伦(Tish Harrison Warren)是一位作家和北美圣公会牧师。她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校际研究生和教师牧师部工作,有两个年幼的女儿。着有《Liturgy of the Ordinary: Sacred Practices in Everyday Life》一书。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头脑特工队2》让焦虑回归本位

这部暑期热映的续集电影为担心着未来的年轻基督徒提供智慧的见解。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9, 2024
©Disney

《头脑特工队》香港译名为《玩转脑朋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了。我到底怎么了?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耶稣。我能知道我确实相信祂吗?”

“我就读的基督教高中从来没有教我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我该怎么看待我所接受的教育?我怎么能再回到那种基督教里?我该这样做吗?”

我有幸与基督徒年轻人坐在一起,聆听他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于身份认同及发展、变化及长大的问题。他们想知道:我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变化和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关联?

这类灵魂拷问正是今夏风靡全球的电影续集《头脑特工队2》的核心主题。皮克斯的粉丝们第一次见到11岁的莱莉是在2015年的《头脑特工队》,当时乐乐、惊惊、忧忧、怒怒和厌厌一起帮助她适应新的中学生活。

现在,莱莉即将开始高中生涯,她正试图加入曲棍球队,并度过复杂的青春期。她的青春期在五种原始情绪外加入新的混乱状态:阿羞、阿慕、阿废,以及最引人注意的阿焦。

焦虑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一方面是麻痹,一方面是谨慎。焦虑面向着未来,帮助我们辨识负面结果,并努力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焦虑让我们远离悬崖;焦虑避免我们跑去跟熊自拍。

在阿焦的带领下,我们看到莱莉成功地度过青春期生活的种种危机。她透过猜测高中女生们聊天的话题来结交新朋友,甚至冒险与曲棍球队长交谈,以弥补与其他队友ㄧ开始时的不愉快。

不过,《头脑特工队2》也清楚地表明,焦虑——即使是“成功”的焦虑——也是有代价的。莱莉疯狂地思考别人会怎么看她,在运动和社交上会出什么差错。她产生一种“对不确定性的零容忍度”;她在不存在危险的地方感到危险,因为她无法完全了解队友和教练对她的看法而备受煎熬。在一个特别焦虑的片段中,她想像自己会很糟糕,以至于被嘲笑到离开球队;一分钟后,她又担心自己实际上太优秀了,队友们会嫉妒她。为了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她偷偷翻看教练的私人笔记本,背叛了自己的价值观。

当阿焦越发疯狂地引导莱莉度过压力处境时,其他情绪意识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阿焦也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停止了赢家通吃的战场,转而帮助阿焦在莱莉复杂的情感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焦虑的情绪可以在提供正面贡献的同时不让强迫性的绝望占上风。

许多焦虑的年轻福音派基督徒,包括和我一起服事的一些学生,都很难成功地与焦虑的情绪共处。他们之中多数人都明白,焦虑并不是罪;他们知道,当焦虑失控时,心理治疗、圣经咨商和药物治疗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们的焦虑和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如果我们被鼓励“应当一无挂虑”(腓4:6),那么,我们的焦虑怎么可能不是个问题呢?

“应当一无挂虑”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多数人不太熟悉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28里使用的相同希腊文字merimna:保罗提及“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merimna)在我身上”。保罗将这种焦虑与他在使徒生涯中面临的许多其他困难——监禁、海难、饥饿、干渴、危险——视为同样等级的困难,他所有焦虑都是出于对他所建立的教会的怜悯和看到他们灵命兴旺的渴望。

Merimna有时也被译为“关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5 中用它来谈论教会成员在基督的肢体中应该彼此merimna——“相顾”或“关心”。当我们关心他人的生命时,我们会想起他们有多么脆弱且宝贵;有时,我们自然地会为他们感到焦虑。

我不希望与我一起服事的年经基督徒过度冷静至自满的地步。我希望他们关心(merimna事奉耶稣:我希望他们能对自己“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的信仰提出艰难的问题。我希望他们明白,作为上帝按造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他们肩负着管理世界的重任。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能让他们邻舍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更糟。

但我也希望他们在福音的确定性中体验这种对呼召、使命和为主而活的“焦虑”之之中。我希望他们安息在上帝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的爱之中。我希望他们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一无挂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最终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努力托付给那位最关心他们的神,透过谦卑的祷告生活将自己的忧虑卸给祂(彼前5:6-7)。

在《头脑特工队2》中,我们不仅看到莱莉焦虑的症状——彻夜难眠、心跳加速,还看到她的焦虑如何掩盖并扭曲她原本一些健康的渴望。莱莉渴望长大。她渴望得到爱和尊重。她渴望做出贡献,渴望成为团队的一员,渴望成为优秀的人,并被认可为优秀的人。

我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的焦虑往往会揭示他们的许多本质。对成绩的焦虑透露出他们对学习和成长的渴望。对父母的接纳感到焦虑说明他们顾念家人对他们的付出。对网路文化的焦虑是对社群媒体的力量和潜力的认可。在我们担心所有一切可能会崩塌的焦虑恐惧背后,是我们对万事能被更新的渴望。

在柯蒂斯·张(Curtis Chang)所著的《焦虑的机会》(The Anxiety Opportunity)一书中,他指出耶稣在福音书中经常遇到焦虑的人:祂倾听寡妇的心声,抚摸麻风病人,在人们最需要祂的地方陪伴他们,而不是鼓励他们回避自己的情绪或冷静下来。耶稣深爱这些焦虑的人,理解他们的焦虑——无论是否是洽当程度的焦虑——都是能促使人们在那些困境下寻找祂的正常感受。

当我们以耶稣看待我们的恩典视角来看待焦虑的自己时,焦虑就会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占据其应有的、服事于我们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服事耶稣所深爱的这个世界了。

J.麦可·乔丹(J. Michael Jordan)是霍顿大学神学副教授,2013-2024年担任该校礼拜堂主任。他着有《焦虑时代的敬拜:教会如何创造疗愈空间》一书。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上帝真的喜悦我们的敬拜吗?

对阿摩司来说,这取决于我们的敬拜是否反映着一位公义的上帝。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8, 2024
illustration by Stephen Procopio

我的母亲是危地马拉人,她费尽心思确保我们全家都会说西班牙语,并庆祝具有危地马拉特色的节日。我小时候的暑假大部分时间都在危地马拉,除了和家人相处,也更认识我所深爱的这个国家。

数年后,我回到危地马拉市,担任一所神学院的教授。当时,长达 36 年的内战正处于最严峻的时期。这场战争在我还是个男孩时就已经开始,但我从未真正思考过它。我习惯看到士兵在身边出没,也听说过一些故事,但战斗主要在山区进行,战争似乎离我很远。

身为一名旧约教授,我的学生来自拉丁美洲各地,他们面对的是极度的贫穷、普遍的政治腐败武装冲突;危地马拉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内战的国家。而《旧约》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我能以什么有意义的方式将上帝的话语生动地呈现给他们吗?显然地,上帝很在乎他们正面对着的苦难。

罗马天主教的解放神学家们已付出不少努力,对在这复杂社会处境下的人们说话,提出他们的分析和神学上的解决方法。当时,拉丁美洲的福音派基督徒才刚开始涉足社会及政治议题的讨论。通常而言,福音派教会在聚会时会尽量回避这类话题,认为它们“过于世俗”,但这些话题正是普通人在咖啡时间会聊的事,是我在日常生活要面对的现实。

但在解放神学派之外,我们福音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扎根于《圣经》和我们的传统——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正是我和其他福音派学者开始提出的问题。解放神学经常提起先知书,既然我的研究领域正是旧约,我决定从那里开始寻找答案。最后我注意到《阿摩司书》。

《阿摩司书》里有许多经文谈及公义(justice),但也同样特别强调敬拜。与其他先知书一样,《阿摩司书》谴责与公义脱节的敬拜。为何先知们如此关注这个议题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上帝拒绝以色列人的敬拜?

我如今定居在美国,但我仍在思索这些问题。如果阿摩司、以赛亚或弥迦走进我的教会,他们会说些什么?

每个周日上午,我会先去一间福音派圣公会教会聚会,下午再去另一间无宗派(也更有生命力的)拉丁裔教会聚会。这两间教会都能滋养我的双重文化灵魂。但我扪心自问:上帝会喜悦这些仪式、证道和诗歌吗?先知们对公义的关注能否与圣公会庄严的仪式或拉丁裔教会热情的气氛交织在一起?如果可以的话,会以何种样貌发生?这意味着什么?

我不敢妄言我所分享的是这类议题的最终结论。无论是在大众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敬拜都是今日多数文化重新关注的焦点。

促成这种关注的因素有很多——教会出席率的下降、教会试图去适应文化潮流,或恢复传统仪式的渴望等等。这个国家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拉丁裔神学家也在思考敬拜的本质,因为他们试图忠实于拉丁裔文化,同时也对我们群体的特殊需求做出回应。

阿摩司会想对我们的处境说些什么呢?

有一节经文跃上我的心头:阿摩司书5:24是探讨公义的典型经文,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多数读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这节经文其实出现在一段纠结于敬拜的经文里。

阿摩司在北国以色列传讲这段信息,而以色列传统上的圣所位于伯特利和吉甲。令人惊讶的是,在《阿摩司书》第5章前半段,上帝的子民被告诫不要再去这两个地方,而要去寻求上帝(5:4-6节)。

在古代世界,人们去圣所参加集体的仪式,寻求并期盼与他们的神相遇,这也是阿摩司时代的以色列人的想法。那么,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这些地方呢?他们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敬拜神吗?上帝为什么谴责他们的圣所和敬拜的方式?

阿摩司的听众实在无法理解不要去伯特利和吉甲敬拜的命令,因此这位先知解释了上帝究竟想看到什么。

在第5章的架构里,第4-6节(关于避开圣所)与第14-16节相呼应。这段经文定义了寻求上帝的真实意义。

寻求上帝就是求善、好善,恨恶邪恶,并在城门口施行公义。要求听众去“爱”和“恨”的命令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热诚地委身于公义。

这个信息的严肃性十分明确。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无可避免。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回头转向神圣的道路——将这种回转体现在他们的敬拜中——也许上帝会怜悯剩下的人,就是那些在主的日子到来之后仍活着的人。

这的确是个严肃的警告。

上帝对这段经文里的宗教活动深恶痛绝(司5: 21-23 )。祂以“我厌恶,也不喜悦”作开头。再用五个动词描述祂对以色列的敬拜的斥责。

英文及中文圣经的翻译把上帝言语的力道减弱了。上帝说,祂不会闻他们的集会(21节;有时译为“接受”或“喜悦”);不会悦纳他们的燔祭和素祭;不会(顾)他们的平安祭(22节)或他们的歌唱,因为对上帝来说,那只是噪音,他们应该把这些东西拿走(中文译为“远离”,23节)。

这种排斥十分强烈,因为它与上帝的感受、祂的存在有关。上帝不想与以色列人的敬拜有任何关联。在希伯来文里,这里有七个动词和七种被拒绝的活动:上帝完全地蔑视他们的敬拜。

就在这时,5章24节出现了,诉说上帝的子民应让公义像大水一样滚滚向前。让公义和上帝的义奔流不息,意味着这两者应该一直是以色列社会的实际情况,但这些话与上帝对以色列的敬拜的尖锐谴责摆在一起

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喜欢敬拜的仪式。事实上,上帝在律法中规定了这些仪式!这是祂为以色列设计的敬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取消仪式;毕竟那是人类敬拜的唯一方式。即使是现代所谓的不重视仪式的教会也有例行的仪式和活动。

阿摩司毫不含糊地指出,将敬拜和施行社会公义分开是上帝所厌恶的。这本预言书中的其他段落也证实这一真理,并揭示了更核心的问题。

讽刺的是,在第 4 章中,上帝任凭人们去这些圣所——伯特利和吉甲——让他们去那里犯罪(司4:4)!先知嘲笑他们的虔诚、他们的感谢祭和他们的欢庆。

然后是致命的一击:“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司4:5)。他们的敬拜活动最终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对自己的作为感觉良好,甚至赞美上帝的良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上帝的眼中,他们的敬拜是种罪。

怎么会这样呢?阿摩司书4:6-11接着解释道,上帝带来饥荒、干旱、虫害、战争和毁灭,没有什么值得感谢上帝的!这些打击本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上帝身边,但他们拒绝了。上帝五次说道:“你们仍不归向我”。

由于他们的执迷不悟,上帝宣布:“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司4:12 )。百姓可能会这样回答:但我们在伯特利和吉甲迎见祢!我们在敬拜中遇见祢!

然而,先知明确地指出,他们所敬拜的是另一位神,他们可以称之为耶和华,但这是个他们自己创造的假神,是个只会赐福的神,没有任何“令人不舒服的地方”的神。

因为他们的敬拜与真实情况及永生的上帝脱节。

他们的信仰是个妥协于民族意识型态的信仰。人们深信上帝站在他们那边,会在以色列跟敌人争战时为他们带来胜利(司5:18-20)。

这是多么愚昧的误判。先知说,耶和华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不会有胜利的光明,而是审判的黑暗,而他们无处逃避或躲藏。

阿摩司去到伯特利,这里是主要的圣所,也是国家宗教的核心。在那里,他与大祭司亚玛谢对质(司7:10-17)。大祭司意识到这位先知对现状构成威胁,挑战了王权和宗教的结合。

亚玛谢将阿摩司令人不安的信息汇报给耶罗波安二世国王,并要求阿摩司返回他的本国犹大(司7:10-12)。作为一个外地人,他有什么权利批评以色列的政府和宗教?难道他不知道伯特利有王的圣所和王的宫殿吗(7:13)?

因着他们的态度,亚玛谢和“以色列的信仰”被上帝谴责。那里的神职人员和圣殿所服事的是他们的政权,而非上帝。阿摩司宣布大祭司将死在流放之地(7:17),并宣布伯特利将被摧毁(司3:14;9:1)。

再一次地,那个他们“称之为耶和华”的偶像露出丑恶的真面目。这个假神将政府、统治阶层的精英和造成社会上普遍性压迫人民的结构合法化。大祭司不会质疑君王或事情的进展;他不为弱者说话,或谴责国家犯下的错误。

这正是以色列周边国家运作宗教的方式,而上帝的子民不应该做一模ㄧ样的事。上帝不会容忍对假的耶和华的敬拜——这种敬拜无视不公义的行径和社会政治上的妥协,在如此多他人的苦难中依然高声赞美“上帝”。对上帝的敬拜、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政治现实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敬拜的重点应该是上帝本身。上帝参与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在敬拜中呈现的上帝形象必须反映这一点,让人们看见上帝真实的样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敬拜中将我们的祷告、认罪、哀哭和赞美带给这位真神,并且我们的敬拜必须塑造我们这个“敬拜上帝的民族”,我们透过如此敬拜祂来向这个世界呈现祂是位什么样的神。

先知阿摩司在他的神谕中加入诗歌,颂扬以耶和华为名的全能上帝的大能(4:13;5:8-9;9:5-6)。以色列人需要重新认识祂。这就是为什么阿摩司的信息特别针对以色列当时的“圣地”和宗教领袖,因为在他们的圣所里,人们所呈现并敬拜的是个已然被扭曲的上帝的形象。

现在,我们更能理解《阿摩司书》5:24 所说的了。愿公平如大水滚滚而来意味着以色列人应该要谴责那些豪不关心不公义行径的宗教活动、那些无视他人需求的庆祝仪式,以及被出卖给政治意识形态的信仰。如果对上帝的敬拜——无论多用心——以错误的方式呈现上帝的形象,就会产生一群被误导的人民,并被上帝审判。

《阿摩司书》以耶和华从耶路撒冷——锡安的圣殿发出的怒吼(1:2)开头。换句话说,上帝甚至不在以色列当时举行崇拜的圣所里面!他们自以为是的神学和民族主义意识型态形态扭曲了他们的敬拜,以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上帝并没有与他们同在。耶和华到来时,将不再有喜乐,只有因审判而哀哭之声。

《阿摩司书》里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接受祂的子民忽视他人实际生活的困境及社会里的罪,装作没事一样敬拜祂。我们需要明白,对公义的要求是上帝特质的核心之ㄧ。我们敬拜的是位仁慈及公义的上帝!

在《阿摩司书》成书几个世纪后,耶稣重拾这些主题,谴责宗教领袖和那些共谋参与上帝所拒绝的“犹太会堂和耶路撒冷圣殿内的宗教”。

所以,如果一位先知在周日来到我们的主日礼拜,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不是敬拜领袖,也不是个牧师、音乐家,更不是仪式专家。我承认我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我只能说,要使我们的敬拜符合上帝的要求,没有任何公式可循。并且敬拜会因时代、文化、教派和信仰传统的不同而改变。

但旧约先知的话语也许会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唱的诗歌,调整我们传讲的信息,甚至重新组织教会礼拜的结构。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我们敬拜的调性——让它更贴近上帝的要求。也许我们可以指导那些带领敬拜和礼拜的人学习关于公义的主题、经文和诗歌。也许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基督教信仰传统参与社会公义和实践的历史。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全球其他地方,教会历史上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对象。

敬拜的核心必须有灵魂的塑造力,敬拜的目的是塑造并培养公义之民:一群高举公义之神,在其生活中和社会里体现公义的意义的上帝国国民。这就是先知们渴望见到的敬拜。

M. Daniel Carroll R. (Rodas) 是惠顿神学院圣经出版社事工的圣经研究和教学法教授。他曾撰写《阿摩司书》的解经书,近期出版《The Lord Roars: Recovering the Prophetic Voice for Today》一书。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福音派教父们与奴隶制的关系

我们是否继承了一些在圣经和伦理上有问题的文化?这些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福音派基督徒该如何看待奴隶制和曾经肯定奴隶制的几位福音派英雄?历史学家肖恩·麦克格弗(Sean McGever)的新书《所有权: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的福音派奴隶制遗产》帮助我们以历史的求真性和基督般的谦卑来面对这些问题。

对许多美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而言,奴隶制问题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毕竟,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已宣布奴隶制为非法行为(至少在法律上)。我们也确实对人口贩卖和血汗工厂等让人联想到奴隶制等行径深恶痛绝。我们赞美过去的福音派领袖,如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他们日以继夜地奔波于反奴隶制的运动。我们的教派如今也不再像美国内战前那样因奴隶制而分裂。我们庆幸地得出结论,奴隶制已成为历史的远影。

虽然这些主张中有部分是正确的,但这类说词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奴隶制仍然是极多美国人(其中许多人是基督徒)关注的问题。就像犹太人和穆斯林对基督徒向自己祖先犯下的暴行(如集体迫害和十字军东征)带有一种历史感,ㄧ种“群体记忆”那样,许多美国黑人对其祖先遭受的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其他形式的不公平待遇也怀有一种记忆。因此,他们将奴隶制及其后遗症视为痛苦的现实。

其次,许多白人福音派英雄与奴隶制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一事实可能会使我们在现代做见证变得更复杂。当我们尊崇这些历史人物为像基督般的高尚楷模,但将他们拥有奴隶这个事实(假设我们敢/愿意提及这件事)视为一种微小的人格瑕疵,只是那个年代“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时,我们向这个世界传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

在《所有权》一书中,作者透过研究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这三位18世纪的人物的事迹,帮助读者正视这些问题。这三位18世纪的人物可以说是现代福音派的创立者,他们都曾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肯定过奴隶制,但只有一人(卫斯理)后来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制度下行事

《所有权》一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所出生的那个有着奴隶制的世界,以及奴隶制在那个时代的地位。第二部分探讨了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分别如何参与在奴隶制里。第三部分探讨了卫斯理如何开始反对奴隶制及随后的行动。第四部分则根据每位领袖与奴隶制的关系,探讨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

本书简短地介绍了每位领袖的人生故事,然后进入两个满载历史背景的章节:一个是奴隶制的历史,一个是英国和清教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这一章中,作者描述了直到17世纪基督教内普遍存在的态度,如他形容的,“奴隶制存在于世上,是罪和邪恶的结果,⋯⋯最好的行动方式是在这个制度下行事”。

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自然而然地采纳了这个观点。在他们的牧师培训中,当他们研究英国和清教徒作家关于奴隶制的共识时,他们很可能接收以下这类教诲:白人基督徒必须避免不当获取奴隶(“偷人”是被禁止的,但战俘或奴隶的后代是允许的);奴隶主及奴隶的关系必须以基督徒的美德为指导(奴隶要顺从,主人要温和适当);应该向奴隶传福音,但皈依并不意味着解放。

在这个框架出现前,西方基督教传统已有类似的思想长达好几个世纪。因奴隶制悠久的历史,每个人从出生至与周围的社会经济世界打交道,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奴隶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爱德华兹在英国殖民时期的麻萨诸塞州传教,被誉为美国最重要的福音派神学家。他的几位弟子(包括他的一个儿子小乔纳森)因反对奴隶制的强烈立场而闻名,而他们的立场皆站立在爱德华兹的伦理著作上。然而,爱德华兹本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作品/思想中蕴含的反奴隶制的精神。

爱德华兹和妻子莎拉曾拥有过许多非洲黑人,包括1731年买来的14岁女孩维纳斯和1756年买来的3岁男孩提多。虽然那个时代在处理遗产时可以选择废除自己名下拥有的奴隶的身份——例如,莎拉的母亲在1740年去世时,就安排释放她的奴隶,但爱德华兹夫妇并没有为小提多选择废除奴隶身份,在他们于1758年去世后,小提多被过继给他们的长子提摩太。

从本质上而言,爱德华兹与奴隶制的关系遵循了当时的文化规范/常态。虽然他的著作使许多人在他死后的几十年后开始反对奴隶制,但他的榜样并没有实践他的理想。

怀特腓德的例子更令人不安。这位著名的布道家在北美传教的早期,并没有完全支持乔治亚州将奴隶制合法化(乔治亚州自1733年殖民地成立以来,奴隶制就被宣布为非法)。

怀特腓德在萨凡纳市(Savannah)管理一间名为贝塞斯达(Bethesda,意思是“仁慈之家”)的孤儿院。贝塞斯达是怀特腓德一生的核心事工之一,但维持孤儿院的严峻经济现实使他重新考虑奴隶制,将其视为解决孤儿院经济困境的一种选择。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相信黑人奴隶比白人契约仆人更适合在乔治亚州炎热的夏天工作,而且白人契约仆人的雇用成本要高得多。

怀特腓德沿着一种与威廉·威伯福斯相反的轨迹,很快就成为乔治亚州和英国著名的“支持奴隶制”的游说者,他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宣传活动,直到1751年殖民地将奴隶制合法化。到他1770年去世时,他拥有49名奴隶,都与他的孤儿院有关。虽然怀特腓德是位杰出的布道家,但作者揭示出,怀特腓德是位目光短浅的商人,由于资金处理不当,他不得不依靠奴隶劳动来维持他“心爱的贝塞斯达”的生存。

在这三人中,约翰·卫斯理与奴隶制的关系最为突出,作者用大量篇幅讲述他漫长而缓慢的觉醒过程。卫斯理在1730年代中期访问美国南方的英国殖民地之前,从未接触过奴隶制。在那里,他和他的兄弟查尔斯了解到一些奴隶主的残暴行为。

然而,卫斯理的反应并不是呼吁社会变革,而是加倍努力地向奴隶传福音。在他领导英国卫理公会运动的近40年时间里,他没有写过任何关于反对奴隶制主题的文章。如作者所言,这种沉默揭示了他社会良知中的一个重大盲点。

然而,卫斯理拥有爱德华兹和怀特腓德都没有的恩赐:长寿(前两人皆于50多岁过世)。当卫斯理年近七十时,他开始认真阅读反奴隶制的著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首先反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买卖,呼吁奴隶贩子立即辞职。80多岁时,他开始支持全面解放奴隶。

尽管我们应该感恩至少其中一位福音派元老走上反对奴隶制的道路,但他花了50 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过程,这令人震惊,并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罪恶的文化常态极难从社会里根除。

他们和我们的盲点

作者以亲切的口吻叙述爱德华兹、怀特腓德和卫斯理的历史。虽然他明确指出他们支持奴隶制的行为是可鄙的,但他没有对此做出激烈的谴责。相反的,我们谦卑地认识到,福音派教父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有严重缺陷的基督徒。他们可能已经达到神学上敏锐、圣洁和福音宣讲的高度,但他们也是身为一个真实的人参与在一个充满道德难题和邪恶的体制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是失败的英雄,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复杂性。

说到底,《所有权》为读者带来深刻的历史感,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基督徒,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也能以后人可能会感到不安的方式塑造、影响他们。当历史被这样书写时,我们自然会扪心自问:“我的道德盲点是什么,我的教会和群体的盲点又是什么?”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以本书的四重框架为模式,引导读者自我反省:我们是否继承了一些在圣经和伦理上有问题的文化?我们是如何让这些文化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以更像基督的方式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为后代子孙留下什么样的文化/属灵遗产?

虽然以这种方式审视历史并非没有缺陷,但作者认为,透过失败的英雄叙事来进行谦卑的自我审视,对基督徒个人和整体教会都是有益的。罪恶的心有无穷的资源及能量,罪恶的模式也非常难以改变。作者在书中的教导应有助于教会追求宗教改革所强调的semper reformanda——也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永不间断地改革”。

罗伯特·W·考德威尔三世(Robert W. Caldwell III)是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会史教授。他也是《Theologies of the American Revivalists: From Whitefield to Finney.》一书的作者。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快快地听,慢慢地使用“心理治疗术语”

我们的文化太快让我们把一些关系上的困境定义为创伤或有毒,然后把我们的邻舍从身边推开。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疫情过后,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当时我正经历一段分手。朋友告诉我,我需要努力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线。他们说,我可能正在经历一段“有毒的前任”带给我的创伤。更有可能的是,我一直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

我在第一次就诊前填写的初诊问卷上,把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形容词重复一遍。我寻求治疗是为了“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限,因为前一段相互依赖的关系为我留下心理创伤”。

但在几次充满了我从朋友和网络上学来的术语的无效治疗后,我不再使用这些术语了——创伤、相互依赖、情感界限。我发现我使用的这些术语让我自己与现实的距离更远,我把“自我保护”误认为情感成熟。

我的意思不是这些专有名词完全不准确,而是它们已经变成被过度使用的陈腔滥调,成为过度简化的符号,让我无法理解自身经历中的细微差异。我所经历的并不是“创伤”,我只是太过害怕接下来的恋情会是什么样子,我担心再次恋爱的结果会和之前一模一样。

我并非唯一一个习惯使用“心理治疗术语”的人。多亏社交媒体的影响,曾经只局限于临床心理治疗的术语如今在日常对话中无处不在。我们形容难相处的室友是“有毒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是种“虐待/苛待”;每个前男友都是“自恋狂”,我们人生的压力变成“创伤”。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是“煤气灯效应”中被操弄的对象。

当然,有时这些说法是很有用的。随着心理/精神疾病案例数量的增加,我们也应认真了解一些常见的概念。随着越来越多人愿意讨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治疗本身也逐渐去污名化。听到其他基督徒自由地谈论家暴/被伤害的经历,也许能鼓励受害者站出来,认识到自己痛苦的童年是“创伤性”的,也许能让人更愿意寻求专业的帮助。

但是,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基督徒,应持谨慎的态度,小心我们是否过度依赖使用心理治疗的语言来描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滥用这类语言有其后果──不仅会影响我们真实地理解自己的生命经历,还可能会影响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的共同生活。我们如何使用语言会影响我们如何行事为人,而滥用心理治疗的语言有时可能会限制我们爱邻舍的能力。

过度使用心理治疗语言——或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式的使用它们,会将原本类型不同的艰难经历混为一谈。这种语言意义上的混乱在最好的情况下会造成人们更难好好地理解彼此,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造成伤害。

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在社交网站上看到一段影片,影片中的一位女士形容略过一顿饭是“自残”的行为。当然,这确实有可能是饮食习惯失衡的征兆之ㄧ。但在许多情况下,不吃早餐虽然有点遗憾,但却是良性的。把少吃一顿饭定义为“自残”有损于理解自残这个词真正意义的严肃性。

然后是创伤(trauma这个词。我听过有人用它来形容“在学校修了一堂很难的课”的经验,或在我第一个租屋处看到蜈蚣的反应(这是真实故事!)。但是,当创伤变成对一般冲突事件或日常压力的合理形容词时,它的真正含义──“遭受真实的生死边缘处境/威胁、严重的身心伤害或性暴力”──就被弱化了。

有毒的煤气灯效应等词形容与父母、教授和朋友之间正常的人际冲突,即使没有恶意,也是不正直的行为。它淡化了那些真正经历过此种严重痛苦的人对这些严肃词汇的理解。

例如,当人们用“虐待/苛待(abuse)” 一词形容室友之间的争吵时,对那些经历过真实苛待伤害(包括在教会中)的人来说,它就不再是一个有用的词了。对于正在处理性侵、情感虐待或滥权等实际事件的会众而言,语言的准确性尤为重要。过度使用一个词可能会抹杀它的严重性,使那些在黑暗山谷中行走的人轻看了自己的经历的沉重份量。

过度使用心理治疗语言让我们无法听到彼此的声音。有时还会给我们一个完全停止相互倾听的借口。当一个朋友认定你们的关系是“有毒的”或“有问题的”的时候,你们很难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或和解。如果取消某个约定的理由是要进行“自我照护(self-care)”,大概也没有人能反对。而一旦拿出“情感界限”一词,就表示这条线是不可逾越的。

当我们使用心理治疗语言来停止与人的对话时,人际关系变成一种单向的独裁统治。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任意使用语言的力量。这种“我–对立于–他们”的氛围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他人为中心。做的某些事情感到不安;因此,需要空间。我们试图减少接触,减少冲突,或任何不舒服及不方便的处境。

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既不利于我们自我反省,甚至也不利于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在“爱邻舍”这一任务上的失败。为你的朋友贴上“自恋狂”的标签比觉察到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扮演的角色要容易得多;划定一个“情感界限”远比为别人自我牺牲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当我们觉得别人很烦或无理取闹的时候。

当然,有时后人际关系的界限有其必要性,有时,我们必须勇敢地结束一段关系。但是,将他人从我们的生活中踢出去,永远是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决定。采用心理治疗的语言可能会将原本应是“我们对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角色进行辨识和静心祷告的过程”简化为非黑即白一刀切的判断,不考量他人的复杂性、犯错的可能性和人性的不完美。我的母亲也许对某段谈话的内容的记忆与我不一样,这不等于她在“煤气灯操弄”我的记忆,我也不需因此再也不跟她说话。我那情绪不成熟的同事在会议中不尊重我发言的时间,不等同他是个“有毒的人”,不值得我费心思去了解及认识。

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惹恼我们、伤害我们、误解我们。有时后,我们需要私下的对话来澄清事情(太18:15),但在正常情况下,发生冲突不代表我们需要彼此疏远,或把心理治疗的词汇当作武器。

上帝未曾应许我们会有完美的人际关系,而我们应该求上帝查验我们的心,指出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马太福音7:5)。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任何“对别人的冒犯”,而不是总是预设自己为被害者(诗139:23-24)。

来自周围人的“无条件的肯定”短期内会让我们感觉很好。与冒犯了我们的人保持距离很容易,甚至能让我们相信自己是正当的要求别人负起责任,是“公义”的作为。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际关系上的速效解方并无益处──尤其如果我们追求的是真实的基督徒群体关系。

对基督徒而言,基督徒共同体既是永恒的,同时也是乱糟糟的。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团契生活》一书中承认,透过艰难且磕磕碰碰的人际关系,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多需要上帝的恩典:

因此,我与我弟兄的关系失去起初的美好的时刻变得如此有益于我。因为这些时刻如此透彻地教导我,我们都不能靠着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而活,只能靠着那真正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那一位的话语和行为──在耶稣基督里的罪得饶恕——而活。

心理治疗的术语也许会让我们变得更没有耐心、更不仁慈、更不慷慨,更不容易原谅,更快进入愤怒。我们的文化太快让我们把一些关系上的困境定义为创伤或有毒,然后把我们的邻舍从身边推开。我们限制了共同生活所结出的果实的可能。我们把牺牲的爱变成情感上的负担。

对基督徒而言,这是我们“逆文化而行(countercultural)”的机会──我们并非在提倡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停止关于心理健康的对话,也并非拒绝接受心理治疗提供的洞见,而是要更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语言,更真诚地看待我们的邻舍,不受限于我们为他人贴上的标签。

在接受心理治疗后,我发现缓慢地(有时甚至是笨拙地)扩展自己的情绪是种富有成效的做法。我的治疗师帮助我把我说的话转化为合乎各种情况的词汇。老实说,有时我只是需要有人帮我找出解决冲突的方法。我的治疗师经常提醒我,“探戈需要两个人才跳得起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她会在深思熟虑后直截了当地挑战我,告诉我我是如何曲解他人的。我们一起努力的过程让我明白,拥有一个良好的支持系统有多么重要──这个支持系统能以耐心及恩典的态度 “彼此分担重担”(加拉太书6:2)。

米娅·斯陶布(Mia Staub)是《今日基督教》的编辑经理。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关于小教会,你想不到的四个好处

你看到的是空荡荡的座位。我看到的是共同体。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 2024

我是一间小教会的会友。差不多七年前,我和妻子艾比开始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大约有150位成员,但现在我们的人数更接近70-90人。我们的礼拜堂可容纳200人左右,但在复活节以外的礼拜天,礼拜堂里常常有很多空位。我们的托儿所里堆积的玩具年纪甚至比我还要大。我用一个巨大的咖啡壶为大家煮咖啡——当我改用好市多牌的咖啡豆时,人们认为这是种升级。我们仍唱着经典赞美诗,我们仍举办主日学(由我来教),我们教会装饰的色彩看起来一点也不现代。

总之,无论从人数、资源或心态方面而言,我们都不是间超大型教会。

然而多年来,我一直为我们这间小教会心怀感恩,它有很多人想不到好处和机会,而这一切都与它的⋯⋯有关。

1. 小教会迫使我融入共同体

当一个地方人数较少的时候,要躲起来就难得多了。我和艾比来这间教会的第一个礼拜天,就坐在最后几排。我们打算祝福祷告一结束就夺门而出,回到车里讨论这间教会是否值得我们再访。这是我们拜访不同教会时的一贯的做法,而且一直很管用。但在这间教会礼拜结束后,我们马上被人追着不放,没错,是真实意义上的追。

教会师母说:“哇,你们跑得真快!”当有人指出你逃跑时,再跑下去就很不礼貌了。我们还没逃到门口前,就被介绍给教会其余的人认识。再下一周,我们早早就来上主日学,聚会结束后留下参加唱诗班练习,直到很晚才离开教会。虽然我们当时特别想当无人知晓的透明人(就连现在,我偶尔也会故态复萌),但被人认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好的事。

2.小教会迫使我必须服事

我在念大学时期,参加学校附近一些大教会。那时候,听完一场讲道,拿到一套免费的大学生关怀礼包,然后带回宿舍,没有任何人际关系连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在一个小环境中要这样做就难得多了。以赛亚在异像中看到上帝的时候,周围有很多天使,但以赛亚是唯一的人类目击者。当耶和华说:“我要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其实并没有其他选择。我想,以赛亚本可以拒绝这个呼召,但若他这样做,会把自己不情愿的借口暴露无遗——毕竟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躲在他们背后。同样的,在小教会的环境里,当教会需要人们完成某件事时,要找其他人来做这些事就难得多了。面对教会的需要,我的回应往往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虽然这些事并不总是我的优先事项,但几乎总是能使我得益处。

3.小教会迫使我面对人们的多样性

我的教会是一间社区教会。虽然有些人开车来教会,但我们大多数成员都住在教会附近。虽然你可能会认为,如此狭小的地理范围会导致教会同质化(同温层太厚),但我们却有着令人惊奇的多样性。我们教会里有不同种族、不同社经地位的会友,以及对事情非常不同的看法。也许有人甚至会看着我们这个小小群体说:“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点?”而这正是教会该有的样子。我们之所以能同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元首基督。

如果由我自己选择邀请什么样的人参加派对,我很容易会选择那些在外表、想法和兴趣方面跟我最相像的人。的确,规模小的教会不一定能防止同质化的发生──无论规模大小,教会都可能变得同质化。但在我们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每当有新人加入我们的崇拜,尤其是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会将自己独特的视角带到我们之中。他们的到来为我们的教会调和出不同韵味。在我们教会的群体更大的时期,艾比和我可以和跟我们几乎完全一样的人待在一起。但随着我们教会规模的缩小,我们不得不与比我们年长、比我们保守(或比我们更自由派)、教育程度比我们低(及高)、与我们有不同难处的人来往——而这真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G. 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用他典型的逆向思维方式讲到,在我们长大的那条街上,往往有着比整个城市更大的多样性,因为在城市里,你很容易找到和你一样的人。他解释说:“我们结交朋友,也树立敌人,但神亲自安排了我们隔壁的邻舍⋯⋯我们必须爱我们的邻舍,因为他就在那里。”虽然这样描述一个由自愿到来的人组成的组织似乎有点奇怪,但是,当你委身于一个群体时,无论谁出现,你都会继续委身。而且,即使有人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你仍会委身其中。

4.小教会给了我原本可能得不到的机会

当你有更多人可以使用时,就可以根据他们已经磨练好的技能来决定把事情交给谁来做。请相信我,这是有道理的。但在有需要的环境里培养技能,这也是有道理的。几年前,教会邀请我担任执事服事。当时我才二十五、六岁,虽然我在教会长大,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做教会期望我做的事,但我也知道,没有太多其他人能在我们的执事委员会服事。发放慈善基金、计算奉献、制定预算、分配教会资源——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做这些事。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否准备好并不重要,是否愿意顺服才重要。如果是在一间更大型的教会,我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我很感激我的教会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给了我这个机会——这迫使我使用并培养我本不知道自己有的潜在恩赐。

同样的,我也得到了讲道的机会,并且培养了我的讲道能力。讲道并不是我觉得自己受到特别呼召或有恩赐去做的事,但我的牧师仍鼓励我尝试。他和我一起努力,让我培养出自己的风格,数算我讲道时讲了多少次口头禅,更重要的是,他不断要求我讲道,而我也讲得越来越好。切斯特顿曾说:“如果一件事值得你去做,即使做的不好也是值得的。”而在一间小型教会,做得不好的机会多得多。但是,一件事做得不好,正是把它做好的起始点。

当然,虽然我前面用了“迫使”这个词,但这些事都没有强制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教派、无教派和教会自由主义的时代。你不一定要委身于某个教会群体,甚至不必离开家才能“上”教会。如果你不喜欢某样东西,可以轻易地一走了之,去街上另一头的教会,也许那里不会对你有太多要求,或什至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与你更相像。

确实,身处一间小教会并不总是那么美好。例如,我必须处理教会内的冲突,因为这些人是我的家人,而我不能抛弃家人不管(虽然有时我真的很想这样做)。例如,我不得不在我已经重担满满的人生责任清单上再多加一份来自教会的责任。我们一家人不能一起敬拜,因为我们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无法安静的参加完礼拜⋯⋯而教会的托婴事工基本上来自父母亲本人。在这些时刻,我向往那些有很棒的事工计画和大批志工的教会。但在我教授主日学的时候,有人愿意帮忙抱着我们的新生儿,让艾比可以照顾我们刚会走路的孩子,而我知道,当这些人参加我孩子的婴孩奉献礼,承诺会尽他们所能帮助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他们是真心的。在种种这些时刻——当我面临人生困难挣扎的时候,能去找一个了解我、真的关心我,愿意帮助我的人;当主日学或敬拜因某人有紧急需求而中断或做出调整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彼此委身,并不是因为彼此相似,而是因为我们是个共同体的时候——我看到了天国的一(小)部分。

乔纳森·辛德勒(Jonathan Schindler)是丁道尔出版社(Tyndale House Publishers)的非小说编辑。他在伊利诺州卡罗尔溪市工作和敬拜。

翻译:改革宗经典出版社 / 校:Yiting Tsai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中国教会的新蓝图:不只四面围墙

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一些礼拜堂从圣经汲取灵感,同时重新思考当地的建筑传统。

巨龙教堂中庭

巨龙教堂中庭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 2024
Shikai / INUCE

卷轴式尖塔。巍峨的方舟形中庭。让人联想到19 世纪北美卫理公会教堂的管风琴。

这些都是巴西籍德国建筑师德克(Dirk U. Moench)为中国三自教会设计的教堂建筑里较引人注目的元素。这位路德宗建筑师于2011年成立INUCE设计公司,并在中国福州和瑞士明斯特林根(Münsterlingen)设有办公室。

德克在中国设计了四座教堂。福州罗源的两座教堂分别于2018年和2021年完工,巨龙的一座教堂也于今年完工。德克表示,另一个正在金山进行的计划引起全国的关注,在微博和小红书等社群媒体平台上获得数以万计的赞。

《今日基督教》就中国教堂设计如何与西方建筑原则相结合,以及教堂的实体建筑如何与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景观互动以及参与在城市里等问题采访德克。

当您受邀在福州金山区设计一座教堂时,中国的官员和政治家告诉您,他们想要一座“现代中国的现代教堂”时,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个政治语句。但身为建筑师和基督徒,你必须让这句话充满基督教的意义。

建筑师喜欢用拉丁语genius loci,即“地方精神”一词来表示“一个建筑物是其周边环境的映射”的概念,如历史建筑、特定道路方式、景观特征以及建筑传统——是建筑师对一个地方本质的过滤和感知的放大。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进行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城市已不再带有地方特定的传统。现代化的道路两旁有着现代化的建筑,有住宅区、办公大楼、工厂等等。你无法在新的建筑物上映射出当地的“地方精神”。

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当地社区(人们)的精神,也就是这间地方教会的精神。我了解到,中国基督徒正在问自己一些重大的问题:这座新建筑将如何表达我们的身分?它将如何与这个地方连结并满足我们的需要?

在这里,中国和西方的建筑传统经常在对话,我试图将它们进行艺术上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而是在更具体的方面,例如:这间教会将在什么样的物质环境中成长?这个群体所关注事是什么?他们对基督教中的欧洲和西方元素有哪些兴趣?

几年前,中国当局拆除了教堂建筑上的十字架。您设计的教堂是如何体现十字架的?

中国幅员辽阔。它是一个独立的大陆。很难说一个地区发生的事同样会发生在另一个地区。各地区的文化、宗教政策、教会及宗教管理局的关系可能都不一样。

我听说有些地区的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比较恶劣。但我从未因此需要考虑或妥协我对艺术和建筑的追求。

我设计的十字架都是出于美学和情境的考量。例如,金山教堂的十字架高达70公尺,看起来就像一个采用经典比例的简单十字架。它带给中国基督徒的惊喜在于它的颜色。

今日,几乎所有新教教堂的尖顶上都有个红色的十字架——胖胖的,且用塑胶制成,以便能在夜间照明。但这常让西方人想起红十字会或医院。因此,我决定不采用这种颜色和霓虹灯照明,而是建议用白色来衬托下面教堂建筑的纯洁。

德克·U·莫恩奇Shikai / INUCE
德克·U·莫恩奇

您设计的教堂受到了哪些东、西方建筑原则的影响?

我试图传达的一个重要理念取自欧洲人的概念,即认为教会是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教会是城市的一部分,在视觉、空间和功能上为城市提供服务。尽管基督教在中国是少数宗教,但教堂建筑仍可以吸引更多民众。这个想法得到当地基督徒的正面回应。

在西方,我们认为漂亮的弧形屋顶是中国建筑的象征。但中国空间组织理念中最真实、最核心的元素是墙。

传统上,中国城市由四合院组成,而四合院被围墙完全封闭。通常在南墙的中央会有一个大门,大门上有装饰物和自己的小屋顶,它的作用是向外界代表这个单元、这个房子、这个家庭。这堵墙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而设,而是有着千年的历史传统。

当西方宣教士开始在中国建造教堂时,他们通常会在中国城市的中央获得一块曾经是四合院的地皮。因此,在“西方”教堂周围建造墙壁或围墙的概念并不完全陌生,这一原则也被延续了下来。

因此,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最早的现代教堂都有围墙和大门。空间思维模式非常的中国化,而实际的教堂建筑本身则更受到西方的启发。

现在,我想对这ㄧ概念提出质疑,因为与我交谈过的中国基督徒群体不再希望把自己视为受保护的少数群体。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建立更美好的城市做出贡献和帮助,不仅仅只透过慈善事业,而是能成为公共和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您是如何将这种对基督徒群体的全新理解转化为现实的?

福州的花巷教堂就是个例子。人们称它为“福州的粉红教堂”。它被高楼大厦和购物中心环绕,坐落在卫理公会宣教士于1930年代建造的一座老教堂旁。

花巷教堂正门Shikai / INUCE
花巷教堂正门

我并不是这个社区为此建案咨询的第一位建筑师。当时已经有了几种设计方案,一种是带有两个尖塔的哥德式教堂,另一种是罗马式大教堂。会众对这些设计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它们看起来“迷失了方向”,与城市的关系并不和谐。同时,他们也在思考自己的使命,新建筑应该迎合年长的成员,还是应该吸引年轻人?

我的回应是,答案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兼顾”。要吸引年轻人,就必须让他们感受到历史的深度。他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根基,以及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必须放弃受欧洲启发的理想教堂的概念,例如带有塔楼的十字形教堂,而是从这座城市的异质性和混乱的状况中汲取灵感。也许这座新教堂有助于为城市的天际线增添色彩,或延续中国建筑特有的斜坡屋顶。

我们没有像传统中国建筑那样设计高墙和正式的入口大门,而是在教堂入口处安装几乎看不见的可伸缩式屏障,一直开放教堂到深夜。教堂内外植物茂盛,提供遮荫,且设有丰富的户外座位供会友和游客使用。

您的其他教堂设计也从环境中汲取灵感。作为一名基督徒和建筑师,这对您来说为什么很重要?

在中国的城市里,你会看到商店搬进搬出,外墙被重新装修,看起来比邻居更豪华、更响亮、更吸引人。但教堂的设计更永恒且稳定。它是建筑物之中的调解者,可以帮助协调建筑环境中的不平衡,或使人们专注于地方的美。

因此,教堂建筑与周围环境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它既脱颖而出,又融入其中。

巨龙教会Shikai / INUCE
巨龙教会

例如,巨龙是福建省南部港口城市泉州郊区一个新开发的城镇。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将巨龙教堂打造成方舟或避风港,是受彼得作为耶稣将在其上建造教会的磐石(马太福音16:18)这一概念的启发,我想透过教会建筑物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传递稳定的信息。

这间教堂位于巨龙山脚下,人们在这不仅能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也能联想到《登山宝训》耶稣登上山顶布道的情景。

您认为美丽的教堂建筑有助于敬拜或祷告等灵修活动吗?还是会分散注意力?

这是个古老的新教困扰:形式上的美感会激发你的灵感,让你更接近上帝,还是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这个问题需要会众来回答。身为建筑师,你不能创造一个符合你个人倾向或信仰的礼拜场所。你必须倾听社区的需求。

花巷教堂的内部是个非常简单的白色空间,上层廊道缓缓起伏,天花板平整,灯具数量较少。这是对礼拜空间于外观上的一种非常古典的、近乎改革宗的理解。

不过,19世纪下半叶流行于北美教堂的大型管风琴却成为这间教会讲台的主要特色。这是会众的愿望,他们希望延续卫理公会的传统。

管风琴会激发讲道或祷告的灵感吗?我不这么认为。但我确实觉得,管风琴所创造的音乐确实重新建立一种很基督教的情感纽带氛围,即:我们是个共同体。这间教会的会众非常感激能透过管风琴感觉自己与基督教传统更加亲近。

您是否希望参观这些教堂的人能从中学到一些关于上帝和中国基督教的东西?

身为建筑师,我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人们身上。我不是前来守卫人们对上帝的特定或单一的理解。我所规划和设计的是实体的教堂,但真正的教堂是里面的人,是传讲并教导关于基督教的一切的牧师和弟兄姊妹们。

如果他们认为我的建筑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些,那我会很高兴。但我不认为我应该想得比这更多。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在基督的群体里拥抱真实的我,及我的性取向

我被同性所吸引,但律法主义的谴责和进步派的许可都让我陷入困境。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7, 2024
Anthony Harris / Lightstock

(本文英文原文原发表于2017 年)

周,最高法院就《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做出裁决已满两周年。在该案中,多数意见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同性伴侣的结婚权利应得到保障。皮尤调查中心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已从2004年的31%增加到2016年的55%。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宗教认同为基督教(无论是福音派、主流新教或天主教)的人群中,接受同性婚姻的比例也在增长,且增长速度几乎与其他人群相同。

当基督徒在我们当前的文化背景下辩论同性恋问题时,教会和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正经历着越来越大的分裂,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15或20年前,教会几乎没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而辩论双方往往皆无法平衡“律法及恩典”这两个古老的矛盾张力。进步派基督徒必须达成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神学辩证,才能绕过圣经禁止同性性行为的一致性教导,而极端保守派基督徒则尚且无法解释自己将同性恋孩子逐出家门,或将同性恋教友拒之门外的行为怎么可能符合耶稣“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教导。

所以,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律法和恩典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既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又能向那些不持此信念的人表达爱呢?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从小就在同性吸引力中挣扎,却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倾诉和理清这些感受。从很早开始,我就被女生吸引,这种吸引与和其他女生当朋友的感觉完全不同。在中学时期,我展现出的任何“为某个男孩疯狂”的表象都只是为了融入朋友圈,但与另一个女生建立一种专属的“我了解妳,也被妳了解”的关系的渴望完全超越这种表象。但当时的我认为同性恋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罪,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不道德性行为都要糟糕,这种想法先发制人地粉碎了我想找人倾诉这些感受的需要。我从童年时期的教会里听到的信息很明确:“被同性吸引”的感受标志着我是“异类”,且意味着我永远无法取悦上帝,因为教会教导我们,上帝宣称这种渴望和困惑是对祂的亵渎。

(编按:在美国福音派基督教圈,Same-Sex Attraction Christian (简称SSA) 意思为「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不完全等同于「gay (同性恋)」的概念,gay一词更常用于指「受同性吸引,且有实际同性恋(性)行为」的群体。)

当我在一间小型基督教学校念大学时,这一切都改变了。在那里,我接触到一个进步派基督教团体,他们不仅公开谈论并赞扬同性恋,还将其视为充满包容的上帝赐予我们的另一种爱的表达方式。身为一个越来越认同自己是名同性恋,并感觉自己被呼召去服事上帝的女生,这是个令人陶醉的组合。但从无声的谴责到另一个极端——积极鼓励我表达并拥抱“真实的自我”——让我对自己的身份、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与教会的关系更加困惑。

最后,无论是律法主义式的谴责还是进步派的许可,都只有让我渴望寻求更多的满足和完整性,而这两者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一个群体没有承认我的感受是真实的、将它拒之门外;另一个群体则忽视了我对人类性伦理的真实信念,将其解释为我“童年时期遭受律法主义压迫后残留的罪恶感”。

在过去十多年里,随着保守派基督徒开始倾听山姆·阿尔贝里(Sam Allberry)、罗莎莉亚·巴特菲尔(Rosaria Butterfield)和卫斯理·希尔(Wesley Hill)等主内弟兄姊妹的声音,教会内的一些冲突开始有所缓和。他们的事工为我们这些在对性倾向“二元划分”理解中长大的人提供饶富生命的恩典。他们也帮助我透过具体的语言表达那些我所处的基督徒群体可以并且应该满足的需求。

在我逐步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的过程中,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的朋友和家人皆花了同样多的时间来鼓励我及让我感到沮丧。因此,这里有五个建议,希望能帮助读者们知道如何成为我们这些被同性吸引但持守圣经婚姻观的人的SSA基督徒的忠实朋友。

1. 你不必理解我们的挣扎也能支持我们

当我开始梳理自己的信仰和性取向时,我最好的朋友对我说的最有帮助的一句话是:“我并不完全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但我在这里,我爱你。 ”如果与人类性取向的讨论对你而言很陌生,没关系。不要试图成为总是提供建议的专家。有时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和信实的代祷勇士。你也要明白,性取向/性身份认同远超过我们的生理本质。巴特菲尔曾说:“性取向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在床上做什么。性取向包含着一连串的需求、要求和渴望。‘性取向’与其说是种起因,不如说是我们生活状态的样貌;与其说是种起源,不如说是种结果。”

2. 另一方面,花时间去了解这种挣扎——以及在挣扎中的人

请愿意挑战自己并尽可能抛弃你对“同性吸引力”的偏见、论断和先入为主的观念。阅读对同性恋持不同看法的人的作品,解决在这类讨论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当然,熟悉各种对立观点并不等于对所有论点和解释持开放、接受的态度。珍·劳埃德(Jean C. Lloyd)说:“陪伴他人,倾听他们对基督教教导的挣扎,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可能的对话持开放接受的态度。劳埃德曾撰书引导基督徒如何为SSA弟兄姊妹提供能安全分享的地方,但她表示,“虽然这个世界也许会称我们为‘心思狭窄’的人,但对所有观念持接受的态度,实际上是种傲慢和愚昧。我们可以读诗篇第一篇,并自问:我在谁的忠告中行走?

3. 确保你对人的期望不会比耶稣更高(或更低)

当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30 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表达的是一个重要的悖论——律法能使人自由。当我的进步派朋友试图鼓励我“忠于自己”,以“上帝造我的方式”表达爱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将我从律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如果你在这个议题上倾向自由的左派,请明白你鼓励我们拥抱同性的吸引力的“祝福”,实际上为我们带来了比耶稣呼召我们委身于独身还更重的负担。祂要求我们爱祂、顺服祂,这既是亮光也是轻省的负担,我透过照着基督的教导及秩序经营我所有的关系而找到更多的平安、喜乐、爱和满足,远比我在与另一个女生的关系中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时更多。

相反的,如果你在信仰上比较保守,那么你要明白,在性认同上挣扎的季节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跌入罪中或缺乏信仰。就像其他基督徒一样,生命中的某些季节会比其他季节更艰难,当我们学习更深地向基督靠拢时,有时负担似乎感觉更重。在这些时刻,你可以信实地履行加拉太书6:2的呼召,“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4. 为被同性吸引的人代言、发声

是的,这ㄧ点适用于我们(甚至像我这样的SSA基督徒)这些坚定地认为同性性关系并不包含在上帝对亲密、忠诚、专属的性关系的美好祝福内的人。圣经中最好的例子是约翰福音8:2-11关于耶稣与犯奸淫的妇人的故事。当法利赛人想要辩论教义时,耶稣想要服事在祂面前以最脆弱的状态出现的那位“承载着上帝形象”的妇人。耶稣迅速地为她抵抗所有攻击她的人,并挑战这些人应首先关心自己的心和罪。

不过,一旦石头被扔掉,控告者离开了,耶稣也没有简单地让她离开。耶稣向她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因此,为人发声意味着保护他们免受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攻击。虽然透过谴责“仇恨及恐同言论/行为”来为同性恋发声是很重要的事,但发声也包括成为导师、问责伙伴和祷告勇士。如果你认识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或青年人——在受同性吸引的问题上挣扎,你应该走向他,以心思陪伴,对他说造就生命的话,肯定神所赐予他的恩赐。花时间和他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也花时间为他祷告,将你的生命投入在他的生命里。

5. 请记住,婚姻之爱并不是爱的最高形式

那些替我哀叹我永远不会“找到爱”(如果我继续相信同性性关系是有罪的)的朋友们小看了所有单身基督徒能在教会群体里经历到的爱和满足。并非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婚姻关系,而我的性取向使我更加不可能有异性婚姻。然而,在圣经中,婚姻并非爱的最高展现形式,基督和教会的奥秘之爱才是。最高阶的爱是希腊文agape的爱,而不是eros的爱,所有人都可以经历到agape的爱,这意味着帝并没有向单身基督徒隐藏关于祂(和这世界)最美好的部分,祂将自己所有一切和祂的爱带给所有人。

此外,因着我对上帝的理解和圣灵的工作,我确实仍有可能有异性婚姻关系。选择信实地过单身基督徒的生活,并不等同于被判终身孤独。如果有个敬虔的男人在我的人生旅途与我并肩而行,看到我真实的样貌、我所有的长处和短处,并愿意与我一起服事主,我仍会全心全意地相信,那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诗37:4)的神能塑造我的心,让我拥抱这段关系。

而如果这没有发生呢?那么,基督的肢体就在这里,这个不断向我表达爱、支持和愿为我牺牲的群体。

说到底,上帝依然良善美好,依然足够我一切所需。

贝卡·梅森是Revoice机构的执行董事,也是鹈鹕计划的创始成员。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不同种罪需要不同种挽救措施

虽然我们不能自以为是的对不同罪进行严重程度的排名,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对不同的罪有不同的惩罚及不同的补救方式。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7,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基督教神学始终坚持着一些看似无法相容的核心真理──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人既是罪人,也是上帝以自己的形象所造之人;教会既是地方性的,也是普世性的。

而尽管我们如此宣告并认定信仰,但在信仰实践的过程中,基督徒却常常无法成功兼顾看似相互冲突的真理。我们难以在张力中紧紧同时抓住两种真理,而是倾向看重其中一边,并在这个过程中扭曲了真理。我们要不是视耶稣为毫无软弱之处、超越一切的存在,就是仅仅视祂为先知中的一位;我们要不是认为人类已堕落到只能犯罪的地步,就是认定人类除了一些小过犯外,大体上还不错;我们要不是只专注于自身所处的地方教会,就是认为地方教会微不足道。

福音派神学家分别在基督论、人类论和教会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解决这三种充满张力的真理陈述。但还有第四种张力有待解决:所有的罪都会毁了我们,但并非所有罪都以同等的方式毁了我们。

首先,让我们明确的指出:罪──无论多么小的罪──都是件严重的事。只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工才能赎罪。但是,说“基督是所有罪的唯一救赎”与说“所有罪皆对我们造成同样的影响”是两件不同的事。

所有罪都会破碎罪人的灵魂,在我们的生命里制造灾难。然而,圣经不断地描绘我们所犯的罪为不同种的罪,不仅造成的影响不同,在上帝面前也不同。例如在律法书中,不同的罪就会有不同的社会性的挽救措施,以及不同的赎罪祭(利4;出21)。并非所有罪都需要用公牛或山羊来献祭,有的时候用一只鸽子也可以。在先知书和箴言里,上帝将某些罪区分开来——甚至认为某些罪特别严重,相较于其他的罪必须被优先处理,并且将“故意犯下的罪”及“无意犯下的罪”做区别(箴6:16-19;结45:20)。

耶稣将亵渎圣灵的罪单独列为一类特别的罪(太12:31),并说有些罪会使我们距离地狱之火更加靠近(太5:22)。保罗同样也说,得罪自己身子的罪会造成特殊的伤害,与其他罪的伤害程度不同等(林前 6:17-19)。

若不将上述这两个关于罪的真理同时严肃看待,我们会陷入道德上的混淆。例如,目前美国教会界在防止性别歧视的问题上投入大量的精力。我们不应忽视性别歧视的罪在教会内造成真实伤害的事实,但我们“如何形容这种伤害”却会带来极大不同的结果。

从对这些罪恶的清算工作的开始,许多讨论常将非常不同的罪绑在一起看待。例如将“犯下性侵的传道人”及“传道人在人际关系上的偏见”绑在一起看是毫无意义的举动。是的,每一种罪都会造成伤害,需要补救的工作,但仅仅是出于常识我们都知道这两种罪及其意义上的不同。性侵女性和对同事有性别上的刻板歧视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我不认为有人会把这两种罪视为一样的罪行,但是,一旦我们在真理上把这些罪都归类为一个单一的标签──就是“罪”时,我们容易产生混淆。毕竟,从神学上来讲,福音派认为这些差异极大的罪的行为都有相同的果效──使我们与上帝分离。而我们确实也能看到这一点。但是,这样抽离式的看待罪,会忽略整体叙事ㄧ大部分的内容,使我们的伦理判断受到影响。如果我们的神学不能让我们对罪的种类及伤害程度做出区分,我们就很难做出适当的对应处置。

福音派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对某些经文的过度解读。例如,罗马书3:23承认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这并非说我们每个人亏缺神荣耀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当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的时候,意思并非“所有不义的行为及其严重的程度、后果都一样”。

这种视所有罪在本质上平等的想法并非源于新约本身,而是宗教改革和之后的时代。当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致力反对旧传统的时候,他认为所有的罪──无论大小──都是该死的。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也说到,有限的受造物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是对无限的上帝无限的冒犯。

以上这类论述虽然有助于让我们严肃地看待所有的罪,但也无意中造成了将所有罪一视同仁处理的效果,使我们很难说清为什么“无意造成的伤害”与“故意的伤害”有所不同,或者为什么罪造成的“不同程度的伤害”对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当我们简单地把所有罪归结为该死的罪时,我们忽略了圣经如何论述不同的罪会以不同的方式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此需要不同的(暂时性的)挽救措施。基督的赎罪祭是让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的唯一方式,但让不同的人恢复健全健康的生命则需要不同形式的修复工作。

我们可以看彼得和雅各这两个门徒的例子。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这两个门徒与耶稣一同在客西马尼园,并且都逃走了(太 26:56)。但彼得在逃离罗马官员的过程中主动否认与耶稣的关系(太26:69-75)。正因为彼得三次的否认,耶稣三次询问彼得是否爱祂(约21:15-17)。一个更深但不同的伤口,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挽回及修补伤害。

从包括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内的传统神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反思至少在三个重要方面与加尔文和爱德华兹有所不同。首先,他们将基督徒有意犯下的罪与无意犯下的罪区分开来。所有的罪都偏离了上帝的旨意,但我们故意犯下的罪与我们无知犯下的罪是不同的(路12:47-48)。

其次,虽然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倾向,但我们的倾向却不尽相同。有些人与惯性的性欲争战,有些人与惯性的骄傲争战。虽然这两种罪都会把我们引向毁灭的道路,但如果说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对我们的生命造成破坏,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区别不仅在于这些罪对他人的影响,而在于这两种罪于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对身体享乐的渴望,后者是将自我凌驾于他人和上帝之上。性欲可能会扭曲我们的思想和渴望,贬低我们作为受造物的尊严,但无止尽的傲慢最终会颠覆道德的基础,将自己凌驾于上帝之上。

第三,不同的罪需要不同的挽救措施。回到之前的例子,揭露“性侵犯”与揭露“性别歧视的想法”是不同的。这两者都涉及物化、权力、性差异,但它们仍截然不同。 一个是将意念兑现至暴行,一个是心理上或文化上的习惯。一个需要法律制裁,另一个则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纠正和门徒训练的工作。

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人类的层面,就是上帝也会区分不同的罪。如果我们要继续成长,我们就需要认识这些差异。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说,有些罪对我们的伤害比其他罪更大──我们故意犯下的罪与无知或愚昧犯下的罪并不一样。这意味着我们如今知道,虽然所有罪都会造成伤害,但不同的罪对犯罪的人和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是不同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明白需要对罪做出哪些不同的回应。

明白关于罪的真理之间的张力──所有罪都会毁灭我们的生命,但不是所有罪都带来同样程度的伤害——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错误地自以为是,对不同罪进行严重程度的排名。那种心态等于同在说“感谢上帝,我们不像那个税吏”(路18:9-14)。相反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知道我们犯下的所有具体的罪,更知道我们需要哪种具体的美德来从这些罪中恢复。

这是我们悔改之后成圣的一部分:好色的人需要贞洁,骄傲的人需要谦卑,暴力的人需要和平,无情的人需要爱。圣经敦劝我们要寻求这些圣灵工作的果实,这些果实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是上帝赐给有不同伤口的不同罪人的美好礼物。

毫无疑问的,所有人都因罪而生命破碎。但是,福音派若要有健康的未来,我们需要在做判断时考量不同罪之间细微的差别,更多地认识到不同罪的本质及其伤害,并更多地关注美德/圣灵果实在人们生命里通常是以缓慢的速度成长。因为,若我们不以特定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生命的破碎及恢复,我们将继续像马太福音12:43-45耶稣的比喻里所形容的被打扫干净的房子那样:若没有新的美德/圣灵果实的居住,撒旦便能再次侵扰、造成伤害。

迈尔斯·沃恩兹(Myles Werntz)是《从孤立到群体: 基督徒共同生活的新愿景(From Isolation to Community: A Renewed Vision of Christian Life Together)》一书的作者。他也在现实世界中的基督教伦理(Christian Ethics in the Wild)上发表文章,并在阿比林基督教大学( 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任教。

翻译:Harry Chou/校编:Yiting Tsai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道”如何帮助华人理解基督

哲学家庄子的思想可以成为理解福音的垫脚石。

庄子最著名的寓言之一:庄周梦蝶

庄子最著名的寓言之一:庄周梦蝶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6, 2024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在《约翰福音》英文译本一开头,上帝永恒的存在以“the Word(神的话语)”呈现,即新约原文希腊文logos一字的英文翻译。在许多中文圣经译本中,包括很普及的中文和合本,这个概念被翻译为“道(Dao)”。

在英文里,“道Dao”这个中文字的“意译”通常为“the Way(道路、途径)”。在中文里,“道”这个字表达一种与天契合的教导或生活方式,并同样代表道教中无所不在的万物之本。道教是一种思想传统及宗教信仰,鼓励其追随者追求长生不老,获得能识别各种情境并作出正确回应的智慧。

所以,上帝的“道(Word)”与道教的“道(Dao)”有什么关联呢?

当我在中国生活和教书时,认识了许多心思灵敏且好寻根究底的人,他们对灵性问题持开放的态度。然而,在考虑基督教的福音前,这些“慕道者”往往会先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寻找答案。我对中国宗教和哲学的不甚了解因而影响了我为福音所做的见证,所以我决定认真学习儒家、道家及佛教等思想传统。

现在,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其他宗教的学者,我对中国哲学和宗教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交集和分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对华人后裔如何将自己的文化遗产与基督教信仰相联系也有更清晰的认知。

基督教宣教士和学者有着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真诚对话的悠久历史。比如在《使徒行传》第 17 章中,保罗在希腊雅典注意到一座庙坛上写着未识之神,借此宣称基督是他们一些传统的完整体现及实现。后来,俄利根和奥古斯丁等初代教父透过希腊罗马哲学(如新柏拉图主义)加深他们对福音的理解,并将福音传遍当时信奉多神的欧洲。

这种以文化背景为桥梁来揭示福音全部内容的模式后来也延伸至中国。在六世纪的唐朝,东方亚述教会的修士们透过中国哲学的词汇来传讲基督。到了16世纪,耶稣会宣教士利玛窦更采用儒家思想和论述,在明朝宫廷官员间留下深刻的印象。

几个世纪以来,道家及儒家思想共同塑造华人(乃至整个东亚)思想文化的内涵,其中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便是哲学家庄子。

人们对庄子的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战国时代宋国蒙郡(今河南省境内)的一个小官,很可能与儒家学者孟子同时代。然而,他被视为著名的道家思想家,他严厉地摒弃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崇尚“自然无为”主导的冥想及简朴的生活。

我认为,认真思考庄子关于“道”的教导,对于理解蕴含在中华文化中的福音概念至关重要。虽然庄子并非像耶稣那样神圣的存在,他的教导也未如圣经经文神圣,但他的思想可以成为华人慕道者理解《新约圣经》并认识耶稣——身为道路、真理和生命本身— —的垫脚石。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方式

关于“真人”(true person)的概念是庄子影响久远的思想之一。对他来说,“真人”就是当一个人与“道”完美合一,能正确地辨识各种情境的人。庄子认为这种人表现出“内圣外王”的特征,因为他们的精神/灵命能力使他们生命的宏大性远超过其他倚靠武力的统治者。

公元 220 年汉朝分崩离析后,学者们对儒家学说感到失望,因为儒学无法维持住汉帝国。人们开始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后人称之为“新道家(neo-Daoism)”或“玄学”,结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更加强调人们要修炼庄子所提出的成为“真人”的概念。

这一新学派的领袖们更援引佛家思想来充实他们的新道家思想。佛教于汉朝传入中国,但未能发展壮大,因为佛教教导信徒们应离弃家庭和社会,过修行的生活,这与当时中国人的情感观念背道而驰。

庄子的思想使佛教对中国精英阶层产生吸引力。例如,庄子鼓励追随者操练“心灵的禁食”(心斋),这种观念与佛教的禅修产生了共鸣。因此,庄子的教导成为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桥梁,使佛教在中国得以蓬勃发展。

如果说,学者们曾透过庄子的教导将佛教思想引入中华文化,那么,基督徒能否运用庄子为基督信仰做相同的事呢?深受道教影响的华人慕道友会如何从庄子思想的角度来看耶稣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把庄子最著名的三种思想与《新约》中的三段经文做比较。

由灵而生

在庄子的世界观中,“生命转化(transformatio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他最著名的教诲之一来自于一个梦,在梦中,庄子变成一只蝴蝶,而这让他开始怀疑事实是否是相反的:他其实是一只蝴蝶在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人类”。

藉由蝴蝶梦,庄子暗示大自然可能比我们通常认知的要宏大深远得多。在我们目前的现实生活外,还有许多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奥秘。从一个现实醒来接着进入另一个现实的动态转换,正表明“更高”层次的意识可能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完全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

当与世界观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华人交谈时,庄子关于生命“转化”之奥秘的观点也许能帮助他们理解:成为一个基督徒并非靠自我努力而成,而是由圣灵在背后主导。

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记载,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论关于永恒的问题时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对尼哥底母而言,“重生( born again)”似乎不合逻辑,也不可能。但耶稣回答,这种重生不是身体的重生,而是灵魂的重生。

圣灵的力量远远超过尼哥底母以为的自然出生。圣灵就像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拂(约3: 8),祂的工作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可以复制的。

培育属灵果实

庄子认为,当一个人与“道”相连结时,所有行为可以变得毫不费力。庄子在《养生主》写下庖丁解牛的故事,讲述厨师如何自然地、直觉地挥舞屠刀宰牛。厨师说:“三年后,我看到的不再是整头牛了⋯⋯我的灵主导着我的作为,我不再需要用眼睛看。就像感知和理性停止作用了,我的灵领着我完成这一切”。

对庄子而言,需要努力开始的事会慢慢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最终的结果是一种看似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做任何人们觉得自己使命所需的事。

在向华人慕道友介绍福音时,庄子“无为”的概念也许能让人更深入地理解保罗在《加拉太书》5:22-25 中关于圣灵果子的教导。保罗说,我们应该扎根于上帝的灵,而不是肉体,既然我们靠圣灵而活,我们就应该与圣灵“同步而行”。

我们该如何将这些教导处境化至华人世界观呢?

与圣灵同行的意思是,当我们与基督连结,住在祂的话语中时,我们让圣灵每天在我们灵魂里面做工。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许有些时候——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多有挑战性——在我们的生命里展现爱、喜乐、和平、忍耐和其他圣灵的果子,都会变得像庄子所描述的那样毫不费力。

对价值的估算

在庄子看来,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也可能蕴藏着极大的价值。在《逍遥游》中的一个故事里,一个批评者抱怨一棵丑树,并将其与庄子的教导相提并论:“你的话,也是大而无用,所以大家都不相信!”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棵树〉种在‘空旷无人之乡’或‘广阔无边之野’里,随意地在树旁徜徉,或自在地在树下躺卧呢?……它不会遭受斧头砍伐,也没有东西来侵害它,何来艰难悲苦呢?”庄子诙谐地回答。

在庄子看来,“无用”之树的妙处就在于它有自然的潜能,仍可造福于世。他批判人类只重视对自己有利的事物的倾向,并断言所有受造物都有其内含的价值。

与华人分享基督教时,庄子这个在看似毫无用处的物品中发掘价值的故事可以作为理解耶稣对天国的描述的跳板。

在《马太福音》13:31-32 关于芥菜种的比喻中,耶稣把天国比作一粒芥菜种,这粒芥菜种完全成长后,会变成一棵大树,“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耶稣认为,一粒小小的芥菜种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够长成一棵大树,为鸟儿提供家园。在这个寓言里,芥菜种反映了神的国度:起步虽看似卑微,成长却是势不可挡。

遇见“道”成肉身

在研究庄子的教导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帮助华人慕道者理解基督信仰时,我们看到庄子的思想如何指向基督的例子: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祂体现了庄子关于成为“真人”的教诲。

耶稣就是道路(the Way),就是庄子所说的 “道(Dao)”: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然而,透过另一个世界观下的语言和价值观为基督作见证,能成就的事不仅仅只有向不同的文化传福音,而是同样能为我们这些华人文化之外的人理解福音提供新途径。这样看来,庄子的思想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上帝话语的新角度,就像初代基督教领袖藉由希腊罗马的哲学来阐明神学真理那样。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阿奎那也认同):“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All truth is God's truth)”——因为无论我们在何处发现真理,上帝都是它的源头(约16:13 )。而上帝真理的每一个指标,即使蕴含在不同文化中,最终都指向耶稣就是万国万族的盼望(太12:21)。

楼静武博士(Easten Law)是普林斯顿神学院海外事工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或是订阅本刊,如想收到关于新文章的通知, 可通过免费订阅通讯或追踪我们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Apple PodcastsDown ArrowDown ArrowDown Arrowarrow_left_altLeft ArrowLeft ArrowRight ArrowRight ArrowRight Arrowarrow_up_altUp ArrowUp ArrowAvailable at Amazoncaret-downCloseCloseEmailEmailExpandExpandExternalExternalFacebookfacebook-squareGiftGiftGooglegoogleGoogle KeephamburgerInstagraminstagram-squareLinkLinklinkedin-squareListenListenListenChristianity TodayCT Creative Studio Logologo_orgMegaphoneMenuMenupausePinterestPlayPlayPocketPodcastRSSRSSSaveSaveSaveSearchSearchsearchSpotifyStitcherTelegramTable of ContentsTable of Contentstwitter-squareWhatsAppXYouTube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