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2月28日，台湾人民都会聚集在一起，纪念1947年以大规模军警镇压结束的“二二八”事件。在纪念 二二八时，我们反思我们在历史上与暴政进行的斗争——我们目前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来自多年的抗争，今天我们仍然为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奋斗。

今年，我呼吁我的台湾同胞通过表明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来纪念二二八事件。对我来说，身为台湾人就应该声援乌克兰人民反对入侵和暴政的斗争。

在我后来跟朋友之间友好的神学讨论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我是以台湾公民的身份，还是以基督教神学人的身份发表这样的评论的？或许两者都是？我应该如何理解我的台湾人身份与我的基督徒身份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我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明：我不是 一名“台湾基督徒”，而是一名 “来自台湾的基督徒”。在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中并没有“公民宗教（基督教）”的概念存在的空间。

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因反对德国的“神秘民族主义”而于1935年被迫离开德国。他于1936年在《上帝的恩典拣选》（Gottes Gnadenwahl）一书中写到他的祖国：“并不存在一个全体瑞士人的‘生活总体性’（Lebenstotalität），没有‘瑞士的宗教’或‘瑞士的基督教’”。同样，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视频）中对我的台湾神学同侪林鸿信老师和我的中国同行洪亮说：“我不是一名德国基督徒，而是一名在德国的基督徒。”作为一名新加尔文主义者，我由衷地认同这些神学家对公民基督教的摒弃。

当然，你可以说公民宗教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民族主义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现象或意识形态。有些人认为，民族主义只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国家是由一个民族的规范和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并维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对价值观最好的描述是它们具有宗教性。

在这种观点中，公民宗教是赋予一个民族某种国族身份的宗教。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和公民宗教本身可以是无害的，甚至是符合圣经的，不一定与它们在第三帝国表现出来的形式相似。

对于这种论调，我只能斩钉截铁地用一个“不！”字来回应。

新加尔文主义的“领域主权”原则是一项在其他流派的基督教神学中也能找到不同表达方式的符合圣经的原则，它规定宗教、国家和民族的领域必须恒久保持区隔。只有耶稣基督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在上帝的美好创造中，每个领域相对于所有其他领域都具有主权。正如俄罗斯在道德上有责任尊重乌克兰的国家主权一样，在上帝创造的道德秩序中，上帝禁止宗教、国家和民族之间互相侵犯。

在新加尔文主义中，领域主权的理念包含在通常被称为 “基督教世界观”的系统中。有些人将其描述为 “基于创造的世界观”，但这种描述并不能概括整个概念。

简单地说，我喜欢称之为 “新加尔文主义巨擘 ”的一些神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凯波尔（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我还要加上霍志恒（Geerhardus Vos）——对 “基督教世界观 ”的看法，是把世界历史看作是救赎历史——创造、堕落和救赎的历史——得以展现的舞台。我喜欢借用巴特的修辞，把世界历史描述为救赎历史的 “外在基础”，把救赎历史描述为世界历史的 “内在基础”。

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我们可以想想《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记录耶稣出生在凯撒·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经文。作为罗马帝国第一位事实上的皇帝，奥古斯都从被刺杀的尤利乌斯（Julius）手中接过了凯撒的头衔，并采用了“奥古斯都”这个名字——那是一个通常用来描述神明的词，用来影射他具有某种神性。他让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成为罗马民族身份的官方叙事——这部民间史诗编造了拉丁民族被命运选中、以正义的名义统治各国的神圣起源的故事。

自称奥古斯都的人确实是上帝拣选的统治者，这是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的作者写下的最好的戏剧反讽之一。上帝选择了这个人，并通过在《路加福音》中简短而重要的提及，让历时历代和全世界的人知道他。

圣经提到这个罗马皇帝的意义在于，当我们根据世界历史的内在基础来鉴查其结果时，它向我们表明自封的皇帝神性（“天子”）的概念对于世界历史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世界历史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立约的历史，其基础是父、子和圣灵之间永恒而不可动摇的契约。（改革宗神学家称之为“pactum salutis”，即“救赎之约” 。）

一个婴孩诞生了，他的出生（“圣诞”）今天继续在全世界被庆祝，而埃涅阿斯则被视为一个在战场上寻求荣耀的杜撰传奇人物或战争贩子式的虚构神话英雄（尽管他似乎具有同情和正义的美德）。

作为基督徒，既然我们号称相信奥古斯都统治下出生的婴孩（耶稣）的故事，我们就必须在心中寻找残留的埃涅阿斯的影子，并将它赶出去。因为基督的诞生是为了成全上帝律法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不可信仰别神、不可拜偶像）——其实也是成全所有的十条诫命。我们这些承认基督是主的人，除了在道成肉身的圣子中自我启示的真神之外，没有别的神，也不会把任何不是神的东西神化。这适用于民族，也适用于个人所属的国家。

尽管如此，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民族主义和公民宗教（按照前面的定义）不一定会神化民族或国家。但我认为它们必然会这么做。

在地上所有的团体中，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团体是上帝为基督徒彼此团契而拣选、通过传讲真道和施行圣礼成为上帝施恩的管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她在旧约时代采取的是以色列的形式。

以色列是上帝的 “选民”，但她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中的一个属灵的信仰团体。如今神的选民是通过教会体现在地上的各国之中。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只有教会构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彼得前书》2:9）。在我们从万国中被呼召出来、聚集于教会之前，我们“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10）。

换句话说，教会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共同体，在其中多元中的合一建立在一主、一信、一洗（《以弗所书》4:5）之上。尘世的国家可能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维系在一起，而这些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宗教性的。基督徒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这些价值观，因为雅典是耶路撒冷的外在基础。然而，试图用基督教信仰来统一一个地上的国家，是神化雅典，并赋予它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地位。

这种通过对拣选、护理、教会和末世之事的教义进行某种明确或隐含的世俗化改造，来使天上的耶路撒冷实现在地上的企图，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一点纳粹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如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以及当代作家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罗森（Michael E. Rosen）都有述及。将天上的耶路撒冷属地化和将地上的雅典神圣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有教会被上帝拣选，成为尚未到来的天国的现时预表。然而，我们确实祈祷 “愿你（上帝）的国度降临”。我们的主并没有教导我们祈祷被带到天上去。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因为凯撒·奥古斯都在地上的历史是上帝之子来到人间的历史的外在基础，而耶稣基督的历史是罗马帝国历史的内在基础。同样的道理，教会是万国的内在基础，而国家是神的国度降临的外在基础之一。

这正是我呼吁台湾的基督徒声援乌克兰人民的理由：首先，台湾有一个教会作为她的内在基础；其次，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为的是她能够在此时此地重演在彼时彼地一次成就而永远成就的道成肉身的历史。

在台湾追求权利、自由和法治的历史中，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和其他长老会宣教士在19世纪末第一次来到台湾时（当时台湾是在中国统治下，后来被日本占领），他们向这个岛屿上的人民介绍现代医学、农业和教育。他们为妇女提供教育并倡导妇女的权利。他们研究并帮助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语言。直到今天，在台湾长老会神学院接受培训的牧师还被要求学习用各自教区的方言讲道。

这些宣教士并没有试图将台湾原住民或讲闽南话的社区同化为一个来自西方的所谓 “基督教 ”文明。他们也没有像16和17世纪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那样，试图让当地的统治者和政府官员改变信仰。君士坦丁式的基督教不在他们的议程上。在他们异象中的台湾基督教，是在历史的实际情况下，将成为台湾历史的内在基础的信仰。

一个作为台湾的内在基础而存在的教会有一个先知性的责任，即呼吁社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弥迦书》6:8）。台湾长老会在历史上一直站在抗争的第一线，代表他们的非基督徒邻舍抵抗暴政。许多台湾长老会的领袖实际上是有海外关系和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但他们有“基督的心”，能够谦卑“虚己”（《腓立比书》2:5-7），所以他们愿意为邻舍的利益而被谋杀和监禁。

他们明白一件事：耶稣是来被本丢彼拉多钉死的。上帝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上帝在各各他山上实现了公正和怜悯。各各他是上帝永恒不变的公义和怜悯的外在基础。因此，如果我们自诩为十字架的背负者且以此为荣曜，却对这个世界的暴政、不公、谎言和苦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就有祸了。

“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1:14）。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福音的这一核心真理，那么我们就知道，上帝禁止我们成为世界历史的旁观者和局外人。

加拿大人马偕，在整整150年前来到台湾，让自己成为台湾历史的一部分。今年，整个台湾——不仅仅是基督徒——都在纪念他的到来。在马偕和他的宣教同事之后诞生的台湾长老会至今深刻地影响着台湾文化。

可以肯定的是，台湾仍然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社会，除了某些灵恩教会和灵恩运动推动者之外，台湾的基督徒并不打算把这个国家变成“基督王国”。教会仍然是台湾的内在基础，而台湾是我们的教会的外在基础。台湾的教会理应继续以公义、怜悯和谦卑的价值观，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影响台湾社会。

而正因为台湾有一个教会作为其内在基础，台湾教会将继续提醒社会：无论是否是基督徒，作一名台湾人即意味着参与世界历史（普遍恩典），通过世界历史，上帝自己的公义、怜悯和谦卑的历史，也就是道成肉身和基督再来的历史（特殊恩典），将继续展开。

Alex Tseng是一位来自台湾、从事卡尔·巴特研究的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人。

翻译：Sean Cheng

2022年3月1日《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生效之后，又有一批中国基督徒创办的福音网站，包括资深和广受欢迎的“约拿的家”，被删除或宣布关闭。基督徒护教作者、（前）知乎大V基甸曾在知乎回答了近300个基督教与圣经相关的问题，最近他的回答也全部被删除。在中国境内的社交媒体上，更多基督教相关内容继续遭到“和谐”。针对基督教相关内容的封禁删除并非在新的管理办法生效之后才有，而是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并在2018年后逐渐加剧的。过去这三、四年，有大批福音机构和基督徒创建的微信公共号被删除，很多在被删除后试图再开，“转世”的公共号同样遭到被删除的待遇。

微信是拥有最多活跃用户的中文社交媒体，截至2021年底，微信在全球已经有超过12亿的用户，包括订阅号和服务号的微信公共号数以千万计。微信公众号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成为基督徒们言说信仰、传递福音的管道。到2018年，微信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公共号。尽管这些公共号的绝大多数在“网络宣教的寒冬”的今天已经都被封禁删除，但在2018年前的数年时间内，这些公共号曾经有过相对活跃和生机勃勃的“春天”。

2017年，普世佳音机构委托专业公司对数千微信公号进行了独立的大数据调查和分析，通过分析计算其中的基督徒公共号发出文章的阅读量、点赞数、命中关键词数、文章数等参数，对基督徒公共号的内容和影响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基督教微信公共号存在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分析中能够给有心善用新媒体传福音的基督徒个人和教会、机构提供有益的参考。尽管今天很多基督教媒体和自媒体都已经（被迫）从微信公共号撤出转移到墙外的社交媒体，我们相信这些研究结果对未来的新媒体宣教仍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故此，我们总结了一些主要的发现，跟基督徒和教会分享。

商业营销公共号混杂其间

在所有的发现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内容涉及基督教信仰的公共号都是福音性的公共号。在基督教相关的公共号中，为了商业（盈利）目的创建的营销类公号的数量大于基督徒、教会和福音机构创建的、以传播基督福音为目的的福音类公号。在我们调查的公共号中，有5263个过去所发文章中曾包含基督教核心关键词，但其中只有349个是以基督徒身份出现、阅读对象为基督徒、经常性发布基督教内容的，这样的“基督教公共号”约占6.6%。而其中商业营销类的公共号却占15%的比例。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微信设有可以出售商品的微店、方便赚钱支付的钱包和鼓励作者的打赏机制。

在微信上居然有非基督徒为了盈利而模仿福音性的公共号发布基督教信仰相关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在微信这个广告平台上已经得到相当的关注，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同时我们研究的数据也表明，在基督徒的微信公号构成上，存在一个福音纯度和含量的核心、内层、外层三层特点。

外层由数量庞大的一些公共号构成，探讨宗教、信仰、文化、历史、时政、财经、学术等方面的内容的时候，都会提到基督教、耶稣基督、福音、以色列、圣经。但是他们提及的角度、引用的目的与福音和宣教关系很远，甚至不能使人正确认识福音。

内层是一些由基督徒、教会和一些“文化公司”开办的公共号，但其具体运营机构信息不透明，信仰背景混杂。这些公共号的内容来源存在严重的抄袭和侵权现象，且多有广告植入，部分公号还接受捐赠和奉献，但是款项的使用并不公布，缺乏透明。这一层的“福音”极有可能将人带到偏离福音。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从数量到阅读量都超过城市基督徒相对比较熟悉的许多核心公共号。在按照文章数、阅读量、点赞量和关键词命中率综合排名的榜单前50名公共号中，虽然也能看到一些基督徒耳熟能详的机构公号，如“生命季刊”、“今日佳音”、“海外校园”等，但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不明的营销号，甚至是异端经营的公共号，所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

按照阅读量排名，在所有349个可以称为“基督教公共号”的前五名中，四个号都是一家在济南的营销公司在运营，他们的标识是“微信教堂”，所有的号都用“微信教堂”四个字做logo。排名最前的五个号都开设有微店，销售基督徒用品，以及部分与信仰无关的保健用品。这五个号的阅读量7600万，超过后面95个号的5700万的阅读量总和。

这些营销号文章中圣经真理方面的问题比比皆是，但阅读量和评论数都出奇的高。比如排名第三的公共号中一篇“祷告的五个秘诀”的文章，所讲的“祷告秘诀”似是而非，多有不合圣经之处，却在发布的数小时内得到一万多阅读、两百多点赞。

研究结果还显示，基督徒公共号存在普遍而严重的抄袭、侵权现象。尤其是主推福音音乐和福音影视的两类公共号，有严重的肆意侵权、完全不尊重著作权和版权的问题。这些公共号大量使用非授权的视频、音频、文字，以零成本经营，但却接受奉献、捆绑广告，基本上也是以盈利为目的，不顾基本的基督教伦理，给人很不好的见证。

以上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跟中国基督徒的构成相关。中国基督徒中仍然有相当的比例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但随着微信在智能手机上的普及度不但提高，在使用微信的基督徒当中，他们的比例也有提高。他们在微信超级扁平化的大平台上寻找福音内容，但对找到的信息没有能力辨别良莠，于是成为他们每日“灵粮”的恰恰更多是非基督徒为了骗取钱财而设置的公共号发布的内容。数量庞大的中国农村基督徒如此天天被微信营销号“牧养”，实在令人担忧。

福音性公共号缺乏影响力

由于基督教内容的小众性、边缘化以及营销号的参杂等原因，在我们通过一些中国新媒体大数据平台收集数据时，许多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影响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福音机构的公共号的文章没有被检索到。因此我们选取了35个福音机构的公共号做了补充调研，获取了在2017年5-6月共60天内发布的所有3086篇文章的传播数据。我们发现：

第一，福音机构发布的文章总体数量、阅读量偏低。在35家福音机构的公共号中，两个月发稿量在180篇 （意味着至少一天三篇）以上的只有5个，而且平均阅读率最高的不到8000。相比之下，许多剽窃内容的营销号却一天多篇，且每篇都轻易达到2-3万阅读。

第二，能够做到“以质取胜”的文章微乎其微。两个月发稿量较少（50篇以下），却依旧获得了比较高的平均阅读率的，可以说是做到了以质取胜，但这样的文章只有区区8篇文章。

基督徒微信公共号也面临与非基督徒对话的断裂，普遍存在内容过于单一的问题，好像基督徒都不关心地上的事，只生活在属灵的“同温层”中，缺乏对公共的关注和与公共对话的能力，也反映出教会在这一方面的欠缺。

虽然福音机构的公共号在内容质量方面的确有原创性和神学纯正、有见识的优势，但从数据来说，它们却无疑输给了夹带私货贩卖、信仰不纯正的营销号。我们认为，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提醒我们注意新媒体宣教的一些“短板”，包括基督教公共号经营者在对新媒体营销的认识和运用、公共号的专业运营打理、对新媒体受众的认识、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公共神学的成熟度等方面的不足。

从正面来说，这些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受众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至关重要，精准的定位有利提高公共号的传播影响力。另外版面设计的美感以及能够对时事话题做出迅速的回应也很重要。如点赞数排在前面的“丹尼尔先生”、“那路”和“境界”等公共号的文章，无论是内容、时效性还是美工设计，都很适合其核心读者群——城市知识白领基督徒，因此获得了一批“铁杆粉丝”。以设计感和时尚感，高度的视觉元素提炼精彩的福音叙述脚本为特点的“那路”，远超其他公号，名列第一。

微信跟墙外的社交媒体有很多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由于日趋严酷的宗教内容审查，基督徒在微信上与福音相关的言说本身就受到很多的限制，很多时候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也不得不做一些自我审查。但墙外的社交媒体对网络宣教也有其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福音媒体和自媒体被迫或主动搬到墙外的平台上，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例如，2020新冠疫情将教会逼到到了线上，很多华人牧者、基督徒也在YouTube等平台开设了自媒体。YouTube的广告分成机制促使很多播主靠此获取收入，甚至以此为生，基督徒也不例外。但在内容选择上，特别对一些政论时评而言，基督徒博主的资讯来源真伪以及公共对话的态度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也担心因为利益的驱使，一些基督徒掌握到了“流量密码”，就像那些营销号一样，贩售“另类真相”、阴谋论，观点极端激烈，夸大其词，以致成为不顾真相的“劣币”自媒体。

对于今天很多转移到墙外社交媒体的平台上的网络宣教机构来说，以上我们通过研究基督徒微信公共号得到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不是所有的都适用于新的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对于使用新媒体传福音的基本原则的启示，应该仍然有借鉴的作用。如何在流量至上的商业化氛围中既持守福音真理又能对读者、听众有吸引力，还需要有志于新媒体宣教的基督徒继续探索和学习。

安平，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中文部主任，宣教牧师，《游子新歌》丛书出版人，网络宣教论坛核心同工。

中国基督新教诞生于19世纪中国人与欧美宣教士的互动之中。那是一个以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和军事力量扩张为标志的时代。鸦片战争（1839-1842和1856-1860年）后，英国成功地迫使中国向西方和新教宣教士开放。在夏威夷并入美国和菲律宾独立之前，英国在北美洲进行了领土扩张。这种扩张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工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奴隶制在英国（1807年）和美国（1863年）的废除更加剧了全球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这些历史的发展部分解释了散居华人人口增长和更多华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原因。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亚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殖民地，华人移民虽然不容忽视，但人口并不多。而在英国扩张期间，散居华人人口迅速增长。来自中国的劳工对北美西部的发展至关重要。加州的大部分农业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都是由来自中国的华人合同工建立和建造的。

英美列强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为福音的传播和基督教文化的提升开了一扇门，这是大多数的英美基督徒乐见其成的。另一方面，为消除奴隶制和人口贩卖而斗争的废奴主义者则看到了在全球分享自由和平等的福音的新机会。

1850年代，当华人移民开始大量涌入美国时，西方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还只是限于香港和五个条约港口。美国的宣教机构在华人移民浪潮中看到了一个机会——如果这些华人移民中的一些人能信主，就可以建立一个跨太平洋的华人基督徒网络，这对基督教在美国的发展也是有利的。1853年，四名华人基督徒商人创建了北美第一间华人教会，就是今天位于旧金山唐人街的三藩市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但是早在这间教会创建之前，就出现了华人教会发展壮大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决定性地塑造了美国华人教会的很多特征。

首先，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几乎一下船就立刻面临敌视。与欧洲移民一样，第一批中国移民是一些有冒险精神的人，他们在1849年加州淘金的消息传到中国后，看到通过采矿或商业致富的机会。但在1852年，加州通过了歧视性的税收法，后来，该州还试图将华人赶出矿区及阻止华人移民。

来自华人社团的抗议没能阻止日益增长的敌意——抗议者包括一名自称是已归化的公民的基督徒商人、唐餐馆老板袁生（Norman Asing）。即使有宣教士和宣教机构倡导接纳华人移民，也无法阻止美国（以及后来的加拿大）政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通过针对华人的歧视性的移民和归化法。

第二，中国移民的流动性大，居住的地域分散，且以男性为主，这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定的信仰团体。在1850和1860年代尤其如此。当时大多数华人都在散布于美国西部的矿区工作。随着矿场的枯竭，许多人在矿区邻近的小城镇定居。一些人开办了制鞋和雪茄公司，另一些人则从事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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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代，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带来了新一波的合同制华工。许多华人后来在加拿大、美国南部和东北部的铁路建设中工作。一些白人教会通过语言学校接触到他们的华人新邻居。然而，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华人工作的短暂和经常迁移，教会无法留住这些华工。1854年，曾经有人尝试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建立一个华人浸信会，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即使是旧金山的长老教会——当时北美唯一的独立华人基督教会，到1860年也变得半死不活了。

然而，进入1870年代，一系列的事件催生了北美的华人教会。到1870年，华人移民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万3千人，到1880年接近10万5千人。对华人的敌意也加强了，他们被指责造成了1870年代美国西部的经济衰退。由于缺乏公民身份所带来的法律保护，华人被赶出了采矿的城镇，许多人被杀害。当他们逃到唐人街的飞地时，他们创造了与主流社会隔离的城市贫民窟。在重建南方的反弹推动下，反华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运动，导致1882年、1892年和190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及其延长法案。

在这一时期，美国宣教机构重新努力建立和支持华人基督教社区。从1868年开始，卫理公会、公理会、浸信会和圣公会的宣教士和华人牧师被派往旧金山的唐人街宣教。不久之后，女宣教士伴随他们到华人社区建立了英语学校、社区中心和妇女救助院。

一些白人宣教士因无畏地倡导华人的权利而广为人知。斯皮尔（William Speer ，1822-1904）不仅帮助华人基督徒在旧金山建立了中国长老教会，而且还在加州的档案中留下了重要的证词，为遭受基于种族偏见的歧视的华人辩护。他的继任者鲁米斯（Augustus W. Loomis，1816-1891）、康迪（Ira M. Condit，1833-1915）和卡麦龙（Donaldina Cameron，1869-1968）都作为北美华人的支持者留下了重要遗产。基顺（Otis Gibson，1825-1889）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华人盟友，他开创了卫理公会的华人事工，为新教倡导种族正义定下了基调。公理会的庞德（William C. Pond ，1830-1925）得到了持废奴主义立场的美国宣教士协会的支持。他和华人公理会的牧师们都充满热情地宣扬人类平等的福音。这些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领袖共同为华人基督徒社区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并引来一些美国基督教宗派的关注和支持。

最早一批信主的华人显然受到废奴主义者的启发，被基督福音所包含的平等主义所吸引。1875年，在旧金山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周年庆典上的一次演讲中，时玛（Ma See）将基督教关于造物主的观念与华人的权利联系起来：“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独一而普世的上帝创造的；如果这个世界属于上帝；如果人因皆为上帝所造而平等；如果所有人都来自一个家庭；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实际上也确实是，那么华人当然有权利来到美国这片土地，并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就像任何其它国家的移民一样。”

早期的华人基督徒还刻意区分了他们认为是真正的和虚假的基督教。李恩富（Yan Phou Lee）在发表于《北美评论》（188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当 “数年前华人受到迫害时，当他们被无情地驱赶和谋杀时，我至少有足够的智力能分辨这些暴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为；那些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保护华人的人都是基督徒”。

虽然白人宣教士被指责有“种族家长作风”的问题（这样的指责往往也是对的），但是他们是抗议反亚裔暴力并与排他性和歧视性的立法作斗争的少数美国人中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他们仍然展现了一种后千禧年主义的热忱，使公开见证信仰成为基督徒忠于上帝的不可磨灭的标志。尽管华人基督徒与白人宣教士的合作有不平等的成分，但他们接受了一种将个人与上帝的联结与社会和政治的参与结合起来的属灵传统。带着提升种族平等和救赎国家的共同异象，白人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携手建立了一个基督教跨国网络。

Timothy Tseng是校际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研究生和教师事工的太平洋地区主任及伯克莱新学院（New College Berkeley）总干事。他曾担任过神学院教授、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和牧师。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触手可及的事工：美国主流新教种族意识形态中的亚裔美国人，1882-1952年”。

翻译：Sean Cheng

排华历史催生了19世纪的美国华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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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创建于1853年的三藩市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右：1896-1906年间旧金山唐人街的花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