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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欢迎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但对叙利亚难民却不这样,这样做够“基督徒”吗?

中东和欧洲的福音派人士评估欧陆对于两者大不相同的反应,以及《圣经》中关于如何对待异乡人的教导。

左图: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在难民营的帐篷外生火。 右图:为躲避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人在波兰寻求庇护。

左图: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在难民营的帐篷外生火。 右图:为躲避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人在波兰寻求庇护。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5, 2022
《今日基督教》编辑/来源:Chris McGrath / Sean Gallup / Getty

看到乌克兰持续受到俄罗斯的打击,叙利亚难民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应该为什么祈祷。

“这就是以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在黎巴嫩扎赫勒(Zahle)的“携手为家”(Together for the Family)活动中心的难民学生说。 “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伊兹迪哈尔·卡西斯(Izdihar Kassis)出生于叙利亚的霍姆斯(Homs),父亲是一名浸信会牧师,她嫁给了一名黎巴嫩男子,然后在2006年成立了该中心。 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后,她将自己的事工转向照顾“她的人民”。 每年约有50名受创伤的青少年在那里接受咨询,有300人从该中心的职业教育课程中毕业。

当难民们在每周的礼拜中讨论欧洲的“可怕”局势时,卡西斯建议进行代祷。 40名儿童和30名叙利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低下了他们的头。

但有一个孩子想让乌克兰人知道叙利亚难民与他们是团结一致的。 他走到贝卡谷地的寒冷和积雪中,在黎巴嫩的150万叙利亚难民中的大多数都在那里避难。

他的标语宣称:“为和平祈祷。”

在黎巴嫩扎赫勒的一名叙利亚难民图片来源: 携手为家
在黎巴嫩扎赫勒的一名叙利亚难民

自俄国入侵以来,乌克兰的4300万人口中约有400万人成为难民。 另有65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然而,叙利亚内战已经有11年了,叙利亚2,000万人口中的680万难民中的大多数仍然生活在困境中。 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对叙利亚难民关闭上自己的大门,这与它对那些逃离俄罗斯侵略的难民的热烈欢迎成鲜明相比。

许多人对此表示反感。

来自斯里兰卡的维诺仕·拉玛昌得拉(Vinoth Ramachandra):“在报道战争、冲突和难民的困境时,全球新闻媒体、西方政府(可悲的是,甚至包括西方教会)长期存在双重标准和选择性的愤怒。”

“如果乌克兰人不是金发碧眼,他们的困境会引起这种同情心的涌现吗?”

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欧洲人的虚伪——甚至是种族主义——是否在充分展示?

阿拉伯基督教徒并不急于评判。

约瑟夫·卡萨布(Joseph Kassab)出生于叙利亚,如今是总部设在贝鲁特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福音派教会最高委员会的负责人。 他指出欧洲——主要是西欧——收留了一百多万的叙利亚同胞。 他说,东欧国家仍在从共产主义时代的恢复过程中,尚未形成与西欧同样的人权意识。

是不应该有任何歧视,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也能理解。 早期教会为向非犹太人开放宣教时是有挣扎的。

“种族主义存在于每个社会中,”卡萨布说, “但欧洲人比许多黎巴嫩人更欢迎叙利亚人。”

贝鲁特的阿拉伯浸信会神学院院长埃利·哈达德(Elie Haddad)说,穆斯林的身份是一个因素。 但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是农村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 无论合理与否,人们都对差异感到不舒服。

欧洲是有点虚伪,但他也是如此。

哈达德说:“如果一个教职员工需要庇护,我将打开我的家门。 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我就没那么积极了。”

 2022年2月24日,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Idlib)省叛军控制的宾尼什(Binnish)镇的废墟中,叙利亚艺术家为抗议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绘制的Omar Haj Kadour / AFP /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Idlib)省叛军控制的宾尼什(Binnish)镇的废墟中,叙利亚艺术家为抗议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绘制的

确实有一个人打开了他的家门,这是尼斯(Nice)的一个黎巴嫩裔法国人。

2018年,这里有一个难民家庭的工作年龄的儿子需要紧急肾脏透析。作为当地医院的一名护士,弗朗索瓦·纳德(François Nader)是唯一的能讲阿拉伯语、可以协助他们的人。 他带领他们完成了必要的文书工作,并为这位康复中的叙利亚人提供在三个月的住宿。 纳德甚至以高于平均水平的家务劳动工资,为他提供非正式工作,因为法国法律禁止这位叙利亚人正式就业。

然而,法国今天却允许乌克兰人居住和就业达三年之久(根据欧盟的一项指示)。

现住波尔多、娶了一个有乌克兰亲戚的俄罗斯人的纳德为此叫好。 政府当局当局的一个简单电话就验证了现在住在他家里的四名难民的合法性。 作为一名无宗派的基督徒,他相信福音要求人们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

但不是要求国家。

“穆斯林的价值观与我们完全相反,”纳德说, “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他们的思维才能适应欧洲的方式”。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是一个问题, 但适应也是个问题。 他说,穆斯林集中在所谓的“班列”(banlieue,法语本意为郊区,现特指移民集中的郊区贫民窟——译注),而这些贫民区强化了对法国社会有害的分离主义。 而乌克兰游客则参观卢浮宫,他们的孩子在那里表现良好,他说。 在有轨电车上,他们静静地坐着、看书。

“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而且有点残酷,”纳德说。 “我很抱歉这么说,但这也是人的情感。”

但这是符合《圣经》的吗?

意大利福音派联盟(Italian Evangelical Alliance)神学委员会主席莱昂纳多·德·奇里科(Leonardo De Chirico)说,上帝创造了相似和差异。 根据加拉太书6:10,他说,给予先后考虑是合适的。

“就近的原则(principle of proximity)要求我们特别关注那些离我们近的人,”他说,“在信仰中,在家庭中,在国家中,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

虽然这适用于民族问题,但并不适用于文化或教育,德·奇里科说。 所有人都应该受到欢迎,并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但在资源有限和政府不堪重负的情况下,歧视并不是错误的。

他说,《圣经》甚至这样做了,因为希伯来语原文对“外人”进行了区分。 gerim(利19:33-34,和合本译为“外人”——译注)要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受到公正的对待,但 zarim(出12:43,和合本译为“外邦人”——译注)被禁止庆祝逾越节。

一个现代的区别是难民和移民。

“行动自由不是绝对的,”瑞士福音派联盟(Swiss Evangelical Alliance)的秘书长马克·约斯特(Marc Jost)说, “我喜欢多样性,但它也会带来风险,必须加以规范。”

文化上的接近,使瑞士对乌克兰人免除了对叙利亚人所要求的逐案审查。 乔斯特反对许多人想赋予信仰和种族的特权,但瑞士当局认为区别对待对于剔除潜在的恐怖分子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融合的困难是真实的,政府希望减少“拉动因素”,特别是对寻求更好生活的经济移民。 那些”生命和肢体受到威胁 的人应该无歧视地被允许进入。

但许多人说这种情况是少数。

自战争开始以来,希腊已经接受了近5000名乌克兰人。 当局说,最多可收容30,000人。 这个地中海国家对马里乌波尔(Mariupol)特别关注,这是一个最初由希腊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定居的地区,希腊从那里接回了近200名国民。

但希腊已经收容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约4万2千名难民。 还有许多人被巡逻船拒之门外。 希腊政府表示,在其处理申请的过程中发现,10个申请人中有7个不是难民。

来自波斯尼亚的灵风布道(Langham preaching)西巴尔干地区协调员斯拉夫科·哈季奇(Slavko Hadžić)说:“我们不应该把移民等同于难民, 移民可以采用合法手段来申请工作。”

他的国家因“不人道”的移民营而受到批评。 但根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2020年的一份报告,在18,000名寻求庇护者中,作为其原籍国,叙利亚只是第五名,排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和伊拉克的后面。

哈季奇说,教会帮助了他们所有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但他批评了在东欧经常听到的一种关于保护“基督教文明”的想法。 虽然基督徒有特殊的责任帮助所有耶稣的追随者,但这并不包括信仰上的名义者。

“无论世俗政府给自己贴什么标签,”他说,”世界上没有基督教国家。”

但塞尔维亚福音派联盟(Serbian Evangelical Alliance)主席萨穆伊尔·彼得罗夫斯基(Samuil Petrovski)说,拥有基督教遗产是件好事,应该保护它不受从西方引进的身份政治的新浪潮的影响。 但他说,既然政府应该“为黑暗之处带来光明”,就不能以牺牲难民或移民为代价,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 《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向所有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只是匈牙利对它们有不同的定义。

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将他的国家称为 “基督教民主政体”,这个以天主教为主导的国家设有一个内阁级部门,支持中东地区受迫害的基督徒。 但是,虽然现在说乌克兰难民来到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就在战前两个月,欧尔班还表示,“我们不会让任何人进来。”

东欧人对基督教遗产的坚守比他们的西方邻居更长。 但正是一种旧时的东正教理念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教会合并在一起,而它在1872年被君士坦丁堡会议是被定为为异端的。 鉴于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当然地隶属于莫斯科宗教区,超过1100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和学者再次谴责了宗教领域中的民族主义(phyletism)。

“(属灵)战斗是要赢得他人的情感与理智,而不是通过限制性的法律,即使是它们出于好意制定的,”北园大学(North Park University)前神学教授、《东正教的福音神学》(The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the Orthodox Church)一书的作者布拉德利·纳西夫(Bradley Nassif)说, “国家在支持教会的时候并不颁布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歧视性法律和政策,才是最好的办式。”

乔斯特认为,要捍卫一个国家的基督教遗产,必须不断地展示它,使整个社会受益。 他说,人权就是源自基督教伦理。

但其他福音派领袖提出抗议。 来自罗马天主教占多数的意大利的德·奇里科说,一个国家的基督教身份 “充满了问题”。 卡萨布说,如果中东推广其伊斯兰特性,将使基督徒的“苦难倍增”。

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WEA)下属的国际难民协会主席汤姆·阿尔宾森(Tom Albinson)说,国家应该保护所有人的文化遗产和身份。 社区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人际网络和信任关系进行服务。 而且,保护边界和递解移民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权利。

但将移民与难民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今天,许多国家把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花费在寻找防止难民、寻求庇护者越过其边界的方法上,而不是花在保护那些被夺去家园、属于地球上最脆弱人群的人们上,”阿尔宾逊说 “其本质需要被揭露和面对。”

混杂的移民使这一问题变得混乱,而人口贩子则对他们都进行坑害。 同时,他们中的难民在被证明清白之前往往被视为有罪。

阿尔宾森在去年之前曾担任WEA的难民事务大使八年,为各国提供咨询,以投资于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平处理庇护申请。 他说,目前世界上86%的难民是由发展中国家收容的。 而在总计为2600万人中,在任何一年中,只有1%的人得到重新安置。

他建议说,教会应该填补这一空白。

“政府服务机构和非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可以提供帮助,但无法增强人们的希望,”阿尔宾逊说, “当我们关心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那些对我们眼中的陌生人时,我们才显现出我们最好的一面。”

而相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有谁比叙利亚人更算陌生人呢?

阿拉伯世界的母亲节是在三月。 除了提供祷告外,“携手为家”中心正在叙利亚妻子和寡妇当中搜集建议,指导在与丈夫、儿子分离时怎样生活。

他们会寄去问候卡——以及他们能拿出的一点钱。 该中心木工课程的毕业生每周赚取2.25美元。 但由于进口的乌克兰谷物短缺,他们每天的面包现在需要75美分。

“主在这里帮助了他们,将他们扶起,”卡西斯说, “他们希望以同样的方式鼓励乌克兰妇女。”

编者按:

你现在可以在Telegram上关注CT的乌克兰—俄罗斯报道:@ctmagazine(也有中文俄语版本)。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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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俄乌战争期间台湾基督徒的关注与祷告

很少有台湾教会愿意针对涉及中国的敏感政治议题发声,但大多数台湾教会领袖呼吁基督徒为和平祷告。

Taiwan Christians Watch and Pray for Ukraine

Taiwan Christians Watch and Pray for Ukraine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2,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Chiang Ying-ying / AP Images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台湾联合差传理事长彭书睿与一些国际宣教士聚集在一起,为乌克兰和台湾祷告。许多人走到彭(房间里唯一一位台湾人)身边,表达他们对台湾局势的关注。但是当彭后来在脸书上查看他在台湾的朋友们的动态时,他发现他的朋友们都在张贴欢快的火锅聚会的照片,或在表达要在春节期间暴饮暴食后努力减肥的决心。这让他感觉好像他的宣教士朋友们是在谈论一个不同的台湾。

“这真的很奇怪,”彭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彭说台湾人对俄乌战争的典型的淡定很像他住在台湾东海岸地震多发城市花莲的岳父岳母对地震的态度。有一次,彭去花莲看望岳父母时发生了地震,他马上因为地震的强度担心起来。但他的岳父岳母却只是一笑置之,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地震的感觉。同样地,一生都生活在中国大陆入侵的威胁下的台湾人,在他国战争爆发之时会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不会太多地考虑战争的威胁。

但2月24日,这种淡定开始被打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引发许多台湾人的情感共鸣,因为他们看到来自乌克兰的新闻片段,会想有一天这也可能成为他们自己的现实。在网上,一些人宣称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而专家们则争论美国军队是否真的会在台湾被入侵的情况下前来援助。电视上的新闻台建议如果开战在应急包中应该包括什么(剧透:日本面包罐头)。

然而,在主日上午,台湾的许多教会除了将乌克兰列为代祷事项以外,并没有提及这一话题。教堂里的台湾基督徒对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持有彼此不同的政治观点——有些希望台湾独立,有些希望台湾与中国统一,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但是,台湾的基督教领袖们仍然试图用圣经的视角来看待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冲突,并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从他们的信仰中找到希望。

一个分裂的岛屿

虽然台湾距离俄乌冲突有5,000英里之远,但入侵事件在这个拥有2,360万人口的岛屿上引起了共鸣,因为台湾也面临着类似的生存威胁。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并长期威胁要使用武力将台湾纳入其版图。两岸关系在过去70年里起起伏伏,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威胁最近加剧了。这些因素包括: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巩固权力和加强中国的军力,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与西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去年,一位美国高级海军将领成为头条新闻,因为他说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内发动对台湾的入侵。

旅居台湾的乌克兰裔美国人霍门科(Alex Khomenko)说:“我认为,如果有人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小的民主国家生活在一个大的非民主国家的阴影下的情况,那么台湾人对此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的。” 霍门科近来一直在台北(他现在的家)街头参与反战抗议活动。

许多台湾教会将政治和信仰分开。牧师们避免在讲台上讨论被认为是政治性的话题,以防止教会内部的纷争。台湾的政治是非常分化的:对北京友好的国民党和倾向于独立的民进党的立法者经常为立法发生争吵,甚至拳脚相加。

分裂的根源在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民进党的支持者通常属于世代居住在台湾,包括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过的家庭,而国民党的支持者则多半与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时随国民党军队从中国逃到台湾的外省人相联。不同的背景决定了台湾人如何看待台湾、中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维持和平,许多教会试图保持中立。董家骅对这一挑战有切身体会。作为世界华福中心的总干事,他需要在许多问题上保持外交态度,包括台湾的地位。

他强调教会的共同点:“既然我们是因着福音而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就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看,而福音对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都有所批判,”他说。

董在讲道时不在政治立场上挑边站,而是试图教导圣经对某一主题的看法。他认为牧师的工作是使会众能够用基督教的世界观来看待所有问题。然而,在某些时候,情况可能会变得如此紧迫,以至于牧师有责任针对时事发声。

“但什么时候才是必须发声的时刻呢?这真的是一门艺术。很多时候你要到事后才能看清楚。”董说。牧师们面临着要么变得自以为是,要么永远三缄其口的危险。“这真的很需要智慧”。

流亡中的香港人

六年前,当李牧权第一次从他的家乡香港搬到台湾上神学院时,台湾教会对政治的沉默让他感到惊讶。他曾以为,由于台湾是采用民主制度,台湾的教会应该比香港的教会更愿意讨论时事问题。但是他发现,在台湾的教会中讨论任何被认为是 “政治 ”的东西的空间都更小。

这使得一些从香港移居台湾的基督徒难以加入台湾教会。北京在2020年通过《国家安全法》,把香港的政治异议压制下去,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香港。但当移居台湾的香港基督徒想谈论他们在过去两年中的经历时,他们发现台湾的基督徒很不自在,因为台湾基督徒认为在教会中讨论政治是不合适的。

李希望为他的旅台香港同乡建立一个基督徒团契,但他们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一个聚会场所。这个团契现在有100名参加者。台湾教会不希望跟他们的团契有任何关联,因为香港问题也是一个有分歧的政治问题。目前,这个旅台港人基督徒团契每月在李工作的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聚会两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对李和其他在台湾的香港人来说尤其令人担忧。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许多人不确定他们是否还能回去。这场战争勾起了他们对于离家出走的回忆,并让他们再次担心他们的新家也可能面临毁灭。

“我认为在台湾的香港人,会更有对中国的那种恐惧,因为在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它怎么对待香港。”李说。“我们也没有想过他们会这样对待香港,国际社会很多的反应和制裁它都不理。所以,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做出反应……那会不会我们(台湾)也将有这样的危险?”

这场战争也让李深刻认识到为在台湾的下一代香港人(其中许多是学生)做准备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很多事情的群体——香港自由的消失,2019年反引渡法抗议的情绪伤害,全球大流行病的压力……这也是一个感到无望和不知道未来将如何的群体。李希望帮助他们找到自己作为基督徒和流亡香港人的身份,探索他们在台湾可以做什么,并为未来设定一个方向。

李相信,随着地缘政治变迁来到台湾的家门口,台湾的教会将被迫对政治问题发出更多的声音,就像香港的一些教会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所经历的那样。他已经看到一些教会采取了一些行动。在乌克兰被入侵后,台湾几间主要的神学院发表了声明(例如华神的祷告辞),呼吁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人民祈祷。这在过去的危机事件中是不常见的。

直言不讳的长老会

作为台湾岛上最大的新教宗派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与沉默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教派。历史上,台湾长老会在政治上一直积极支持台湾的主权。在1977年的一个声明中,该教派要求国民党政府宣布台湾为独立国家。然而,即使在该教派内部,教会也是多元的,愿意就政治议题发声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台湾长老会总部研发部负责人黄哲彦说,他希望中国不要入侵,但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基督徒需要站出来保卫他们的土地。“我们必须了解,是上帝给了我们这块土地,以及他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是什么。”

台湾长老会已经发表声明,呼吁教会为乌克兰以及台湾自身的安全与和平祷告。

“求上主帮助我们,透过乌克兰战争的启示,有愿意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的心志。”声明说。

该教派也在寻找祷告之外帮助乌克兰人的具体方法,例如与援助团体合作,及帮助在芬兰的一位正在向乌克兰难民开放他的教会的台湾长老会牧师。

看到普京入侵乌克兰,黄并不特别惊讶,但他对乌克兰人站出来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反应感到惊奇。

“台湾跟乌克兰在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黄说。“但是其实这次乌克兰的事情让很多台湾人看到,当敌人侵略自己的时侯,你必须自己先站起来。这不是说谁会来帮助你——现在很多台湾人在说美国会来帮助——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必须自己站起来,你要自助,然后人家才会来帮助你。”

寻求和平

在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国防课程的廖天威认为,无论目前乌克兰冲突的结果如何——无论战争是以停火、乌克兰被摧毁,还是俄罗斯衰落而告终,21世纪下半叶的地缘政治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将对宣教士以及对他们传播福音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新冠疫情颠覆。廖认为宣教士需要了解这些全球趋势,以制定新的策略来接触不同的国家和族群。

廖个人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应该促使台湾仔细审视它是否准备好面对战争;当面临两岸关系不稳定的局势,台湾应该如何反应,以及如何寻求维护和平的方法。他希望台湾能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小心权衡其目前的行动。例如,台湾最近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将台湾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廖担心这可能会导致台湾变得更加孤立,失去获得俄罗斯天然气的机会,并被禁止进入俄罗斯领空,而台湾的航班通常要穿越俄罗斯领空才能到达欧洲。

他告诫台湾基督徒不要太快将冲突中的某一方妖魔化或把某一方塑造成英雄。相反,他们应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平衡的视角,并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摩太前书2:1-2)。

廖的教会尽量不讨论政治,但他认为神学院和基督教智囊团应该向台湾的牧师们讲授地缘政治的现实,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牧养他们的会众。

虽然台湾教会充满了不同的政治观点,但董家骅认为,一场危机可以使人们团结起来,就像现在在乌克兰发生的一样。董和其他台湾基督教领袖就西方教会如何在入侵发生时支持台湾教会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是代祷。

“如果战争打起来,你希望中国的基督徒如何为台湾的基督徒祷告并且表达同情?” 彭书睿说。

廖天威回应了这一呼吁。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的环境中,基督徒需要持守一个纯正的、从上头来的信仰。”他说:“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或战争的危险,我们都要持定一个祷告的心志。我们最能为其他国家的教会或信徒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们祷告,为万国求平安”。

董家骅说,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基督徒需要为未来的困难时期做好准备。他指出但以理书和彼得书信中描述的流亡模式。

他说:“基督徒的盼望从来都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的兴衰上。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上帝的国度会到来,我们在这世上所依靠的一切都会过去。”

董指出,这在和平时期很容易说,但在战争时期却更难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基督徒向乌克兰教会学习如何忍受苦难很重要——不是把受苦看作可怜的事情,而是作为 “真实的福音的荣耀的见证”。

Angela Lu Fulton是一名记者和编辑,现居台湾台北。

翻译: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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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员工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在应对性骚扰方面,我们这个机构在过去是如何犯下错误, 在将来该如何改善提高。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2,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Vandervelden / Getty

我于2019年5月加入《今日基督教》,担任其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同年8月我注意到,我们的一位编辑部领导以不专业的方式对待他的女性下属,对她们进行了不当触摸(unwanted touch),尽管他多次被告知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不受欢迎的、必须住手。 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我收集了更多的信息。很明显,早先与这个人相关的事件主要是通过一对一的谈话来解决。

在没有任何书面警告的情况下,我们在2019年8月的选择是有限的。 我们对他进行了处分、记录在案,并警告他,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被停职或解雇。 从那时起到他退休,没有再出现有关不当触摸或其他不当行为的指控。

然而,在2021年9月,两名现任女员工找到了我和CT的执行编辑泰德·奥尔森(Ted Olsen)。 她们对这个人的行为做了更详细透彻的叙述,他的行为可以追溯到许多年前,甚至在他退休后仍在继续。

我们对这些妇女抱有最崇高的敬意,听到她们的故事,我们深感悲痛。 她们描述了非常不得体的评论和不当触摸,让她们感到不受尊重、被物化和不安全。 我们直接的反应是,与她们一起悲伤,感谢她们的勇气,承诺开启一套严格的审查程序,审视我们这一事工都在哪些方面做错了,今后该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

(我们还知道第二件事情,也是发生在若干年前,在广告领域工作的另一位CT员工,被指控在工作场所之外有性犯罪行为,本事工随即将他解雇。 我们希望能检视自己,即使在这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也应该做得更多。)

致力于变革

为了全方位地面对发生的这些事情,并决意于变革,我们邀请做出举报的妇女参与规划我们机构应有的反应机制。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点是她们应该有发言权,而她们也自始至终都以智慧、关心和正直参与了这个过程。

我们还立即联系了律师瑞秋·丹霍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事实也已证明,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她是无价的智慧来源。 她为我们的员工提供了支持,并对我们应该遵循的程序提出了见解。 我向CT的董事会通报了这一情况。 董事会支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在丹霍兰德的建议下,我们聘用了 Guidepost Solutions。这是一家受人尊敬的公司,在有关性骚扰和不当行为的预防、合规、监测和调查方面,帮助各机构建立最佳的处理机制。 Guidepost 对我们的事工,以及我们对收到的指控所做出的回应进行了独立评估。 我们还希望了解CT是否存在更广泛的性骚扰或性侵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发展我们的文化、政策和措施,以便防止、识别、调查和正确地惩处性骚扰行为。

在这项评估完成之前,我们几乎不能公开说什么。 我们不想歪曲或预先架空 Guidepost 的工作,而且对我们的现任和前任员工,我们负有保密义务。 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诺,我们将公布 Guidepost 的评估。 我们强烈地感到,对于我们所知晓的以及我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我们有责任要尽可能透明地操作。

为什么说这种透明度很重要? 我们有责任对涉及到的妇女说,我们相信她们的故事,对于我们事工未能创造一个使她们得到尊重和尊严的环境,我们深感遗憾。

我们也必须对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员工和教会负责。 《今日基督教》作为一个事工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服务教会,而我们服务教会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事工对我们信仰的理想负责。 因此,我们也必须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当我们没有达到这些标准时,我们必须展示出透明度、问责制和忏悔。 在当今这个时期,当许多教会和事工都挣扎于如何面对性骚扰问题和工作场所两性之间的恰当关系时,我们为教会服务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在我们的旅程中尽可能地开放,并邀请他人与我们一起学习。

一个全面的评估

鉴于这一承诺,我们今天公布了Guidepost所做的评估。 Guidepost调查了在职员工,与许多在职和前任员工进行了访谈,并检视了许多文件。

我们感到庆幸,正如报告所说,Guidepost “没有发现CT有任何普遍的性骚扰或性侵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的机构反应明显不足的领域,我们深感遗憾,我们感谢 Guidepost 指出我们今后在哪些方面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

在 Guidepost 进行评估的同时,我们还邀请了CT的新闻编辑丹尼尔·西利曼(Daniel Silliman)考虑对我们事工的情况进行报道,就像他对其他事工所做的专业报道一样。 我们让丹尼尔和我们的高级新闻编辑凯特·谢尔纳特(Kate Shellnutt)独立做出决定:如果同样的情况涉及的是另一个教会或事工,CT是否会报道这个故事。 他们的决定是:CT会的。

丹尼尔的调查与 Guidepost 的评估平行进行,没有将两者混为一谈。 我们没有向丹尼尔或凯特提供我们在法律上不能与自己的员工分享的文件,而他们第一次看到 Guidepost 的评估是在它今天被公布的时候。 然而,我们已经请他们追踪故事的发展,无论它可能引向何处。

我和《今日基督教》执行团队的任何其他成员都没有对他们的报道施加影响,我和执行团队的任何成员也不会在报道发表之前看到它。 我们相信新闻报道暴露真相和促进问责的能力,我们用于要求其他事工的高标准,也应用来要求自己。 丹尼尔的报告一经发表,我们将在此发布报告链接。

我们正在学习的内容

那么,我们学到了什么? Guidepost 的评估充满了极好的建议,对任何教会、事工或企业都有帮助。 我们鼓励大家阅读它

就《今日基督教》而言,我们在此公开承诺,将实施 Guidepost 在其报告第5、6页所提出的六项高度优先的建议。 我们还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将通过另一篇社论向我们的读者介绍本事工在这些方面的进展。 然而,除了政策和程序的(重要)细节之外,让我强调我们正在学到的最紧迫的三点。

首先,我们的事工屈服于那种诱惑,即将不当行为解释为误解——或者是男女之间的误解,或是不同世代的事工成员间,因为对工作场合的正当行为有不同的期望而导致的误解。 换句话说,正如 Guidepost 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分强调了行为人的 意图,而对接受者受到的 影响 重视不够。

判断意图始终是一项可疑的工作,但性骚扰 就是 性骚扰,不管它是否有性动机。 它使接受者感到被物化、被操纵,并因为他或她的性别而受到不当对待。 与其说,“他并没有真正的 那个意思”,不如说,“但这对她 意味着 痛苦和羞辱”。 我们应该更早地做出有力的回应,以保护我们的同事,并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这种行为将导致马上被解雇。

第二,代表权很重要。 CT一半以上的员工是女性。 超过一半的编辑人员是女性,包括一些中层领导职位。 但是事工的最高领导层和CT编辑团队一直是以男性为主。 我们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在无数其他机构中看到的东西:如果在有关妇女利益的决定中妇女有很少的或者没有发言权,那么所做出的这些决定就很少会是明智的。

目前,CT的执行团队中有一名女性(最近因退休原因而失去了另一名女性)。 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让三名女性加入执行团队,并在未来几年继续努力提高事工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的代表性和多样性。 此外,由于有才华的女性是我们事工的核心,我们将研究其他方法,以绝对确保我们的女性员工在工作中得到重视、蓬勃发展。

第三,沟通是及其重要的。 工作人员需要从CT领导层那里清楚、一致地听到,在性方面的不当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而不当行为或性骚扰的举报者将受到充满爱和体贴的接待。 如果我们原来提供了一套独立和匿名的举报机制,如果我们原来更致力于正式的惩戒和存档程序,我们本可以避免这大量的困难,不论对受害者还是对事工来说,都是如此。

对真相的承诺

我们祷告,我们对于自己错误的透明度将帮助其他机构避免他们犯类似的错误。

我们预计,特别是在这个超级极化的时刻,我们会因此受到批评。 我们欢迎反馈。 然而,对于其中两种可能的批评,我想先期解决。

一种批评意见可能是,这些揭露会破坏我们对教会或事工发生的不当行为的报道。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今日基督教》的新闻报道团队在最近和以往都做了杰出的工作,在一些最有名的事工没有达到他们的呼召时,对其进行问责。 如果我们表现出,为了通过掩盖自己家里的罪来保护自己,我们只是有选择地揭露真相,那么我们的可信度 更会 被损毁。

我们看到太多的案例,基督教机构掩盖他们的失败,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服务的使命太重要了,不能因为几个害人的人而被破坏。 这种说法很诱人,但却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通过对少数人残忍来爱多数人。 我们不能通过掩盖真相来为真理服务。 正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国度比对自己机构的利益更有承诺,所以我们必须诚实地对待我们的失败,并分享我们从失败中学习到的东西。 我们仍然致力于对自己和他人进行严格的新闻报道。

另一种批评意见可能是,我们正在向激进的女权主义屈膝,对并非真正有害的行为反应过度。 我们不知道事工内部有任何性侵、性攻击、性的利益交换或类似的(更严重的)情况。 然而,我们当前所知道的这些不当行为,在人们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需要停止之后,仍然长期存在。 我们最看重的妇女们受到了伤害,因为我们做得比爱要求的少。 性骚扰本身让她们感到,作为女性的尊严、作为专业人士的地位以及在工作场所感到安全、受重视的能力被剥夺了。 这不仅是对2021年9月做出举报的两名妇女,而且对其他妇女们都造成很大伤害。 她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站在她们一边。 我们与她们一起悲伤,承认我们的罪,并请求她们的宽恕。

最后,我们再次鼓励您阅读Guidepost的评估报告,并阅读同时发表的丹尼尔·西利曼的独立报道。 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尽可能多地从我们 做得好的 那些事情中受益。 如果能通过我们诚实地分享我们做得 不好的 地方,教会也受益,那么荣耀归于神。 毕竟,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

戴伦博(Tim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总裁、首席执行官和主编。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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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基督教》杂志发生的性骚扰行为没有被制止

妇女们就两位高层领导人在超过12年的时间里的不当行为做出了举报, 但是机构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1, 2022
Christianity Today

公开声明:本故事由《今日基督教》(CT)新闻编辑丹尼尔·西利曼(Daniel Silliman)报道,由资深新闻编辑凯特·谢尔纳特(Kate Shellnutt)编辑,并在未经部内高管事先审查的情况下发布。 两位编辑都没有接触到有关指控或调查的人事档案或会议记录。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CT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伦博(Timothy Dalrymple)的声明。

十几年来,对于两位事工领导人在其伊利诺伊州卡罗尔溪(Carol Stream)办公室的性骚扰行为,《今日基督教》没有追究其责任。

一些妇女报告了前主编马克·盖利(Mark Galli)和前广告总监奥拉托昆博·奥拉沃耶(Olatokunbo Olawoye)的侮辱性的、不恰当的无礼行为。 但根据周二公布的对该事工文化的一份外部评估,他们的行为没有得到制止,这些人也没有受到惩戒。

该报告指出了美国福音派的这份旗舰杂志的两个问题:“报告、调查和解决骚扰指控 ”的程序不完善,以及可能“让妇女深感不适(inhospitable)”的下意识的性别歧视文化。 CT已经公开了评估结果

“我们希望践行我们所宣扬的透明度和问责制,”CT总裁戴伦博(Timothy Dalrymple)说。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无可指责。 如果我们没有本着爱完全做出我们所当做的一切,我们想知道都是在哪些方面有缺陷,并且我们想做得更好。”

在单独进行的独立报道中,CT新闻编辑采访了二十多名现任、前任员工,聆听了12份关于性骚扰的第一手叙述。

在工作场合中受到的触摸,让在CT工作的妇女们深感不安。 她们听到,作为她们上司的男人们对她们身体的性感程度公开发表评论。 而且至少在两例中,她们听到部门主管暗示对外遇持开放态度。

从2000年代中期至2019年期间,有不止六七个员工向经理或人事部门报告受到盖利或奥拉沃耶的性骚扰。 但这两位领导的不当行为都没有被以书面形式提出正式警告,没有被停职,也没有受到其他惩罚。 没有记录表明,即使在人们多次投诉几乎相同的过犯行为之后,《今日基督教》采取过任何纠正措施。

“我还在那里的时候,那里的文化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机构,”副发行人艾米·杰克逊(Amy Jackson)说。她在2018年离开了她所说的已经是充满敌意的这一工作环境。 “从来没有人被追究责任。 马克·盖利当然受到了保护。”

虽然在 CT 发生的不当行为可能无法与 #MeToo 运动所曝光的最糟糕的例子相提并论,但该事工从未以这些标准来衡量自己。

“在我们这个丑陋的世界中,”盖利在2015年写道,“《今日基督教》提供了一个真、善、美的绿洲。”

在盖利为 CT 开发“美丽的正统”(beautiful orthodoxy)品牌的同时,他也在对妇女做出不当的评论。 有三个人回忆起他在办公室里所说的话,比如,他说喜欢看女高尔夫球员弯腰。 盖利否认做过这一评论,但表示他可能曾把高尔夫球场上的女性称为“养眼的人”。

推动进行外部评估的网上内容管理编辑安德莉亚·帕尔潘特·迪尔利(Andrea Palpant Dilley)说,关于女性身体的评论,甚至偶尔的伸手乱摸,都可能被视为只是“粗鲁”而已。 但这种行为对在CT工作的女性产生了影响。

“性骚扰会导致肉体上的恐惧,但对我来说,更大的恐惧是我害怕被贬低、不被尊重,”帕尔潘特·迪尔利说。 “这是对我的职业精神的威胁,从根本上讲,这威胁到我作为一名女性在CT得以成功的能力,使得我无法相信我会得到尊重。”

向人事投诉所带来的反弹

在2008年至2019年期间任人事总监的理查德·希尔兹(Richard Shields)拒绝就涉及本报道的任何具体的员工或指控发表评论。 但是他不认为人事部门做得不够。

“我总是认真对待投诉,而且非常、非常保密,”他告诉CT新闻编辑。 “我自信,我们非常一致地、非常彻底地、非常有效地遵守、使用了我们现有的程序。”

CT政策规定,人事部门要记录对任何不当行为的指控,然后向执行团队报告。 然而,据2007年至2019年间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罗德·史密斯(Harold Smith)说,执行团队并没有明确的机构层次的指导方针,对于违规的后果做出规定。

直到 #MeToo 和 #ChurchToo 社交媒体运动开始后,CT领导层才开始审查政策并对员工就性骚扰问题进行培训。

“我们在进行补救,”史密斯说。 “令人遗憾的是,妇女们一直就这一问题提请我们注意 … 同时她们还要难过地陷入苦苦等待,等待着某种解决的出现。”

当人们提出指控时,人事部门打开文档并做了记录。 但后来什么也没发生,给许多现任和前任雇员留下的印象是,任何不到重罪程度的不当行为都不会有任何后果。

对一些人来说,向人事部门报告实际上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其中一位女性,因向人事部门的一次投诉而招致如此强烈的反弹,以至于改变了她在CT的经历。

按照CT关于性侵的举报政策,她的名字和其他遭到性骚扰的妇女的名字一样被保密。 然而,每个故事的细节都得到了多个消息来源的证实,他们观察到了相同的事件,在当时知道第一手资料,或者看到了相同的骚扰事件。

当这位女士在2000年代中期被聘为编辑时,有人开玩笑说,她被聘只是因为一位资深编辑想和她做爱。 她没有向人事部门报告此事,但一位同事报告了。 此后,这名妇女经常听到CT的男性评论说,她太容易把什么事情都看作性骚扰了。

她回忆说,尤其是盖利开始问她,当他为她开门时,她是否感到被冒犯了。 她说,他将就性别问题做一个平淡无奇的陈述,然后补充说:“你要报告这个吗?”

这使她相信,不论她把任何事情上报,都会被当作是在喊狼来了。 “这真让人毛骨悚然,”她说。

过了不久,CT的广告总监奥拉沃耶走进她的办公室,关上了她的门。 她回忆说,他告诉她她看起来有多漂亮。 然后他开始谈论他的婚姻如何不幸福,并将手放在她的腿上。

她没有向人事部门报告此事。 她认为这不值得冒这个风险。

“人们很难站出来声称受到骚扰——非常难,” HR Source 在就业法律服务方面的助理主任索纳尔·沙阿(Sonal Shah)说。 “大多数投诉都没有被上报。所以如果你收到多起投诉,那么问题可能比你意识到的更严重、更普遍。”

2000年至2019年期间在CT工作的多名女性表示,她们甚至不清楚人事部门是否负责处理性骚扰投诉。 伊利诺伊州在2019年强制要求所有工作场所进行关于性骚扰的培训,CT现在要求员工每年完成一门这方面的在线课程。 这些妇女回忆说,在此之前,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人事部门对性骚扰指控不感兴趣,只负责处理聘用、解雇和退休计划。

人事总监希尔兹还与该事工一群也打高尔夫球的高级人员密切来往,其中包括盖利、奥拉沃耶和其他几个人。 好几位妇女说,她们决定不报告骚扰行为,因为他似乎更有可能同情领导层中的男性,而不是那些提出指控的年轻女性。

“我被告知不要指望从人事部门得到任何结果,”一名前雇员说,“而要去找其他女性求助。”

妇女帮助妇女避免性骚扰

办公室里的妇女们非正式地组织起来,互相保护,以免受到来自奥拉沃耶的不受欢迎的关注,后者在CT公司的绰号是“Toks”。 有几个人描述了对新员工的警告:他不尊重个人界限,而是经常未经邀请就进入女性的办公室,关上门,并与她们进行长时间的个人谈话。

有些人甚至达成协议,假装在与对方开会,以创造借口,礼貌地结束与更高等级别的男人的谈话。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还是有三名妇女经历了了同样的骚扰。 分别地,每个人都说,奥拉沃耶对她们的外貌进行了评论,告诉她们他的妻子不像以前那样有吸引力,并提到他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有很多性生活。

“我的整个身体都绷紧了,我想呕吐,”一位妇女回忆说。 “我当时就像这样,‘呃,呃,呃,我不想成为你的朋友。 我不想呆在这里。 我不想再和这个人单独谈话了。”

这些妇女中没有人向管理层或人事部门报告这些事件。 一个人说她觉得该自己私下处理,其他人说她们很尴尬,不认为报告会有帮助。

她们可能是对的。 当其他人确实报告了奥拉沃伊的不当行为时,她们发现自己却被当成了问题人物。

一位女士告诉她的经理,奥拉沃耶在开会时盯着她的胸部看。 经理的回答是:“如果你戴上围巾,会有帮助。”

该经理是一名女性,她证实了这一说法,但指出她在晋升时没有接受关于性骚扰的培训,不知道要提出正式投诉。

另一位经理,一位男士,确实提出了投诉。 他去找人力资源部门,说奥拉沃耶花了过多的时间与一个大学实习生交谈。 他似乎在问她一些不恰当的问题——她是否有男朋友,她是否曾经有过男朋友,以及她是否愿意到他家吃饭。

几天后,奥拉沃耶冲进举报他的这位经理的办公室,要求他道歉。 他已经知道是谁提出的投诉,并对他的记录上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标记”感到愤怒。

该经理在《今日基督教》工作期间没有再向人事部门提出任何投诉。

没有记录表明奥拉沃耶因这一事件受到正式训斥,也没有记录表明这一事件在他的记录中留下了任何形式的痕迹。

在2017年联邦特工的一次卧底圈套行动中被逮捕后,奥拉沃耶在CT的任职结束。 他试图花钱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 他最终认罪,并被判处三年监禁。

今天,他住在芝加哥郊区,被登记为性犯罪者。 他没有回应为本报道所发出的多次评论请求。

据多名员工称,在奥拉沃耶被捕后,人事部门为可能感到不安的员工提供咨询,但没有调查奥拉沃耶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期间是否有人受到伤害。 相反,CT的领导人敦促工作人员对奥拉沃耶表示宽容,并记住,在证明有罪之前,每个人都是无辜的。

盖利被指控触摸八名妇女

在CT的编辑部,是马克·盖利通报了奥拉沃耶被捕的消息,并传达了关于缓下论断的信息。 他至少对两名下属妇女说,他理解一个男人怎么会被诱惑去付钱与十来岁的少女发生性关系。 据这些妇女说,盖利说他也有无法满足的性冲动,而这是男性常见的经历。 重要的是学会不按这些冲动行事。

两人后来都会质疑他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些。 两人后来都被这位当时的主编不适当地触摸过。

总共有八名妇女说盖利不适当地触摸了她们。

其中六人向人事部门报告了这种事情, 有一个没有, 另一个人的遭遇是由同事报告的。 盖利没有受到书面训斥,也没有为他的行为受到任何形式的正式警告。

“人事部门应该保护我们,”一位前雇员说。 “它应该处理这些情况。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事部门在头衔上似乎有权力,但没有权力实际做什么。”

这些妇女中没有人看到盖利受到任何处分,有几个人说他似乎把这些投诉当作小麻烦、代沟或“政治正确”文化的问题来处理。

今天,盖利认为这些指控是误解。

“我从未有意识地、故意地做错任何事,”他告诉CT新闻编辑。 “对于那些我未能正确地传达信息或让人们误解我本意的领域,我很乐意向对方道歉。 我很乐意这么做。”

盖利对CT允许误解“发酵”表示沮丧,并说他真希望该事工当初能促进他与指控他有不当行为的妇女之间的和解。

“一些人可能将任何形式的触摸理解为性试探,”他说。 “如果我所做过的任何事曾给别人带来麻烦、冒犯、困扰,即使是我已离开机构两年了,如能有机会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即使是在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我也会很感激的。”

与CT新闻编辑分享的经历几乎都遵循相同的模式。 大多数妇女说,他的手在她们的腰部揉搓,并触摸她们的胸罩扣子。

一些人说他的触摸似乎是关于性的,她们感到被侵犯了。 另一些人说,她们不相信他的意图是性,但她们对他不尊重个人界限感到不安。 她们说,他的行为就好像他可以跨越任何个人或职业界限。

一位妇女说,在2008年或2009年的一次事件中,盖利在走到在复印机前的该名妇女身后,将手放在她的腰部。 据这位前雇员说,这并不明显是性行为。 但这让她很不舒服,她想:“他为什么要摸我的小背?”

这名妇女向人事部门报告了这一事件。 她与希尔兹会面。 她说,人事总监做了记录,并且似乎理解为什么这种行为让她感到不舒服。

然后什么也没发生。 她说,几周后,盖利找到她,说:“下次直接来和我谈吧。” 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他还以为会有下一次。

她说,“从那之后,我觉得不敢再和人事部门谈话了。”

另一名前雇员讲述了盖利如何两次以令人感觉不对的方式触碰她,包括在2000年代末的一次活动中他们坐在一起时,抚摸她的裸肩。 根据当时写的电子邮件,她向她的经理报告了这一行为,但他决定不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

第三位妇女回忆说,2012年,盖利告诉她,他不应该拥抱她,但是他还是要拥抱。 她感到他的手在她的胸罩扣上徘徊。

第四个人说,盖利揉搓她的背部,并把他的手卡在她的胸罩下。 当她告诉一位副总裁时,这位高层领导认为她误解了情况,并劝阻她不要“把它变成人事问题”。

“对我说的的话具体是这样的:‘没有人举报过他’,‘人事部门没有过任何针对他的投诉’,‘他有着无瑕的的记录’,”这位女士说。 “我记得这个意思用三种不同的说法表达,我想,也许我才是问题所在。”

该员工还是去找了人事部。 她后来被告知,由于盖利否认,没有目击证人,而且以前也没有关于不适当触摸的记录,所以什么也做不了。

盖利证实了在工作中因触摸他人而发生的多次冲突,但对妇女们对他的行为所作出解释提出异议。

“我的手在她背上不可能超过一秒钟,”他告诉CT新闻编辑。 “我显然侵犯了她的空间。 对此,我真的很抱歉。 我没有去摸她的胸罩。 … 我只是想从身体举动上表示,我是作为一个友好的人,想和她进行交谈。”

当然,我跨越了界限

盖利告诉CT新闻编辑,在多次被向人事部门投诉后,为避免在办公室里触摸他人,他考虑要制定一项个人政策,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他触摸别人是为了鼓励他们、联系他们,并进行有效的沟通,他说,他认为他只能忍受一些误解。

“当然,我跨越了界限,”他说。 “认识我的人不应该感到惊讶,在那里工作了30年,我可能跨越了界限。 是的,发生了这种情况。 我想说明的是,我从未对《今日基督教》的任何人有任何浪漫或性兴趣。”

盖利也违反了其他界限。 据一名妇女和当时知道此事的六名同事说,在2000年代初,他告诉这位在他手下工作的妇女,他发现她很有吸引力。 在她辞职后,盖利说:“你是我愿意与之发生关系的那种女人”。

2018年,盖利闯入一间办公室,那里有一名员工正在泵出母乳。 曾有公告说,一位新妈妈需要隐私,门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打扰”。 据当时在场的两个人说,盖利看着这个标志,大声说:“这不适用于我。”

该事件已报告给人事部。 盖利没有受到正式的训斥或纪律处分。

盖利并非对于与每位与他一起工作的妇女都跨界。 一些现任、前任员工说她们有良好的经历:盖利鼓励她们、培训她们、提拔她们,并为她们的利益发声。

然而,更多的人说,他是一个很难为之工作的老板。 男的和女的都说他有强烈的专制倾向和不可预测的情绪。 他有时会生气,对批评反应过激,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摔东西。

现任和前任员工说,似乎没有一个有权力的人承认这种行为的存在,或以任何方式制止盖利。 他会模仿一下,然后开玩笑说他是个坏老板,就像 《办公室》 (The Office)中的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这个角色。

‘下一次再出这种事,将被严肃对待’

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2019年8月,当时盖利被指控在三天内不适当地触摸三名妇女。

第一次,他走到一个女人面前,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抱住了她。 据当时在场的多人说,一位经理看到后向人事部门报告了此事。

在2019年接替理查德·希尔兹担任人事总监的杰米·帕特里克(Jaime Patrick)向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伦博报告了此事。 三个月前刚被任命的戴伦博去找盖利,告诉他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那是一个口头警告。

下一个事件发生在第二天。 在一次公开场合的合影中,盖利搂着一位女同事,将手放在她的屁股上。 这名妇女在给人事部的书面声明中说,他的手一直放在那里,直到照片拍完。

戴伦博拒绝就本报道中针对特定员工的具体人事投诉发表评论。 然而,据熟悉情况的人说,他要求人力资源部门提供以前不当行为的文件,并研究暂停或解雇盖利的法律选择。 当时,盖利已受雇于该事工近30年,一名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针对盖利采取纪律处分的证据。

在别的事情发生之前,人事部门又收到了一位女士的第三次投诉,她说盖利在讲故事时抓住了她的肩膀并摇晃她。

戴伦博发出了正式警告。 盖利说,他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认受到了训斥。 这是第一次有指控在他的人事档案中留下记录。

HR Source的专家沙阿说,人事部门的最佳做法,应该是对不当行为应该有明确的、不断升级的后果。 通常情况下,第一次和第二次违规会得到警告,第三次会被停职,然后是最后的警告,最后是开除。

她说,调查和任何纠正措施也需要被彻底记录下来,以便一个机构可以在法庭上证明,无论身份或其他因素如何,它对人们的惩罚是一致的,并尽职尽责地保护员工。

“说‘嘿,不要再这样做’是不够的,”沙阿说。 “那是不被重视的。”

然而,在戴伦博发出通知之前,盖利受到的都只是口头上的训斥。

“下一次再出这种事,”一名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其中一名在2019年提出投诉的妇女,“会被严肃对待。”

两个月后,即2019年10月,盖利宣布退休。 12月,他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将唐纳德·特朗普赶下台。 1月,他退休了。

然而,另一起事件发生在2021年。 在伊利诺伊州惠顿(Wheaton)的一次聚会上,盖利拥抱了一名现任员工,并用手摸她的背部。

她告诉CT新闻编辑:“他实际上就是在抚弄我,”她说。

然后他退后一步,上下打量她。 她把这种凝视解释为“毫不掩饰的性”。 尽管她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因为他是一名前雇员,但她还是向她的经理报告了这一事件,后者将投诉交给了戴伦博。

此后,包括网上内容管理编辑帕尔潘特·迪尔利在内的几位女性推动CT雇用一家外部公司,以评估为什么盖利的性骚扰行为被允许持续这么久而不受制止。

“我们需要真正强健的规矩和程序,以便当人们犯错误时,这些人背后的系统不会失效,”帕尔潘特·迪尔利告诉CT新闻编辑。 “我们必须有制约机制。 作为基督徒,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人性有一个强烈而现实的看法,说明人们为什么会犯错误,并使我们做好准备。”

一家名为 Guidepost Solutions 咨询公司 于2021年9月签约,负责审查CT如何处理性骚扰报案,评估该事工的政策和程序,并提出具体改革建议。

3月13日,Guidepost认为,虽然没有 “更广泛的系统性骚扰模式或文化”,但CT本可以做得更好。

报告说:“CT对性骚扰指控所做出有缺陷的机构性反应,可能部分受到无意识的性别歧视的影响。 对于性骚扰,该事工的领导人“有时试图低调处理或为其找借口”,将其视为只是 “一个与当前工作场所风气脱节的年长男性”的行为,而没有认识到,“按任何标准、对任何人这种行为都是不适当的”。

Guidepost建议CT通过建立一个匿名举报系统和制定有关调查的固定程序来改善其人事部门的反应。 外部审查指出,CT在人事调查方面“没有关于保密的规定”。

戴伦博说,CT将在未来六个月内实施这些建议并审查其他潜在的变化。

他说:“雇佣中的各种做法都是有原因的,”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向员工明确表示,欢迎举报不当行为,他们将不会受到报复,他们的关切将被认真对待。”

更广泛的文化问题

在CT受到伤害的人都不认为该事工的文化是独特的性别歧视文化。 有些人在其他基督教工作场所有更糟糕的经历。 但是,性别歧视还是给女性带来了额外的负担,现在女性占到了CT工作人员的一半以上。

现任和前任员工说,该部的男性通常认为单身女性总是想结婚和生孩子。 而各部门领导认为,在公司里的母亲们会把家庭放在首位,以至于她们的工作对她们来说永远不会像对男性同事那样重要。

现任和前任员工说,一直存在着男人在会议上压着女人说话的问题。 而当一些领导层的男人说两性之间的生物差异延伸到智力方面、男人可能只是更聪明时,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一些前雇员将性别歧视归咎于福音派文化,称其围绕性别的规范可能模糊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的界限。

一位前CT编辑艾格尼兹卡·泽林斯卡(Agnieszka Zielińska),后来脱离了基督教,认为自己现在是 “一个快乐的不可知论者”,回顾她2000年至2006年在公司的经历,看到了明显的问题。

“福音派文化倾向于鼓励恳切和界限不当的表示,”她说。 “它提倡把同事当作家庭成员来对待。 这可以感觉很好。 但它也可能产生问题,例如在工作中无视职业界限。”

然而,更多的人对该事工未能履行其基督教承诺和CT的具体使命感到失望。 一些人指出,在2015年的一篇社论中,CT发出了对“道德失败做出诚实见证”的呼吁。

这篇文章说,个别福音派领导人的丑闻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许多人都知道,却什么都不做,这将是毁灭性的。

泰德·奥尔森(Ted Olsen)写道:”如果你知道什么,就告诉别人。”他当时是负责新闻的总编辑,目前是CT的执行编辑。 “如果你希望某件事情能够自行解决,你更需要恐惧的是它将彻底搞砸。 如果你祈求神将一些东西暴露出来,那么听从祂的呼召,‘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弗5:11)。”

对于外部评估的消息,在CT公司受到伤害的大多数人都抱有戒心。 虽然戴伦博对透明度的承诺带来了一些希望,但仍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现任和前任雇员说,他们担心该事工会过早地认为其所有问题都已成为过去。 他们担心下次有人向人事部门投诉时,会发生什么。 他们担心会很容易视而不见,很容易让更多的男人越过更多的界限,也很容易不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已经感觉不到多少恩典了,”创意项目主管乔伊·贝丝·史密斯(Joy Beth Smith)说,“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机构是否也一样。”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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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相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实践方式?

基督徒也许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但我们个人的认知及实践并非全是唯一真理。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5, 2022
Illustration by Jared Boggess / Source Images: Ekely / Sanjeri / Mikroman6 / Getty

年前,比尔·柯林顿(Bill Clinton)当选总统几天后,我正主持一个小组组长会议。 其中一位政治信念强烈倾向共和党的小组长建议,鉴于最近的选举结果,我们的小组应该有一段哀恸的时刻。 有些人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这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我认为不是。

我向小组长们说,有大约80%的福音派基督徒会将票投给共和党,这似乎是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 然后,我要求所有小组长拿一张纸,写下他们小组中可能把票投给民主党的2-3个人。

结果是一片死寂。 没有人拿起他们的笔。

最后,一位小组长发言,说他们认为他们小组中没有人把票投给民主党。 我指出,如果我们的会众结构确实反映福音派教会在全美国的平均样貌,那么,一个12到14人的小组中应该会有至少3人投票给民主党。 我只是要求他们停下来想想那些人会是谁,以及,如果我们在小组里一同哀恸选举结果,这些弟兄姊妹可能会有什么感受? 我说完后,组长会议出现一段尴尬沉默的时刻。

小组长们意识到,以哀恸来开始小组聚会可能不是一些小组员想见到的画面。 他们也意识到,在接近选举这几周,他们在小组里的祷词也可能同样令一些弟兄姊妹感到疏离。 我们漠视了小组内潜在的政治信念的多样性。

信念(conviction一词,根据标准字典的定义是这样的:一种固定的或坚定持守的思想,一种我们不会轻易放弃的想法。 然而,尽管我们对算数结果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我们通常不会称之为信念。 信念不仅仅关乎日常或一般的事实,而是关乎某些信仰。 我们可以说,信念是坚定的道德或宗教信仰,引导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之事,并影响我们的行动或选择。信念切断我们个人对喜好/品味的坚持(毕竟他们无关道德问题),也切断那些我们虽相信但随时可放下的想法(没有相信它们到足以被它们改变我们的行为)。

请注意,这个定义带出了两种不同的信念,我们可以称之为 “绝对 信念”和 “个人 信念”。 绝对信念之所以被称为绝对,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信念有强烈的热诚,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绝对”应该适用于每一个人。 它们是普世性的;它们既适用于我们自己,也适用于我们的邻舍。 重要的基督教信经就是这种绝对的例子。

另一方面而言,个人信念是我们个人相信的东西,它引导我们个人的行为,而我们知道其他人未必需要跟我们一样。 有人可能因为自己一名家庭成员曾被酒驾司机撞死而拥有此生拒绝喝酒的信念。 我们也许会相当坚定地坚持这个信念,但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信念。 我们在这里对信念作的区分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单纯反映奥古斯丁的名言:“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一切事上要有 爱。”(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那么,我们应如何塑造深刻的基督教信念,却又不使教会分裂呢?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信念本身。

信念就像光。 在光谱上有多种颜色和状态。 想ㄧ想“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这个信念——是基于圣经的一个永恒神学真理(创1:26)。 这种信念可以被称为认信信念——所有基督徒都应有的绝对信仰。

在几章之后的创世记9:5-6,这个真理被塑造为一个道德指令:禁止杀人,因为所有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这种道德指令可以进一步扩大到一套积极重视所有人类的生命的主张。稍微拆解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重视人的生命并不仅限于反对堕胎的口号(在美国,此口号为“pro-life”)。 而是更广泛的行为,如红衣主教约瑟夫·伯纳丁(Joseph Bernardin) 提出的 ,拥有一套“具有一致性的生命伦理”(consistent ethic of life)。 这样的道德观既反对堕胎,也反对安乐死、战争和暴力。 它也可能包含非常积极的内涵,例如支持承载着上帝形象的人类都能有基本的自由:根据自己的良心敬拜的自由,或是能获得食物和居所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由等。

这些日益增加的判断力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圣经里发现越来越多明确的教导,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明白圣经所说的“人类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创造” 这个认信信条的含义。 这些含义可以总结为一个核心价值的陈述,例如:“每个人都应该受到保护,免受危及生命的伤害,并获得生命能茁壮成长所需的基本物品。”

显然,我们正在光谱上移动,变得越来越具体。 我们认信的含义及道德指令正在塑造我们灵魂的核心价值——塑造我们的欲望和追求。然而,这些“核心价值” 还不够具体。 最终,我们必须辨别出具体的“ 行事规范”。我们必须决定,禁止夺走承载上帝形象的人的生命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反对堕胎和死刑,或者只反对堕胎。

请注意,当我们在光谱上移动时,每多走一步都会令我们的信念更加具体,而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具体的同时,也使它们变得越来越有争议性。 起初,圣经里明确的陈述或普世信经的内容确保所有基督徒有一定的共识,对这些事的信念是绝对的和普世的。 然而,当我们做出的判断越来越具体,我们的文化、风俗、历史背景和传统智慧就越多的影响我们所做的结论,因此,大家的观点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光谱上的想法:有具有绝对性的事、有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以及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光谱,而仅关乎个人喜好的事(但已经变成一种强加于人的信念)。 在光谱的其中一终端是“绝对性的事”,然后是越来越有争议性的部分(基督徒之间的想法不同)。 个人喜好并不属于光谱,因为这些喜好无法形塑基督教信念。

四种层次的信念

认信信条:认信信条为基督教立定界限,也为教会和个别基督徒的信仰和实践奠定基础。 它们经常在信经中出现,如使徒信经或尼西亚信经。 通常教会会在公共礼拜中一同背诵。 通常以“我们相信”开头,而不是“我相信”。

很明显的,这意味着所有会众都应共同坚信这些信条的内容。 若一个人否认这些信条的内容,我们能合理怀疑他信仰的真实性。 这些信条是基督信仰的先决条件。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基督信仰的内容,而不是个人信念,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信条内容是基督教信仰本身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仅仅是某个人相信与否的问题。

顾名思义,认信信条的内容为一种信念,而不是一种行动。认信信条的内容述说上帝的属性、关于人类及救恩等等永恒不变的神学主张。 教会和个别基督徒必须决定,在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和文化环境中,“尊耶稣为主”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道德指令:辨识道德指令及属灵指令是“开始实践”我们认信信条的第一步,也就是将他们真实活出来。 和认信信条一样,道德上和属灵上的指令对基督徒来说是普世性的或接近普世性的。 认信信条及道德指令皆根基于圣经里的教导及命令,道德指令的实践对应着认信信条里的神学主张。

我们可以用“指令”一词来理解这个概念,但我们也要注意,这个词涵盖更广泛的意义。 “道德指令”的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正确敬拜上帝和委身于上帝的属灵议题,其他指令则涉及我们如何对待人类同胞的道德议题

人们倾向于同意价值观本身,但往往不同意这些价值观的优先次序

核心价值观:道德和属灵指令都需要进一步说明。因此,我们把信念光谱的下一步称为“核心价值观”:这关乎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我们真正重视的事。

道德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通常会用“价值观”一词称呼人们行为的潜在动机。 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渴望见到的结果,引导着我们做选择,帮助我们评估政策、人物和事件。 近期,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出一套“道德基础理论”,指出人类有六个基本的价值观面向:关照,公平,忠诚,权威,神圣性、自由。

而拥有一套“相同价值观”的人,为何仍会有非常不同的行为方式? 原因是人们倾向于同意价值观本身,但往往不同意这些价值观的优先次序 。多数具争议性的问题都涉及不止一种价值观,例如,促进自由(贸易)的政策可能会削弱公平竞争的可能性,或无法满足所有人类的基本需求。

或是,在讨论移民问题时,每个人都可能同意人民应该服从政府,并以爱和尊严对待移民,但在特定情况下,人们对执行时的比例原则持不同意见。 此外,人们不会建立一个单一的、普世性的“价值等级”制度,而是会根据情况为这些价值定下不同的优先次序。 换句话说,我们处理叙利亚难民时,以及我们处理跨越美墨边境来到美国的中南美洲人时,会有不同比重、不同优先次序的价值观(因而不同政策)。 简而言之,价值观就是,即使人们有相同的起始点,也通常会走向不同的终点。

行事规范:信念光谱上的最后一步是发展“具体的”行为准则。在这一步,道德使命和核心价值会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出现在实际的政策决定、对道德困境的回应和行动计划中。 行事规范会同时考量时间、地点和受众。 行事规范回答的是这个问题:“我如何在基督所安排给我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以最能荣耀基督的方式行事?”

实践智慧知识在行事规范的形成过程里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提摩太·凯勒牧师(Tim Keller)认为照顾穷人是个明确的圣经教导和道德指令,但最好的实践方式究竟是:1) 透过私人企业捐赠,由政府再分配,或是2)两 者的结合(政府增加税收,使更有钱的人缴更多税)? 决定的过程与实践智慧有关。同样,因着邻舍之爱和保护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生命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减轻其他人类的痛苦、照顾受苦的人。 但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并没有单一的“基督教的答案”。然而,我们仍必须决定我们自己会怎么做。我们不可能同时实践所有选项。

总体而言,对于道德和政治相关问题,我们很常有着强烈的直觉感受。 这并不一定是错的——我们的良心往往凭直觉运作,在我们尚未识别、反思支持着我们直觉的原则有哪些时,我们就迫切想看到某种结果。然而,透过他人的智慧所启发的理性反思来完善并深化我们的直觉,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我们自身及我们的认知并非一切真理的来源。

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基督教伦理学家詹妮弗·赫德特(Jennifer Herdt)指出,对上帝深刻的依赖对于发展“个人品格和能力的真实性”至关重要,倚靠上帝使我们能够承认自己软弱、能力不足的部分,也认识到自己的和长处及能力。

我们(教会)身为一个群体/共同体(community)被呼召一起追求真理。 正如雅各所说,在追求真理的过程,重要的是理性、开放的心态,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偏见,没有虚伪。这样的美德能结出“正义的果实”(雅各书3:17-18)。 当我们愿意敞开心胸,真诚地聆听别人的想法,我们便更能达到保罗所说的,各人都能自由的“在自己的心意上坚定”(罗马书14:5)。

改编自Tim Muehlhoff和Richard Langer的Winsome Conviction 版权©2020年,由Tim Muehlhoff和Richard Langer提供。由InterVarsity Press,Downers Grove,IL出版。 www.ivpress.com.

翻译:季小玲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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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福音派领袖向乌克兰基督教徒道歉

命辞遣意:我们和乌克兰的兄弟姐妹站在一起,我们对俄罗斯的 “军事入侵 ”深感 “愤懑遗憾”。

2022年3月6日,在乌克兰西部切尔诺夫策(Chernivtsi)地区的比拉·克里尼齐亚(Bila Krynytsia),一个牧师为一名在顿涅茨克(Donetsk)地区遇难的乌克兰士兵下葬到其家庭墓地举行葬礼仪式。

2022年3月6日,在乌克兰西部切尔诺夫策(Chernivtsi)地区的比拉·克里尼齐亚(Bila Krynytsia),一个牧师为一名在顿涅茨克(Donetsk)地区遇难的乌克兰士兵下葬到其家庭墓地举行葬礼仪式。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4, 2022
Alexey Furman / Getty Images

俄罗斯福音派联盟领导人在迄今最受关注的声明中,对其政府所做的决定感到 “痛苦和遗憾”。

但这是否足以与边界另一边的乌克兰基督徒兄弟姐妹重建桥梁?

“我为我的国家最近对另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的军事入侵感到悲哀,”俄罗斯福音派联盟秘书长维塔利·弗拉森科(Vitaly Vlasenko)在3月12日的公开信中表示。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形下,我也无法想象现在的所见所闻。”

他一语中的,却也十分谨慎。

因为早在3月4日,俄罗斯议会就修改了刑法,对传播 “诋毁”军队 的“假新闻”的人,处以最高15年的监禁。

值得注意的是,弗拉森科没有使用俄罗斯政府指定的 “特别军事行动”来描述对乌克兰的暴力行为。 他用 “冲突”和 “入侵”来代替,避免了使用官方禁止的“战争”之类的词来描述它,但他又暗示了这其实就是战争。 他认同乌克兰对 “占领”的恐惧,也提到了俄罗斯的“非军事化”目标。

此前两天,俄罗斯法院对一名东正教牧师处以35,000卢布(261美元)的罚款,因为他在周日布道时贬低了军队。 他的会众帮助支付了罚款。

对此,俄罗斯媒体上的律师们在辩论该法律是否阻止公民质疑 “特别军事行动”或呼吁结束该行动。

弗拉森科的声明(全文见下文)故而小心翼翼不越雷池。

弗拉森科感叹道:“为防止战争所能做的一切,我都做了。 我向所有受苦的人道歉。”

他最主要的努力是在入侵前两天发表声明,支持乌克兰宗教领袖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呼吁。 在精神方面,他发起了俄罗斯的禁食和祈祷活动,以及与欧洲和乌克兰信徒的联合会议,以祈祷和寻求和解。

而自战争开始以来,他提到他已经为向东逃往俄罗斯的500个难民家庭协调了援助。

弗拉森科说:“两个密切相关的民族,其中的许多人是信仰上十分虔敬的 基督徒(主要是东正教),现在正处于激烈的战斗之中。 和平的感情在轰炸和炮击中被摧毁。”

基督教的建筑和基督徒的生命亦是如此。

周六(3月12日——译注),炮击破坏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地点,这是建于16世纪的斯维亚托戈尔斯克圣母永眠拉伏拉院(Holy Dormition Svyatogorsk Lavra),一个被尊为乌克兰三大圣地之一的修道院建筑群(拉夫拉院,即Lavra,为东正教的一种修道院——译注)。 尽管并没有明确谁应对此负责,但教会的一份声明提及里面确实有人受伤。

在3月8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乌克兰教会和宗教组织理事会谴责俄罗斯对平民区的袭击。 它列出了在战斗中受损的三座教堂,其中包括被围困的哈尔科夫(Kharkiv)市附近的一个福音派祈祷所。

现在这个数字还可以加上马里乌波尔(Mariupol)的基督救主堂。

这个拥有43万居民的港口城市已经有一个星期(指截至本文发稿时间,以下同——译注)没有饮用水了。 市长表示,自俄罗斯的攻击开始以来,已有1500人死亡, 据《今日基督教》消息,其中包括了一位名叫迈科拉(Mykola)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一直帮忙做疏散。 另一位基督徒卡蒂亚(Katya)姐妹是乌克兰军队的一名辅助医务人员,也不幸遇难。

教宗方济各对这一“不可接受的武装侵略”感到愤慨。 他指出,该城市是以圣母玛利亚命名的,并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声明。

教宗在周日:“结束爆炸和袭击!。 让谈判获得实际的和决定性的关注,让人道主义走廊有效和安全。 以上帝的名义,我请求你们:停止这场屠杀!”

乌克兰总统沃洛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周六表示,随着战争进入第三周,已有1300名乌克兰士兵死亡。 副总理表示,在商定的13条人道主义走廊中,只有9条是开放的。 在试图撤离基辅东北郊区的人群中,俄罗斯的炮击造成了7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英国军方官员表示,俄罗斯地面部队现在距离首都15英里以内,他们正在分散开来,准备开始合围。 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琴科(Vitali Klitschko)表示,300万人口中有一半已经逃离,但每所房子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攻击进行加固。

与此同时,位于乌克兰最大的核反应堆附近的扎波罗热州(Zaporizhzhia)梅利托波尔市(Melitopol)的市长被拘留,代之以一个亲俄罗斯派。 当地居民强烈抗议要求释放他。

扎波罗热的乌克兰东正教会UOC(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UOC)对马里乌波尔积极提供支持,而它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ROC)的莫斯科宗主教区。 大主教卢卡(Metropolitan Luka)组织了一个车队,试图向马里乌波尔运送90吨的食品和药品。

至少有六个UOC教区已经停止向俄罗斯牧首基里尔(Patriarch Kirill)进行正式的认同祷告,它们是利沃夫(Lviv)、切尔卡西(Cherkasy)、罗夫诺(Rovno)、苏梅(Sumhy)、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ovsk)和穆卡切沃(Mukachevo)。

而且,UOC的高级神职人员大主教奥努弗里(Metropolitan Onufry)首次承认冲突是俄罗斯的攻击。 像弗拉森科一样,他使用了禁忌的词语,只是他是在乌克兰的安全边界内。

他在星期四说:“由于俄罗斯联邦军队的攻击,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考验期, 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其实在2019年,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大公会的普世牧首巴托洛缪一世(Bartholomew I)便承认分离出来的乌克兰东正教会OCU(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的民族独立地位,但许多教区拒绝脱离,选择继续留在隶属俄罗斯的UOC之下。 (乌克兰境内分属OCU和UOC的教会的确切数字难以确定。)

而俄罗斯对上述事件有不同的定性。

泽伦斯基强调,UOC下属的拉伏拉院附近“没有军事目标”,而俄罗斯军方却表示,它从扣押修道士人质的乌克兰民兵手中“解放”了该建筑群。 同样,俄罗斯国防控制中心的负责人,卢卡的车队本来是为了疏散公民,但是后来因车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开火击中而停顿。

基里尔指责巴托洛缪和西方。

他在3月10日写给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的信中:“他们不遗余力,不惜重金,将武器和指导战争之人充斥乌克兰。 然而,最可怕的还不是武器,而是试图‘再教育’,在精神上把乌克兰人和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改造成俄罗斯的敌人。”

此前在3月2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写信希望他进行调停以停止战争。 俄罗斯东正教会于1961年加入了该普世协进会。

现在基里尔用礼貌的教会语言让他们滚蛋。

他写道:“我强烈希望,即使在这艰难的时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也始终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对话平台,免于政治偏好和片面的做法。”

对此,世界各地许多东正教学者和神职人员在一封公开信中,依据《圣经》教义,驳斥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宣传。

这65名签署者(其中包括一名俄罗斯人)表示:“莫斯科牧首的领导层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对乌克兰的战争,其根源在于一种东正教民族主义的[将教会和国家之间混淆]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一主义,具有极权主义性质,被称为R usskii mir,即俄罗斯世界。

“我们反对[这种]异端邪说和俄罗斯政府的可耻行为 …,它们极不符合正统信仰、不符合基督教、反人类的。”

拉美神学教育福音协会(Evangelical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ETAL)也毫无保留地为他们在乌克兰同修的神学生发声。

该协会的董事会表示:“我们完全支持乌克兰人民和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基督教会,并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暴君’ 领导。

“AETAL绝对地、彻底地拒绝他在东欧的战争行为。”

在第一个落入俄军之手的赫尔松市,塔夫里斯基基督教学院(Tavriski Christian Institute,TCI)报告说,军队正在接管神学院作为军营使用。

而世界浸信会联盟(Baptist World Alliance,BWA)则发表了一份声明,俄罗斯福音派基督徒-浸信会联盟(ussian Union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s-Baptists)主席彼得·米茨凯维奇(Peter Mitskevich)是署名人之一,并致普京、泽伦斯基以及美国和法国总统。声明回避了谁该对当前冲突负责的问题。 而仅仅是确认了俄罗斯在历史上对该联盟的支持可以追溯到1933年,也回顾了1968年的决议,即 “以战争作为永久解决方案的手段是站不住脚的”。

但它并没有在提到乌克兰时使用(战争)这个词。 而是为“暴力冲突”感到遗憾,呼吁结束“敌对行动”,就“彼此安全”进行谈判,并限制 “伤害继续扩散”。

关于2014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危机,它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当时的)“严重紧张局势 ”有多糟糕,以及对和解倡议的支持。

这份BWA秘书长伊利亚·布朗(Elijah Brown)和欧洲浸信会联合会(European Baptist Federation)秘书长艾伦·唐纳森(Alan Donaldson)也署了名的声明还写道:“整个基督教世界为你们祈祷,希望先知以赛亚的异象能够得到显现,刀剑都变成犁铧。

“且随着为所有人创造了和平和繁荣的生活条件,使徒保罗的祈祷将得到实现。”

但这样的声明始终未能消除大多数乌克兰福音派人士的疑虑。 弗拉森科的信会起作用吗?

这位俄罗斯福音派领袖写道,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事情来弥补。

他说:“我的祈祷是,你们将从主那里找到力量,伸出你们团结和宽恕的手,以便我们能够作为上帝的子民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 愿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所有人。”

维塔利·弗拉森科公开信的全文



2022年3月12日

致世界各地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作为俄罗斯福音派联盟的秘书长,我对我的国家最近对另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的军事入侵表示悲哀。

和其他许多基督徒一样,军事入侵让我深感震惊。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形下,我也无法想象现在人们在乌克兰的所见所闻。 两个密切相关的民族,其中许多人是信仰上十分虔敬的 基督徒(主要是东正教徒),现在正处于激烈的战斗之中——一方追求将乌克兰非军事化的目标,另一方寻求拯救他们的国家免受占领。

许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对方国家有密切的家庭关系。 一个俄罗斯人可能有女儿和孙子住在基辅;一个乌克兰人可能有孩子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 今天,痛苦、恐惧和对亲人以及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未来的深深担忧,像闪电一样刺痛了许多人的心,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人知道战争的界限及其后果可能是什么。

今天,来自一方和另一方的士兵正在死亡。 和平的感情在轰炸和炮击中被摧毁,妇孺老人形成的难民潮遍布欧洲,日益强烈的冲击着人们 的视听神经。

所有这些事件使我对我国领导层所做的决定深感悲痛、苦涩和遗憾,并对那些因这一决定而遭受痛苦的人深感同情。

为防止战争所能做的一切,我都做了,试图阻止这场军事入侵。

– 我以俄罗斯福音派联盟秘书长的身份,在入侵的前一天给普京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在信中支持乌克兰宗教领袖关于和平解决所有冲突的请求。

– 我们发起禁食,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与和谐祈祷。

– 我们的联盟与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为所有各方和解的公开祈祷。

– 俄罗斯福音派联盟向安置在俄罗斯南部的500多名乌克兰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 我们发起了一个关于军事和政治冲突主题的圆桌会议和随后的国际会议。

今天,作为一个公民和俄罗斯福音派联盟的秘书长,我向所有因这场军事冲突而遭受痛苦,失去爱人和亲属,或失去居住地的人道歉。 我祈祷你们能从主那里找到力量,以使你们伸出团结和宽恕之手,以使我们能够作为上帝的子民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

愿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所有人。

怀着深深的敬意,你的主内兄弟。

维塔利·弗拉森科

翻译:黄颖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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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福音派信徒的战时祈祷

在俄罗斯入侵中,当地的基督教领袖邀请读者分享他们的事工、圣经默想,与个人挣扎。

3月10日,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Mariupol)的一个住宅区遭到炮击后,一名乌克兰士兵拍摄了一座受损的教堂。

3月10日,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Mariupol)的一个住宅区遭到炮击后,一名乌克兰士兵拍摄了一座受损的教堂。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1, 2022
Evgeniy Maloletka

乌克兰教会需要支援。但是,那些牧养基督身体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往往迷失在战争的头条新闻和统计数据里。甚至他们的引述也无法完全表达他们挣扎的深度。

《今日基督教》请求乌克兰福音派领袖通过分享他们的一瞥来帮助读者进入他们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每一位都提供了一段被证实对毅力有意义的《圣经》经文,一些祷告事项包括具体的个人需求与更深远的属灵渴望,并引导读者如何参与。

塔拉斯·迪亚特里克(Taras Dyatlik), “学术领袖国际”(Scholar Leaders International)的参与东欧和中亚事务总监:

迪亚特里克目前正在支援乌克兰神学院网路,并确认了三个阶段的需求。 当务之急是疏散,重新安置并寻找安全的地方,以挽救学生、员工和教职员的生命。 再过一两周,他们的处境必须趋于稳定,住在长期住宿里。 然后,在乎战争如何发展,他们将弄清楚如何继续神学教育。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马可福音14:27-28 – “‘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与耶稣同在,不是因为我们跟随了祂,而是因为祂来到我们这里——就像现在,在我们与俄罗斯的残酷战争中。 祂问我们,就像祂在加利利海边问彼得一样:“你爱我吗?”(约21:16-17)。 然而,这是在早餐之后——在祂先照顾我们的需要之后。 即使我们在这场战争的挑战中失败了,祂的友谊还在,让我们重振旗鼓。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我正在为我的妻子和许多其他人的妻子们祷告,在她们的丈夫留下来时,她们拒绝被疏散。 但我也祷告让这场战争摇动人类的良知和教会的神学。 我们再也不能提升一种民族主义,一种经常要把别人压低的民族主义,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在俄罗斯那么多基督徒正在采用的。

亚历山大·季申科(Oleksandr Geychenko), 敖德萨神学院(OTS)院长

“世界联合使命”(United World Mission)数十年来一直是位于乌克兰黑海西岸的OTS的合作伙伴。 正当在其他城市的神学院院长们将他们的校园变成避难所时,季申科一直在努力疏散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并尽其所能供应他们生活所需。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哥林多前书12:26-27 ——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上星期天,我们庆祝了我们每月一次的圣餐,这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次。 这次圣餐的高峰是与在受苦中的信徒认同,他们有些有亲人仍然在邻国寻找住所,也有些有亲人在我们许多城市被袭击时丧生。 但当我拿起饼时,我知道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处于几乎是有形的痛苦所带来的愤怒中,我向上帝祷告。 我不在处理神学院的事务,而在担任一名紧急救援的志愿者。 我们的生命被砸碎,我们的灵魂被焚烧,看不到尽头。 要恢复我们国家的健全,我们需要上帝给这世界属灵的洞察力和道德的清晰度。 然后,这场风暴可以转向侵略者,并驱散他们。

尤里·库拉柯维奇(Yuriy Kulakevych), 乌克兰五旬节教会的外国事务处主任:

作为乌克兰最大的灵恩教会联盟,库拉柯维奇的组织正在通过其区域网路提供援助给需要撤离的人员。 仓库经理、电话询问中心操作员、会计师、厨师和司机都是这援助的幕后人员,是他们使提供直接的人身照顾和灵命关怀成为可能。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哥林多后书6:9-10 —— 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尽管我们有许多烦恼,但我们必须记住,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可是在基督里,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敞开心扉,服侍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我祈祷在晚上短暂的睡眠中得到超自然的恢复! 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身体上、精神上和灵命上——但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需要从创伤后的压力中得到释放。 然而,在战争的黑暗中,我为在俄罗斯联邦各地的福音传播祈祷,这福音被东正教修士的黑袍所遮盖。

瓦蒂姆·库林申柯(Vadym Kulynchenko), “我们的遗产乌克兰”(Our Legacy Ukraine)的传教士:

库林申柯的事工是基辅以南145英里的卡米扬卡(Kamyanka)“使人作门徒运动”的一部分,他监督著食物供应、药品、卫生用品和燃料,提供给因要逃离暴力而撤离的人员。 他还凭信心拨出资金,用于乌克兰最终的重建。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马可福音14:35-36 —— 祂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祂说:“阿爸!父啊!在祢凡事都能;求祢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从我的意思,而要从祢的意思。”

我们可以诚实地把我们的问题和挣扎带到上帝那里,我们必须这样做——使我们不至陷入失去平安或憎恨俄罗斯人的诱惑中。 但是,一旦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我们就必须接受并顺服祂给我们的答案。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我正在祈祷,从上帝那里得到明确的带领,应否把我的家人搬到乌克兰以外的地方,。 我们中部的地区现在是安全的,但事情可能会迅速改变。 欧亚大陆和中东是上帝末日预言的中心,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在现在和将要来临的可怕事件中如何做人。

鲁斯兰·玛留塔(Ruslan Maliuta), “同一个盼望”(One Hope)的策略网络联络人:

玛留塔致力于教会合作和儿童《圣经》分发,他也参与帮助从俄罗斯袭击地区撤离孤儿和无人陪伴的儿童的事工。 他当初来自基辅,与家人一起搬迁到西欧,继续在那里服事。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约翰福音8:31-32 —— 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真正跟随耶稣使我们有可能辨别现实。 媒体提供了相互竞争的叙述,但这是一场战争,其作者是普京,其目的是要摧毁乌克兰,使其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并要打破我们的心志。 除非它被阻止,否则它最终将继续深入欧洲。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我正在为我妻子留在基辅的父母祈祷,并为得到智慧而祈祷,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季节里牧养我们的五个儿子。 但除了为俄罗斯(入侵)以外,我们必须求上帝驱使基督徒更好地被栽培为主发光,尤其在现在——有许多议题、身份和历史都满布了谎言和欺骗。

马克西姆·奥利佛罗夫斯基(Maxym Oliferovski), “乌克兰增长”(Multiply Ukraine)的项目负责人:

这个门诺派弟兄会在扎波罗热(Zaporizhzhia)经营“新希望中心”,距离现在被俄罗斯控制的核反应炉40英里。 奥利佛罗夫斯基一方面将难民疏散和重新安置到东欧,另一方面协助乌克兰东南部重洗派网路的地方教会继续为他们的社区服务。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诗篇11:5 —— 耶和华试验义人;惟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祂心里恨恶。

在乌克兰我们的周围,到处都看到暴力死亡,我们唯一的祷告就是祈求上帝阻止它。 但是,我们可以得到鼓励,因为知道上帝也憎恨这种暴力,并且到了时候会把祂公义的审判降在那些施行暴力的人。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我为我的家人祈祷,让他们能够忍受我们正在经历的艰辛,但同时有智慧知道如何最好地继续服务我们周围的人。 但我们也为神蹟祷告,在上帝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时,求祂也赐给他们心灵的平安,并且在经过这一切后,祂的名将会得到荣耀。

谢尔盖·拉库巴(Sergey Rakhuba), “欧亚使命团”(Mission Eurasia)主席:

拉库巴的异象是要装备下一代福音派教会领袖,那些住在前苏联12个国家以及俄罗斯人口众多的国家。目前因这被危机推动的转变,他正在摩尔多瓦监督照顾在东欧的三个难民中心,提供食物、住所、药物和牧养。 他说,在乌克兰,已经动员了1000名志愿者,帮助那些从各个战区撤离与那些留在这些战区的人。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以赛亚书43:2 ——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逿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必不著在你身上。

当什么都没发生时,信靠神是容易的,但是当我们处于一个四周都被邪恶横扫的地方时,我们必须依靠神。 我们的心在流血;但是,当耶稣的爱在悲剧中闪耀时,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希望和喜乐。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我祈求上帝赐予领导的力量和勇气。 我不能够在乌克兰,但我的工作人员和朋友能够在那里,其中有些正在运送食物去最危险的地区,我们在卢茨克(Lutsk)的营运中心昨晚遭到炮击。 但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这是对教会属灵的攻击。 藉著教会非常有限的资源,我祈祷上帝显明祂的能力,使福音照耀。

麦可拉·罗曼纽克(Mykola Romaniuk),伊尔平(Irpin)圣经教会主任牧师:

罗曼纽克领导位于基辅郊区的“乌克兰的惠顿”(即伊尔平,为乌克兰的福音派中心——译注)最大的浸信教会,他和他的会众因目前的俄罗斯袭击而流离失所。 但是,他们虽然分散,还是继续支持教会的会友和非信徒。他们在西部城市维尼察(Vinnytsa)和利沃纳(Rivne)的伙伴教会也在接待许多被撤离的人。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传道书3:8 ——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现在是仇恨和争战的时候。 爱一个带着武器来的敌人需要使他转回,那些没有参与军事动员的人必须在属灵上藉著不断的祈祷这样做。 当爱与和平的时代回来,我们将寻求修复与俄罗斯信徒的关系,就是那些犯了在面对自相残杀时沉默的罪过,后来悔改的信徒。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我为我的心祷告,就像大卫一样,同样是被一群狡诈、邪恶的人所包围着(诗43:1)。 一位年轻的弟兄,我们教会的会友,在街上 帮助他人时被杀害——我们和平的城市每天都遭受到炮火轰击。 我为那些被困在寒冷和雪地里的人祷告,和为基督徒难民祷告,让他们在搬迁中找到属灵的群体。

瓦伦丁·辛尼(Valentin Siniy), 塔夫利斯基基督教学院(Tavriski Christian Institute,TCI)院长:

TCI位于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港口城市赫尔松(Kherson),该城市已被俄罗斯占领。 校园现在正面临被改造成军营的威胁。 辛尼不能够继续提供神学院教育,他就改成提供疏散支援,并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给在乌克兰被俄罗斯控制地区的教会。

帮助他坚持不懈的《圣经》经文:

哥林多前书 15:51-52 ——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很难找到合适的经文来安慰我们的心。 但是当我开车离开我的家乡城市时,听到身后的地方被火箭发射器轰炸,我就想起这经文。 这场战争将永远改变我们,我们永远不会一样。

他在为甚么事祷告?

我在为我的家人祈祷,为我们正在经历的情感地狱祈祷。 我们昨晚几乎没睡,我们患了食物中毒,嫂子的病情严重,我们离我们认识的医生和医院都很远。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和毁灭的国度时,我祈求上帝,让更多的人谴责战争的罪。 我们需要祂的天国来临,恢复祂当初创造的目的。

编者按:CT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报导,包括从“乌克兰的惠顿”的疏散, 数百名俄罗斯牧师的抗议信,以及在摩尔多瓦的教会 接纳10万名难民 ,都可以 在这里找到。 部分文章有提供俄文乌克兰文版本。

翻译: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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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俄罗斯基督徒需要更多的潘霍华们吗?

当他们的国家处于战争时,身为基督肢体的成员应该如何引导信徒?欧洲福音派领袖们对此进行了讨论。

潘霍华与俄罗斯国旗

潘霍华与俄罗斯国旗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1, 2022
插图 Mallory Rentsch /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俄罗斯新颁布的法律制裁了第一位神职人员。

位于莫斯科西北方215英里的科斯特罗马(Kostroma)复活教堂(Resurrection Church)的伊凡·布尔丁(Ioann Burdin)神父被控在周日的布道时“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而被捕。

据称,他的教区还被指控传布一份反战请愿书。

“当一位弟兄杀死另一位弟兄,一个基督徒杀死另一个基督徒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据BBC的俄语频道 报导 ,声明说这样。“让我们不要再犯曾在1939年9月1日热烈赞同希特勒行为的那些人的罪行。”

俄罗斯——以及全世界——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吗?

《今日基督教》此前曾报导过乌克兰基督教领袖的困惑感 ,认为他们的俄罗斯同侪应该像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一样。这位著名的德国神学家在第三帝国衰落的时期因参与暗杀元首的计划而被处决。

乌克兰福音派希望俄罗斯福音派至少能仗义执言。

有数百 人站出来了。但是,要求他们这样做公平吗? 俄罗斯于3月4日通过的新法律规定,只要将普京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称为“战争”的人,即可被处以最高15年的徒刑。

五位欧洲福音派领袖对CT说明孰重孰轻:安全还是团结。

CT:《圣经》中的以斯帖和历史上的潘霍华都是有信心的杰出例子。但是在冲突时期,他们是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领袖们——应该效法的典范吗?

李奥纳多·德基理科(Leonardo De Chirico),意大利福音派联盟神学委员会主席: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教会都被赋予了先知的责任,就是要谴责邪恶和不公义。当然,某些人从神那里得到更特殊的呼召,因此他们愿意付上代价,让自己暴露在报复和迫害之下。

但并非所有人都被呼召成为以斯帖和潘霍华。若有些人这样做,所有人都应该扮演祷告和合一的祭司角色,并支持他们。

对自己的国家忠诚是好的,尽管它也可能成为一个偶像。但是,对神和祂的普世教会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并祈求,各国的信徒将表明他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比对自己的民族的忠诚更强大。

瑞士福音派联盟秘书长马克·约斯特(Marc Jost):

当我听到俄罗斯福音派的基督徒勇敢地公开表达与政府不同的意见时,我感到非常高兴和鼓舞。但这主要是个人的呼召和使命,而不是一般基督徒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俄罗斯人的责任。

当然,我非常欢迎它。

基督徒的忠诚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因信靠基督而产生的连结比同为一国的连结更强大,甚至比一个人自己属世家庭的关系更坚强。

塞尔维亚福音派联盟和福音派学生国际团体(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IFES)塞尔维亚主席萨穆尔·彼得夫斯基(Samuil Petrovski):

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许多年前,当乌克兰牧师要求俄罗斯牧师公开反对普京时,我记得我就不同意那主张。

我知道俄国的大多数基督教领袖都反对战争。他们在教会中祈祷和平,其中部分的人还参加公开的示威活动。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最重要的是乌克兰信徒和俄罗斯信徒之间的团结。

他们不应该像某些人一样偏向一方只展示乌克兰国旗,专门为乌克兰人祈祷,他们也应该拿着俄罗斯国旗,并为俄罗斯人祈祷。

基督徒更应该在祷告中一同挺立,提供实际的帮助,并呼吁和平——为双方的领袖祷告。我们必须非常小心,避免过激的政治辩论,因为在这种辩论中,我们的基督徒领袖可能会失去焦点,忘记基督的重要性。

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冲突期间,一些福音派教会的牧师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鼓励北约轰炸另一个国家。其他牧师为此而谴责他们。

双方都有人倡议试图让我们团结起来,在附近的中立国家举行祈祷。但有些人拒绝了这个提议,说:“我们唯一能一起见面和祈祷的地方就是在天堂。”

无论是在塞尔维亚、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不应该这样。

斯拉夫科·哈季奇(Slavko Hadžić),来自波斯尼亚的西巴尔干灵风布道(Langham Preaching)协调员:

基督徒需要为正义和真理,反对战争和暴力挺身而出。虽然我们不应该因为恐惧而沉默,但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别人的期望而出声。我们的动机必须是单单要取悦神。

在神的国度里,没有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没有乌克兰人或俄罗斯人。只有是属神的儿女,或不是。魔鬼会利用在各地的人来执行牠的邪恶伎俩。

与其谴责那些仍然沉默的人,我们需要祷告,求神赐给他们亮光、勇气和智慧,让他们知道说什么、何时说、以及如何说。

保加利亚福音派联盟副主席弗拉迪·雷奇诺夫(Vlady Raichinov):

《圣经》中充满了基于信仰而反抗残酷的暴君和独裁者的事件。教会历史上也有相当多反对不公正的声音。

保罗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西4:6)这种恩典与盐的调和应该是我们应对任何公开冲突的原则。以爱和真诚,怜悯和美德,镇定和刺痛,我们避免了感觉迟钝和不友善,或者怯懦和孤僻的诱惑。

在面对独裁政权时尤其如此。

良心有时会对我们以低调且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窃窃私语,以一种羞怯的声音提醒我们的身份、价值观和承诺。在其他时候,它是响亮的、直率的、尖刻的,像一个内部的吹哨人迫使我们寻求一个显著的改变。

作为“社会的良知”,教会经常以低调、不公开、人传人的方式表达意见。它一次只翻转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观,缓慢而耐心地传播其盐和光,直到它设法在一个暴君的道德基础上凿出许多的洞,最终导致他的支持枯竭,统治地位崩溃。

但在其他的时候,圣灵引导基督徒对那些恶化得太严重的罪行发出严厉、不妥协的声音。然后,仍然受到神的灵的推动,教会成为全社会的结构性重大转变,主要的启动者和引导者。它的盐和光引起群众注意到不公正,并激励他们最终对此采取行动。

我们的祷告是,神会带领俄国的基督徒仔细聆听神静止和安静的声音,忠实地坚持他们去传福音的呼召,并勇敢地跟随神的提示,在这么严重关键的处境中需要做什么。

CT:威胁必须要到达怎样的程度,才会趋使一个基督徒去做一些反对邪恶的事情?

德基理科(意大利):

威胁对个人切身或迫切的程度越低,就越难激励人们去反对它。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系统性的邪恶,有些人甚至不承认它,更不用说反对它了。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场战争,许多人丧命,而且满目疮痍和遍地凄楚,还有核武器攻击的威胁。现在,这战争在距离上可能很遥远,但如果不停止,其涟漪效应将很快蔓延到世界。

这种程度的威胁迫使我们所有人要做点什么。

约斯特(瑞士):

每一个不公正,以及一切置所有人类于危险之中的事情,都应该是呼吁基督徒要对此做些什么。

虽然并非每一个邪恶都是我个人的责任。但当神向某一位基督徒展示一个不公义,并触动他的心去行动时,那么这个人就应该顺服神。

彼得夫斯基(塞尔维亚):

基督徒需要在各种场合不保持缄默,而不是仅仅在悲剧发生时。特别是当邪恶在我们自己的社区时,更应如此,但有时这可能会不受欢迎。

但非常有趣的是,在《新约》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使徒们教导直接反对凯撒和罗马当局,而是强烈呼吁祈祷,坚持不懈,并挑战基督徒在危机时期成为盐和光。

哈季奇(波斯尼亚):

身为基督徒,我们总是需要反对邪恶。更大的邪恶需要相对更大的反应,但我们不需要等待它的增长。

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不是与血肉之躯战斗,而是面对灵界的邪恶势力。如果我们用世俗的标准来看,一方是有罪的,另一方是无辜的。

但按照《圣经》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两边都有受苦的人,双方都有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与恩典。

当受苦、在痛苦和恐惧中时,很难不把对方看作是邪恶的一方。相反地,我们必须认清真正的邪恶者是谁,并要对付牠。

雷奇诺夫(保加利亚):

正如《箴言》所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箴31:8) 这是一个普遍的行动呼吁,对耶稣的跟随者而言,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当基督徒在劣境中,忙着为人包扎伤口和辅导受害者时,必须根据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即时评估现场环境的危险程度。

因虐待造成的无声哭泣,对于处理暴力或走私人口方面有经验的人来说,是最容易辨认的。而其他人可能会忽视这危险的迹象。战争或疫情猖獗期间的生命损失可能最终成为新闻报导的统计数据;若它发生在临近的地方,或者当服事悲伤的人,绝望的难民或破碎的家庭时,那么我们对威胁程度的看法就会有不同。

扩大到更广的范围,耶稣对爱的新命令是要我们以一颗敏锐和关怀的心,能认同并服事在痛苦中的人,无论那痛苦是多么严重。

这个衡量的尺度有多低? 它是决定于当任何一个人受到他人或自然灾害威胁到个人的尊严,健康或生命时。

成功的机率是一个合理的考量因素吗? 还是如一颗小芥菜种的一个小行为?

德基理科(意大利):

无论结果如何,先知们都会采取行动,随时准备面对抵制,而不只是赢得某场官司。他们只关心肯定真理和谴责邪恶,呼吁所有人悔改。

但《圣经》也呼召我们承担一项高贵的责任——有规律地生活,关心他人。在这个角色中,我们必须权衡不同的因素。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优先考虑那个角色——先知、祭司或君王。

约斯特(瑞士):

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尽可能地既用被赋予的思维能力,也要思想神不可测度的大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智慧。

彼得夫斯基(塞尔维亚):

基督徒应该挺身而出反对任何形式的邪恶——尤其是战争——但不仅是在战争开始时。我们应该教导每一个信徒不要偏袒任何一方,不要指责基督肢体的弟兄姊妹,不要在不知道全面事实的情况下就要求他们采取行动。

相反地,我们应该邀请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为乌克兰、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祷告。这是一个对全球的威胁,我们必须作和平的缔造者。

哈季奇(波斯尼亚):

成功可在与恐惧争战中——或他人的期望——以及坚持真理和正义时被寻获。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做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做正确的事,以及神呼召我们做的事,不必考虑成功的大或小。

赖基诺夫(保加利亚):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记忆中充满了极权独裁政权施行迫害的故事。即使教会领导人承受着压力,会众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秘密聚会、走私《圣经》,尽管这很有可能被检举给共产政权的监督机构。

他们是否预期会成功,如何衡量成功? 一个凸显的启发就是他们对福音颠覆性力量的认真。他们的煽动言论是属灵的:宣讲耶稣,为政府的改变祷告,教他们的孩子背诵《圣经》,过有品德的生活,爱他们的邻舍。

最终,这些政权从内部开始瓦解。有意识地或直觉地,教会逐渐改变了专制体系的价值系统。并悄悄地传播不同的世界观。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劝勉说:“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5:39)。这如何影响我们的决定?

德基理科(意大利):

有关于登山宝训的解释可塞满整座图书馆。我认为它不是主要针对国家的角色,而是教导基督徒如何与邪恶的人打交道,他们会为他们的邪恶付出个人代价。

约斯特(瑞士):

登山宝训挑战我们的人际关系,并鼓励我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负有政治责任的基督徒也可执行国家权力,比如,带领军队。

但施洗约翰并没有要求[罗马]士兵放下武器,而是要求他们应有公正和公平的行为(路加福音3:14)。

彼得夫斯基(塞尔维亚):

耶稣从未在登山宝训中鼓动暴乱或有政治性的运动。保罗呼召我们祝福我们的仇敌,而不是咒诅他们。

在我们的战争期间,双方的一些教会公开祈祷祝福他们的“敌人”,但也有其他牧师仰仗政府的影响力。

他们是在听凯撒的话,而不是基督的话。

哈季奇(波斯尼亚):

我们不应该寻求报复,我们不应该以邪恶回报邪恶。基督徒对抗邪恶不是用仇恨,而是用爱,不是用诅咒,而是用祷告和祝福。

在邪恶造成毁灭之处,我们寻求建立。

赖基诺夫(保加利亚):

归根结底,正义和伸冤属于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准备好转另一旁的脸,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价值。它不仅涉及寻求和平和建立桥梁,而且还包括意识到施暴者也是照神的形象被创造,也是需要神恩典的人。

随着教会的架构更加有组织,在社会上更得到认可,它呈现给人们在神的心意中应该如何生活。在这个层面上,教会还有另一项任务:挑战世界秩序,并用耶稣与世不同的价值体系取代它。

作为一个反世俗文化实体,教会应该是一个异议份子的角色,宣告神的心意并反对不公义和邪恶。在一个充满混乱和虚假信息、严重败坏的世界里,教会应该作为和平与真理的光。

它的责任是对抗魔鬼的势力,辨识牠们直呼其名,并真诚地祈求那势力不能得逞。透过抵制仇恨和堕落;透过用该有的名称识别“战争”和“暴政”等事物;通过与道德败坏、自我陶醉式的权力和人类的罪划清界限,教会正在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思考框架,并指向另一个有平安和爱的国度。

编者按:CT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报导,包括撤离乌克兰福音派重地数百名俄罗斯牧师的抗议信,以及摩尔多瓦教会 接待10万难民的 ,可以 在这里找到。部分文章有 俄文乌克兰文文版本。

翻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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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统治是如何在传教团体中结束的

西方传教士对外主张种族平等,内里却倍感挣扎。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0, 2022
Illustration by Jared Boggess / Source Images: NSA Digital Archive / Volody Myrzakharov / Getty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惨况远去,以及世俗和宗教领袖皆呼吁民权和结束白人统治,全球对种族的看法开始改变。 虽然历史学家在叙述美国民权运动时通常很少提及更广阔世界中的事件,但这一时期的宗教和世俗领导人却是将该运动放在更大的、反对全球种族主义的运动中来理解的。

种族优越感在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白人的殖民统治也被视为种族主义世界观的体现。 1942年,一个新教领导人的合唱团开始呼吁“在各地和全地的种族平等”。 1947年,战争结束两年后,路德派神学家奥托·弗雷德里克·诺尔德(Otto Frederick Nolde)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张全球种族平等,并呼吁教会引领潮流。

基督教的福音事关所有人,不分种族、语言或肤色。 … 支持某个种族自以为是的内在优越性是没有任何基督教依据的。 所有土地上所有人的权利都应得到承认和保障。 我们需要国际合作来创造条件,使上述种种自由成为现实。

追求种族平等是“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获得自由这一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1948年,全球社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这是世界范围内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分水岭。 美国新教传教士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行文措辞有很大影响,他们还是宗教自由以及全球人权的积极支持者。 那时西方世界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而传教士正在帮助引领这一方向。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许是最著名的美国民权活动家,而将其理解为呼吁结束全球种族主义和白人压迫的先驱更为恰当。 虽然杜波依斯是无神论者,但在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时,他与西方传教士通力协作,他也表示了他相信西方传教士在结束全球种族主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种族主义仍然是一种可接受的过失,甚至在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中也是如此。 在20世纪上半叶,像“色条问题”(problem of the color bar)在一些基督教传教会中就是个问题。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研究了非洲大陆20世纪最大的新教传教机构的组织。 它在如何处理1950年代的种族融合问题上就陷入了混乱。 它的一些传教士建议它可接受 “有色族裔的福音派”作为传教团体的正式成员,而管理层对此表示反对。 其总部的行政人员在积极探索(主要是在闭门会议上),如何解决同工同酬的问题;如何解决美国黑人传教士的孩子想和他们白人同事的孩子一起上学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而该传教团体当局建议,也许他们可以在非洲建立单独的传教站,“完全由黑人担任工作人员”。

由此可见,一些传教士在努力改变国外的种族主义态度,而另外一些则对组织内部既有的态度保持克制。 但当我驻足探索那些尘封的档案时,我愈加意识到:不论一些传教士和 传教会有多么试图只专注于福音宣扬这项主要工作,对全球人权和白人统治议题的这些不断变化的态度,始终是他们的危机。

举个我最熟悉的传教团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的茂茂冲突(Mau Mau Conflict,约1952-56年)期间,由于民族主义和反白人情绪的上升,它被迫重新定位。 当时,席卷非洲大陆的变化造就了将社会所有领域(包括教会)“非洲化 ”的政治压力。 在肯尼亚脱离英国独立后的十年里(独立的要求大约始于1958年,并于1963年宣布独立),非洲教会领袖向全白人传教团要求和平移交其财产和权力,但传教团一开始顶住压力拒绝了。 尽管有其他方面的保障,但传教士们担心他们会持续受到压力而离开肯尼亚(从而结束他们的工作)。

在非洲教会领导人威胁要进行强行接收后,该传教团终于在1970年代放弃了其权力。不过直到1980年,那位非洲教会坚定的主教实在厌烦了“传教团驻地心态”,在他的强烈要求,移交才真正完成。 (传教团驻地心态指的是传教士未能与非洲教会完全 “融合”。)白人的外来控制——无论是在国家、教会还是传教会——都与时代脱节。 即使有些传教组织没有完全适应非殖民化带来的时代变化,也不得不进行调整。

对于从事世界宣教的西方基督徒来说,重要的是要理解所有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已经被非西方世界所拒绝。 在20世纪后期,在非西方世界服务的传教士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全球性的情绪。 在20世纪下半叶的整个非洲大陆,殖民地在争取人类自由和结束全球种族主义的鼓舞下,反叛了他们的西方主人。 随着前殖民地的独立,来自各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传教士被迫放弃了教会权力。

各宗派“从传教到教会”的过渡(被称为“移交”)往往是紧张的和不平衡的。 传教士圈子里的进步声音呼吁尽快下放权力。 例如,从1936年至1942年担任剑桥大学圣三一教堂的牧师,从1942年至1963年又担任教会传教士协会总书记的马克斯·沃伦(Max Warren,1904-77),就极具说服力,他在倡导全球宣教界适应非殖民化的全球浪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教士和传教团体由于担心被可能敌视西方工作者的新政府驱逐(如1949年在中国和1960年在比属刚果),他们往往迅速作出反应,尽快为当地领导人准备好(教会的)权威职位。

在允许传教社团继续工作的新独立国家,传教士有时担心会被认为是反政府甚至是种族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对教会的控制。 南非的情况甚至更加复杂,教会和国家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1994年)后,种族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中国和印度,由于反西方情绪的影响,大多数西方传教士在1950年就已经迫于压力回国了,传教团体别无选择,只能将教会的领导权交给本土领导人。 在拉丁美洲,虽然各国在一个多世纪前就经历了政治自由,但在20世纪中叶,人们对教会等级制度所表现出的精英主义的失望情绪不断上升。

基督教领袖,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通过支持解放神学来表达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声援。 这种形式的神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出埃及记》的主题,认为上帝的使命是让他的人民在精神 政治上同时获得自由。 解放神学的话语体系往往是反西方的,解放神学部分批评亦指向那些被视为新殖民主义的西方传教士。 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西方传教士团体迫于压力都得适应他们周围迅速变化的世界。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所有形式的 “白人统治 ”都被拒绝。

2006年在肯尼亚休安息假期间,我了解到基督教在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也了解到非西方基督徒对西方传教士的很多看法。 我在肯尼亚时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表明,非洲人不仅对西方控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感到不满(这并不令我吃惊),而且他们还认为传教士团体表现出文化和种族优越性。 许多非洲人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愿意为当地领教会领袖提供充分的牧养方面的准备,是文化和种族优越感的表现。

那年,我在内罗毕福音神学院(Nairobi Evangelical School of Theology)的教会历史系讲课时,一位来自乌坎巴尼(Ukambani,肯尼亚Machakos附近)的牧师在一天晚上来到我的小屋,送来一本乔·德·格拉夫特的文学名作 《蒙图》。 这部非洲戏剧于1975年在内罗毕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聚会上演出,现在被认为是非洲文学的经典。

在剧中,当非洲的儿女们正在为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而相互争吵时,水路来人(Waterpeople)到了这里。 “第一个水路来人”是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他来到非洲布道;第二个是名商人,他设立了一个买卖商店;第三人是一名寻找土地的白人定居者;第四人是一名殖民者,计划建造一条出口黄金的铁路。

这些水路来人挥舞着火枪,甚至连传教士都无疑是个厉害的射手。 递给我剧本的非洲牧师解释说,德格拉夫特的作品将帮助我了解许多非洲人的心态,尤其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我了解到,非洲的基督徒记得西方的传教士、定居者、商人和殖民者一起到达,往往是在同一艘船上。 他告诉我,一些更具辨识力的基督徒明白,传教士有不同的目的。 然而,他也说,对于我而言关键是得明白新一代的非洲领导人已经出现,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类似于西方优越感的东西。 他希望我明白,白人统治在非西方国家的终结,也意味着白人统治在非洲教会中彻底终结了。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希望与西方世界的教会合作,在全球宣教事业中成为福音的同工。他们也值得被西方世界作为同工来对待。 非西方世界的教会领袖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及其祖先所承受的被征服的历史。 他们不希望被西方教会忽视、绕过、看不起,或受其庇护,他们不希望西方教会来到他们的国家独立开展工作,好像实际上没有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的教会存在。 他们希望西方教会与他们一起服侍,共同见证。 他们还希望西方教会领袖承认他们,尊重他们,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他们希望西方基督徒首先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来和他们一起服侍。

我们很容易把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对西方游客的友善误认为是心甘情愿的顺从。 但关键是要明白,对北美人和欧洲人的态度在20世纪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是好客的主人也意识到文化和种族优越感已经存在了不短的时间。

奥斯卡·穆里乌(Oscar Muriu)主教是非洲大陆上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他也成了我个人的朋友。 我曾多次接受过他的盛情款待,他也不止一次到我家里做客。 我们曾一起享用美食,一边敞开心扉讨论。 在我们最近的一次交流中,我就一个与传教有关的问题请教他,他(再次)认为, “所有来自西方的白人 … 都梦想着要在白人世界外的其他各个角落传教。”

我们的非西方教友希望我们参与宣教,但他们也不希望被忽视,特别是当我们在他们自己的后院计划宣教活动时。 正如肯尼亚活动家和摄影记者博尼法斯·姆万吉(Boniface Mwangi)在2015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意见专栏文章中所说:“如果你想来帮助我,先问问我想要什么 …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拯救世界不是“白人的负担”,而是整个教会的责任,要把整个福音传给整个世界。

改编自《世界基督教和未完成的任务》,作者为里奥奈尔·杨(F. Lionel Young III)。 经Wipf and Stock出版公司许可使用,www.wipfandstock.com

翻译:黄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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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可以为普京的灭亡祷告吗?

诅咒性的诗篇允许我们表达对邪恶的愤慨和对苦难的心碎。我们相信上帝必将公正地审判世界。

Crying Ukraine mother

Crying Ukraine mother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8, 2022
Jamie Lorriman / Getty Images

上周我看到了一个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画面:一位乌克兰父亲紧紧抱住他年轻儿子的尸体,他的儿子已经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除了头上一圈金黄色的头发外,他的躯体完全被一张浸满鲜血的床单覆盖。这位悲痛欲绝的父亲把脸贴在儿子的头发上,紧紧地抱着他,绝望而心碎。我闭上眼睛祷告,还是一直看到这个画面。

当我想到这件事时,我的心碎了。但我也感到愤怒。我的心中升起一种带着母性的愤怒感。一个无辜的孩子被暴力杀害,只因为俄罗斯的领导人决定要把一个邻近的主权国家变成自己的国家。

乌克兰的暴力事件让我和我们许多人一样,感到无能为力。我无助地看着坦克开进城市,平民目标遭到炮击,整个家庭的生命被残忍地扼杀。我该如何面对这种愤怒和心碎?

正如我在最近与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和柯蒂斯·张(Curtis Chang)在播客上讨论时所说,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诗篇中的诅咒诗(imprecatory psalms)。每天早上,我都用诗篇7:14-16祷告,而心里想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

咒诅诗是一种诅咒。咒诅性的诗篇呼求毁灭、灾难和上帝的审判降临在敌人身上。说实话,我通常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诅咒诗。如果我用它们来祷告,那也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但是我更喜欢那些对上帝的同在和怜悯有更温情、平和的应许的诗篇。我常常对诅咒诗篇中的暴力和自以为义感到不舒服。

但诅咒诗篇正是为俄乌战争这样的时刻而写的。

我在神学院读书时,有一个北爱尔兰教授,他经历了北爱尔兰的“动乱年代”,即长达30年的民族主义暴力。他亲眼目睹了针对无辜者的暴力。

当他自己也是一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时,他为一个课堂作业改写了一首诅咒诗篇。在诗中,他祈祷每一个制造炸弹的恐怖分子都被自己制造的炸弹炸死,炸弹炸在他自己的脸上。他的美国教授把他拉到一边,责备他使用如此暴力的图景,并告诉他,他需要悔改。我的教授在反思这段记忆时告诉我,他当时意识到他的美国教授从来没有目睹过针对无辜者和儿童的无端暴力。

诅咒性诗篇表达了我们对施于他人的不公正的愤怒,并呼吁上帝对此有所作为。

我强烈倾向于基督教非暴力和和平主义。但我也认识到,在过去,有些时候,人们对和平的呼吁是基于对人类邪恶的天真理解。

在《耶稣会杀谁》一书中,马克·奥尔曼(Mark Allman)重述了20世纪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观点:“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对人类的善良有一种过度的自信;他们相信福音中的爱的法则足以让世界摆脱暴力和邪恶。”

“对尼布尔来说,”奥尔曼继续说,“这种做法不仅是天真,而且是异端。它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人性观,即顽固地坚持认为我们人类并没有那么坏,不可能施行真正的邪恶和不公正。”

1960年代美国的和平运动往往体现了这种天真。和平运动拒绝罪(sin)和邪恶的观念,呼吁 “要做爱,不要制造战争”(“make love, not war”),但对世界上人类的堕落有多深往往视而不见。它假定人类是走在一个向上的、进步的、以乌托邦为终点的弧线上。但是,如果我们对人类的黑暗究竟有多深的看法过于天真,我们对和平的祈祷和希望最终就会成为对腐败和毁坏的脆弱掩护。

诅咒性的诗篇针对邪恶直呼其名。这些诗篇提醒我们,那些拥有强大力量的人能够摧毁弱者的生命,而且似乎不受惩罚。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不能只是手拉手,唱 “让世界充满爱”,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我们的心呼唤上帝审判那些让父亲为默默死去的儿子独自哭泣的邪恶行为。我们需要语言来表达我们对这种邪恶的愤慨。

我们这些渴望持久和平的人不能把这种希望建立在“人们本质上是好的,因此上帝不会真地审判他们”的想法上。相反,我们在“上帝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做工”的信念中找到我们的希望:上帝跟邪恶的存在一样真实,他比邪恶的存在更加真实。

我们盼望上帝真正的、终极的审判临到世界。我们仰望上帝,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名字,他对他们的爱超过了我们的理解,他将惩罚恶行、矫正罪愆。

我们放弃复仇,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人类的邪恶不应该得到报应,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才是那位复仇者。我们希望和平,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对不公正的暴力感到愤慨,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义怒,他的审判(不是我们自己的审判)是可以信赖的。

诗篇35:6-8要求上帝亲自采取行动:“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

很多时候,在诅咒性的诗篇中,我们要求人们的邪恶行为能反弹到他们自己身上。我们不是在祈祷以暴抗暴,也不是在祈祷邪恶会启动一个复仇的循环。但是我们是在祈祷:人们会被自己的计谋摧毁,正如我的教授所祈祷的,炸弹会在炸人者的脸上爆炸。

如果你像我一样,倾向于更爱读圣经中那些看似更有同情心、不那么暴力的经文,这样的祷告可能会让你感到刺耳。但是我们这些有幸远离战争和暴力的人,也可能犯下对待邪恶和残暴不够认真的错误。

我仍然每天真诚地为普京的悔改祷告。我祈祷俄罗斯士兵能够放下武器,反抗他们的领导人。但是现在也是我们用诅咒性诗篇来祷告的时刻。这是一个我相信上帝的怜悯,但也相信他的公义、慈爱和保护我们的义怒的时刻。

Tish Harrison Warren是北美圣公会的牧师,也是《普通信徒的圣礼》和《夜间的祷告》(2021年IVP出版)的作者。您可以在Twitter上关注她:@Tish_H_Warren。

翻译: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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