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链女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基督徒却不能忘记

芝加哥华人教会牧师论述为什么基督徒应该继续追问真相以及保护女性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6,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Screengrab from TikTok / Miguel á Padriñán / Pexels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视频中那个女人悲伤地说。

2022年1月突然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视频,在数周的时间里酿成2022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最热门的新闻之一,“铁链女事件”。中国内外无数媒体开始转发这个视频,怀疑事件涉及妇女拐卖、虐待和妇女权利缺乏保护的中国网民提出了各种猜想。丰县及其所属的徐州市对此事件做过4次调查,发表了一系列充满疑点的官方声明,但在受到网民质疑后,就再没有对“铁链女”有任何后续报道。这一事件在网上像是迅速燃烧又被迅速扑灭的火焰,淡去直至消失。到今天,“铁链女”的身份和下落仍然不明,而网上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到她了。

难道真如“铁链女”所说,这个世界不要她了吗?曾经看过视频的人,会不会就将事件与她一起遗忘?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会否为我们提供一些追问此事真相的动力? 。

为什么基督徒应该继续追问真相?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这是圣经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文之一。在中文的翻译中,“ἀλήθεια”一词被翻译为“真理”,而这个词也被翻译为“真相”。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真相。虽然有时探清真相很难,或真相让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真相的存在。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这十分重要。中国网民对于此事如此关注,是因为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家暴虐待事件,而是隐藏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妇女贩卖和虐待事件中的一个具体代表。

既然真相如此重要,查清真相的阻力从何而来,真相对谁来说最难接受?深入调查这个事件能够让人们去关注并预防更多类似的案件,但也必然带出更多涉案人员。贩卖妇女在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女性人口比男性整体少了2.48%。把这个百分比乘以中国的总人口数,可以估算出中国的女性比男性少3490万人。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婚姻制度之下,将至少有3490万男性无法正常结婚。

这个残酷的事实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无法隐藏的。中国男女比例灾难性的失衡,加上地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造成“买媳妇”在一些贫困地区几乎是一种公开的秘密。而这些贫困社群的成员为了能够让社群延续下去,很有可能以某种形式默许甚至参共同与了这种犯罪。如果铁链女事件是当代中国社会高墙的一条裂缝,我们从中可以窥见的将是中国当代女性严峻的生存现状,贫困地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及深埋在我们文化当中为了维护“面子”而不愿意面对真相的罪性。深入的调查此类事件虽会严重损伤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面子,但查明铁链女的身份,给全社会一个交代,使她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救,比政府的面子更加重要。

“铁链女”到底是谁?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马太福音 18:12 )

“铁链女”到底是谁?民间人士的独立调查被政府制止,中国政府通过对于网络的监管让这个事件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如果这一切注定终被遗忘,谁又有义务去寻找铁链女?作为基督徒我们会很自然的想起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耶稣作为一个好牧人会不计成本地寻找迷羊,因着牧人对羊的爱与责任,一定要把这一只羊找回来,即便从常人的视角来看并不值得。

也许有人会说没有证据显示“铁链女”是一名基督徒,既然她不是“主的羊”,这段经文就不能应用在她身上。但我想起二战期间那些救助犹太人的基督徒。当时在欧洲虽然有很多教会无视甚至默许、纵容纳粹德国的反犹暴行,但也有很多天主教和新教的基督徒挺身而出,救助、保护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明确表示他们这样做,是出自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世界观。

基督徒的信仰责任并不只局限于援助有同样信仰的人,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上帝无私公义的爱,尽自己的所能援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出于对于信仰的责任,出于上帝对于普世人类的爱,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人知道“铁链女”的存在,尽可能多的人继续追问她的状况,尽可能多的人伸出援手预防和阻止类似事件。尽管中国政府一直都用舆论管控来维稳,在墙内的发声很容易被消声,但我们看到铁链女事件中民间舆论还是带来一些官方的让步,各级政府一次次的通告就是一种让步,表明对民间舆论的正当性有一定的承认。我们这些在墙外的人就更应该持续发声、呼吁,而不是以人微言轻、惧怕报复或对舆论“没用”的失望等等为理由停留在沉默与冷漠中。

尊重女性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创世記 1:27)

女人和男人同样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应该得到文明社会的尊重和公平对待。 “铁链女”的“丈夫”董志民残忍地将她当作是一个不需要尊严和自由的生育工具。董志民的恶劣品格和扭曲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男性而言或许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员,映射了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压榨。“贩卖妇女”只是这种社会性罪恶的极端体现,而更多的家庭与工作环境中,大量女性遭受着不公平待遇和文化压迫。

寻找铁链女的意义在于,铁链女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女性公民,她是上帝按照自己光荣形象创造的代表。她丈夫所施的恶行不仅是毁灭了一个人的健康与自由,而是毁坏上帝形象的尊严与权利。追查铁链女的真实身份,给予事件一个公正透明的结果,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助于中国政府以具有公信力的方式推行政策。例如政府迫切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执政者是不是真的认真调查过为什么年轻女性不愿意生孩子?是否与前文所述的工作与家庭中的歧视有关?

作为一个牧师,回应教会姐妹关于生育的思考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过去一段时间,她们几乎不无例外的提起“铁链女”事件,不少人陷入抑郁情绪。根据我的理解,她们不愿意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感受不到抚育下一代所必须具备的安全感,感受不到来自于中国社会和中文社群对于母亲的尊重,感受不到对于女性权利进步的希望。如果这些根本问题无法得到改善,中国社会将面临人口断崖下降的风险。要想避免这样沉重的未来,必须从对于人权,特别是妇女权益的重视开始。铁链女事件也引发一些中国学者、知识分子修改现行法律,以促进对妇女权利的保护的呼吁,而这段时间中国官方也正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及向民间收集修订意见。虽然从修订草案看对于拐卖妇女等问题的治理仍然缺乏帮助,但至少为民间的呼声和社会的更多关注提供了一些空间。

对“铁链女”真实身份与现状的追问会有结果吗?我们的呼吁能够改变“铁链女”的命运吗?因为中国目前的特殊国情,我们深知结果不容乐观。在中国,为妇女维权,不能光指望靠修订法律、改革制度带来更新,而必须直面重男轻女的文化根源。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与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异化的版本)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相关,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注意到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对男女平等的观念的影响。一个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上,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的一些西方宣教士曾经致力于通过推动社会改革促进女性的人权(如放开小脚和妇女接受教育),这对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也应该有所启发:我们是否也应该有这样的社会担当和文化更新的动力与勇气?

沙龙是芝加哥新生命社区教会中文堂牧师。他牧养的教会利用实体茶店和“凡事茶屋”直播向当地中国学生和华人传福音。他还带领一个年轻的赞美诗作者团队。

Books

为何一位长老会长老为穆斯林在田纳西州中部建造清真寺辩护

与第一修正案专家埃里克·特林(Eric Treene)就宗教自由、土地使用,以及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对他在司法部工作的帮助的答问。

2017年,埃里克·特林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场关于宗教仇恨犯罪的听证会上作证。

2017年,埃里克·特林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场关于宗教仇恨犯罪的听证会上作证。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6, 2022
Carolyn Kaster / AP Images

埃里克·特林(Eric Treene) 在法庭上为犹太人、耶和华见证人、穆斯林和其他少数信仰群体进行辩护,已经不止25年了。 如果你问他原因,他会说是因为《圣经》和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或译西敏寺信条——译注)。 特林是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的一名长老,他的动机是捍卫宗教自由——特别是与他不同信仰者的自由。

特林曾是贝克特基金(Becket Fund for Religious Liberty)的律师,接着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担任美国司法部民权部门的宗教歧视问题特别顾问。 他制定并监督了《宗教土地使用和被收容人士法》(the Religious Land Use and Institutionalized Persons Act,RLUIPA)的执行计划。 离开联邦政府后,特林在改革宗神学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教授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并作为华盛顿特区斯托泽律师事务所(Storzer and Associates)的高级合伙人继续从事歧视案件的诉讼工作。 今年春天,特林被“自由论坛”表彰为“自由表达斗士”。

他向CT讲述了美国的宗教歧视问题以及为何基督徒倡导宗教自由如此重要。

你在职业生涯中花了很多时间来捍卫宗教土地使用。 为什么今天美国的政府官员反对宗教土地使用?

通常这是因为他们只关注发展商业。 你看到的很多情况都是因为商业市场的需要碾压了宗教诉求。

比如我早期的一个案子,一个教会在一个忙碌的十字路口细心地购置了几块土地,但镇上的人希望好市多超市(Costco)得到这块地。 该镇试图使用征用权(eminent domain)来夺取该物业,以建造一个好市多超市。

这是因为他们憎恨教会么? 不,我们一再看到的对宗教场所的歧视,并不是出于敌意,而是因为人们宁愿拥有一个能收取税款的商业地产。

当代社会中非常强大的经济引擎,常常使我们的信仰需求变得无足轻重。 《宗教土地使用和被收容人士法案》(RLUIPA)是教会可以反击的一种手段。

你参与的最著名的土地使用案件之一是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市(Murfreesboro)的一座清真寺。

是的,有时问题的关键是出于敌意。

在9/11之后的头10年,我们能看到仇恨犯罪显著增加。 街上的袭击、对清真寺的破坏,等等。 但从2010年左右开始,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情况:反对修建清真寺或穆斯林学校的声音急剧增加。 我想当时的情况是,虽然穆斯林在9/11之后低调了几年,但他们的社区仍在扩大,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房屋建设。

在默夫里斯伯勒,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件。

当时出现过诸如“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的言论。事实上,这些穆斯林是来自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的教授、当地的专业人士、商人,而这样的人已经为他们的清真寺租用场地长达20年时间了。 他们已经扎下了根。 他们买了一些土地,并准备进行建设。

该镇批准了它。 但它引起了一些居民和附近郡县关注此事的人士的注意。 这一议题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人们说这些人是一个想要将田纳西州中部激进化的团体。 当时有很多疯狂的说法。 比如这些穆斯林计划建造一个游泳池,有人质疑说,“这个游泳池是用来进行水下爆破训练的吗?”

而且还有破坏行为。 有人向一台前端装卸机(front-end loader)投掷燃烧弹。

一位民选的州法官裁定该清真寺得到的批准许可不适当。 因为这不是一个常见的礼拜场所,它需要一个不同的评判程序。 我们反击道:“不,你应该像对待任何礼拜场所一样对待他们;根据RLUIPA,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联邦法院支持我们,县政府官员被命令无视州法官的意见。

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否觉得很难向基督徒解释为什么你要捍卫穆斯林建造清真寺的权利?

有时确是如此。 我确实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相信宗教自由。 这只是为了让基督徒受益吗? 仅仅是因为宪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吗? 或者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我认为,作为基督徒,这涉及更为深层的东西。

如果你去看《圣经》,经文中有很多处“你只要信”。 《圣经》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信,并传达这样一种观点,即真实的信仰需要信。 靠政府强迫人们是不够用的。 你不可能通过生活在一个公义的国度里而得救。 人们必须有信的自由。

我遵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唯独上帝是良心的主,要是人脱离一切(与圣经相离或相悖之)人的道理与吩咐。”(XX.2——译注)

但美国的伊斯兰教问题确实对宗教自由的倡导者也提出了挑战。 有许多宗教自由的辩护者在涉及到穆斯林时会说,“好吧,我只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宗教歧视问题感兴趣的?

在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二年。 我们的宪法课有150人,当我们讨论言论自由时,我的同学们在座位上跃跃欲试, 精力充沛、兴奋,不停辩论。 但是当话题涉及到宗教自由时,我觉得大家都在座位上往后靠了靠。

我们讨论过一个涉及美国原住民权利的案例——那是一个关于原住民圣地和一条将贯穿其中的伐木公路的案例。问题的核心是,政府是否必须给出理由说明为什么公路要走那里而不是向西两英里? 法院说不必,但威廉·J·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大法官写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反对意见。 他是言论自由案件中的英雄。 但是当涉及到宗教问题时,我发现自己是班上唯一一个为布伦南辩护的人。

许多人愿意花大力气确保言论自由能够蓬勃发展,但不愿意要求政府承担任何责任为宗教腾出空间。 在那之后,我就对宗教自由问题非常感兴趣。

当机会来临时,我加入了贝克特基金会。然后,当小布什政府在司法部设立一个宗教歧视问题特别顾问时,我就申请了这个职位,并工作了19年。

你在四位总统手下任职。 工作在各届政府之间是否有很大变化?

并没有什么很显著的变化。例如,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我被告知要继续处理宗教土地使用案件,而我们做的福音派案件和布什政府时期一样多。

在非主体的方面有些变化,如在做法庭之友陈述(friend-of-the-court briefs,即 amicus curiae briefs,是指与诉讼争端通常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联系的私人和团体向法庭提交的阐述法律观点或事实信息的陈述——译注)方面。 但工作的重点并没有改变。

当你多年来观察宗教自由案件时,你是否注意到了变化? 冲突的形式是否基本保持不变,还是在你参与的这些年里发生了变化?

我们确实已经远离了宗教在公共视域中应当泾渭分明的阶段。 我为此很受鼓舞。

但仍有诸般问题。 目前我正为很多正统犹太人服务。 他们面临很多偏见。 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犯罪一直是令人担忧的。

对于福音派,往往对商业的偏好主导了偏见,而不是敌意。 唯一的例外是,福音派的信仰与根深蒂固的世俗观念相冲突,这就是与LGBT平权的冲突所在。 我认为在LGBT权利和宗教自由间寻求互相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来说,人们对宗教观点是宽容的,但当它们干扰了深层的世俗价值观时,一般人会说,“够了,你们不能介入。”

但宗教自由意味着你必须为人们的错误创造空间——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符合《圣经》教导的。 即使有人做错了,你也要爱他们,听他们说,要有谦卑的态度。 法律创造了这一空间,使人们能够遵循自己的良心。

翻译:叶洛夫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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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疫情期间串流媒体消费启发了菲律宾基督徒新的音乐品牌

作为索尼菲律宾的一个部门,Waterwalk Records跨越了体栽和宗派界限,为在线大众带来鼓舞人心的歌曲。

基督徒歌手 Darla Baltazar

基督徒歌手 Darla Baltazar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6, 2022
索尼音乐菲律宾提供

罗斯林·皮内达(Roslyn Pineda)在疫情期间除了与上帝更亲近之外,她在网上与多年未见的基督徒朋友重新结连起来。 虽然她在香港已经生活了20年,但她以前在菲律宾时就参与了他们的小组查经。

作为索尼音乐菲律宾(Sony Music Philippines)的总经理,在这个全球性时刻,她开始思考基督教音乐的重要性。

“面对COVID-19带来的许多困难和巨大损失,人们会转向上帝,这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吗? 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他们生命中难道不需要更多基于信仰和鼓舞人心的音乐吗?”身为菲律宾人的皮内达问道。

2021年10月,皮内达和索尼音乐 开创了 Waterwalk Records,这是一家专注于当代演艺者和串流(streaming)媒体听众的基督教音乐品牌。

这个新的音乐品牌为传福音和商业两方面都带来希望。 索尼面向基督教的部门 Provident 将菲律宾列为美国以外的前10大市场之一。 听众人口种类是教会和商业都最想得到的:16至35岁、追求真实性,并通过Spotify和YouTube消费音乐的一群。

皮内达说:“这是一个未开发而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 我们必须到串流媒体市场所在的地方。 虽然我们的许多听众都活跃于他们的基督徒社群中,我们也想接触那些非基督徒和/或不活跃的信徒。”

在菲律宾,基督教音乐排行榜上的顶尖歌曲通常来自全球唱片公司,如 Hillsong,或是如 Every Nation Music and Victory Church 之类的教会网络,后者在全国拥有100多个据点。 最初的菲律宾福音歌曲,主要以他加禄语演唱,几十年来通过较大的福音派教会获得了强实的追随者。

基督教歌曲作家和制作人江吉·马塞洛(Jungee Marcelo)指出:基督教独立音乐的大部分灵感来自一个由广播网路远东广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在40年前开发的流行音乐事工 Papuri。

然而,Waterwalk Records并不隶属于特定的教会或传统,他们的歌手来自不同的宗派背景。

最初的十二首串流媒体单曲 来自同时活跃于赞美敬拜事工及俗世娱乐的音乐家。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追随者群。 除了一位以外,所有都来自菲律宾,他们的教会分布在有7,641个岛屿的群岛上,特意不限于国家首都地区。

虽然 Waterwalk 寻求“无体栽意识”,并拥有一批为一般基督徒普遍接受的演艺者,但该唱片公司在信仰方面是十分坚持的。 首先,歌曲必须“符合神学理论并以《圣经》为基础”。 该团队指导歌手们要确保他们的歌词与《圣经》一致。 皮内达说:“有些歌词很有力量,但不一定是基于福音的。”

其次,歌者必须“有坚定的信仰而且 …… 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已经与主同行了一段时间,而不是初信的信徒。 希望这样的灵命成熟能够降低歌者可能会做出导致观众跌倒的事情的风险,并使音乐更加丰富,具有年轻听众所寻求的真实性等。

24岁的达拉·巴尔塔扎尔(Darla Baltazar)在她位于马尼拉的卧室里唱歌和制作音乐,是 Waterwalk 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 她在社交频道上分享她的歌曲、她的信仰和她的经历。 她最受欢迎的歌曲“No Good Thing”是一首“神圣的流行曲”,是《诗篇》34篇的爵士版。

https://www.instagram.com/p/CW0Qx8Ol4sK/

巴尔塔扎尔在接受CT采访时说:“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与上帝的关系。 我不能写伪装或勉强的歌词。 这些歌词来自我与祂的同行。 上帝会叫我分享我的音乐,以致听众知道如何能到祂那里去。”

巴尔塔扎尔那轻松、和顺和使人听得舒服的声音吸引了非基督徒听众,同时,她的歌词把他们带到福音真理。 她看到粉丝们从困惑到好奇再到被激励。 她说:“我问我的非基督徒 Instagram 粉丝为甚么会关注我。 他们喜欢音乐旋律,但却是歌中的信息吸引着他们。

台湾歌手蔡佩轩(Ariel Tsai)是另一位 Waterwalk 歌手,也有同样的经历。

她说:“他们在讨论区说他们不认识上帝,但他们渴望得到那份在我的音乐中感受到的归属感。”

27岁的蔡佩轩的中文翻唱歌曲在网上疯传,她现在创作以钢琴为主的崇拜音乐。 去年她发行了她的英文歌“My All and All”。

她说:“无数的不确定性和艰辛让人们想到甚么才是真正确定的,甚么是我们可以抓紧的。 我的中心信息是:上帝是一致的,祂的爱不会改变。 这种一致性吸引着人们去认识祂。”

巴尔塔扎尔认为,疫情中的串流媒体消费使 TikTok,YouTube,Instagram 和 Spotify 的听众对以福音为中心的音乐有了新的认同,甚至渴求。

她说:“家中每个人都在听这类型的音乐。 这就是为甚么我的音乐倍增,成为了人们工作或学习时的背景音乐。 他们说这是平静和安宁的。”

皮内达确认:“在疫情期间,菲律宾所有平台的音乐消费都在增长,尤其是 YouTube 和 TikTok。 代表性歌手的目录歌曲也飙升了,因为在不确定的时候,人们想得到熟悉的曲调所带来的安舒感。

巴尔塔扎尔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中变得更加兴旺,她回答追随者的问题,将他们的建议纳入歌曲创作过程中,并分享她对信仰的反思。 她举办在线活动,以满足全球疫情中的需求,她和听众可以一同经历音乐及其信息。

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样:“他们道出想要的音乐,我们便为听歌派对作筛选。 我们把节目分开,当中有一个15分钟的福音信息。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一起听基督教音乐,它并不是像音乐会那样,单纯是欣赏音乐。 听歌派对也可以传福音,因为我们会邀请非基督徒。

巴尔塔扎尔在进入全职音乐创作之前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她形容自己为“基督教独立音乐人,或并不属典型教会会众的基督教音乐制作人。” 她2020年的单曲“Feet in the Rain”在 Spotify 播放清单上跃升,巴尔塔扎尔被评为 2021年值得关注的“福音联盟”(TGC)艺术家之一。

她说,“我的听众主要在美国。 他们大多是18至24岁的基督徒。 他们甚至不知道我是菲律宾人。”

蔡佩轩的追随者是一个国际混合体,由她的家乡台湾和东南亚以及北美的亚洲人社区组成。 他们都是在 Spotify 和 YouTube 上找到她的。

蔡佩轩说:“我的粉丝们知道我是一个坦率的基督徒。”在她因基督教音乐被认识之前,她已是一位成功的流行歌手。 她目前与台湾索尼音乐公司签订了合同。

与 Waterwalk 的菲律宾基督徒不同,蔡佩轩来自基督教并不是主要信仰的背景。

她告诉CT:“亚洲人对基督徒有偏见,认为我们倾向硬销福音。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公开发行一首敬拜歌曲,在台湾没有流行歌手会这样做。 在这里,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 没有一个艺术家愿意被正式联想为一个坚定的基督徒。”

与此同时,她坚持认为:“我总是想忠于自己。 基督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样说并不丢脸。 我向听众明确表示,我发行的歌是我从我的信仰中所感受到的,它可以给他们力量。”

https://open.spotify.com/embed/playlist/4ne18eGlLT1IE7oSKMzUcp?go=1&sp_cid=cd80159026c6fdd05985fd7d4da2b5f8&utm_source=embed_player_m&utm_medium=desktop&nd=1

虽然起初的歌手名单主要是菲律宾人,但皮内达想像将来会使 Waterwalk 更具地区性。 会努力接触韩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基督徒艺术家,这有赖于索尼广泛的国际网路。

皮内达表示:到目前为止,串流媒体平台的反应一直令人鼓舞,为 Waterwalk 目前的播放清单在美国打开了市场。

随着唱片公司继续发布新的音乐,皮内达希望该这计划不负其名。

她说:“Waterwalk 是基于马太福音14:22-36。 每个人都记得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那段经文。 但他们往往忘记彼得也曾在水上行走过。 我们想要一个能显示出类似意义的名字:大胆,带着信仰走出去,以及冒险创新的。”

翻译:季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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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我在红灯区学到了什么

一位宣教士如何在服事性产业中的妇女时学到新的真理

Cover Photograph by Gene Brutty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4, 2022

这个故事包含一些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安的内容

在2021年6月一个炙热的日子,我闯过台北熙攘的市区,来到珍珠家园妇女中心(Pearl Family Garden Woman’s Center),我在那里工作了12年。 穿越艋舺公园(Bangka Park),我看到许多街友散坐在围绕着一片草地的混凝土长凳上。 他们戴着口罩,并且分开坐着。 附近的喷水池每小时定点播放音乐,晚上则展现五颜六色的灯光。

我们的事工中心位于台北市红灯区万华,向从事性工作的妇女,老年人和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伸出援手。 这中心距离台湾最古老的寺庙之一龙山寺(Longshan Temple)仅一箭之遥。 我通常可以闻到从祭坛前飘出的烟香,但由于最近的疫情管制,寺庙暂时关闭。

在5月疫情爆发之前,这地区著名的路边摊、二手货跳蚤市场以及出售草药和传统食品的商店都挤满了人。 人们必须小心才不要踩到垃圾、狗的排泄物或槟榔被嚼碎的残渣,槟榔是男性劳工阶级青睐的提神零嘴。 之前2020整年,生活几乎像往常一样进行,连续253天在岛内没有感染病。

现在,街道上净空无人。 政府宣布了一批追溯到万华两家茶艺馆的病例。 有数以千计的妇女在那里担任女招待,为大多数中老年男性提供陪伴服务,喝茶喝酒,或唱卡拉OK。 也有一些妇女会参与性交易。 自5月以来,这里的172家茶艺馆和酒廊都已休业。 该地区大部分的建筑都很老旧。 有些还是破损的。 但仍然有许多老年人和穷人挤在没有适当通风的地下室或房间里。

我的目的地是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公寓,以前被占用作为非法赌博塲所。 现在是珍珠家园妇女中心的所在地,该中心于2019年搬到这里,之前在一间较小的公寓里待了十年。

当我走进中心时,团队的负责人向我打招呼。 这是我在新加坡休假三个月后第一次见到林迪真女士(Tera van Twillert),这也是我在完成对外来旅客强制隔离期后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 迪真是来自荷兰的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 Mission Fellowship)的宣教士,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亲切、最有耐心和最忠实的人之一。 身高5英尺8英寸的她在大多数的台湾人中是鹤立鸡群,但她开朗的笑容,温柔的举止和闪烁的蓝灰色眼睛却让他们感到没有隔阂。

迪真在16岁时被呼召参与宣教,她一直对社会边缘人有负担。 28年前她来到万华,就在这条街上定居。 最先的14年,她一直在一间服事街友的教会事奉,然后开始珍珠家园事工。

我们的台湾同事蓓丽(Pauline)喜欢讲这个关于迪真姐妹的故事。 “当我和她一起在附近拜访时,一位女士说,‘阿真(迪真的中文昵称)爱我们。’有多少人会对一位在其服事的社区里走来走去的传道人说同样的话?”我也看到游民以极大的热情招呼迪真,并上前来拥抱她(尽管大多数台湾人不习惯这类表达感情的方式)。

迪真和我摆好桌子,摆放上方便面、米饭和罐头食品,我们的低收入邻居即使没有厨房也能料理。 迪真就打电话给我们的一些常客来拿补给。自从茶室, KTV 酒吧和街道性交易被关闭以来,这些人就陷入生活困境。

小丽是第一个到达的。 她戴的口罩有点歪斜,显露出她不全的牙齿。 一头不自然的金色染发,但她的头发给她一个年轻的外表,掩饰了她62岁的实际年龄。 她穿着短裤和一件几乎遮不住肚脐的上衣。 根据政府规定,我记下了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进行疫调。 “你能调整你的口罩并保持距离吗? 告诉我你要的东西,我会把它们放在这个袋子里给你。“

小丽不理睬我,直接就拿起方便面。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沮丧。“我可以使用厕所吗?”她问。 这里的社区公共厕所已经关闭了几个月。

我让小丽使用厕所。 然后迪真和她聊天,接著作祷告。 当小丽离开后,我将厕所进行消毒。 我自问对我要服事的人有恐惧感是否是不对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又回到中心,刚好看见迪真耐心地聆听一位老朋友说话。 阿惠正在以极夸张的方式说话。 她的口罩松散地挂在脸一边。 我半开玩笑地说,“哎呀,你现在可以走吗? 让其他人也进来拿东西吧!“ 我带着紧张的笑容,示意她离开。

迪真不会让恐惧阻碍她完成使命。 去年夏天,她原定回荷兰休假,但她将假期延后了。 我问她是什么让她改变计画。

“我意识到,服事人比保护自己更重要,”她解释说。 “神呼召我,首先进入宣教事工,然后是服事被边缘化的人,之后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最后,到这条特别的街道。 神呼召我们来到这里。 祂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一个时机,为了更大的群体。 只有当你与他们同在时,你才能看到并感受到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我们中心每周开放一次,在服事中我们不仅满足了人们物质上的需求,还满足了情感,心理和精神的需求。 通常,那些妇女只是想进来享受空调,回避夏日的炎热,并找一个人说话。 过去,她们们日常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室外,在公园或附近闲逛。 但长达一个月的封闭改变了这一切。 对于独自生活在狭窄空间的人来说,与孤独和无聊的挣扎尤其严重。 我们的一位朋友,赖女士,有时特别从她家走15分钟,只是为了待在我们的街道上,看着过往的人们。

进行有意义的对话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也与自己的恐惧作挣扎。 我希望那些人来,拿到他们需要的物品,然后就离开。 我可以看到一些妇女渴望的是交谈而不是那些补给品,但与任何人谈话超过几分钟就让我感到焦虑。

后来在家中,我回想起了那一天。 我的焦虑让我很难亲近人。 出乎我意料的是,由于大多数事工活动在疫情中已经暂停,所以与前来拿补给品或聊天的妇女在一起就是我唯一能做“具有果效的”服事。 但我却经常只把注意力放在“完成工作”上,而忘记真正的工作,我真正的呼召,是要让神的爱和恩典呈现给祂带到我面前的人。

危机驱使我们渴望维持现状。 然而,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危机就是转机”。 也许当旧的服事方式被搁置一边时,我们若能继续前进,就会发现新的方法以基督的爱来服事他人。

这次新冠大流行迫使我们所有人面对生命的有限。 在疫情爆发期间,当迪真第一次回到这附近时,她遇到了何先生。 一个孤苦伶仃独居的老人,他看起来很惆怅。 他最近经历了两次中风。 当迪真为他祷告时,她感到圣灵催促她问何先生,“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你的主和救主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负重担的心和开放的心智,就随时准备接受神的话语。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播下种子。 结果呢? 是意想不到的光明时刻。 

天堂里的欢庆

一周复一周,迪真在人行道上放了两张凳子,在中心外与何先生见面,听他的故事,并以分享神的故事作为回应。

看着他们的互动有美好的结果,我不禁自问:我是真心爱我要来服事的人吗? 我从来不喜欢“为穷人服务”这个口号,直到我读了格雷戈理·博伊尔神父(Father Gregory Boyle)的书 《心上的刺青:无限慈悲的力量》(Tattoos on the Heart: The Power of Boundless Compassion),我才恍然大悟。 它启发我互惠关系的概念,即我们要用一体和亲缘关系的眼光来看待他人。 “为穷人服务”里没有互惠关系,只有标示“我们与他们”的障碍。

互惠关系和亲缘关系表明的是平等的关系。 没有优越感或可怜感。 正如博伊尔神父所说,“超越隔离我们彼此的感觉,就会发现和看见,我们与他人的互惠关系是得来不易。 跨越相互论断的鸿沟,并以亲缘关系取而代之,这确实很不容易。”

我曾经请迪真描述她和到我们中心来的妇女的关系。 她说,“她们是我的朋友。 你会帮助处在困境中的朋友。”

我想起了阿慧,想到她来我们中心拿补给品时的激动和压力。 “我的房间太热了,”她说。 她睡不着。 也无处可去吃饭。 在迪真和她一起祈祷后,阿慧就能冷静下来。 然后迪真为她买了一些鸡蛋,奶粉和香蕉。 迪真事后告诉我,“我对她所面临的难处能知道多少? 对我来说,为她做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博伊尔神父说,“服事别人是好的。 这是一个开始。 是通往宴会大厅的走道。 亲缘关系——不是只为他人服务,而是与他人合而为一。”

对于许多作跨文化事工的神仆来说,无形的界限或专业的距离有时会将我们与所服事的人分开。 为了能享受互惠和亲缘关系,我们必须愿意“浪费时间”,而不是防范我们私人时间和空间的界线被侵犯。

我们进入他人的世界时,他们也进入到我们的世界,这时刻是宝贵的。 几年前,我在平安夜访问了金金。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回想起我们在夜市分享的红豆汤的温馨,因为我们一起纪念主耶稣的诞生。

康乃馨、迪真和我习惯去位于台北市另一处的教会。 聚会结束后,我们会一起吃午饭,我会试着尝试新的口味。 我记得第一次和康乃馨一起吃印度馕饼和咖喱时的兴奋。 即使到现在,我仍然可以想像她啜饮著芳香的印度拉茶时满足的表情。

道成肉身的事工是服事他人时真正展现耶稣的灵的唯一途径。 这要求我们要学习文化,语言和世界观,并过一种反映我们对邻居认同的生活方式。

耶稣成就了道成肉身的事工。 神的道必须道成肉身,这样我们才能藉着祂的儿子看见父(约14:9)。 基督本可以留在天家,享受天使的赞美和三一神的团契。 相反的,他却降生在一个卑微的家庭中。 他地上的父亲不是国王,而是一位工匠。 出生后,他睡在马槽里,而不是在镀金的婴儿床里。 成年后,他是一个流动的传教士,他不知道自己当晚会睡在何处。 正如他所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路9:58)

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 他拜访民家,接受款待。 他花时间在水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 我们经常为了事工而只专注于“做“。 然而,建立关系和信任需要与他人“同在”。 这要求我们放慢脚步,与人沟通,“你对我很重要”。

迪真下班后通常不马上回家,她喜欢在中心附近逛,向邻居问候。 一年多来,她每周都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探访街上的邻居和商店,交朋友并分发福音册子。 她现在虽然不住在这个社区,但她已经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她经常散步去的一个地方是隔壁的餐厅。 在迪真休假回家之前,餐厅老板阿莲对她说,“我们非常爱你”。 作为主耶稣在这个社区的使者,我们借由我们的同在、话语和行为,将神的爱传布给人们。

歇业六个月后,茶馆和KTV酒吧又重新开张。 这一次,我没有因为恐惧或过度谨慎而瘫痪。 我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冒着风险进入通风不良的场所,拜访在那里工作的妇女。

星期天,我会邀请妇女们来中心观看线上礼拜并分享爱宴。 她们告诉我,封锁期间最难过的是她们不被自己的家人接受。 黎女士说,“我想回台湾中部的老家过中秋节,但亲友们很害怕,叫我不要回家。” 因此,能够与神家的亲人一起在中心聚会,对她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这件危机中,神正在改变生命。 有些妇女已经不再从事性交易了,有些妇女接受社会服务的帮助。 还有人第一次踏入我们的中心,认识了主耶稣。

迪真愿意承担风险,将他人的需求置于自己的前面,这促使我思考为什么我反而会恐惧。 她平静的举止与我的焦虑急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有一个选择。 我可以让自己因恐惧而瘫痪,或者我可以向神祈求智慧和勇气并以祷告来面对风险。

我在这个事工上花的时间越多,我就越发觉到主耶稣用互惠关系来塑造我,就像祂塑造我所服事的妇女一样。 祂用她们、我的同事和其他有不同态度、观点和处境的人来挑战我的恐惧和偏见。 我得到了新的看见,我对神的信任也越加深。

当我们的主听说他的朋友拉撒路生病了,他就说,“这种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 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约11:4)。 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可能会在这场严峻的疫情中得到荣耀,即使这种疾病可能导致基督徒的生命以肉体的死亡而告终,但绝不是属灵的死亡?

愿我们的主赐给我们恩典,以克服恐惧和焦虑。 愿爱和同情,而不是自我保护,激励我们所做的一切。 藉着我们在这场大流行间和之后的忠实回应,我们可以荣耀祂的名。

Church Life

当教会成为黑手党

最近的SBC性侵报告显示,教会往往优先考虑部落团结和安全,而不是有“分裂性”的真理。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3, 2022
Mallory Rentsch 插图 / WikiMedia Commons / cyano66 / Getty

这篇文章改编自Russell Moore的 时事通讯。 可以点击这里订阅。

如果你想对我好的话,请不要送花。

如果我看到一束花在门口,我可能会有一个反射性的肾上腺反应。 那是因为,在我多年的美南浸信会(SBC)背景中,总是传说关于宗派中的一位领袖——他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政党老板,甚至主教——他会送一束花给那些使他不高兴的人,除了一张写着他名字的卡片外,什么都没有。 这些花被解释为“对我来说你是死的”,或“我知道你做了什么”等类的东西。

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说时,我停了下来,心想:“等一下,这不就是黑手党吗?”

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收到过这样的花。 当较年轻的人问起这件事时,那位领袖会咧嘴一笑,把目光移开。 也许传说总是比现实更大。 但是,当谈到恐惧和恐吓时,只需要传说就够了。

这个传说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真相——在一项独立调查 发布 后,世界其他的人现在可以稍微窥视这个真相,该调查描述了美南浸信会执行委员会的文化,即在对待教会里的性侵行为、教会里性侵幸存者的问题上,以及对于与后者站在一起的权益倡导者和吹哨人,他们所采取的掩盖、报复和拒绝合作。

从那时起,在观看一些官方议程时,许多来自宗派以外的人通过打电话或发短讯都不同程度地表示,那种南方人的彬彬有礼——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还互相称呼对方为“某某弟兄”——是如何令人毛骨悚然。

给他们其中一些人,我转发了宗教记者鲍勃·斯米塔纳(Bob Smietana)的一条 推文 :“致那些刚接触SBC政治的人。 当人们互相称呼对方为‘弟兄’,或说他们想‘改变方向’,并说‘我欣赏你’时,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表面都是祝福你和《圣经》里的话和罗伯茨议事规程(Roberts Rules),幕后却是快刀。”

刀,是的。 还有鲜花。

这不仅仅是因为梅伯里黑手党(Mayberry Mafia,源自两部电视系列剧——译注)可以将石墙(stonewalling,拒绝回答、合作,而退守到石头般冷漠的沉默中——译注)政治策略隐藏在“甜蜜的弟兄”等糖浆言词背后。 也是因为这样的人可以,而且经常这样地,利用别人看重“团结”和“合作”以及“爱弟兄”,进而剥削他们。

在我离开几个月后,当我为美南浸信会辩护时,一名记者拦住了我,问我为什么——我回答说:“我爱他们,他们90%都是很好的人。” 他说,“我觉得你的算术有问题。” 也许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正如他所暗示的那样,一个不忍心不这样想的人。

这有可能。 但是,就算数字不完全准确,它也是 真实的。 坐在教堂座位中的有很多可爱的人。 他们绝大多数永远不会想到有人会以他们的名义实施黑手党式的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永远不会支持以耶稣的名义虐待那些性侵幸存者。

我仍然相信这一点。 但是,如果人们看不出黑手党业务正在幕后进行,也不了解其运作方式,这并不是关键。

它主要运作的方式是利用人们对被放逐的恐惧。 门口的花朵——无论是实体的还是隐喻的——并不威胁要杀死任何人。 而是威胁将某人从部落中驱逐出去——边缘化那个人,以致在任何事情上聼他话的人都会面对被放逐的威胁。

在地方教会中这更有效。 如果一个幸存者站出来谈论她所经历的事情,她可能会被告知她正在播下分裂的种子,阻碍了教会的见证。 那些与她站在一起的人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认为是“有争议的”。 从这些开始,人们寻找其他更受欢迎的方法,向其他人展示那些呼吁改革的人并不真正是“我们中的一员”。

《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记者罗伯·唐恩(Rob Downen)揭露了SBC的性侵危机故事,他在Twitter上一个非常精明的帖子系列中详细介绍了当前危机的背景——包括通过指控某人认同“批判性种族理论(CRT)”,来妖魔化那些被指定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

事实上,社会学家里安·布尔格(Ryan Burge)通过谷歌搜索分析, 展示了 “CRT”在SBC中引起的争议,是发生在这个话题出现在美国国家性文化争议中整整两年之前,。 我要在美南浸信会的弟兄早餐祷告会上找到一个素食主义者,比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个坚持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美南浸信会会友更容易。 但这正是这种策略奏效的原因。

试想像一下,在一个地方教会中,执事汤米弟兄在祷告中说:“以色列啊,你要聼!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于是一群人开始谈论他们对汤米弟兄的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的“关注”。 他们开始传递维基百科关于什么是神体一位论的连结,以及它如何是一种异端邪说,一无是处。

也许他们甚至雇了一个无神论者来讲论说,是的,汤米弟兄是一个神体一位论者,并且这如何与基督教教义不一致(这部分可能很牵强;当然,这永远不会发生,但这只是一个比喻,所以让我们继续下去吧)。

汤米弟兄同意神体一位论是异端邪说;他肯定是三位一体论者。 他的祷告引用了申命记6章的《圣经》经文,是在说一些与三位一体 完全 一致的话。 会众开始谈论他们对我们教会的“神体一位论”有多担心,使汤米弟兄猝不及防。

他不是在为神体一位论辩护。 他 恨恶 神体一位论。 在那个教会里它并不存在。 事实上,他知道有一堆 多神论者 正在教会活跃。 但是,如果他要处理在周三晚上议事会议后聚集在一起的多神论协会,他会被告知“停止分裂行动”。

当他概述有些人想要在教堂集市上竖起亚舍拉柱像的危险时,他被告知“停止分裂行动”。 当他引用申命记6章时,他被告知“把政治放在一边,单单传福音”。 因此,为了推翻神体一位论——这在教会当时并不是问题——汤米弟兄必须 首先 解释申命记6章如何 不是 神体一位论。

然后,当那些明白事情缘由的人——他们已经认识汤米弟兄多年, 知道 那个教会附近没有神体一位论者——也开始谈论他们如何“反对神体一位论”,希望平息人群,并保持他们在那些错误地指责汤米是神体一位论者的众人中的地位时,我们该怎办?

在这一切结束时,汤米弟兄被认为是“有毒的”,没有人关注多神论协会搬来了另一座归给宙斯的雕像,同时,仍然没有一个神体一位论者出现。 也许有一些相信《申命记》的人——在被告知《申命记》是“神体一位论”之后——实际上可能 成为 一个神体一位论者。

真是一团糟。 如果,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些非常黑暗的事情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那麽,有谁在谈论这事? 至少所谓的“神体一位论”已经被打败了。

在教会的场合,任何关于实际问题的改革都可能变得困难,因为这些问题无论是内部人员还是外部人员都不能去处理。

那些留下来的人会被告知——特别是如果他们在教会里任职的话——他们不能因试图“炸毁一切”而显出不忠诚。 因此,他们经常尝试缓慢地“顺着系统”行事,试图用所谓“正确的方式”来做所有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而不是性侵—— 将会成为问题的所在。

他们经常遇到一个又一个又一个障碍,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其他15条战线上战斗——通常是对付想像或夸大的问题——以至其他人可以说,“看,他们总是试图制造麻烦。”

在每一次被用石墙阻挠后,他们都会被告知,“要有耐心。 要信任流程。 我们不要让这个非常新的突发问题(仅在20年前被发现)变成‘热点’。” 在这一切的背后,将会有一个有关责任感的呼吁——“你们都是这个教会的领袖,你们不能推动不合一。 我们无法在混乱中解决这个问题。 你需要尊重其他领导人,并继续下去。”

当看不到任何行动时——同时那些呼吁改革的人经历了所有的捅刀子和障碍,而且经常被心理操纵(gaslighting)和心理攻击——他们可能会试图用最礼貌的言词告诉会众,说这里出了问题。 当人们继续忽视这一点时,他们可能会冒险明确地说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但他们知道, 在那时候 问题将会转到他们面对这事情的“方式”上。 他们不应该用 这方式 做。 如果他们公开说出来,他们会被告知他们“把所有东西都炸毁了,把每个人都和你一起拉下去。” 如果他们私下对领导层说,而被其他人发现了,他们就会被指控私下说,因为知道最终会被公开。

到了那个时候——在他们的许多朋友和导师都假装不认识这个“麻烦制造者”之后——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于是,他们就离开。

现在,那些人以前说他们因为在内部要负责任,所以不合适把事情说出来,现在说因为他们在 外面,所以不合适把事情说出来。 “你离开了;你对此没有发言权”,或“你对此说任何东西都是‘我告诉过你会这样’,这是不当的”。 甚至可能在 他们所说的被证实是真的之后,情况还是如此。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会众中拥有权力的人身上,那么对那些遭受犯罪伤害或性侵的弱者和无发言权的人来说,情况岂不是更糟吗? 当她看到,有人因试图让大家关注那让问题泛滥的黑手党而得到的那种遭遇后,可能会得出结论,她永远不会有机会。 她甚至可能开始相信性侵者及其保护者是对的,而她自己是不敬虔的、属撒旦的或“疯狂的”。

这样,投射到社区其他成员的资讯是,“你不想成为那个家伙”,或“你不想像她一样”。

这不是美南浸信会独有的问题。 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教会、任何会众、任何机构。 在美南浸信会的生活中,这很有效,因为作为浸信会会友,对浸信会的归属感是我们从出生以来就被教导的一部分。 但这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要使任何人得到任何种类的正义,第一步就是先要打破对被放逐的恐惧。 这很难做到。 但最终,人们将开始区分“迫切感”和黑手党威胁,区分“复兴”和强权政治,区分讲道和蛊惑人心,区分礼貌和共谋。

大约30年前,我听到几篇好的讲道,不同的人引用了爱尔顿·特鲁布卢德(Elton Trueblood)关于“切花”教堂的警告——讲到花瓶里的花束可能看起来很可爱、活生生的,但当它与根分离时,它就只剩下生命的样子。 这是真的。 这不仅适用于那些因自由主义而失去信仰的人,也适用于那些因任何原因迷失而离开基督的道路的人。 在何种场合,黑手党——不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的——之所以起作用,是在其能否主使归属感和安全感。

花束能吓唬你,但那只是在你看出它们已是死花以前。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领导公共神学专案。

翻译:元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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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保守的循道宗信徒发起成立全球循道卫理公会

精简后的教派将专注于国际伙伴关系,但非洲的许多保守派坚持认为,2024年的大会投票已经拖延了太久。

全球循道卫理公会的领袖们聚集在一起做礼拜。

全球循道卫理公会的领袖们聚集在一起做礼拜。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6, 2022
全球循道卫理公会提供。

知道自己的未来不在循道卫理联合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UMC)的各循道宗教会正式有了一个新的落脚点:全球循道卫理公会(Global Methodist Church,GMC)。

新教派于5月1日启动,计划坚持传统、保守的卫斯理(Wesleyan)神学,但在更轻、更精简的基础设施上运行,强调基层的责任和事工的联系。

经过多年的拖延,下一次就分裂提案进行投票的机会定在2024年,美国的一些UMC成员教会正在启动脱离程序,并计划尽快加入GMC。 尽管循道宗在非洲发展迅速,许多领导人与该运动在LGBT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一致,但他们更倾向于等待。

在欧洲,至少有一个地区机构已经决定将其所有会众转到全球循道卫理公会;在美国,该教派的最高法庭尚未裁决地区机构是否可以根据现行教会法一起取消附属关系。

目前,美国的教会正在选择一个一个地加入GMC。 乔治亚州埃文斯(Evans, Georgia)的马赛克(Mosaic)教会计划加入新的循道宗教派,但离开UMC的过程将需要数月。

从教会的听众席看,不会有太大变化。 马赛克的名称和标志将保持不变,主日崇拜的形式也将保持不变。 主任牧师卡罗琳·摩尔(Carolyn Moore)将继续在她的讲道中强调卫斯理神学,而且教会将继续与那些事工合作,帮助那些在摩尔看来容易“被其他教会忽略”(fall through the cracks of other churches)的人。 摩尔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养老金计划仍将通过 Wespath Benefits and Investments,即管理UMC养老金的机构。

但在幕后,教会将属于另一个信徒团体。 其用作聚会场的仓库房产将不再由循道卫理联会托管;马赛克教会将拥有它。

马赛克教会将遵守新的纪律手册,该纪律手册规定了主教的任期限制,根据教会预算规定了财务贡献,禁止信托条款,并建立了一个问责制度,主教不仅仅是向其他主教报告,而是向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报告。

“我们认为事工的前线是地方教会,我们相信教派的存在是为了授权、装备、部署地方教会在地方环境和区域及全球范围内的事工,”卫斯理圣约协会(Wesleyan Covenant Association,UMC内部的一个保守的复兴团体)主席兼GMC过渡性领导委员会主席基斯·博耶特(Keith Boyette)说。

博耶特和GMC的领导人着手建立一个教派,将循道宗信徒聚集在一起,而没有他们所认为的UMC臃肿的组织结构。

全球循道卫理公会将有区域性的年度会议,但它们将对地方教会起到支持作用,而不是像UMC那样作为事工的基本单位。 GMC不会有像宗派神学院或夏令营这样的项目需资助。

“我们的目标是将地方教会用于宗派开支的资金至少减少50%,”博耶特说。

在GMC中,美国的地区机构将与美国以外的机构结成对子,在事工和财政支持方面进行合作。 在循道宗更新组织“好消息”任职并帮助起草GMC《过渡期教义和纪律手册》的汤姆·兰布雷希特(Tom Lambrecht)表示,更强大的问责结构将建立起来。

“在神职人员和主教中,将加强问责,以确保人们遵守全球循道卫理公会的教义和做法,”兰布瑞特说。

几十年来,UMC对其禁止同性婚姻和神职人员同性关系的关于性行为的教义执行不力, 某些教会和主教允许并提倡违反这些教义的LGBT立场。

对同性婚姻的不同立场继续使教派分裂。 2019年,UMC中的各方对分裂该教派的计划达成一致,保守派教会在离开时可以保留其财产,并获得2500万美元以启动新教派。

但这冠病疫情迫使UMC两次 推迟大会(General Conference),推迟了对名为 “和解与恩典分离议定书”的提案的投票。 今年早些时候,该教派宣布,大会必须等到2024年。

“许多UMC成员已经对一个显然在一般教会层面上难以有效运作的教派感到不耐烦,”博耶特说,当时他宣布今年启动GMC的计划,而不等待投票来进行分裂。

“神学上保守的地方教会和年度会议希望摆脱分裂性和破坏性的辩论,并希望有共同前进的自由。”

马赛克教会目前由北乔治亚州年度会议(North Georgia Annual Conference)管理。 根据会议的脱离程序和要求,该教会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决定脱离关系,向年度会议支付两年的宗派会费和按比例计算的养老金责任,并获得年度会议的批准投票。

但是,如果整个年度会议都选择去呢? 主教们已经要求UMC的最高法庭——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uncil)裁决,美国的年度会议是否可以在大会之前离开作出。

欧洲的年度会议正在自行处理问题。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临时年度会议的成员,不顾其主持主教的反对,于4月1日一致投票决定离开UMC,加入GMC。

但是,一个新教派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循道宗信徒已准备好加入。 非洲的许多UMC成员计划在2024年之前继续留在联会,希望大会能够批准该议定书。

更新团体“UMC非洲倡议”的总协调人杰里·库拉(Jerry Kulah)说,他认为该协议是一种 “友好地分离教会的方式,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诉讼,也不用把彼此视为敌人。”

他指出《圣经》中信徒们分道扬镳但仍一起工作的例子,包括使徒行传15章中的保罗和巴拿巴,以及创世纪13章中的罗得和亚伯兰。

但是,尽管许多非洲信徒愿意等到2024年和议定书的通过,他们仍然觉得美国的进步派循道卫理联合会试图忽视他们的声音,尽管他们成员人数众多。

非洲成员的增长速度将使其超过美国教会的规模。 根据《2019年循道卫理联合会教会状况报告》,非洲的循道卫理联合会成员数量在过去十年中从300万增加到620万,增加了一倍多。 到2020年,美国的会员数量已经下降到630万。

“整个非洲有一种普遍的情绪,对一个不尊重我们的身份、想把不符合《圣经》的做法强加给我们的教会,有一种神圣的不满,”库拉说。

其他非洲循道卫理联合会领导人表示,他们相信如果教会在今年开会通过分离协议,大多数非洲联会的教会会准备加入GMC。

“我们为新教会祈祷,我们确实与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信仰,包括他们对同性恋行为的传统立场,”福布斯·马通加(Forbes Matonga)在本月为《鼓动者》(Firebrand)杂志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然而,大多数非洲信徒仍将是循道卫理联合会成员,直到议定书获得通过。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如果美国人自己分裂——此乃很可能发生的事——当我们选择加入任何一方,我们都将成为多数。”

库拉说,一些年度会议可能会在2024年大会之前加入GMC,特别是在非洲那些感到受进步派主教骚扰的保守教会地区。

库拉说,非洲人意识到,拖延战术可能会继续下去。 他说,如果大会在2024年不通过该议定书,他将决定离开,他相信非洲各地的循道卫理联合会成员也会纠结于同样的决定。

许多循道宗信徒仍然坚持要求友好的分离。

密歇根州法拉盛UMC的牧师J·J·曼施莱克(J.J. Mannschreck)计划将他的牧师资格证书转到GMC。 他说,他的教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投票决定是否取消与UMC的关系,并开始加入GMC的进程。

曼施莱克说,想到他的教会预算的可以更少地交给宗派,他很兴奋。 目前,他的教会有150名成员,将其预算的近15%寄给了UMC。 如果他们加入GMC,这一数额可能会缩减到7%,为当地的事工留下更多的资金。

他也渴望摆脱人类性行为成为教派聚会的主要话题,就像多年来在UMC一样。 相反,他欢迎GMC的责任感,以及它作为一个全球教会的异象,支持教会植堂、种族和解以及其他在他心中有分量的价值观。

不会改变的是曼施莱克对循道卫理联合会的热爱,包括他被授予循道卫理联合会教职的父亲。 他计划在6月参加他所在地区的年度会议聚会,并指出这可能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聚会,并与他不打算离开联会的父亲坐在一起。

“但我们在感恩节仍会坐在对方旁边,”他补充说。

马赛克教会的摩尔说,她鼓励任何考虑加入GMC的人,不仅要祷告神呼召他们离开的东西,还要考虑神呼召他们需做的国度工作。

她说:“我们很想把来自世界各地循道宗传统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已经准备好成为比自己更大的组织的一部分。

我们祷告,‘上帝,在你的怜悯中,让我们不要成为一群曾经是循道卫理联合会成员的愤怒者。’ 那是不值得的。 仅仅找到一个敌人是不够的。 敌人不是神所呼召的,这里也没有敌人。”

翻译:Pearlyn Koh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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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记者的身份使我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虽然许多基督徒对新闻媒体抱有敌意,但我的信仰却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定。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 2022
Mallory Rentsch的插图/来源图片:WikiMedia Commons / James / Unsplash / robynmac / Getty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同时做一个基督徒和记者很难吗?”

每当我和年轻人谈起我的工作时,这个问题几乎每次都会出现。 我一直认为这很奇怪。 我在一个非宗派的福音派教会的环境里长大,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反映了对外部世界的假设。 但我仍然不能完全确定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我如此烦恼。

许多保守基督徒被告知媒体是邪恶的——几乎和民主党人一样坏,甚至可能更坏。 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就像好莱坞和大学一样,我被教导说媒体是世俗的、无神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憎恨我们和我们的价值观。

有时,它来自于教会的某位讲员。 更多时候,它来自主导福音派文化的媒介和信息传递中心。 保守派谈话类广播节目是这种媒介之一。 但我也从“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基督教联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等保守派政治组织那里听到这种说法。 我还能从“少年狂热”(Teen Mania)会议等地方听到,在那里我被基督“充满”,并报名参加海外宣教活动。

因此,当孩子们问我兼顾基督徒和记者身份是否很难时,我理解他们的脑中的图景是怎样的。 他们想象我工作的环境充斥着放荡不羁的无神论者,他们吸食大量毒品,发生大量醉酒性行为,阅读无神论宣传品。

当最近当选的美国众议员麦迪逊·考特恩(Madison Cawthorn,北卡共和党籍众议员)讲述关于群交狂欢和可卡因的故事时,虽然这些故事后来被否认了,他似乎也是基于与他年龄相仿的向我提问的学生那样类似的假设。

现在保守派基督徒对媒体的敌意比我成长过程时要多得多。 我自己的一些家庭成员告诉我,我应该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 事实上,大多数人不喜欢媒体,而这对社会是不利的。 媒体对此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我最近为 雅虎新闻 所写到的

但在从事新闻工作20年后,我的基督教信仰却因为这份工作而更加深刻和坚定。 当我在撰写一本关于如何作为福音派基督徒成长,然后成为主流记者历程的书时,有一件事对我来说越来越清楚:作为一名记者,实际上帮助我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新闻工作增强了我性格中许多最崇高、最体现基督信仰的特质。 我在如何辨别真伪方面接受了二十年的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当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解决方案时,我学会了该如何辨别。 我接受的训练让我明白在追求真理的历程中,不应考虑会得罪谁。

我也得到了一种谦卑感,关于什么是我们能确认的知识,以及我们经常需要承认我们的观点是有限和不完整的。 这有时被称为“认识论上的谦虚”(epistemological modest),这是我们的话语中异常需要的一种品质。

许多“危机掮客”乐于假装认为解决我们国家所面临挑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 它使这些自称是领导人的人能够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及其追随者、黄金时段电视的观众或谈话电台的听众为建立起自己的小型帝国。 他们使人们陷入愤怒和恐惧的狂热之中,并因此获得大量收入。

此外,我还体验到了专业知识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好处。 记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找到货真价实的专家,将他们与那些自称有见解的人分离出来——与他们充分交流,然后为读者解读他们的专业知识。 其效果是变革性的。 一组事实可能看起来是单向的,或者是单一的,直到人们与专家交谈。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意识到基督教是一种相信真理的信仰。 我一直喜欢耶稣坚持真理的方式。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说(约14:6)。 在另一处,他承诺他的灵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16:13)。

当他即将被处死时,耶稣对本丢·彼拉多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18:37)。 在其他地方,基督说,“真理会使你们自由”(8:32)。

但是,当今世界有许多限制,使大多数人更难追求真理——然而,记者身份使我有能力这样做。

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观点基于他们与哪些群体相处,以及他们是哪些群体的一部分。 他们所属的群体塑造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教会或亲和团体、他们的政党、他们的职业。 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的团体定义了他们自认所处的世界。

一个人的世界观和“故事”会过滤他们愿意接受的信息和拒绝的信息。

无论你在哪个团体中,它都会因为你相信或说出“错误”的信息而惩罚你,并因为支持他们认可的事务而奖励你。 这个问题在所有群体中都存在,包括主流新闻业。 主流媒体的大多数记者都生活在政治上偏左的地方,因此他们要么是在这种观点下成长的,要么是或多或少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

然而,新闻业是为数不多的另类之一,在这样的圈子里,反对自己的群体,反对自己文化中的群体思维,通常是被鼓励和奖励的。 不同声音在媒体业的价值比在其他社会群落里高得多。

还有其他像这样的领域,属于专业协会的人持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所说的“启蒙价值观:收集、评估和分析信息,然后传播结论,以供使用、研究或反驳”。

乔纳森·劳奇在(Jonathan Rauch)《知识的宪法》一书中指出,除了新闻业之外,学术、科学、研究、统计分析、监管和法律等领域都提升了这些价值。

我的职业生涯不缺乏变化。 我为一家保守派报纸《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工作了八年时间。 然后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帮助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创办《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Caller)。 其后我在自由派网站《赫芬顿邮报》工作。 在过去的七年多时间里,我一直为“雅虎新闻”工作。

我在《华盛顿时报》的阶段为我的职业生涯定下了基调。 该报纸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由业主和高层编辑设定的制度性偏见。 但是,我们这些报道新闻的人都坚定不移地遵循事实。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20年中,我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关键是:总体而言,这个行业对这种追求给予认可。

我可以自由地倾听、考虑、赞成或反对,并在每个问题上遵循证据所指向的任何方向。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遵循着基督教的方向——一个与意识形态或团体成员之争不同的方向。

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这是因为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一个先知性的存在,而不是受制于任何权力或权威或政党。

金说:“必须提醒教会,它不是要成为国家的主人或仆人,而是要成为国家的良知。 它必须是国家的指导者和批评者,而不是它的工具。 如果教会是体制的工具,它就无法在午夜为人提供哪怕是一点面包。”

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成为我们所属的哪个政党的良知,基督徒就不能成为国家的良知。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既要属于政党,通过这些机构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又要站在这些政党之外,时常批评它们的弱点、错误和腐败。

一个人越是与政治权力、党派和团体保持距离,越能自由地追求真理的方向。 人们越是追求真理,就越能看到意识形态争执的各方都有许多有价值的建设性批评。

这就是一只脚站在人的国度里,另一只脚站在神的国度里的意思:成为艺术家藤村诚所说的“边界游走者”。

基督徒应该跨越许多界限。 他们应该属于政党,但站在政党之外。 他们有时甚至应该在不同的党派之间游走,但绝不是坚定不移地效忠于任何一方。 他们应该深深地投入到为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的利益而工作中,同时记住他们的归宿在天上,他们的希望在基督里,无论发生什么。

通过跨越不同的边界来增加理解和拆穿谎言,特别是那些源于简化主义漫画和误导性混淆的谎言,基督徒可以响应呼声,成为真理、细微差别和治愈的代理人,参与文化关怀而不是文化战争。

乔恩·沃德(Jon Ward)是“雅虎新闻”的首席国内新闻记者, 著有《卡梅洛的终结》(Camelot’s End),并《漫长的游戏》播客。 他的第二本书《见证》(Testimony)是一个关于成长为福音派,然后成为主流记者的故事,将于2023年4月由布拉佐斯出版社(Brazos Press)出版。

翻译:叶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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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美南浸信会的毁灭性灾难

第三方机构对性侵指控的调查报告里揭露的邪恶远比我想像的还要多。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 2022
Courtesy of Baptist Press / Edits by Mallory Rentsch

他们是对的。我把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以下简称SBC)的性侵丑闻称为危机则是错误的。危机 这个词太小了。这简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apocalypse)。

几周前有人问我,对于SBC执行委员会找第三方机构处理性侵案有何期待。我说,我根本没指望会有什么让我吃惊的。为什么呢?毕竟,我生命里有数十年是在SBC里度过的。当初正是我要求找第三方机构来调查的。

然而,当我阅读这份报告时,我发现我实在无法继续读下去,因为我的手在愤怒地颤抖。尽管我对SBC执行委员会的看法很灰暗,但调查报告里揭露的实际情况远比我想像的更邪恶、更系统性。

这份报告结论的信息量非常大,几乎难以用几句话概括。它证实并详细说明了SBC被指控的“对受害者和呼吁改革者的欺骗、搪塞和恐吓”等行为。报告内容包括了执行委员会高层人员和他们的律师之间的书面谈话,展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血,就好像是电视犯罪剧里的反派才会有的情节。它记录了一些SBC领袖对性侵事件的冷漠掩盖,以及对一些领袖本身性侵犯行为(sexually predatory behavior)的可信指控,包括SBC前主席约翰尼·亨特(Johnny Hunt,他是在SBC历史上仅有的几位似乎在所有典型分歧中都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

此外,报告还记录了执行委员会对一名性侵受害者的错误处理方式——将受害者被侵犯的故事修改成一段看起来像是双方同意的“外遇事件”,导致她度过了多年地狱般的生活——报告证实了这一点。

多年来,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说,他们已建立一个资料库——以防止性侵犯悄悄地从一间教会转移到另一间教会、魔爪伸向新的受害者——但调查发现,因为SBC教会的自治特性,这在实际执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读到报告里的档案证据证明这些人不仅知道如何建立资料库,而且他们已经有一个资料库时,我不禁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报告的结论是,关于性侵、暴力事件的指控都被存放在SBC于纳什维尔总部的一个秘密档案库里。里面记录了700多起案例。他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些性侵犯继续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据报道,工作人员甚至被告知“不要与那些询问如何阻止他们的孩子被牧师性侵犯的人接触”。报告显示,这些领袖并不是建立资料库来保护性侵受害者,而是建立一个资料库来保护自己

事实上,正是那些斥责我和其他人在提到美南浸信会中的性侵行为时使用 危机 一词的人,不仅知道有这样的危机,而且还在悄悄地对其做记录,而同时却告诉那些要求改革的人,这种罪行很少发生在“像我们这样的人”中。当我读到历任主席中的某些人、高层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律师之间的来回沟通时,我不禁要问,除了犯罪阴谋,这还能叫什么?

确实,那些责备我和其他人在提及SBC性侵案时使用“危机”一词的人,不仅知道这些危机确实存在,甚至还悄悄地对其做记录,同时却告诉那些呼吁要改革的人说“这种罪行很少发生在『我们这样的人』之中。”当我读到这些总会主席、高层工作人员和律师之间的来回信件时,我不禁想知道,除了称呼这种行为为“犯罪阴谋”外,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

所有这一切的真正恐怖之处,不仅在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在于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SBC平信徒的成员们有着两个极其强大的核心价值观——对圣经的信实和合作性的宣教使命—— 反被他们的领袖们用来伤害他们。

SBC圈子外的人无法想像“世界咖啡馆”(Café Du Monde)故事有如神话般的力量——在新奥尔良州的法国区,佩奇·帕特森(Paige Patterson)和保罗·普雷斯勒(Paul Pressler)两个人在餐巾纸上画出了SBC如何恢复人们对圣经真理的委身和对其信仰告白信实的蓝图。

对于有一定年纪的SBC会友来说,这个故事相当于路德教派的维腾堡(Wittenberg)教堂的大门,或卫斯理学派的阿尔德斯盖特大街(Aldersgate Street)。会友们相信,是这两个男人的勇气将SBC从神学自由主义(liberalism)中拯救出来。事实上,我什至曾经讲这个故事给我的学生听。

这两位神话般的领袖现在已经名誉扫地了。其中一位因被指控在他领导的机构中不当处理强暴受害者的案件而被解雇。因为有记录表明,他曾公开评论青少年女孩的外貌,及对被家暴的妇女提出不当的建议。另一位另一位现正面临关于涉嫌强暴年轻男性的民事诉讼。

我们所听闻的他们,是想要持守住传统的基督信仰的勇士。然而他们真正想做的是征服他们的敌人,并建造纪念自己的彩绘玻璃窗——无论这条路上有谁受到了伤害。

今日,还有谁会看不出SBC机构文化的腐败之处呢?他们动员起来将旗下称呼女性传道人为“牧师”的分会遣散,或者,虽然在母亲节邀请女性在主日讲台演讲,却视强奸和性侵的指控为一种“干扰”,并将SBC总会里面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职员的行为视为违背珍贵的“地方教会自主权”——在今日的SBC的一些分会里,女性若穿着紧身裤会被视为“社交危机”,而处理教会里的性侵案却会被视为一种“干扰”。

SBC多数的会友都相信圣经,并希望支持也相信圣经的领袖们。但他们不知道。有些领袖会利用圣经真理来支撑自己的谎言。

SBC神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他们的宣教使命。我对自己的学生、孩子说过的话,也正是我在SBC里听过的话——SBC发明的“协作计划”(the Cooperative Program)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募资策略。我们所有在SBC教会里长大的人都极为尊敬宣教士先锋慕拉第(Lottie Moon)。 (事实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办公桌对面正有一个她头像的铜像。)SBC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是我所认识的最无私、最谦卑、最有恩赐一些的人。

然而,SBC对于宣教和协力合作的良好传统,往往也显现在当他们打着“合一”的大旗,把“恩典”及“饶恕”武器化,在无数个案件里用以责备性侵受害者身上。调查报告里揭示,SBC领袖们曾如何控诉这些“职业受害人(以及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是如何成为魔鬼工具,用以“干扰”神国的工作。

而那些在SBC体制内呼吁改革的人则被告知,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一些旗下教会停止参与及提供协作计划(the Cooperative Program)的资金,并从宣教禾场上召回宣教士。而那些指出问题严重性的人——特别是克里斯塔·布朗(Christa Brown)和那些不愿屈服的幸存者军团——则被指责为疯子和反抗军,被人控诉只是想烧毁SBC所拥有的一切。这些性侵幸存者光是要经历心理战争和法律诉讼上的骚扰已经够糟了,他们还会被孤立,被暗示:如果他们继续关注性侵事件,人们就会失去听到福音的机会并且下地狱。

教会间的合作/协作是一种良好的且符合圣经教导的理念,但合作绝对不能只是为了“保住基本盘。”那些曾说出“保住基本盘”等词汇的人心知肚明自己的意思。他们知道,一但自己越过界限,就会被一同视为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而被SBC抛下。他们知道最恶劣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作惡,而“好人”会保持沉默。但对于那些因此被牺牲了的性侵受害者——包括儿童——他们都不算什么。毕竟这些受害者没有所谓的“基本盘”可依靠。

当我和妻子走出我们将永远不再参加的最后一次SBC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她看着我说:“我爱你,我会一直支持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如果夏天到来之前,你还是SBC的成员之ㄧ,我们之间就是个『跨信仰』的婚姻了。”这个女人从不喜欢给出最后通牒,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下达最后通牒。但她在SBC里亲眼见到跟听到的实在太多了。我也是。

我无法想像那些曾在教会里被性侵的人现在正经历着什么样的愤怒。我只知道,对于在这个时刻仍必须说出“我们(SBC)”的我自己,我有多愤怒,而我再也不想说出这个“我们”了;我只知道,那些当初向我传福音,告诉我耶稣爱我,无法相信我如今会成为这个体制一份子的人内心有多愤怒;我还知道,当我们(SBC)自夸着没有人像我们一样为耶稣传福音到世界各地时,那些读着第三方机构报告的人们——读到关于SBC大楼的七楼发生的事,关于有多少孩子被强暴、多少人被攻击、多少尖叫哭泣声被消音——时,有多大的愤怒。

这不仅仅是一场危机。这甚至不仅仅是犯罪。这是亵渎上帝的行为。任何在乎天国的人都应该愤怒至极点。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带领公共神学项目。

翻译:吴京宁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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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徒的反堕胎理念与实践

从走上街头宣传“儿童节不要堕胎”的过去到政府鼓励多生孩子的新处境,中国基督徒反思基于维护生命的理念而反堕胎的立场和实践。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rtistGNDphotography / Getty

时近正午,六月初的成都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秋雨圣约教会的几位弟兄姐妹站在一间妇科医院门口向匆匆路过的市民发放《儿童节不要堕胎》的小册子,几位警察走过来,没收了他们的小册子,然后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实施拘留。这是2013年秋雨教会的六一儿童节活动。教会的牧师王怡本来也要来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但牧师一大早要出门去教会参加晨祷时就被几名警察堵在门口,警察后来一直在小区守着,不让牧师出门。

从2012年到2016年,每一年秋雨教会都会在儿童节走上街头开展这样的反堕胎活动,以及在不同的时间举办反堕胎公益讲座。他们的反堕胎讲座也同样遭到警方骚扰,讲员被堵在家中,或警察涌进讲座地点阻止演讲。2016年以后,政府的打压似乎最终奏效了,网上不再有这类活动的消息。2018年底,王怡牧师被捕入狱,秋雨圣约教会被禁止聚会。而如今中国政府也已经改变“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反而为了提高低迷的生育率,开始鼓励大家多生孩子。

2022年5月2日,美国媒体报道了从最高法院泄露出来的一份草稿文件,预示高院可能在近期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这条新闻在美国激起轩然大波,处于“文化战争”两边的人——反对堕胎的“维护生命”(pro-life)人士和支持堕胎权的 “维护选择权”(pro-choice)人士——都有强烈的反响,堕胎与反堕胎的问题再次在美国成为话题热点。

而此刻也离今年的中国的六一儿童节的日子很近了,不由让人联想到中国基督徒在中国如何持守和实践维护生命的信念的问题。中美的大环境和中美基督徒的文化处境显然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基督徒今天所处的大环境跟十年前也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基督徒如何看待基于维护生命的理念而反堕胎的立场和实践?对过去的一些做法有什么样的肯定与反思?对新的大环境之下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想法?带着这些问题,CT亚洲编辑采访了数位在中国和海外的牧师和基督徒姐妹。以下是他们的部分回应。

维护生命符合圣经真理

接受采访的中国基督徒无一例外都是持维护生命、反对堕胎的立场的。他们都同意秋雨教会在《儿童节不要堕胎》中所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造的,也是属于祂的”,因此“没有人有权利可以谋杀上帝所创造的(生命)”,胎儿从受孕开始就是人,因此“不可杀人”的诫命“应用在堕胎的事上……就等于‘不可堕胎’”。他们也认同成都的基督徒在《儿童节不要堕胎》中向政府、医院和市民提出的四条反对和倡议:(1)反对在户外、媒体、学校、公车上的人工流产广告;(2)反对在没有父母双方陪伴时,对未成年人施行堕胎手术;(3)主张医院必须告知堕胎者,堕胎以外的选择,及堕胎有可能的一切危害;(4)倡议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停止一切堕胎手术,纪念在母腹中的胎儿。在大多数中国基督徒看来,这样的呼吁是符合圣经及有理、有节、也有爱心的。秋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值得基督徒钦佩。

现住成都、多年参与女性关怀事工的基督徒小鱼姐妹(因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人在中国的牧师和基督徒,除王怡以外,都使用了化名)说,虽然海外的报道往往只提秋雨这一间教会,但发放“不要堕胎”小册子等项活动是跨教会的事工,还有多间其他教会参与。她说:“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这样的事工是福音美好的见证,也是上帝赋予中国基督徒美好的使命之一。这项事工持续的这些年来,尽管力量微小,但依然挽救了很多胎儿的生命,有些堕胎者并因此而听闻福音,甚至受洗归主。”

从海外留学回到深圳的陆思姐妹也认为基督徒出于维护生命而反堕胎的见证不但符合圣经真理,而且有益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基督徒,对生命以及生命的主权是缺乏基本认识的。当大多数人都习惯对生命轻易舍弃的时候,维护生命的声音是珍贵的。”而尤其因为像成都基督徒那样的公开行动是“凤毛麟角”,就更显出其珍贵。

维护生命行动的缺陷和盲区

尽管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在信念上都认同维护生命、反对堕胎,但对于一些中国教会过去的反堕胎活动的具体做法,还是存在不同的看法。芝加哥新生命教会国语堂沙龙牧师说:“我敬佩秋雨之福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艰难的环境中为着他们所坚持的信仰价值所付出的行动,但我并不赞同这样的策略。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一个年轻人在马路上收到传单而犹豫是否要堕胎的时候,这个对话发生的就太晚了。在牧养教会的几年里,我曾许多次和教会里和教会外的女性谈论过这个问题,而每次都让我觉得如果教会能早点做些什么,或许我们就不必讨论这件残酷且有罪的事情。”

沙龙牧师提醒中国基督徒,美国基督徒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维护生命应该有整全的策略:“在美国,教会为反对堕胎的立法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教会是否真的能支持缺乏社会资源的女性把孩子生下来?当她们在独自面对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和绝望的时候,教会在哪里呢?我们能为她们做什么呢?”

小鱼姐妹过去多年参与帮助和关怀堕胎人士的事工,她说,作为一名关怀者,在关怀的过程中,不仅是需要用福音给予属灵的帮助和鼓励,还需要切实地帮助没有堕胎的妇女解决后顾之忧,比如,孩子生下来,如果妈妈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关怀者就需要帮助妈妈找到孩子合宜的安置方法。

在上海牧养一间城市教会的胡越牧师也认为,中国教会在鼓励基督徒不堕胎的同时,似乎缺少了一同承担抚养责任的决心和行动。教会不应该让个体家庭肚子面对不堕胎的结果,而应该是“让孩子生下来,教会一起养”。圣经教导教会有照顾孤儿寡妇的责任,教会作为信徒的“家”理应为不堕胎的家庭提供系统性支持。另外,胡牧师也提醒中国基督徒,“我们在反堕胎的宣传中可能过度放大了政策带来的影响,强调了系统性的罪,而忽略了个人性的罪——让人产生错觉:计划生育政策是邪恶的,而个人性的堕胎是无奈的。”

在中美不同的处境中维护生命

说到中美处境的不同,陆思姐妹认为中国常常是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基督徒为了持守真理而倡导任何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价值观,容易被扣上“反党不爱国”的帽子;而美国常常是“政治问题宗教化”,当基督徒倡导的价值观跟世俗的主流思想冲突时,就会被扣上“神权统治”的帽子。

中国某地家庭教会牧师始明指出,在中国基督徒当中,堕胎议题的争辩并不围绕着“生命权”和“选择权”,而是围绕着保护生命和顺服政府。前者强调基督徒应该像出埃及记中的收生婆一样,不顺服法老的“计划生育”,而顺服神对生命的看重;后者则认为,计划生育制度并不是不让基督徒聚会,因此只要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些基本权利没有被打扰,基督徒就应当顺服。不过在中国的城市教会中,基本没有后一种思路的教会或基督徒,而这很有可能是受美国反堕胎的保守派基督徒的影响所致。

胡牧师则认为,反堕胎在中国的语境中是对计划生育制度或重男轻女文化的一种对抗,而在美国的语境中,已经上升到了对人权的解释了。但在本质上两者还是有相同之处,因为两者都是神的形象更重要,还是人的需要更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的新形势下维护生命

陆思姐妹认为中国政府从“只生一个”到“鼓励生育”的政策改变为基督徒的维护生命的见证提出新的不同的挑战:“现在的多胎政策,是因为老龄化日益严重,劳动力断崖式下降。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一是生孩子成本太高;二是教育太卷;三是对婚姻没信心,觉得婚姻制度无意义。所以基督徒倡导的结婚、生育,一不小心又变成跟政府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了。这反而导致一些反感鼓励生育政策的年轻人对于基督徒的价值观产生抗拒心理。”

胡牧师提醒,鼓励多生的政策其实也是一种“计划生育”。始明牧师的担忧是,中国人民已经普遍接受了“政府有权管理生育”这一预设,这种思路仍然会在基督徒当中有其市场,但这是一种需要被更新的文化影响。

沙龙牧师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过程缺乏连贯的道德价值,过去为了控制人口惩罚超生甚至强制堕胎,现在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又提出一些“反堕胎政策”。这种操控公民的生育选择的做法没有让人感受到政府对于生命的尊重,反而令人觉得十分功利主义。而且从国家立法和政策层面上禁止堕胎,也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代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只生一个”的政策终止之后,中国仍然会有很多因为各种原因堕胎的女性。沙龙牧师特别提醒,中国基督徒在实践维护生命的信念时,除了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有见证基督大爱的同情心、同理心和真实的爱心。

沙龙牧师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在一次Clubhouse“房间”的公开音频聊天当中,一个曾今因为孩子健康原因而选择堕胎的年轻女性伤心的质问他,现在的教会还能为她,和像她这样的女性做些什么?沙龙牧师轻声回答她,“作为教会的牧者,我的信仰,我的呼召都无法支持您和其她人选择堕胎。但即便不支持,不代表不陪伴。如果您在我的教会里,我们一定会陪伴您到最后。求主帮助我们。”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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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枪击案之后,来自台湾的基督徒审视统独政治问题

台湾长老教会与台湾民主和独立运动有历史上的联系,但美国的大多数华人教会都希望超越极化的两岸政治争议。

尔湾台湾长老会枪击案发生后,教会同工聚集在附近的基督救世主教会(Christ Our Redeemer AME Church)守夜祈祷。

尔湾台湾长老会枪击案发生后,教会同工聚集在附近的基督救世主教会(Christ Our Redeemer AME Church)守夜祈祷。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9, 2022
Jae C. Hong / AP

一听说周日(2022年5月15日)一名亚裔凶手在南加州的一间台湾人教会开枪杀人的新闻,一些台湾人就推测凶手杀人是出于政治动机。后来的新闻报道证明他们的推测是对的。

在希望台湾独立和希望台湾与中国统一的政治立场之间,冲突由来已久。在当下的现实中,“统独问题”仍然是华人和台湾人当中的敏感议题。然而,在美国讲中文的教会中,这个问题通常是暗伏在基督徒表面的和谐之下,大家避而不谈。

在很多华人教会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与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基督徒一起敬拜上帝。牧师们通常希望避免政治纷争。即使在一些以台湾人为主的教会中,也可能既有倾向独立、也有倾向统一的成员。

但少数年代较老、讲台语的教会,如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其教堂的尔湾(Irvine)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更有可能将统独问题视为其文化和神学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间位于南加州的教会属于美国长老会(PCUSA),但它也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简称“台湾长老会”)有着密切而根深蒂固的关系。

“台湾长老教会是一个主张台独的教会。”来自台湾的基督徒、北加州湾区一间华人教会的前长老贺宗宁说。“但大多数其他华人教会并没有明确的立场。”

作为台湾最大的新教教派,台湾长老会长期以来一直以捍卫岛上的人民和文化为己任——从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把保护原住民领袖和传统作为优先,到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教会采取支持民主、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立场。该教会的徽章是上帝向摩西显现的的燃烧的荆棘,上面写着“焚而不毁”。

“因为种种的历史因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可说几乎是由许多基层台湾人及其子女所组成的信仰组织。”笔名为“Mock Mayson”的台湾网友在他的脸书上写道。“在海外的长老教会组织也多是早期为了逃离中华党国暴政掌控的台湾人所组成……(他们)支持台湾建国独立运动。"

在美国,估计有多达69.7万名台湾裔美国人,其中约有一半居住在加州。台湾的一名英文记者在推特上评论说,枪杀案凶手把一间以老年信徒为主的美国台湾人教会作为袭击目标“根本没有任何道理”。但就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目前所知,枪手认为这间教会的台湾人代表了他激烈反对的台独政治立场。

枪击案嫌犯周文伟(David Wenwei Chou)在台湾出生和长大,但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在车上留下一些中文笔记,表示他不认为台湾应该从中国独立出来。中文社交媒体这两天流传着一张照片,表明周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支持中国统一的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虽然在台湾的基督徒熟悉统独之争的背景,但他们对枪杀案的犯罪性质之恶劣感到困惑不解。这次的枪杀案与美国的其他恐怖袭击有相似之处,枪手用铁链、钉子和胶水堵住了教堂的门,带着两把手枪和自制燃烧弹前来夺人性命。

“美国的枪枝管理问题,对于不在美国处境的我们(台湾人)来说,是几乎无法理解的。”从事宣教动员及培训的台湾“大我使命动员(We Initiative)协会”理事长彭书睿说。“今天若是在台湾的现场,有政治光谱不同的朋友要到意识形态不同(敌对)阵营的场子去‘表达意见’,再严重也就是口水与肢体冲突,不会有升高到一个死伤惨重的国际事件的可能性。”

由于尔湾长老教会的会众奋起反抗制服了周文伟,最终在30至40人的人群中只有一名受害者死亡,另有五人受伤。在为枪杀悲剧悲痛之余,凶手的攻击也令华人教会和台湾人教会的牧师们重新审视政治极化对他们自己教会的影响。

密歇根州兰莘华人基督教会长老、美籍台湾人王星然说:“作为耶稣的门徒,两岸的‘统’与‘独’不是我所关注的焦点,也不该是教会关注的焦点……面对中国这个军事强权持续威胁台湾人民的身家安全和自由,我很能理解台湾人对中国有一种敌视的心态。但作为一个服事华人教会的基督徒,我的呼召是跨越政治边界的。”

尽管如此,政治和文化的现实仍然对散居的华人教会有影响。美国新一代的华人移民更有可能来自中国大陆,而五、六十年前来到美国的华人中有许多来自台湾和香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张力不断加剧。随着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及中国的习近平巩固权力和加强军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逐渐升级。

住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媒体工作者黄远方说:“在北美华人教会中,两岸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确存在,这牵涉到面子尊严,更与教会中的决策结构有关。”

黄说,有些新植出的堂会若是以大陆背景为主,往往明确表示只希望大陆背景的传道人来牧养他们。同时台湾背景的基督徒对于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也常常不能完全接纳,尽管未必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文化教育、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尔湾台湾长老会的李辅仁(Albany Lee)牧师描述他的会众说:“我们使用我们最习惯的母语与方式来敬拜上帝。”

与李牧师和他的教会有联系的美籍台湾人钟尚洁(Jocelyn Chung)在为《今日美国》(USA Today)写的一篇评论中谈到坚持台湾人身份的意义。她说:“我们来自台湾长老会。我们的长辈们忍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他们被禁声,不能言说塑造了他们的生命的创伤,但他们抵制了对他们母语的消灭,并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将他们坚韧的希望传递给他们的后代。我们继承了他们铸造的希望,也接过他们的声音、痛苦、抵抗和故事。”

自认是“来自台湾的基督徒”但不是“台湾基督徒”的神学家Alex Tseng在为CT写的一篇(发表于枪击案前一天的)文章中谈到台湾长老会对台湾基督徒的政治观点的影响和塑造:“一个作为台湾的内在基础而存在的教会有一个先知性的责任,即呼吁社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弥迦书》6:8)。台湾长老会在历史上一直站在抗争的第一线,代表他们的非基督徒邻舍抵抗暴政。”

但是Tseng提醒台湾基督徒不要以 “基督教民族主义”或“公民宗教”作为他们团结的基础。

好几位华人教会的领袖都向CT表示,希望基督徒能超越统独的政治分歧。

基督徒作家、专栏作者、来自台湾、现住加州的临风说:“在目前拥中和拥台的对立情绪下,海内外基督徒如果能够具体在如何改善岛上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上找到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的交集,形成合作改善的计划,而不是仅仅空洞地讲合一,或许可以减少仇恨,作为和平与宽容的起点。”

彭书睿举了一个例子:在尔湾长老会发生悲剧的第二天,在附近的基督救世主黑人教会举行了联合祈祷守夜活动,不同种族的牧师同心祷告、携手站立。“这是基督信仰群体最具体、最有力的合一宣告,”彭说。

也有一些人认为基督徒不可能绝对地将政治与宗教分开。来自台湾的归正神学院(RTS)神学生白旭文说,对于基督徒而言,统独问题之所以与信仰相关,是因为“宗教自由……对教会来说的确很重要”,而“统独背后的政治载体直接与人类生命的价值观、人类社会行动的自由限度,国家的法治、不同信仰的人权前设等等相关,因而与人民的福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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