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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考古学在2019年的十大发现

一览这一年公布的重要发掘工作。

2017年5月25日,以色列文物局和自然公园管理局的工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南部外的地下隧道中的“阶梯街”(stepped street)的工作现场。 这条路现已部分开放,供公众参观。

2017年5月25日,以色列文物局和自然公园管理局的工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南部外的地下隧道中的“阶梯街”(stepped street)的工作现场。 这条路现已部分开放,供公众参观。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Menahem Kahana / Staff / Getty

从歌利亚高度的城墙到指甲盖大小的粘土印章,2019年公布的考古发现继续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加添了背景信息。

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都拒绝“考古学能够 证明 圣经”的观点。 但许多公布了这些发现的主流媒体都承认,《圣经》一直是正确的,或至少从这些发现来看,是正确的。 考古学家尼尔森·格吕克(Nelson Glueck)所宣称的“还没有任何一项考古发现能驳斥《圣经》中的记载”依然有效。

注意:这份名单的选择是主观的,也是基于新闻媒体的报道。 直至在2019年进行的工作在经同行评议的科学出版物上发表为止,2019年最重要的圣经考古学发现可能在几年之内都不会为人知晓。

10) 非利士人有欧洲血统

从位于现代以色列的非利士人城市亚实基伦的墓葬挖掘出的骨架中提取出的DNA,显示出了欧洲人的基因。 这证实了一个长期以来的看法和《圣经》中关于非利士人的记述。 耶利米书47:4和阿摩司书9:7将非利士人与迦斐托联系起来,迦斐托被认定为克里特岛,是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的故乡。 该DNA的记录显示,非利士人很快就与当地人通婚,冲淡了其自身的基因特征。

9) 《创世纪》对以东人的记载无误

考古学家在研究以色列提姆纳(Timna)和约旦费南(Faynan)(死海以南的两个遗址)的铜渣矿床时发现,以东人在三千多年前就使用了先进的标准化技术来开采铜矿。 根据这一发现,他们得出结论,以东王国是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形成的,比先前认为的早了大约300年。 创世记36:31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就已经有了王。

8) 祭坛的角

2019年,在以色列会幕曾矗立了几个世纪的示罗遗址的挖掘工作中,发现了一个似乎是祭坛的角的物件。 这一发现让列王纪上2:28的经文变得生动: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棚,抓住了祭坛的角”。

7) 迦特的歌利亚墙

今年在阿萨非遗址(Tel es-Safi,即非利士城市迦特)的挖掘工作,挖到了一个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大卫王时代的地层。 这一层中发现的城墙有13英尺厚,比以前发掘的10世纪和9世纪的墙壁要厚一倍。 考古学家阿伦·梅尔(Aren Maeir)将这一地层称为“歌利亚层”,以当时这座城里最有名的居民命名。

6) 饼和鱼的马赛克

考古学家在一座拜占庭教堂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幅马赛克壁画,该教堂建于公元450年左右,位于低加波利(Decapolis)的希波斯·苏西塔(Hippos Sussita)。 这座俯瞰加利利海东岸的教堂在公元614年被入侵者摧毁。 耶稣喂养五千人的这一场景,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发现,可能会让这里和这个神迹发生的地点产生联系。 传统中认为耶稣使五千人吃饱的地点在更北边。

5) “属于音麦的儿子Ga’alyahu”的印章

随着圣殿山筛查项目(Temple Mount Sifting Project)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新地点重启,研究人员宣布发现了一枚粘土印章(bulla,也译“布拉”),并将其认定为“在圣殿山发现的第一个可读的古希伯来语铭文”。 音麦这一祭司家族曾在圣殿侍奉(代上24:14)。 音麦的儿子巴施户珥被称为耶和华殿的总管,当时他曾殴打先知耶利米,并把他关在门内的枷中(耶20:1-2)。

4) “属于王室管家亚多尼雅”的印章

今年宣布的另一枚布拉是从在2013年、从圣殿山西南角的罗宾逊拱门(Robinson’s Arch)下取出的筛分物中发现的。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 旧约中有三个人名叫亚多尼雅,其中包括大卫王的一个儿子。 但他们都不是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所以这是第四个亚多尼雅。 王室管家的职份可见于一些圣经的经文。

3) “属于王的仆人拿单米勒”的印章

这枚布拉是在吉瓦蒂(Givati)停车场的挖掘中发现的,这是耶路撒冷目前正在进行的最大的挖掘项目(该项目始于2007年)。 考古学家从一座建筑的废墟中找到了它,该建筑可能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时被毁。 在列王纪下23:11,拿单米勒被描述为约西亚王宫中的一名臣仆。 “王的仆人”这一短语在《圣经》中和布拉上都屡见不鲜。

2) 基列耶琳经鉴定为以马忤斯

在路加福音24:13-34、耶稣和两个门徒一同去以马忤斯的故事中,以马忤斯的位置被描述为离耶路撒冷有60个罗马 驿站 的距离,故被翻译成七英里(《圣经中文和合本》译为“二十五里”——译注) 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试图确定以马忤斯的位置。 耶路撒冷以西好几个地点都被视为可能的位置所在,但都没有考古证据。

作为圣经极少主义学派(biblical minimalist,即怀疑旧约历史可靠性的学派——译注)和《圣经》批评家的以色列考古学家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根据他在基列耶琳(Kiriath Yearim)挖掘出的希腊化时代的防御工事提出了新的鉴定观点。 他指出,共有两份耶路撒冷周围希腊化防御城镇的清单(分别来自古代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述和马加比前书9:50)。 两者都包括了以马忤斯。 基列耶琳距离耶路撒冷恰好是七英里。

基列耶琳在《旧约》被多次提及,最著名的是大卫王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之前(代上13:5-6;代下1:4),约柜就留在那里(撒上7:1-2)。

1) 朝圣之路在耶路撒冷向公众开放

2004年,当考古学家在一个下水道维修工程中发现了《新约》时代的西罗亚池子(约9:7),他们还同时发现了第一世纪通向圣殿山的道路的最远端。 从那时起,挖掘这条道路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目的是为了使今天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朝圣者可以走在第一世纪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朝圣者曾走过的路上。

这条在地下的道路目前还未完全开放,但去年夏天举行的部分道路开放仪式吸引了美国大使和其他政要参加。

大卫城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区域,该地区的考古工作让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很感兴趣,但也具有争议。 该地区的许多居民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尽管考古工程师们非常努力,但仍会有人抱怨说由于地下的挖掘工作他们的家园被毁了

戈登·戈维尔(Gordon Govier)是 ARTIFAX 杂志的编辑,也是广播和播客节目《书与铁锹》(The Book & the Spade)的执行制片人。

翻译:许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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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称,亿万富翁的基督教基金会从事谋私交易(self-dealing)

比尔·黄(Bill Hwang)的投资公司的一名前主管寻求数百万的补偿,他说恩典与怜悯基金会被用作“财务逃生舱”。

Archegos公司首席财务官帕特里克·哈利根(Patrick Halligan)也曾在恩典与怜悯基金会任职,于4月离开联邦法院。

Archegos公司首席财务官帕特里克·哈利根(Patrick Halligan)也曾在恩典与怜悯基金会任职,于4月离开联邦法院。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Spencer Platt / Getty Images

Archegos Capital的一名前常务主管(managing director)已经提起诉讼,指控与该公司有关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恩典与怜悯基金会”(Grace and Mercy Foundation)存在欺诈行为,而该家族公司是几十年来华尔街最大的白领犯罪案件之一的中心。 在寻求数以百万计的补偿时,他声称该基金会的8亿美元资产中包括了从Archegos的雇员报酬中挪用的资金。

4月,联邦检察官指控Archegos公司创始人比尔·黄(Bill Hwang)犯有敲诈勒索和“大规模欺诈”罪,这是一位直言不讳自己基督教信仰的亿万富翁。 据检察官称,2021年,贷款给Archegos的银行损失了100亿美元,该公司的倒闭使股市蒸发了1000亿美元。 黄某目前以1亿美元的保释金获得自由,等待审判。

布兰登·沙利文(Brendan Sullivan)于2014年开始在Archegos工作,并在2021年3月Archegos垮台期间辞职。他正在寻求他所认为的被拖欠的数百万元报酬。 他说,Archegos公司的领导层强迫员工将他们的奖金放回公司的一个基金中。他声称Archegos公司随后将其投资于股票并转移到恩典与怜悯基金会。 他说,该基金会随后出售了这些股票并获得了利润。 这将保护升值的股票不被征税,并为Archegos公司的捐赠提供税收减免。

“这些转移到基金会的股份都来自Archegos基金,其中包括员工的递延报酬(deferred compensation) … 这是在员工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诉讼说。 沙利文说,员工基金总共损失了5亿美元。 沙利文说,他在辞职时被拖欠3000万美元的递延报酬,但他至今没有收到任何补偿。 根据诉讼,他是Archegos公司的27名全职员工之一,该诉讼是针对该公司、其高管和基金会的。

彭博社专栏作家马特·莱文(Matt Levine)指出,诉讼内附表格显示沙利文只向递延报酬基金投入了380万美元,他是根据2021年3月Archegos公司的夸大利润得出的3000万美元的价值。 一个“厚颜无耻和精心解读合同的组合”,在谈到这一对2700万美元纸上利润的起诉时,莱文说。

作为曼哈顿基督教社区的一员,沙利文通过救世主长老会参与团契。他声称黄把基金经营得像一个 “邪教”,并利用基督教作为一种方式,迫使员工把他们的收入投资回Archegos。 他说,关于员工信仰的问题是绩效考核的一部分,他们被逼着去参加基金会的午餐读经活动,而基金会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

沙利文是以一个心怀不满的前雇员的身份起诉的,他提到了黄答应给他的职业机会,但从未兑现。虽然有错别字,但他长达99页的诉讼书中充满了电子邮件和对话,具体说明了他的不满。 在21世纪初,安然(Enron)公司的员工在公司倒闭后失去了数百万的退休金,他们提起了类似的诉讼,并在集体诉讼中最终赢得了和解(settlement)。

恩典与怜悯基金会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波里诺(Christopher Porrino)在一份声明中说:“沙利文先生对恩典与怜悯基金会的投诉充满了毫无根据和无意义的指控,所有这些都将在法庭上被决定性地驳斥。” 他补充说,该基金会将继续其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拨款工作。

恩典与怜悯基金会每年将其资产的约5%——在2019年,即有记录的最近一年,达到约3000万美元——分配给各种基督教组织,如“博韦里宣教”(Bowery Mission)、监狱团契和富勒神学院。 沙利文称,对基督教团体的拨款是为了掩盖黄将基金用于个人利益的行为。

沙利文称,黄将基金会描述为他的“逃生舱”(escape pod),当Archegos陷入困境时,黄经常告诉相关员工,如果公司倒闭,他可以将他们转移到基金会,并利用其资金重新启动另一家投资公司 “Archegos 2.0″。 沙利文说,黄曾考虑将恩典与怜悯基金会的资产转让给Archegos公司,但在接受咨询后没有这样做,因为这将是非法的。

沙利文指控说:“黄提到,一些Archegos公司的员工将获得基金会的资金,以启动他们自己的投资基金,基金会可以从中获得管理费。”

沙利文诉讼的核心是,Archegos和恩典与怜悯基金会作为同一个实体运作,尽管它们在纸面上是分开的。 两者共享办公空间和员工,沙利文说他们经常举行“全公司”会议,包括来自Archegos和基金会的员工。

诉讼书中写道:“黄定期和非正式地将资金和股票从Archegos账户转移到基金会,以及他的家庭自己的私人非基金账户,利用Archegos的工作人员、行政职能和资源来运作基金会。”

在该基金会最近的税表上,Archegos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帕特里克·哈利根(Patrick Halligan)被列为恩典与怜悯基金会的簿记员(bookkeeper)。 在Archegos案中,哈利根与黄一起面临敲诈和欺诈指控。 “哈里根 … 是资产、股份和资金混合的核心,”沙利文的诉讼中称。

诉讼中还提到了安迪·米尔斯(Andy Mills),他是Archegos公司的高管,也是纽约一所基督教学院,即国王学院(The King’s College)的前院长和董事会主席。 米尔斯在联邦案件中没有受到指控。

沙利文称,当Archegos公司陷入困境时,黄和米尔斯向员工保证通过Archegos公司、黄的个人资金或基金会进行补偿。 他说,米尔斯威胁那些打算离开的员工,说辞职的人将不会再获得任何递延报酬。

米尔斯拒绝向CT发表评论。

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金融犯罪专家大卫·夏皮罗(David Shapiro)说,如果该基金会存在与Archegos并行的谋私交易(self-dealing),并且如果两者作为一个实体运作,当局可能更愿意对该基金会采取行动。

“如果我的左手不诚实,这可能是我的右手不诚实的相关证据,”他说,同时明确表示他不知道对黄和Archegos的指控的真相。

然而,夏皮罗说,与冒险的Archegos相比,该基金会的运作似乎更加谨慎,基金会的回报率超过了它所赠送的金额。

夏皮罗说,如果做990表申报的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家小公司,而不是像毕马威(KPMG)这样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他可能会对基金会“更加担心”,因为后者对单一客户有更大的财务独立性,可以指出道德方面的漏洞。 恩典与怜悯基金会的2019年990表申报文件列出了一个3人的会计师事务所。

夏皮罗说:“当你在雇员的报酬问题上胡作非为时,你就会违反《雇员权益保护法》(Employment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ERISA),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ERISA欺诈是该诉讼的指控之一。 “这真的是一个可怕的情况。”

同时,针对黄和哈利根的联邦案件正在进行,检察官必须在7月20日前提交辩方可以审查的证据。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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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罗伊案”的终结

President & CEO

对最高法院裁决的忠实回应应涉及新的护理实践。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Joe Anderson 插图

在亚特兰大北部的“周边教会”(Perimeter Church)参加活动的最佳部分之一是看到年轻家庭的停车场。 每个星期天都有工业型号的面包车驶入,带入大量儿童。 这些不是从当地社区集合青少年的班车,而是装满了从国内和国外收养儿童的家庭面包车,他们其中人许多有特殊需要。

在过去的13年里,“周边教会”的家庭收养了100多个孩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教会孕育的一项事工。 Promise686 是以诗篇68:6的宣示命名,即“神叫孤独的有家”,它通过赠款和其它援助方式支持了近500例收养。 该事工支持了对我女儿的收养,如果她被留在中国的国家孤儿院系统中,她的先天性心脏缺陷可能是致命的。

既然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推翻 “罗伊诉韦德案”,像Promise686这样的事工将至关重要。我们庆祝 “多布斯诉杰克逊案” 的裁决。 所有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尊严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道德问题,五十年来称恶为善的做法已经扭曲了我们文化的道德观。 推翻 罗伊案 是对从父母到子女,再到孙辈,代代相传的信实的见证,即为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人的生命和尊严而奋斗。 这可能是一代人中最重要的道德成就。

但对成功的信实回应将是什么样子? 推翻 罗伊案 将堕胎政策决定权交还给各州,许多州将禁止或已经禁止堕胎。 用基督教孤儿联盟主席杰德·梅德芬(Jedd Medefind)的话说,“许多孩子将出生,而这些孩子以前会被流产掉,”而且他们许多的父母是“正处于紧张和挣扎中”。

收养是答案吗? 可能不会。 这充其量只是答案的一部分。

美国的基督教收养运动是由《圣经》的诫令和照顾孤儿、寡妇的同情心所驱动的。 无数的家庭做出了美丽的牺牲,并经历了祝福,向急需的儿童开放他们的家。

但随后出现了更多道德上的复杂性。 许多被收养的儿童与他们原来的社区和文化分离,他们长大了,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并经历了深刻的失落感和无可依托。 在某些情况下,收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不清楚收养是否对“孤儿”或“寡妇”(生母)有好处。

因为愿意花费数万美元收养儿童的美国家庭比比皆是,这也在一些国家导致了人贩子输送那些原生家庭本希望保留的儿童。

收养运动不断演化。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养母推动的,她们感到一种模糊的悲伤。她们既爱和祝福她们收养的孩子,又对孩子和生母所承受的分离创伤感到悲哀。 这也是通过对美国寄养(foster care)系统的深入接触所推动的。 一方面是遭受虐待或严重忽视的儿童,他们显然需要寄养或收养;另一方面是母亲和儿童,如果他们得到爱的照顾,他们可能会一起成长。

Promise686 仍然在为收养服务,但现在也支持了6550例寄养安置,将“关怀社区”环绕在寄养家庭周围,以鼓励他们并改善他们的结果。

它还努力防止儿童首先落入寄养系统,为危机中的家庭提供支持,并在安全的情况下让儿童与母亲在一起。 用主席安迪·库克(Andy Cook)的话说,“在从预防到干预,通过寄养,再到永久安置的连续过程中,每一个点都需要教会。”

或者想一下佛罗里达州的”每个母亲的倡导者”(Every Mother’s Advocate,EMA)。 经过三年的寄养和收养经历,对于“一旦家庭卷入儿童福利系统,母亲们就会面临系统性的挑战和破碎”,创始人查莉·奇维德吉安(Charlee Tchividjian)已经看够了。 她说,大多数儿童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原因,只是因为无法满足儿童的基本需求。 奇维德吉安说:“对于处于危机中的母亲来说,维护其权益可以改变一切。” 在EMA参与的濒临儿童被带走的家庭中,88%从危机走向稳定。

那么,支持反对堕胎权的基督徒应该如何庆祝 罗伊案 的结束? 也许可以通过与这样的事工合作。 奇维德吉安说:“当一个母亲的权益得到维护时,家庭就得到了保护;寄养人口的统计数字急剧下降;寄养系统通向贫困、监狱、成瘾和无家可归的管道开始慢慢消失。”

罗伊案 的终结将尊重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并将儿童安全地送入世界。 这也将给许多母亲带来真正的困难。 我们能够庆祝因 罗伊案 的消亡而诞生的孩子的最好方式,是爱那些抚养他们的母亲。

戴伦博(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总裁、首席执行官和主编。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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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罗伊诉韦德案”:反堕胎福音派庆祝他们期待已久的裁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堕胎权案件“大错特错,从当初判决之日起就与宪法冲突”。

反堕胎活动人士在六月份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裁决之前在最高法院集会。

反堕胎活动人士在六月份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裁决之前在最高法院集会。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Drew Angerer / Getty Images

“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曾鼓动一代又一代的反堕胎运动人士,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了福音派的政治参与——已被 推翻

曾有数百万人游行、抗议、游说,并为这具有指标意义的堕胎权裁决的结束祈祷。 经过49年和 超过6300万 的堕胎案例,这时刻终于到来。

基督教领袖称这一裁决“曾经是不可想像的”,今天被标记为“我们都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天”和“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我们认为 罗伊案凯西案(Casey) 必须被推翻,”大法官撒母耳·阿利托(Samuel Alito)代表多数大法官 写道 。 “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任何宪法条款也都没有默许要保障这种权利。

“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判决是6比3,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赞同多数的意见。 法院的意见书与 上个月泄露的阿利托草案非常相似。

这一判决是唐纳德·川普总统任期内通过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的结果: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

福音派一直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宗教团体,也最渴望看到 罗伊案 被推翻。 虽然堕胎从来不是福音派唯一的议题,但在投票时,它往往较所有其他的议题更被看重。 一些人不顾道德上的疑虑支持川普,就是希望他能兑现任命大法官 的承诺 ,最终推翻 罗伊案 ,以及之后最高法院确认堕胎权的裁决,“计划生育诉凯西” 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这一政治算计似乎是得到了回报。 三位新法官与阿利托和克拉伦斯·汤玛斯(Clarence Thomas)一起做出了大胆的决定,称之前的法庭搞错了。

“这一天属于许多人,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以及川普总统,他值得我们感谢,因为他遵守了一个我不认为他会遵守的承诺,”基督教伦理学家,贝勒大学宗教教授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

EPPC(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埃德·惠兰(Ed Whelan)将这项裁决 称为 “保守阵营法律运动的最高成就”。

多数意见反映了福音派和天主教反堕胎团体的论点,他们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friend-of-the-court briefs)。 从战略上讲,许多人较少关注胎儿的人性和生命权的论据,而更多地关注 罗伊案 背后的法律推理问题。

罗伊案 的决定是错误的,论述也很弱,” “美国人团结为生命”组织(Americans United for Life)的律师们 写道 。 “在最初的审议过程中,许多裁决错误——特别是没有任何证据记录——导致 罗伊案 无法执行。 … 人们一直在寻找伊罗案的宪法理由,法院尚未为可行性规则提供合理的诠释。

EPPC的律师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作为宪法文本和历史的问题,罗伊案不仅错了,而且非常严重,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罗伊案在判决的那一天就被严厉批评为错误,从那以后,法院内外一直强烈反对,没有一位现任大法官为其实际推理的优点辩护。”

多布斯案 审理2015年密西西比州法律禁止15周后堕胎的合宪性,这禁令限制了 罗伊案 所允许的权利。 该州唯一的堕胎诊所杰克逊妇女健康中心(Jackson Women’s Health)控诉了包括汤玛斯·多布斯(Thomas Dobbs)在内的州卫生部门的官员。 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ADF)是该州的法律辩护团队中一员。

“密西西比州要求法院推翻罗伊案判决,因为该案大错特错,没有宪法条文、结构或历史的基础。 此外,罗案不断变化的标准长期以来一直行不通,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反堕胎法律最终要在法庭上再审,”ADF总法律顾问克里斯汀·瓦格纳(Kristen Waggoner)说。 “它也没有考虑新的科学进展,就是生命起始于受孕。”

罗案 是如何决定的

法院1973年的裁决是基于胎儿生命不享有宪法保护的论点。 该案的律师们指出,传统上,权利被理解为从出生开始。 例如,第14修正案 将公民身份扩大到 所有“出生……在美国,”而不是那些在国界内受孕的。 同样,胎儿也不允许拥有财产。

然而,法官们说,州政府在保护胎儿生命方面确实应 极度重视 。 这种重视的程度必须与保护女性的隐私权相平衡。

“隐私”在宪法中从未被提及,但第9修正案规定,宪法中 未提及的权利 不得因此被否认。 第14修正案保障了合法的正当程式,法院称这就表明有隐私权,包括不受州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做出堕胎决定的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允许的。

大法官们对这一点进行了辩论。 经过一些他们之间的交换讨论,他们确定了胚胎的存活性。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的作者哈里·布莱克蒙(Harry Blackmun)大法官认为 罗伊诉韦德案 是一种谨慎的妥协。

“法院今天不认为宪法强制要求堕胎,”他写道。 “今天它没有宣布孕妇有堕胎的绝对权利。 它确实将在妊娠前三个月内的堕胎决定和责任,赋于主治医生。”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 所指出的那样,布莱克蒙错了。 罗伊案 没有接受反堕胎运动的任何论点,并为堕胎权利提倡者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 该决定迫使46个州立法机构重写了他们的堕胎法,使其与当时美国最自由的堕胎法保持一致。

当时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无视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这一决定不仅与基督教历代以来的道德教义背道而驰,而且与美国人民的道德意识相悖,“CT在1973年 辩称 。”

美南浸信会、神召会、基督教宣道会、美国长老会和其他教派都在 罗伊案 之后的十年里通过了反堕胎决议。

在他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类出了什么问题?》中,福音传教士法兰西斯·谢弗(Francis Schaeffer)和儿科外科医生C·埃弗雷特·库普(C. Everett Koop) 堕胎是“第一个也是关键问题”,是保护人类生命尊严的“基石”。

“我们恳求你们这些基督徒发挥你们所有的影响力,通过立法、社会行动和其他手段来对抗日益增加的人性丧失,”他们在1979年写道。 “如果我们此时此刻不表明立场,就不能声称自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盐。”

该运动在1992年几乎取得了胜利。 五家堕胎诊所和一名独立医生控诉宾州政府限制堕胎权利,包括强制性等待期和通知配偶或父母。 当时,九名大法官中有八名是由共和党人任命的,尽管其中至少有三名支持堕胎权。

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 判决前夕,首席大法官威廉·H·伦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起草了一份5比4的多数意见书,推翻了 罗伊案

然而在最后一刻,安东尼·甘迺迪大法官 改变了立场。 他与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大卫·苏特(David Souter)一起制定了一项妥协方案,允许各州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堕胎,同时也维护 罗伊案 的有效性。 他们让两位他们也获得两位偏自由派的大法官亨利·布莱克蒙(Harry Blackmun)和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的赞同。

虽然它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妥协”,但 凯西案 的5比4决定实际上是对 罗伊案 核心主张的重申 — 同时几乎完全放弃了法律推理。 法院裁定,必须承认 罗伊案 开创的先例,坚持 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 的法律原则。

质疑先例的权威性

去年12月,三位新任的大法官在 多布斯案 的口头辩论中都对这一标准提出了质疑。

“在考虑 遵循先例 时,这显然是本案的核心,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它?”巴雷特问道。

这位天主教徒的大法官承认建立在先例基础上的制度有它的好处,但认为“我们的 遵循先例 理论的一部分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命令,在某些情况下,推翻先前的裁决也是可能的。 她举了多个例子,包括一个民权案件和一个LGBT权利案件。

罗伯茨似乎在寻找一种方法来修改之前的裁决,也许在不真正否认宪法允许的堕胎权的情况下,为监管堕胎设定一个不同的程度标准。 然而,双方的律师都表示无意妥协,他们认为此案应是全有或全无。

“我读了你的诉讼摘要,”阿利托对为 罗伊案凯西案 辩护的律师说。 “你的摘要说,我们唯一真正的意见是重申 罗伊案凯西案 的现状,或者完全推翻他们。 你说‘这里没有折衷地带’。这是对你的摘要的正确理解吗?”

她同意了。 听证会后不久,阿利托开始起草一份大胆的决定,完全推 罗伊案凯西案

“推翻先例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轻易作的决定,”他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有五个因素强烈支援推翻 罗伊案凯西案 的裁决:它们本质的错误,它们推理的质量,它们对国家施加的规则的‘可行性’,它们对其他法律领域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缺乏具体的依据。”

该决定没有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而是将监管衡量权发回各州,选民和立法机构将决定妇女何时可以和不可选择终止妊娠。 一些已经通过了“触动法(trigger laws)”的州,就会立即实施限制。

“长期以来,罗伊案和凯西案的决定使我们的国家对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的困境视而不见 – 将这些生命视为负担而不是祝福。 虽然这项裁决是建立真正生命文化的重要一步,但堕胎问题现在将被送回各州,”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ERLC)公共政策主任切尔西·索博利克(Chelsea Sobolik)说。

“我们必须继续利用我们的时间,才能和资金来保护早产儿,照顾他们的母亲,并在各州提倡保护他们的法律。”

随着周五上午(六月廿四日上午,译者注)发布的决定,福音派领袖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我为这个历史性的一天感谢神 … 庆祝生命的一天,”神召会的总监督道格克莱 。 “不是要志得意满,而是要喜乐,感谢赐生命的主。 继续努力在我们所服事的社区中创造一种重视生命的文化。”

“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说:“经过50年为未出生的胎儿争战,我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基督教医学和牙科协会(Christian Medical and Dental Associations)称这是“生命和医疗保健急需的胜利”。 ERLC的负责人 宣称,“反堕胎运动的新篇章开启了”。

专家表示,该裁决将立即导致堕胎数量减少 10%至15% 。 但从长期来看,这影响不会太明显。

“我们不会假装知道我们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将会对今天的裁定如何反应,”阿利托 写道。 “我们只是做我们的工作…. 因此,我们认为宪法不赋予堕胎权。”

翻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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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主日学在瘟疫期间暂停。它会恢复吗?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随着参加人数或志愿者的减少,宗教教育课程受到严重干扰。

主日学的参与受到瘟疫的影响。

主日学的参与受到瘟疫的影响。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Pearl/Lightstock

当特蕾西·菲克森(Tracey Fixen)自愿担任她教会的主日学校长时,情况就像一块干净的石板。 当时在北达科他州科尔法克斯(Colefax)的路德会“我们的救世主教会”(Our Savior’s Lutheran),从来没有宗教教育计划。

她说:“我开始时说,‘我们要看视频,这样,我们会有一些成人教育。’”。 这个拥有200人的教会现在每周主日崇拜前的一个咖啡时间提供课程。

菲克森说他们拥有的材料许多都是“过时的”——购买新材料不在当时的预算之内——但举办某种形式的主日学比许多教会目前做的要多。

随着美国教会的出席率 仍然停滞不前 ,和会众的焦点转向查经班或小组,周三晚上或周日早上的宗教教育课程很多已经消失了。

此外,在COVID-19瘟疫期间,这些额外的聚会被搁置。 他们会回来吗?

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的新数据 显示,接受调查的教会中有一半报告说,他们的宗教教育计划在过去两年受到严重干扰,尽管福音派教会没有像主流、天主教和东正教会众那样受到影响。

大多数教会在2021年提供较少的宗教教育课程,有四分之一的教会在今年3月之前弥补了部分损失。

研究人员这样写,在接受调查的会众中,“有一些把课程合并和把年龄组合并,而另一些取消了周日课程,转移到平日晚上全家的活动。 对一些教会来说,这些决定可能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但对另一些来说,它们可能是因为有需要应对不断减少的人数。”

研究发现,大约六分之一的教会要么在瘟疫之前没有提供成人教育计划,要么已经停止了这些计划。 它说,缺乏参与可能最终使主日学在更多的会众中“不再可行”。

佛罗里达州萨尼贝尔岛的萨尼贝尔社区教会(Sanibel Community Church)的副牧师道格·胡默(Doug Hummer)认为,主日学加上每周的敬拜聚会,是教会遵循《圣经》里的命令,有关教导和门徒训练的核心方式。

他说:“教会是门徒训练的地方 … 就像在《太福音》28章说的,要使人做门徒,教导他们,训练他们,给他们施洗。 如果你去掉门徒训练的成分,你有教会吗? 因为这就是教会与任何其他组织不同之处——我们被神的灵赋予能力使人做门徒,教导、训练和装备。”

教会还举办小组和查经班,但胡默说,他相信宗教教育课程是教会使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教会实施宗教教育课程的挑战归结为财务,资源,可用性,优先事项和时间——除了常规的教会聚会和小组外,每周加上另一项承诺。

虽然教会从 COVID-19 引起的出席率下降中恢复过来,但要忙碌的会众报名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保罗·全(Paul Jeon)说,与其他聚会相比,主日学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这位华盛顿特区郊外的新城教会(NewCity Church)牧师说:“当有人来上课时,这并不是分享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场所。 上课的目的是学习一些东西 – 无论是技能还是特定内容。”

像许多其他会众一样,新城也很难找到人来领导小组或教主日学。 全说,许多人被吓倒了,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担任这样的职位。

据盖洛普 报导,瘟疫也严重影响了全国的教会志愿者人数。 年长的成员是 一些最忠诚 的主日学教师,他们有理由对COVID-19期间的实体接触特别谨慎,有些人仍然对教导尚未接种疫苗的年轻孩子犹豫不决。

志愿者短缺会严重打击小教会。 在哈特福德调查中,少于50人的教会的成人教育计划下降幅度最大,而大型教会的课程在增长。

在密歇根州罗克福德(Rockford)牧养80人会众的克里斯·麦诺(Chris Minor)说,周日晚上在他的教堂里,他的教会致力于一种较休闲和教育性的风格。

麦诺说:“我并不是讲另一篇信息,而是互动性地用问答来教导,更深入地研究早上的经文。”

一半的会众(48%),如北达科他州的“我们的救世主教会”,利用视频资源进行主日学和其他教育课程。

研究人员发现,视频课程还允许教会提供混合节目,或者让参与者“按需求”观看,而不是固定每周一起参加聚会。

该研究发现,“有关用Zoom作为宗教教育平台,同样数量的受访者称赞它或谴责它的无效性”,并指出儿童课程比成人课程更难转移到线上。 “尽管如此,看到各种规模的会众,在面对瘟疫的现实以及教育其年轻和老年成员的需求时,所尝试的广泛努力和创造力,真是令人感动。”

虽然瘟疫代表了最新的一次循环,但也许主日学一直都有它的挑战。 1959年CT的封面故事问道:“我们应该关闭主日学吗?”

它这样说:“虽然主日学似乎一瘸一拐地走着,但它经常创造奇迹。 只有全智的上帝才能利用未经训练的志愿者、微薄的设施和有限的材料来改变这么多人的人生轨迹。”

翻译: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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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熟龄族群正在从教会流失

为什么婴儿潮世代和X世代的流失率要高于年轻基督徒?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6, 2022
Illustration by Jared Boggess

罗贝娜.雷德尔(Robrenna Redl)不是那种会让牧师意识到会停止上教会的人。这位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居民仍想当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曾经参与教会事工很长一段时间,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雷德尔三十多岁时认识耶稣,在往后几年,她是一间保守派独立教会的模范成员。她说:“我很投入教会,曾担任主日学老师教导小学生七年,又教中学生六至七年。” 她也在妇女事工领导团队服事,并为教会工作五年。无论怎么看,她都是一位忠实成员。

但在二〇一八年,服事整整十七年后,她离开了教会。雷德尔并不是特例。教会出席模式显明,四十岁以上的人,亦即X世代和婴儿潮世代,至少和千禧世代和Z世代一样,有相等的可能性会不再上教会。

曾经有段时间,牧师从讲坛上俯视那些头发花白坐在长椅上的会众,认为他们万无一失,丝毫不用担心这些人的忠诚。“大家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牧师兼研究员柏格(Ryan Burge)说,“黄金女郎绝不会离开。无论如何,他们每周日都会出现在教会。” 但根据巴纳集团(Barna Group,福音派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过去三十年来,教会出席人数下降幅度最大是在五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群体。“我们不能将教会出席人数的下降仅仅归咎于年轻人”,巴纳的调研主管金柏琳(Savannah Kimberlin)这么说。每个年龄层都有人在离开教会,老一辈也不例外。根据柏格的说法,“如今已经没有哪个出生组别要比十二年前更虔诚了。”

巴纳调查还发现,从一九九三年至二〇二〇年疫情爆发前,每周上教会的人数在二〇〇九年达到48%的高峰,随后在二〇二〇年暴跌至29%。部分原因是有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在成年后从未去过教会。千禧世代和Z世代,也就是今(二〇二二)年年龄在三十八岁以下的人,在统计上要比当年同龄时的父母和祖父母较少持有宗教信仰。但前述议题和退出教会不同,本文讨论的是曾经待在教会却不再参与的人。

在二〇〇九年时,还有46%的婴儿潮世代和44%的X世代表示他们每周都上教会。直到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爆发前,比率下降近三分之一,分别至32%和29%。(相较之下,千禧世代在同一时期的教会出席率大约下降22%,二〇二〇年间约有25%的人每周上教会。)生命之道研究中心(LifeWay Research,美南浸信会所属机构)的报告宣称,随著新冠疫情的持续,自二〇二一年八月以来,几乎所有教会都重启实体聚会,而且疫情前的大多数信徒都已返回教会。

然而,柏格从美国政府数据中发现,在过去几年里,五十五至六十四岁成年人的教会出席率显著下降,根据报告大约降低了十个百分点。这些年长者与其他年龄层的模式并不相符,后者于二〇一八至二〇二一年间的教会出席率是相近的。这可能意味著教会很快就会注意到长者出席率的下滑,即使模式尚不清晰。

柏格在他的新书《美国宗教和政治的二十个迷思》(20 Myths abou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中写道,这些数据挑战了人们长久以来对教会年长者的一些看法。其中一项他称之为 “生命周期效应”,指的是在教会中长大的人,可能会在高中毕业自食其力后离开,但随后又回到教会来抚养下一代,直到他们面临空巢期,当中有些父母会选择离开教会,但大多数人会留下。柏格表示,尽管这个理论听起来很合理,但却无法说明婴儿潮世代迈入成年后的行为模式。他说:“数据相当清楚,生命周期效应已经不适用。” 现今当人们不再上教会,牧师就别指望他们会回来。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民调机构和智库)曾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调查美国人不去宗教场所参与礼拜的原因。从基督徒的反应展现了明显的代沟。六十五岁以上没有去教会的人中,有45%说他们不去教会是因为 “我以其他方式信奉我的信仰。” 五十至六十四岁中,有大约相同比例的人也这么说。换句话说,四十岁以上不再参与教会的基督徒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觉得他们仍在从事信仰活动。年轻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十八至二十九岁的人中,只有大约25%说他们不去教会是因为他们以其他方式来信奉信仰。

兰道(David Landow)牧师在德拉瓦州威明顿市牧养以马内利长老教会,他发现离开教会的人往往可以归为两类:“淡出组” 和 “脱离组”。“淡出组” 是他所熟识的那些搬入退休社区并逐渐不再正常出席的人。兰道解释:“他们没有放弃信仰,只是教会不再是他们的优先考量。” 他相信很多离开教会的年长者皆是如此。菲利普斯(Nate Phillips)是密西根州柯克丘陵长老教会的牧师,他也看到年长者离开教会的趋势。他说,当会众感到不满时,他们会寻求更妥善运用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在教会委员会服事。菲利普斯最近与离开教会的一名中年会友沟通。那人解释说:“我爱戴你,我也爱教会那些人,但坦白说,我在我的足球俱乐部也能得到教会给我的一切。”

在皮尤有关离开教会的调查里,六十五岁以上不参与教会的基督徒当中,有不到三分之一(28%)表示他们是因为 “不喜欢” 才停止去教会。这个群组挑选的陈述像是 “我还没有找到我喜欢的教会”,“我不喜欢牧师的讲道”,以及 “我感到自己不受欢迎。” 金柏琳解释,大多数婴儿潮世代 “并没有被教会的负面声量所困扰”,但年轻的基督徒比较容易不满。五十至六十四岁和十八至二十九岁中,大约有38%的人表示,他们没有去教会是基于某方面的不喜欢,兰道称之为 “脱离组”,他说:“这算是某种中年危机。” 皮尤的调查结果与其他研究相符。金柏琳说,Z世代和千禧世代比起年长的基督徒更有可能将教会看作是好批评的,并且对其在社区中扮演的角色,整体看法较不正面。

惠顿学院葛理翰中心的助理主任拉克斯顿(Josh Laxton)认为,教会会友的离去是受到多重因素的推动。有些人离开是因为教会的观点与他们个人不一致。其他人则发现,在政治和社会公义等议题上加剧的压力,使他们对教会感到不自在。贝克(Josh Baker)是东田纳西州立大学教授和期刊《宗教社会学》的编辑,他发现,离开和留在教会的人之间最主要区别在于政治立场。他说,那些在政治上认同独立党或民主党的人最有可能停止出席,改为私下追求信仰。

然而,柏格表示,人们很少会因为丑闻或弊端等重大原因退出教会。他说:“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是基于非常现实的理由离开。可能是搬家,或是生活变得忙碌,去教会不像以前那么方便。有些人表达他们离开的理由甚至上句不接下句,但他们就是不来了。”

当然,也有些人可以指出离开的具体原因。对于雷德尔来说,就是她在一直参与的教会中看到某种转变。“教会变得愈来愈容不下 “他人”,却没有察觉到我正正是他人的事实。” 雷德尔是黑人,有两个混血儿。她还说,教会也开始展现与极右派政治的结盟,并且对教会内性侵问题处理不当。

雷德尔在她离开的那间教会里无所适从,但在其他地方也还是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她说:“自从离开后,我一直努力要回到教会。我试过到我孩子去的教会,但是对我来说有点太年轻、太前卫了。” 她尝试过几次非正式的聚会,也在线上一间教会做过礼拜,但她没有正式加入任何地方。“由于对基督徒群体怀有疑虑,我很难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可以跟别人一对一谈话,但是团体对我来说太过复杂”,她这么说道。

菲利普斯担心的是,像雷德尔这类型的离开,不仅会对离开的人,同时也会对离开之人牵连到的人,产生灵性上的影响。“现今的世界已彻底扭曲,我们已经失去属于我们的机会”,菲利普斯说道。“最起码,我们曾经提供过道德指引”,但他说,美国人如今已不再为此寄望教会。“我认为人们正在寻找意义、无限以及与伟大故事的连结”,他说。在教会的事工和活动中,“有时我们能在许许多多有限的情况下迎来这一切。”

尽管如此,把教会视为聆听振奋人心的讲道,或是调校道德标准地方的那些人,可能会指出收听录制信息和诗歌的便利性。这些活动,可能就是许多离开教会的长者,认为自己仍在实践信仰, 仍在学习,仍在敬拜的原因。然而,不与其他信徒碰面也算 “上教会”,这种想法与圣经是抵触的。希伯来书十章24~25节说,基督徒刻意见面是为了相互鼓励。一旦成为成熟的信徒,人们就停不下对教会的需求。拉克斯顿很清楚,圣经中满是劝告,要我们与其他信徒相聚;人们不会单单因为可以下载播客节目(podcasts)而不再需要彼此,或是不再需要归属。他表示,如果人们不把教会放在首位,那么生活中总是少不了各样活动来引诱他们离开教会。

虽然照顾幼儿(儿女或孙子女)、工作和生活中的其他需要,可能会让一些四十岁以上的人远离教会,但拉克斯顿指出,退休后的周末小旅行也会打断规律的教会出席。

贝克说,在美国从教会中辍的原因不大可能是教会自身的准则发生变化,因为他的研究显示,教会对于教导实体聚会的重要性从未改变。相反,他指出变化是在于出现了其他聆听讲道和敬拜音乐的方式。生命之道研究中心的执行长麦康诺(Scott McConnell)表示,人生大事通常会影响教会出席;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上大学,但在往后的年日里,搬去新城市或是面临空巢期,都同样可能导致中断。即使生命周期理论不适用,人生大事仍然是转捩点,容易使得参与教会变得麻烦或是不那么值得。

兰道认为,不再醉心于基督信仰的人中,有许多是肇因于他们的生活没有达到本身的期望。“也许婚姻不如所想像的那样,又或许抚养孩子并没有以为的那么充实”,他说。从那些时刻看起来,他们的信仰似乎是建立在一张虚假的清单上。兰道与许多这样的人共事过,他们把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视为一连串的里程碑:毕业,结婚,生子。一旦这些目标达成,又或者这一系列事件已机会不再,他们就处于选择去留的关头。因为在这些里程碑之外,他们看不到门徒训练的意义。近年来,兰道也看到父母在孩子背离信仰时所经历的属灵震荡。如果父母自己没有坚定信念,反而有可能被这抗争拉走。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是在信仰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如果你的信仰是靠自己的力气,那么你很快就会筋疲力尽”,兰道这么说。麦康诺说:“如果看不到自己信仰的价值,届时他们就会做出去留的关键决定。” 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必须考虑所有年龄层的人都有离开的风险。“随著年龄增长,人们往往在灵性上变得更加成熟,但这并不会抵销以下的风险或可能性,就是他们有可能误入歧途,或不想再与其他信徒一起事奉。” 麦康诺说,如果教会领导层和成员能牢记这点,并去接触那些有一段时日没来教会的人,听听他们在挣扎什么,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受到重视的,这样就可以有助逆转那股离开教会的风潮。

兰道认为,教会必须很小心,不要让人误以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心想事成。“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容易,它也不是个承诺,应允只要你完成这些步骤,就能实现自我。基督信仰是对神国降临的渴望,但如今我们对于自身的渴望著墨太多了”,兰道说。凯特.墨菲(Kate Murphy)牧师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牧养一间岌岌可危的教会,她见到会友往往只是出于个人喜好而离开,但神使用她周遭的人,要她更深入思考。墨菲说:“我们很容易坐在礼拜堂里,想著那些选择去吃早午餐,或是选择在周日早上修剪自家草坪,还有选择帮他们的孩子报名周日早上练习体育竞赛的人。看著那些选择,我们很容易会想,‘嗯,那些人不如我们思考深入,也不像我们真心在乎,他们远远不及我们这么认真看待上帝。’”

但最终,她才意识到她的教会并没有满足人们的属灵需求。“当人们前来寻求灵命转变,还有寻找装备,使自己得以在这个破碎世界生存下去时,我们给不了,他们就离开了”,墨菲说道。她认为解决之道是让领导者和会众一起悔改,意识到教会出了问题,并承认是教会里的人造成这个问题。圣灵仍然持续在吸引著人们,而人们也仍然拥有属灵需求,渴望得到满足。墨菲接著说:“我想教会内有些基督徒已经忘记,福音是多么能够带来转化,足以改变生命,并且福音在本质上是多么的美好。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一点上,我想我们会看到神是信实的。”

就金柏琳而言,则是希望巴纳的研究能够帮助教会领袖思考,如何坚固会众和牧养年长族群。“你是否确定在你的教会里,老一辈会友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一生都是教会的忠实参与者,如今选择在五,六十多岁时离开教会,我认为,这个情况是在表明他们对归属感和价值的感受其实非常深刻。” 柏格认为教会此刻正面临绝佳契机和高度风险;“忽视年长者就是要自行承担忽视他们的后果”,他这么说道。但这不仅攸关教会恢复往昔运作的能力,正如生命之道的麦康诺所说,“每一代人对神都很重要,因而应当对教会也同样重要。”

翻译:王湘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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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圣经考古学在2020年的十大发现

偶像崇拜、邪恶的国王和基督教会的证据加添了我们对圣经世界的理解。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9, 2022
Courtesy of Yoli Schwartz,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2020年是不乏圣经考古学新闻的一年,尽管出于对新冠疫情的管控,以色列几乎取消了所有预定的挖掘工作。 有限的挖掘工作仍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开展,对先前挖掘工作的研究也在继续,并有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发布。

以下是2020年将我们与圣经世界连系起来的最大发现。

10. 亚述神灵石雕

意大利和库尔德考古学家发现了一面高达15英尺高的石雕,描绘了一位亚述国王和七个站在圣兽背上的亚述神明。 这副浮雕作品被刻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北部一条运河边的悬崖上。 这个国王被认为是萨尔贡二世(Sargon II),他在公元前722至705年为王,并征服了北国以色列(王下17:6)。 发现浮雕的运河有可能就是被萨尔贡二世奴役的以色列人挖掘的。

9. 建造在磐石上的教会

在以色列北部班尼亚斯(Banias)的一次挖掘中,发现了一座四世纪的教堂遗迹。这座教堂按照当时的惯例,建在另一个神祇的殿宇之上。 班尼亚斯是一个潘神(Pan)的崇拜中心,这个神殿很可能就是为了崇拜这个与性和春天有关的希腊神祇。

然而,第四世纪的基督徒会认出这个地方就是圣经中的凯撒利亚腓立比,就在这里不远,彼得曾对耶稣说:“你是基督”,而耶稣回答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3-19)。 废墟中的一块石头上有朝圣者留下的十字架刻痕,这些朝圣者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信仰后不久就造访了这座教堂。

8. 与大卫王结盟的堡垒

考古学家在戈兰高地发现了一座可追溯到大卫统治时期,即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防御性建筑。堡垒中一块大型的玄武岩上刻着两个长着角、手臂张开的人物。

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建筑是大卫王的盟友、基述王国(the kingdom of Geshur)的前哨。 大卫的妻子玛迦,即押沙龙的母亲,是基述王的女儿。

7. 神圣烟雾的残留

对公元前八世纪一个祭坛表面的有机残余物进行的一项测试显示了大麻的残留物。 这是大麻与古代以色列任何一种形式的崇拜有关的第一个证据,也是迄今已知的最早在仪式中使用大麻的记录。 祭坛是专门用来敬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的。

阿拉德沙漠要塞的敬拜中心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被挖掘出来。 半个世纪前做的测试没能给出确凿的结果。 但新的测试使用了改进的设备和技术。 该遗址的第二个祭坛上还留有乳香的残留。

6. 可与耶路撒冷媲美的神庙

特拉维夫大学的考古学家经过计算,认为在耶路撒冷附近、在以色列1号公路重建过程中发现的一座神庙,大约建于公元前900年。 据估计,莫扎神庙(The Temple of Motza)的规模与所罗门在半个世纪前建造的圣殿相似,而且就在其往东五英里处。 这座作为竞争对手的神庙有可能是用来崇拜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神————以及其他的神祇。

这一发现令人震惊,但与《旧约》中关于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以及向谁敬拜的国家争端的叙述十分吻合。 学者们认为一些关键的圣经经文是为了维护在耶路撒冷进行敬拜而写下的,《列王纪上》再次记述了在同一世纪,北国以色列如何在但和伯特利兴建了崇拜的中心。

5. 迦南的击打神

以色列考古学家约瑟夫·加芬克尔(Yosef Garfinkel)发现了公元前12世纪一处迦南神庙的遗址。 发掘现场位于拉基士(Lachish),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旧约城市之一。在这里已经出土了一批在迦南人崇拜中使用的文物,包括珠宝、匕首和两个四英寸高的“击打神”的青铜小雕像。

神庙中最重要的发现也许是一根镀银的青铜权杖。 加芬克尔认为它本是由一个人形大小的迦南神祇巴力(Baal)的雕像持有。 雕像本身没有被发现,但古代迦南神明的大型雕像却很罕见。

4. 保存完好的宫殿

考古学家在现代城市阿富拉(Afula)外的耶斯列谷地(Jazreel Valley)进行一个道路项目时,发现了一个皇家建筑群,该建筑群曾为暗利和亚哈等以色列王所用。 该建筑群距离亚哈王另一座位于耶斯列旧址的宫殿所在地仅半英里。 他们发现的一个大型柱状建筑被描述为“在以色列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暗利家族建筑”。 在现场发现的储存罐显示这里似乎是一个食物分配中心。

3. 老底嘉一间房屋中的教会

土耳其考古学家塞拉尔·西姆谢克(Celal Şimşek)在挖掘老底嘉的一所房屋时发现了用于基督教敬拜的圣物。 围绕中央花园或庭院建造的柱廊式房屋位于剧院旁边,很可能为富人所有。 使徒保罗给老底嘉教会发过一封书信,他在《歌罗西书》中提到过,但似乎信已失传。 《启示录》也提到了这一教会,耶稣谴责这些基督徒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事实上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3:17)。

西姆谢克没有详细说明他发掘出的宗教物件,但总结说一座带有教堂的房屋会增加学者们对 “基督教自一世纪中期以来在老底嘉的传播 ”的理解。

2. 真的“复制品”;假的残片

圣经考古学家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确定那些非由他们亲自挖掘的文物的真实性————即那些在文物市场上出售的物件。 今年有几个重要的例子说明尖端技术可以为此提供帮助:一个曾被认为是赝品的粘土印章印记被证明是真实的,而另一些曾被认为是真实的死海古卷残片却被发现是伪造的。

本古里安大学教授尤瓦尔·戈伦(Yuval Goren)和他的团队确定,一个描绘了一头咆哮狮子的 “布拉(bulla)”,即印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88-748年、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时期。 它是几十年前在贝都因市场上被低价买下的。

与此同时,一家专门检测艺术品赝品的公司发现,圣经博物馆收藏的16块死海古卷残片都是现代伪造品。 博物馆因其开展的彻底调查赢得了赞誉,而且正以这些赝品为展品,专门举办了一个关注伪造问题的展览。 自2002年以来,还有70多块可能是赝品的残片被提供给了福音派的收藏家们。

1. 玛拿西统治时期的遗迹

考古发现的一座宫殿遗迹可能属于犹大王玛拿西,那位被《列王纪下》21章描述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并引诱他的民“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的王。然而这一发现却极大地拓展了考古学家们对后期犹大国王统治的认知。

废墟位于阿蒙哈纳兹夫长廊(Armon Hanatziv Promenade)上,这个地方从南面可以俯瞰圣殿山和耶路撒冷老城。 原伊欧里斯柱式(proto-Aeolian)的石器常被认为与第一圣殿时期的皇家建筑有关。 这种结构可以追溯到玛拿西王55年的统治时期,他从他的父亲希西家手中接管了南国犹大。

在几个街区外,在新建的美国大使馆附近,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大型仓库的遗迹。 它被认为是一个食品分配中心,也许还作为盈余农作物的储存地。 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

十年前,考古学家在附近的拉马特雷切尔(Ramat Rachel)发现了宫殿和行政中心的遗迹。 今年出版的相关挖掘报告,结合了新的挖掘成果,向学者们表明,沿着这条通往伯利恒的道路,这一地区是犹大国后期统治者们的一个主要活动中心。

戈登·戈维尔(Gordon Govier)是圣经考古学新闻季刊《物件》》(Artifax)的编辑,他同时也是每周广播节目《书与铲子》(The Book & the Spade)的主持人。

翻译:许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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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为什么华人基督徒传福音常常从科学谈起?

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善用科学的切入点,更好地向华人知识分子传福音。

利玛窦(Matteo Ricci,左)与徐光启

利玛窦(Matteo Ricci,左)与徐光启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8, 2022
WikiMedia Commons

北美的华人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似乎喜欢从科学,或者说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谈起。华人教会或福音机构举办的布道会或福音讲座,主题常常与科学相关。一些具有科学背景的讲员会从一些科学议题(例如达尔文进化论的缺陷、大爆炸理论与时空有始、生物系统和基因编码的复杂性)说起,讲到现代科学的一些发现如何佐证宇宙和人类生命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或设计者(就是上帝)存在,然后进入基督福音的讲述,最后呼召听众“决志”(表明愿意)信主。

许多华人教会和基督徒用科学作为护教和传福音的切入点,是因为他们相信与科学有关的布道、讲座或讨论能够吸引慕道友,或者这个问题是很多慕道友有疑惑、需要帮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关系的看法随着时间而变化,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而华人基督徒用科学来作传福音的切入点及视科学为护教的重要议题,也跟中国教会的历史相关。

传教士的贡献

在罗马天主教于16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之前,中国人的哲学和世界观是被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所主导。在明朝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不重视科学和技术。尽管在中国更早的历史中,例如在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有领先世界的进步,但到了14、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这一现象引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何中国的科学在近代却这么落后?”

利玛窦和他的耶稣会传教士同伴于1583年首次来到中国时,他们非常热衷于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耶稣会传教士(除利玛窦外最著名的还包括汤若望南怀仁等)利用“科学传教”的策略,吸引一些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良中国的精英阶层,通过博取他们对“先进”的天主教信仰的好感,来实现传播信仰的最终目标。这些宣教士与中国宫廷中的高官交朋友,并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家学者和官员对话(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他们在天文学、历法、数学、水力学和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并成为朝廷在科技领域特别聘请的专家。他们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改变了一些中国人对天主教的看法。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积极影响直到今天仍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所铭记。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左)、利玛窦(Matteo Ricci,中)与汤若望(Adam Schall,右)WikiMedia Commons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左)、利玛窦(Matteo Ricci,中)与汤若望(Adam Schall,右)

新教宣教士从19世纪初开始来到中国。在医疗服务、教育、妇女权利、鸦片戒毒和禁烟、废除妇女缠足、赈灾、农村建设和道德改革等方面,他们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科技发展的帮助,在医学和科学教育方面尤为显著。今天中国许多优秀的大学和医院最初都是当年的新教宣教士建立的。

反对与逼迫

尽管西方宣教士对中国有这些贡献,在明朝(1388-1644)和清朝(1644-1912)期间,基督教仍然被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有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的“洋教”,而宣教士则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工具”。每当中国出现政治动荡,统治者就会煽动民族主义,鼓励对西方和对宣教士的仇视。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中,两百多名西方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传教士和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中国北方被屠杀。

1919年的五四运动表明一些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中国知识分子愿意接受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1920年,中国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受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非基督教西方思想的影响,许多追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既反民主又反科学。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些中国基督徒和新的政权合作,建立了 “三自爱国教会”。这些教会声称要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而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于是“三自教会”成为政府认可的教会,在组织上实际上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那些不愿意接受政府管治、拒绝加入“三自”系统的教会最终成为地下或半地下的“家庭教会”,其牧师和领袖从1950年代开始就遭受迫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都被当作“帝国主义”的产物而被禁止和摧毁。基督教被批判为“反动落后”的思想,甚至连一些科学理论也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中国教会的主要问题是生存的问题,顾不上考虑科学与信仰的问题。

1976年毛去世后,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家庭教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从农村扩展到正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城市家庭教会的会众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比例明显比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高。这些城市教会的基督徒继承了传统家庭教会的虔诚主义和基要主义,但同时他们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触(特别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也受到西方神学和哲学的影响,他们对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也比家庭教会的前辈们更关注。

互联网时代

在中共镇压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事件”)之后,许多理想幻灭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到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留学及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信主成为基督徒。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和学者,因此他们对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有特别的兴趣。

随着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那时中国还没有“防火长城”),BBS和在线论坛成为世界各地的中国基督徒与非信徒进行对话并进行网络布道和护教的地方。关于基督教最激烈的辩论都与科学相关,特别是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以及关于“科学是否已经证明上帝不存在”的争论。由于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无神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中国的学校教育也一直向学生灌输反宗教的思想,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矛盾、有冲突。在这样的宣教处境之下,华人基督徒不再能忽视针对这种偏见的护教。

过去二十年来,在华人教会(甚至中国教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护教著作是《游子吟》,其作者里程(冯秉诚牧师)是一位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传道人。这本书包含了大量关于科学和信仰的讨论,特别是对进化论的批评。《游子吟》是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向慕道朋友(特别是有理工科背景的一些信仰寻求者)赠送得最多的礼物。

在新时代传福音与护教

今天,中国的城市家庭教会再次遭受严酷的逼迫,散居海外的华人教会继续面临来自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挑战。在传福音和护教时,中国基督徒仍然经常遇到来自科学主义和其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反对。

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认为基督教创造论(特别是年轻地球创造论)是反科学、否认进化论真理的宗教胡说。 不过,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的态度似乎并不完全是敌对的。

2021年7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一段视频的文字记录被发布在互联网上。在记录中,杨先生回答了观众“到底有没有上帝”的问题。他说:

“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那我想是没有的。如果你问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自然规律虽然是有序的,但是自然规律的组合却是随机的,任何有目的的产品,都是某种智慧设计的产物。”

虽然没有其它证据表明杨先生已经成为基督徒,但他似乎已经因为新的科学发现的证据而成为有神论者,或至少是自然神论者。

在中国教会和海外华人教会中,基督徒对创造与进化的看法是多元的,尽管年轻地球创造论似乎仍然是最被接受的理论。去年,“普世佳音”机构将两本创造与进化方面的英文书翻译成中文,一本(《起源:创造、进化和智慧设计》)介绍了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的多元化观点,另一本(《起源·证据·目的:进化与智慧设计》)则更侧重介绍智慧设计论。2022年7月,“普世佳音”将出版另一本关于科学与信仰的“游子新歌”系列书籍《万有之上:基督教与科学的奇缘》,这本书是用中文原创,由基甸和小灶合著,两位作者都有理科背景。

中国的基督徒需要克服(源于极端基要主义的)盲目反科学的心态,学习善用现代科学来帮助我们护教和传福音。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有许多新的领域需要去探索。基督教护教和传福音的策略应该并对慕道友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敏感,有针对性和处境化。在向中国知识分子宣教的时候,涉及科学的护教极具策略性,也非常必要。笔者希望本文的历史反思,可以给有志于护教和传福音的事工的基督徒带来些许的帮助。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

Books

一个曾经的文化斗士的自白

在我的青年时期,我扮演着论战者的角色。 以下是我对真正的义的认识。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7, 2022
《今日基督教》插图/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90年代又回来了。 头发乱蓬蓬的、超大的西装外套、大地色系、还有厚底鞋 另外,当然还有对迪斯尼的抵制和关于自由派恋童癖的性崇拜的阴谋论。

我在90年代上初中和高中,当时既享受着我自己的那份对时尚的懵懂,也参与文化战争。 作为一个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成长起来的保守派,我记得那种为从不信神的左派手中拯救美国而斗争时,所面临的不断被围困的感觉。

因此,当关于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觉醒主义”(wokism)和不断变化的性风尚的辩论再次升温时,我感受到时光的倒流。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文化战争? 为什么我们不能戒掉它们?”

公平地说,西方文化在90年代正经历着一场彻底的转变,就像今天一样。 前苏联集团崩溃了,启动了全球调整。 椭圆形办公室的丑闻使“口交”成为一个常见的短语,甚至连我这个受庇护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在查了字典后)。

可以理解的是,那是一个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保守派谈话电台的兴起。 像拉什·林博 (Rush Limbaugh)这样的人给这场斗争带来了一种快乐的激情——一种自信和豪迈,不知何故感觉真实而自由。 他在销售Snapple和Sleep Number的床时警告大家说要反对“女权纳粹主义者”(feminazis)。 甚至当他嘲笑总统的女儿时虽然只是鉴于她父母明显的腐败,我们也觉得是合理的——而那是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孩。

因此,当美国共和党在1994年夺回国会时,就像恢复了希望。 当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领导的调查最终导致在1998年对克林顿的弹劾时,我感到了正义的快感。 没有什么文化战争可以像过去的老式文化战争那样。

尽管有这样的血统,我发现自己在看待当前的政治冲突时,仍然夹杂着疑惑、沮丧和深深的悲哀。 因为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在911之后和奥巴马当选之前,我长大了。

我结了婚,组建了家庭,并进入了事奉的生活,包括基督教出版、《圣经》教学和农村社区的地方教会工作。 这些事务带来了更多紧迫的问题,而政治则退到了后面。 我说服自己,这就像我的浅色水洗高腰牛仔裤一样,某些东西已经在我身后了——已经过时了,再也看不到了。

但是你看现在。 虽然目前的冲突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我仍能识透它的基本轮廓。 当我听到右翼和左翼的谈话者复制我年轻时的那种笃定、自信和胆量时,我也会有一种间接的不适感。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为什么文化战争会如此满足人内心的需要,甚至是还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我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想讨好上帝,并渴望得到肯定。 当我发表某些意见时,我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当我嘲笑自由主义者时,我周围的成年人都笑了起来。 当我写关于好莱坞和音乐产业堕落的论文时,我在基督教学校得到了高分。 而当我在大学里为保守派政治候选人竞选时,我得到了额外的学分。

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我的亚文化在鼓励我走向战斗。 但就像我在那些年所犯的时尚错误——一英里高的刘海和裁剪的波波头——还有更多我知道的错误。

当一个青少年尝试时尚时,他们往往试图找到自己,渴望适应,并处理从童年到成年的普遍焦虑。 所以我很同情年轻时的自己——既缺乏时尚感,又缺乏政治上的天真。 但我不想为我被吸引到文化战争中的事实找借口。

《雅各书》4章谈到了我们对战争的热爱,并指出了其根源。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1-2节)

这些告诫就像是对我所说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化战士,我有一种义的突然冲动。 我需要知道我是一个好人,而发动文化战争正是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这一点的一个好办法。 我想,这也是我想让上帝也认同这一点的一种方式。

但就像任何其他药物一样,自以为是这种药需要一个源源不断的供用渠道。 每一次受到打击都需要弥补。 当你喜欢上这种冲动时,你很快就会上瘾,直到你唯一知道如何做的事情就是战斗。

对于想要公开作见证的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事情变得棘手的地方。 我们应该是不情愿的战士,只有在正义的冲突召唤我们去保护他人时才拿起武器。 (社会正义就是一个例子。)在公共广场上倡导和捍卫我们的原则是一回事;享受战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而我们中有太多人喜欢战斗。 我们乐于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敌人进行掠夺和破坏。 我们喜欢战争,因为伴随着正义感的涌动。

因此,我想知道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是否是重新评估我们的欲望和需求。 如果我们不需要在Twitter上的尖锐评论所带来的优越感呢? 如果我们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的作为——不论是政治的或其他的——以外的东西来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和被爱的呢?

当我回想起90年代的我,我看到一个渴望讨好神的年轻女子。 但我也看到一个不成熟的年轻女子——她太忙于讨好神,而不明白神在基督里已经悦纳了她。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我所做的只是成长。 我已经清醒过来了。

在我20岁出头到20岁中期的某个时候,我遇到了一种福音的表达方式,即把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公义置于我自己之上。 我一直知道我是个罪人,一直知道其他人也是。 但是我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处理罪,也没有理解基督为我所做的工作。 因此,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通过更努力地工作,努力做正确的事情,并重塑自己来表明我对上帝的承诺。

如果我能够重塑自己,足以克服我的罪,那么其他人也应该能够做到。 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我完全有理由谴责他们,与他们交战。 由于不了解神的恩典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起作用,我无法看到它在别人的生活中起作用,甚至在我们的辩论中恩典向其他人 延伸

我对特殊恩典视而不见,这意味着我对普通恩典也视而不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知道我是否变得不那么保守了。 我仍然持有让我的进步主义朋友们感到不安的政策立场和观点。 但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改变了:我不再需要战斗了。 而且我不需要战斗,是因为我不需要证明什么。 在上帝的仁慈和基督的公义中获得安全感,我可以自由地在我周围的世界中为他们的益处而工作。 我可以自由地爱人如己,为其他人的利益而不是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因此,在新一轮的文化战争肆虐之际,请听从一位老兵的建议:凭爱心讲诚实话,但不要以为持有某种立场或以某种方式投票就能让上帝更爱你或更少爱你。 不要以为祂爱你的邻舍比祂爱你更多或更少。 不要以为你的公义来自于其他地方,除了祂。

尝到了上帝的美意,经历了祂无偿的恩典,就到世界上与他人分享。

汉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是《受造为更多》(Made for More)《所有美好的事物》(All That’s Good)《谦卑的根:谦卑如何磨练和滋养你的灵魂》(Humble Roots: How Humility Grounds and Nourishes Your Soul)的作者。

翻译:平凡的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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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体现八福的人有福了

当我们在“祝福” 中寻找意义时,我们必须让它们改变我们。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7, 2022
Illustration by Jared Boggess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我大学宗教哲学课的发黄笔记本上有这样一段朴素的铭文:主日学从来没有这么复杂。 同样地,“八福”(the Beatitudes)比乍一看起来更复杂。 它们(就像《圣经》的全部内容一样)有着取之不尽的丰富内容。 你挖得越深,它们的产出就越大。

The Beatitudes through the Ages

The Beatitudes through the Ages

Eerdmans

352 pages

$27.32

就一个祝福而言,如果不是在可能践行其意义的背景中,或者是其针对的具体个人,很难说它有什么意义。 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对八福 的理解最好是在其更广泛的叙事背景下进行:只有当作为关于上帝和上帝之子耶稣的更广泛故事的一部分,它们才有意义。

正如凯文·洛(Kavin Rowe)所写的,“只有首先通过那些故事使它们成为可理解、可行动的东西,我们才能理解思想或实践所具有的意义。”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理由,即对八福最充分的了解不是通过阅读它们,而是通过看到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表现。 也许最好不要说八福意味着什么,而是说它们希望改变某人,它们旨在改变我们。

我本来并不指望通过写一本关于八福的书来改变自己,但我却被改变了。 我经常思考我如何体验和表达愤怒,我是否是一个温和的人,我如何花钱,我如何对待穷人或无家可归的人,我何时和如何祈祷,以及我是否曾因致力于公义而受苦。 “如果一个人自己不燃烧,” 勒内·科斯特(René Coste)想知道,“又怎么能传达八福的火焰?”

克里斯廷·罗尔·韦伯(Christin Lore Weber)就八福写道

如果我们通过分析接近它们的意义,我们将无法理解它们。 相反,我们需要用爱来接受他们 … … 并在我们内心保留它们,直到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开花结果。 我们无法解释它们;但我们可以讲述在我们遇到的人和情况中发现它们的故事。

根据韦伯的提示,我想分享两个故事——你也可以说是两个关于八福的表演。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叫莱娜(Lena)的女孩。

海伦娜·雅各布多特·埃克布洛姆(Helena Jakobsdotter Ekblom,1784-1859)出生于瑞典的厄斯特哥特兰(Östergötland),与我家族中的埃克伦(Eklund)一方来自同一个省份。 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有天堂的幻觉,在天堂里,八福的所有诺言都得到了实现——她看到穷人欢欣鼓舞、欢笑、拥有大地,被冠以上帝的儿子和女儿。 她开始宣讲她的异象,吸引了一群贫穷的农民,他们热切地接受她的信息,而当局则不接受。

莉娜用八福的话语向她的穷人同伴宣布了好消息。 如同在《路加福音》中一样,这个信息带有一个隐含的推论:“那些造成贫穷的富人有祸了,那些用眼泪买来欢笑的人有祸了,那些把富裕建立在痛苦之上的人有祸了,那些力量建立在不公正之上的强者有祸了,那些蔑视、迫害和压迫跟随耶稣的小人物的人有祸了。”

事实证明,这一隐含的推论对国家和教会当局都有很大的挑战。 正如杰里·瑞安(Jerry Ryan)所写的,“通过莱娜的眼睛来看,现有的秩序变得不可容忍,简直是令人作呕。” 她的说教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她被关在瓦德斯特纳(Vadstena)一个被改造成精神病院的城堡里有20年。

即使在那里,看到自己处于最贫穷的人、被羞辱的人和被遗弃的人中间,莱娜仍然继续传教。 她宣扬上帝对他们不可动摇的爱,向他们保证,即使“身陷牢狱,他们也将欣喜于神的儿子的自由,也就是承受应许的后嗣”(参见马太福音5:9-10)。

20年后,她被释放了,但她不会停止传讲八福的好消息——穷人的好消息、权贵的坏消息。 她再次被捕,但在返回瓦德斯特纳的路上,她和押送者经过了一个被瘟疫蹂躏的城镇,卫兵们惊恐地逃走了。 然而,莱娜留在那里,照顾病人、安慰哀悼者。

瘟疫平息后,她受到当地人的爱戴,没有人敢再逮捕她。 当她年老而无法工作时,她搬进了家乡的一个穷人收容所。 莉娜在她的讲道和生活中履行了八福的内容——她为穷人祝福,自己也很穷;她安慰人,自己也哭泣。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我将称之为安娜的女人。 她先后既是社区组织者又是布道人,既是牧师也是贫困者的伙伴。 多年来,她为一个被枪支暴力和种族不公正所困扰的社区带来了和平、慷慨和坚韧的精神。 她还成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其中一个女儿在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后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那时她才明白为什么女儿的每个发育阶段都充满了那么多的困难。

正如对待她的其他职分一样,她以优雅、温柔和力量承担了这一职责。 认识她之后,我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看一个和平缔造者是什么样子,或者温顺有多强,或者灵里贫穷(poverty of spirit,和合本作“虚心”——译注)可能是什么,或者如何以一种将美丽引入黑暗中的方式来哀恸。

当八福在生命中生根发芽时,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开花。 这两位妇女都同时生活在八福的两边:哀悼和安慰、创造和平和需要和平、提供怜悯和接受怜悯。 “因此,我们将尊重被羞辱的人,”艾伦·维希(Allen Verhey)写道,“自己要谦卑。 所以我们要安慰那些哀伤的人,并在哭泣中痛苦地承认,现在还不是神的将来。 所以我们要温柔地侍奉温柔的人。 我们将渴望正义,并为之努力。”

八福与我们存在相同的空间:这个时代还未到神的将来。 在牧师和神学家山姆·威尔斯(Sam Wells)看来,每一个祝福的前半部分是对十字架的描述(贫穷、饥渴、温柔、怜悯、受逼迫),后半部分是对复活的描述(安慰、怜恤、神的国度)。

威尔斯写道,我们正好生活在前半部和后半部的中间。 我们居住在 “现在哭泣的人有福了 ”和 “因为你们将要欢笑 ”之间的逗号里。 在十字架和复活中间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但它是快乐的。 它是深深的痛苦,但也是美丽的。 八福也是如此。

我发现八福和耶稣的比喻一样,都很简单。 正如俄立根所说(用斯蒂芬·韦斯特霍尔姆和马丁·韦斯特霍尔姆的话说),“神圣文本中存在奥秘几乎不是偶然的:… 理解它们的努力是神指定的使信徒走向成熟的手段之一。”

也许八福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让我们对其进行琢磨。 你越是思想八福,你就越能理解其深意。 你挖得越深,它们的产出就越大。

改编自丽贝卡·艾克兰德(Rebekah Eklund)的《不同的世代的八福》(The Beatitudes through the Ages)(Eerdmans: 2021)。 经出版商许可转载。

翻译:林乐暄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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