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第一位“失败”的新教宣教士

1807 年，25 岁的马礼逊航行到了广州港，他充满了热情，渴望见到中国人认识基督。27 年后他在中国去世，去世前他一共只有为十个中国人施洗。虽然马礼逊死时心灰意冷，但他的开拓事工，包括一套六卷的中文词典和一本圣经译本，却为后来的宣教士打开了大门，从而让他当初梦寐以求而未得的数百万中国人成为基督徒。

马礼逊在一个严厉的苏格兰长老会家庭中长大，他阅读了教会杂志上的宣教故事，从此激发他对海外宣教的兴趣。然而，他的母亲却要他承诺，在她还活着的时候不要出国。直等到马礼逊二十岁出头，母亲去世后，他才开始在伦敦接受传道培训。经过两年的学习，他被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录取。当他还在寻找男同工一起去中国的时候，他跟一位住在英国的中国学者学习了一年的中文。最后马礼逊没有等到他的伙伴，就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当时，东印度公司掌握了大部分前往中国的英国船只，他们拒绝让马礼逊登船，马礼逊只好被迫由美国前往中国。

马礼逊一生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一直是互取所需，却又互不信任。该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严禁包括马礼逊在内的西方人士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担心宣教士们会冒犯到中国的贸易伙伴。但在马礼逊抵达中国后，公司主管了解到他的语言能力，于是聘请他担任翻译。他们虽然为马礼逊提供一份薪水，但也试图限制他的宣教活动。例如，1815 年，当东印度公司得知马礼逊秘密完成新约圣经的翻译后，就威胁要将他遣送出境。

1809 年，马礼逊与玛丽‧莫顿（Mary Morton）结婚。六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而此时身患重病的玛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英国。直到六年后，马礼逊的妻儿才回到广州去看望他们的父亲和丈夫。玛丽去世后，马礼逊将孩子们送回了英国。三年之后，他亲自前往英国，度过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休假。再次回到广州时，他带上孩子和新婚妻子伊丽莎白。他与伊丽莎白又育有四个孩子，享受着美满的婚姻。

1834 年，宣教先驱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印度去世两个月后，马礼逊也相继去世。当年轻的马礼逊时第一次航行到中国时，有人问他：“在充满偶像崇拜的中国，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吗？”马礼逊的回应像是在说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预言：“先生，我没有办法，但我相信上帝会有办法的。”

郭实猎（Karl F.A. Gützlaff, 1803-1851) ：蒙羞的理想主义者

历史学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郭实猎：“一个圣徒、一个怪人、一个充满异象的人、一个真正的先驱，和一个受骗的狂热分子。”郭实猎是一个悲喜参半的例子，虽然他有许多缺点，但是基督还是藉他被传讲开来。

马礼逊晚年的时候，有一位同样有热诚的青年郭实猎，他的船正沿着中国海岸前行，他沿途分发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小册子。郭实猎是一位不属于任何差会的宣教士，他过去几年在印尼和泰国宣教。最近，他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到了 1840 年代后期，有关郭实猎在中国的事工报导非常耀眼：郭实猎训练了 300 位中国人从事中国的福音事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分发了数千本新约圣经。据统计，受洗的归依者不少于 2871 人。在他本国内的支持者感到很兴奋，直到 1850 年这场骗局被揭开。

当时，郭实猎正在欧洲推广他的宣教事工，但有证据显示，他已经知道自己被中国同工骗了。他们编造了归依者的人数，秘密将郭实猎付钱印刷的新约圣经重新卖给了印刷商。然后，印刷商将这些圣经再次卖给毫无戒心的郭实猎。

还有更严重的事：郭实猎担心失去经济上的支持，便选择去隐瞒数字上越来越严重的不一致。当事情曝光后，他感到很丢脸。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中国，试图收拾残局。一年后，郭实猎就去世了。

如果历史断定郭实猎是一个“受骗的狂热分子”，就必须补充说他是一个傻瓜，并且是个为基督癫狂的狂热份子。在印尼和泰国的宣教期间，郭实猎和他的妻子将整本圣经翻译成暹罗语。在所有他曾经宣教过的地方，无论是印尼、泰国或中国，他“愚蠢”到像他想要传福音的对象一样穿衣、吃饭和生活，在他那个时代这是很激进的行为。他巧妙地将福音主义与社会关怀作结合，就像 1842 年他协助谈判，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

尽管郭实猎创立的传教组织“福汉会”（Chinese Union）与他一同消逝，但“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却在其根基上茁壮成长。1853 年，也就是郭实猎去世两年后，中国传道会将戴德生差往中国。戴德生称郭实猎为“中国内地会之祖”，以此来纪念和尊荣他。

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

古约翰的背部、颈部和头部被剑砍伤，血流不止。他认为自己肯定会成为下一个在 1900 年义和团之乱中被杀的数十位中国宣教士之一。然而，古约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与妻子罗莎琳（Rosalind）一起逃往安全的南方继续宣教。这段宣教之旅将为他赢得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的荣誉。

最初为了孩子的健康，罗莎琳反对古约翰的策略。他的策略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地区或城市传福音，并且培养出一位本土布道家继续牧养新信徒。每年一次或两次，他们会回到这些地方，鼓励初信的教会会众。

古约翰因有其源源不绝的精力而闻名。他经常会一天讲道八小时，并且好几次他甚至向 25,000 人讲道。因为古约翰一家巡回宣教，他们迁至满洲和朝鲜待了一段时间。但他们持续影响最久的地方是中国，1908 年至 1913 年间，有 13000 多名中国人成为基督徒。

1918 年，古约翰带领了一场五旬节式的复兴活动，包括基督徒将军冯玉祥在内的一些中国士兵都有参加。经过为期两周的传道，近 5000 名官兵参加了圣餐崇拜。

古约翰一家承受了一些争议和心痛。1920 年代，当基要派与现代主义的争论达到高峰时，古约翰与年轻的长老会宣教士交战，他说这些宣教士在传讲一种淡化的福音。古约翰一家 11 个孩子中有 5 个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1934 年，74 岁的古约翰失明后，他们一家才终于退休，回到加拿大。不到两年，古约翰就去世了。

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 ：美南浸信会宣教事工的推手

“她是我们宣教士中最好的一位。”《美南浸信会宣教杂志》如此赞美在中国宣教一辈子的慕拉第。1912 年平安夜，72 岁的慕拉第去世了。她打破了大男子主义对宣教妇女的限制，还成功地让浸信会宣教事工，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将福音扎根在中国人当中。

慕拉第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成长于一个维吉尼亚州的贵族家庭中，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南方淑女。她却成为一个不太可能的宣教士候选，因为她在大学期间曾对基督教保持怀疑。然而，家庭对她的影响来说更深远。她的叔叔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arclay）是第一位来到耶路撒冷的基督会（Christian Church）宣教士。她还有一位虔诚的母亲，常常为她得救祷告。慕拉第有一个妹妹，她比慕拉第早几年来到中国，并最终邀请慕拉第加入她的行列。慕拉第在攻读研究生期间经历巨大转变，归依成一位基督徒，在预备跟随妹妹去中国前教了几年书。她拒绝了托依（C. H. Toy）的求婚。托依有自己的宣教计画，还是未来的哈佛教授。虽然慕拉第很爱托依，但她认为托依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使得他们不会成为一对好伴侣。

在中国，她曾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但很快她就觉得这个传统的女性角色限制了她传福音方面的恩赐。慕拉第在《浸信会宣教》期刊上写道：“当一个女人计画了有展望的事工，却发现自己被束缚在教导几个女孩的琐碎工作中，我们是否会对平凡感到厌倦和厌恶，感到能力遭到浪费，并且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失败？”她又说：“来到中国的女性想要的是自由的机会，尽可能多地从事工作。…女人有权要求完全的平等。”

慕拉第与其他在中国的男性宣教士，在哲学理念上有歧异。当时她已经 44 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她搬到了平度县，试图在那里建立教会。起初，宣教工作既困难又令人沮丧，但不久慕拉第发现并报告说，她“在中国从未见过如此渴望学习、如此追求属灵的人！”她又说，“肯定没有什么比灵魂得救更喜乐了。”

得救的灵魂中有一个是李寿丁，他成为教会的牧师，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为一千多名归依者施洗。

然而，山东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饥荒，使喜乐变成了绝望。最后的几年间，慕拉第为数千饥饿的人募集资金和食物。美国方面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于是她清空自己的银行帐户，但仍然有很多需要。这使她陷入抑郁之中，无法吃下任何食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她去世了。

尽管如此，慕拉第的产业依然持续了下去。在她去世的 85 年后，美南浸信会每年会透过“慕拉第圣诞奉献”筹集数百万美元以支持宣教。

师达能夫妇（John and Betty Stam, 1906/07-1934) ：激励一代宣教士的殉道者

当师达能夫妇被共产党俘虏、带去处决的时候，有人问他们：“你们要到哪里去？”

师达能说他不知道士兵们要去哪里，而后又加上一句：“但是我们是回天家。”

师达能（夫）和史文明（妇）在慕迪圣经学院相遇，他们都觉得上帝呼召他们去中国宣教。史文明的父母都是资深的宣教士，在史文明抵达中国的一年后，师达能也跟随她的脚步，不过是在不同的地区宣教。一年后，1933 年 10 月 25 日两人结婚，并于 1934 年 9 月生下海伦（Helen Priscilla），两位都以他们的女儿为傲。

三个月后，2,000 名共产党人袭击了对师达能夫妇居住的旌德县城，他们夫妇和婴儿都被拘禁。共产党密切监视了师达能夫妇好几天，最后允许师达能向中国内地会总部写信。一封信中，他转达了逮捕者两万美元赎金的要求，最后他说“求主保守你们、引导你们。至于我们夫妇，无论是生是死，愿上帝都得着荣耀。”

他们虽然知道红军带着强烈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情绪，但却无意中听到士兵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置他们的孩子，他们为此感到震惊。12 月 8 日上午，当士兵们准备杀死海伦的时候，一位农民听说了师达能夫妇的情况，就挺身为孩子的性命求情。士兵们告知那位农民，要以他的性命来换孩子的性命。农民同意，当场就被处决。

隔天早上，当史文明正在给海伦洗澡时，师达能夫妇突然被带离房子，而且没有机会带上孩子。两人被剥光内衣，游街示众。当他们被判处死刑时，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有一位中国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基督徒，在最后一刻为师达能夫妇求活路，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判处他死刑。师达能反过来为医生求情，却无济于事。然后士兵命令师达能夫妇跪下，很快两人都被斩首。

全世界的基督徒听闻这对年轻宣教士的死讯，也知道中国的基督徒们大胆地救下了小海伦，他们将海伦藏在一个米筐里，经过一次百里的长途跋涉，将她送到外祖父母手中。

尽管师达能夫妇只服事了三年，他们勇敢的殉道精神却鼓舞了一代人。师达能夫妇的传记出版后，数百人自愿加入宣教的服事工作。

凯文‧米勒（Kevin D. Miller）是 《今日基督教》的助理编辑。

翻译：思慕，校对：T. N. Ho

（本文为《今日基督教》教会历史栏目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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