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美国牧师、曾为被解放的奴隶乔治·利勒 (George Liele)，在大英国协著名的印度宣教士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于1793年起航前往加尔各答之前的十年，便已开始他的宣教生涯。利勒于1783年在牙买加成立 “埃塞俄比亚浸信会”，刻意在教会名字中使用 “埃塞俄比亚” 一词，因为他深信 (且确有其历史依据) 基督信仰早在成为欧洲主流宗教之前，就已是非洲人的信仰。利勒的宣教工作卓有成效，促成牙买加浸信会运动的兴起，这场运动后来激发英国1831年的奴隶起义，并启发英国1833年的《废奴法案》。
而在利勒创立衣索比亚浸信会约半个世纪前，一位名为丽贝卡 (Rebecca Freundlich Protten，1718–1780) 的非裔加勒比女性、前奴隶，便已展开她漫长的宣教生涯。她的宣教事工比美国著名女宣教士安·贾德森 (Ann Judson) 早了75年以上。丽贝卡曾在西非与西印度群岛带领灵命复兴运动，并帮助基督信仰在大西洋世界广泛传播。依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她被视为现代基督教宣教运动的 “女族长”。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Rebecca’s Revival》一书，便以她的生平为题)
在基督教历史中，像利勒和丽贝卡这样的黑人宣教士的工作并没有被完全被忽略。 1980年代初出版的重要研究著作如《非裔美国人与非洲宣教运动》以及《非裔美国人与1877–1900年非洲的福音化》，至今仍历久弥新。这些开创性的作品，即便部分论点建立在1960、1970年代的旧观点之上，仍是必读之作。
不过，如今已有新的研究陆续问世。正如本刊近期一篇标题所说，黑人宣教士的事迹正被 “重新写回历史叙事” 中，成功挑战了 “基督信仰是白人的宗教” 的错误刻板印象。
大约一个世代之前，伟大的宣教历史学家华尔斯 (Andrew Walls) 鼓励学者们 “扩展基督教的故事“ 。他心中所想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更加关注非裔美国人在宣教上的贡献。而这些新兴的宣教史研究，正逐渐调整我们对近代基督信仰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理解。
例如，我们现在知道，福音信息传入非洲及非洲散居群体，很大程度上是透过其他非洲人的努力。来自宣教档案的越来越多证据也显示，19世纪成立的英欧宣教会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得力于非洲的翻译员、布道家、宣教士、牧师、教师与其他同工。现有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1910年，非洲宣教同工的人数便已以大约五比一的比例超过白人宣教士。
此外，非洲与大西洋世界的黑人基督徒 (包括前奴隶) 不仅接受基督信仰内容，还以令人惊奇的方式塑造其所传递的意义。正如已故的宣教学者珊拿 (Lamin Sanneh) 在《基督教是谁的宗教？西方之外的福音》ㄧ书中所说，“基督信仰帮助非洲人成为被主更新了的非洲人，而不是被改造成欧洲人”。
在大西洋世界的黑人宣教士研究中，有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对 “主体性”(agency) 的必要强调。这些回顾黑人宣教士血汗与眼泪的故事，有别于那种常被称为 “被动式历史”(done-to history) 的叙事方式——即仅仅着重于黑人被奴役与受虐的经历，我们因此得以更多看见黑人宣教士亲身参与传福音的行动，而不仅仅看见别人对他们做的事。
本文主要谈论的书——萧渥一世( Kent Michael Shaw I) 的著作《重新想像宣教学：十九世纪非裔美国宣教士的宣教神学》便是这一新趋势的例子。萧渥身为牧师与教授，细读19世纪间的讲道稿、书信、日记与笔记，发掘并记录下那个时期非裔美国宣教士的历史。
萧渥的研究特别探讨了多位重要非裔美国宣教士的生命及事奉经历：他们曾启航前往牙买加、海地、赖比瑞亚、狮子山共和国、夏威夷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宣教。这些人物包括George Liele、Lott Carey、James W. C. Pennington、Amanda Berry Smith、Betsey Stockton、Alexander Crummell、James Theodore Holly、Daniel Coker以及William Henry Sheppard。正如书名所示，萧渥在书中阐述这些宣教士的贡献如何塑造了非裔美国人对宣教事工的反思。
在萧渥的叙述中，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仅是他关注非裔宣教士事工的 “叙事背景”。萧渥指出，多数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并非透过他们的白人主人听见福音，而是透过其他非裔奴隶的见证。这一发现与学者对 “本土主体性推动基督信仰的扩散” 的认知一致。萧渥认为，非裔美国奴隶深受《出埃及记》的故事、上帝爱护受压迫者的信息，以及基督为了 “使他们得自由” 而受苦的事迹所触动，因而有人决心献身于宣教事工。此外，非裔宣教士之所以渴望向其他非洲人宣讲福音，是因为深信福音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命。
在19世纪，想要成为宣教士的美国黑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之中许多人必须先争取到自身的自由，才能回应宣教呼召。而即使获得自由，他们接受神学教育的机会仍十分有限，而美国大学与神学院的歧视性做法让情况更雪上加霜。
有些人在已被按立的牧师指导下学习，为海外事工做准备。另一些人则进入黑人学院，例如阿什蒙学院 (Ashmun Institute，现为林肯大学)，或塔斯卡卢萨学院，这些学校创立于19世纪，旨在培训非裔美国牧师。也有少数人在意志坚定的白人支持者协助下，进入普林斯顿、耶鲁、牛津、剑桥等高等学府就读。
资金来源的不稳定则是另一大阻碍。当时既有的宣教差会与宗派通常将非裔美国人排除在外。少数的白人差会接受黑人申请者，但往往是出于错误的预设：认为他们在海外比较不容易感染热带疾病。
但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仅仅因种族的理由便被断然拒绝，迫使他们不得不独立开展宣教事工，不是自筹经费，就是依靠黑人会众的支持。随着世纪推进，越来越多非裔美国宣教士依赖以黑人为主的宗派，例如非洲卫理公会、非洲卫理公会锡安宗，以及全国浸信会联会 (National Baptist Convention)。
萧渥利用19世纪的第一手史料，展示非裔美国人曾如何参与宣教学的反思。他们思考的主题广泛，包括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种族主义、教育、文化处境化、圣灵，甚至敬拜聚会中的舞蹈与呼喊。
这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非裔美国人对救恩教义的理解——他们既肯定当时主流福音派的观点，但也超越它。萧渥研究的这些非裔美国宣教士相信 “代赎论” 的救赎观，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类罪恶的刑罚，这是多数19世纪西方福音派对基督受死意义的诠释。与此同时，他们同样热切地持守 “基督得胜” (Christus Victor) 的救赎观：基督的受死战胜了邪恶，将人类从罪恶、疾病与死亡中释放。这是初代基督教教父普遍持有的观点，也因非裔美国人长期受压迫的历史背景，在他们之中引起强烈共鸣。
读者会对萧渥的研究功夫及他对非裔美国宣教史的熟悉程度留下深刻印象。不过，这本书也存在一些缺失：偶尔出现文法小瑕疵、行文流畅度不一，而且有时对研究对象的描绘接近于不加批判的赞扬。
但这些不完美处并没有减损萧渥的重要贡献。他的著作为 “扩展基督教的叙事” 指出更多潜在研究方向。首先，黑人教派的档案需要更多探索与研究；其次，白人宣教机构的历史——尤其它们在20世纪仍与歧视现象牵连不清的事实——值得诚实检视。今日的福音派宣教机构虽努力招募黑人宣教士，但种族隔离的历史遗绪仍挥之不去。
注意宣教禾场上的 “权力落差”
我们同样需要更多关于20世纪普世宣教的研究，特别是在我们如今身处的 “世界基督教” 的新时代。今天，全球近一半的海外宣教士来自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若在这个基督教宣教逐渐摆脱 “以白人及欧洲为中心” 的形象之际，历史学者却放弃对宣教史的研究，那将是我们的失职！
对基督信仰故事中日益增长的多元性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萧渥的著作及近期另一本新书《非洲基督信仰手册：从使徒时代至今》。虽然该书主要聚焦于非洲基督信仰，但也包含数篇探讨黑人宣教士事工的文章。值得注意的贡献包括历史学者史丹利 (Brian Stanley) 对黑人宣教士在非洲的重要角色的研究；金林雷 (David Killingray) 揭示获释奴隶如何投入并推动宣教运动；以及希尔 (Kimberly Hill ) 对 “衣索匹亚主义” (Ethiopianism) 如何激励黑人投入福音事工的所做的研究。
这类研究让我们能更丰富、更完整地看见基督信仰的多样面貌。非洲人与非裔美国人不仅接受了福音，更以重要的方式转化了福音，并对基督信仰的成长作出非凡的贡献。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才刚开始真正认识这段历史的轮廓。正如金林雷所言，连 “非洲的福音化” 也是 “非洲之手所主导的”，并且 “常常不在欧洲宣教运动的视野内”。
如今，历史学者正将这些故事重新带入公众视野，为《诗篇》第68篇31–32节中大卫王的先知性话语投下新的光彩： “埃塞俄比亚人必急忙伸手祷告并颂赞上帝。”(此为KJV英王钦定本译本的中文直译)
F. Lionel Young III 是剑桥全球基督教中心 (Cambridge Centre for Christianity Worldwide) 的资深研究员，以及World Christianity and the Unfinished Task: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书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