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最脆弱的群体往往会付出最沉重的代价。女性和儿童在危机及冲突中总是面临特殊的威胁，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也不例外。
在过去十年间，俄罗斯强行将近2万名乌克兰儿童转移至俄罗斯及其控制的地区。直到战争爆发初期，国际社会才开始广泛关注这一危机。这些儿童被掳走时年龄介于4个月到17岁之间，并且遭受政治再教育营的洗脑及军事训练。
目前，美国正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积极对话，试图促成短期停火，以便双方商讨更长远的和平计划。乌克兰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归还“被非法驱逐至俄罗斯的儿童及数千名被关押在俄国监狱的平民”。
然而，和美国的和平谈判同时进行的美国政府效率部 (马斯克领导的DOGE) 却决定停止资助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该团队正致力于追踪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使用 “开放源技术 (包括卫星影像、社群媒体和俄罗斯出版物)” 来追踪失踪儿童的下落，并提供乌克兰当局调查结果，协助寻回被掳走的未成年人。
数百名乌克兰儿童被非法安排在俄罗斯接受收养，或被送入俄国家庭。耶鲁大学研究人员指出，在至少一个案例中，俄罗斯政府会重新签发该儿童的出生证明，“更改该儿童的姓名和出生地”。其中许多孩子仍有家人，却被迫与家人分离。这些被掳走的乌克兰儿童不仅遭受身体虐待、无限期与在乌克兰的亲人分离，并缺乏足够的食物与照护。
最令人发指的，是俄罗斯“专门针对弱势儿童进行驱逐，包括孤儿、残疾儿童、贫困家庭的孩子，以及父母从军的儿童”。至今，俄罗斯仍拒绝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提供被掳至俄国的儿童名单及其下落——并且刻意掩盖这场强迫迁徙及非法收养的行动。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国会议员“有理由相信，关于这些儿童的资料数据已被永久删除。” 在美国积极推动和平协议之际，这些指控所传递的讯息令人不寒而栗：在“追求官僚体系效率”的名义下，这些无辜儿童的生命似乎成了可牺牲的消耗品。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19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新通话中，特朗普询问关于乌克兰失踪儿童的情况，包括那些被绑架的儿童，并承诺将与乌克兰及俄罗斯密切合作，确保这些孩子能够回家。我希望这意味着，在与克里姆林宫的和平谈判中，这些弱势儿童的命运能成为首要关注的议题。
圣经提到的 “四大弱势群体”，即旧约中特别强调要照顾的穷人、寡妇、孤儿和寄居者 (外国人)，是特别需要受保护及公义的人。我们应当关心那些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因为每个孩子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如今却成了罪行的受害者。天父的心怜悯受苦的弱势群体，而作为祂的手与脚的我们，也必须与祂同心。
从根本上来说，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之一，就是保障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的福祉，确保他们免受伤害、不会沦为政治或意识形态斗争的棋子。一个公正且有道德的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儿童的权利，将他们的安全、稳定与成长机会置于首位。
过去三年来，我目睹了乌克兰战争的残酷，并特别感受到儿童所承受的苦难。我在婴儿时期便从东欧被领养至美国，我的五个兄弟姐妹和一位堂亲也都是来自东欧的领养儿童。过去12年，我一直从事儿童福利工作，致力于制定并推动将儿童的最佳利益放在优先位置的公共政策。
当我在美国国会山庄工作时，我的上司负责带领国会收养联盟 (Congressional Coalition on Adoption)——这是美国国会内规模最大的跨党派、跨议院小组。我们曾带领国际国会代表团，向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讲解保护儿童免受人口贩运和虐待的相关法律，并希望美国能成为全球保护最弱小群体的领袖。
乌克兰儿童所受的苦难令我感同身受，部分原因是那片土地是我的出生地及文化根源。或许我的身体仍存有关于故土和邻居的记忆。但让我如此心碎的更多原因是，我将整个职业生涯奉献给公共政策，致力于保护最弱势的人。儿童永远不应成为任何谈判桌上的筹码。
《日内瓦公约》赋予儿童在战争期间特殊的保护地位。强行驱逐或转移人口违反国际法，甚至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美国可以在“不牺牲被掳儿童的保护及帮助他们安全回家”的前提下追求效率。乌克兰的儿童必须无条件回家，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鲁比欧必须继续确保弱势儿童在和平谈判中仍是首要关注事项。
我们绝不能对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视而不见。
切尔西·索博里克 (Chelsea Sobolik) 现任世界救援组织 (World Relief) 政府关系主任，曾任职于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 (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及美国国会。着有《受召耕耘：女性与工作的福音愿景》(Called to Cultivate: A Gospel Vision for Women and Work) 与《渴望为母：在无法生育的挣扎中持守盼望》 (Longing for Motherhood: Holding On to Hope in the Midst of Childles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