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情况下，圣经的教导鼓励基督徒顺服掌权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教会内。如保罗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所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罗马书13:1)。
然而，其他经文也表明，我们对世上掌权者的忠诚，应当放在对上帝终极忠诚的框架下来理解。
旧约中著名的例子包括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因拒绝跪拜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而被判死刑 (但以理书3:16-18)；以及但以理，他因违抗王令、坚持向上帝祷告而被投入狮子坑。在新约中，彼得和约翰因拒绝听从当局的命令、不肯停止奉耶稣的名传道而被囚禁，但他们坚定地回答：“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使徒行传5:29；约翰福音19:11)。
然而，有一则经常被忽略的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中。这事件中的两位小人物对以色列的历史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她们的名字——与那些未被记录下来的埃及强大国王相比——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后世的见证。她们就是西弗拉和普阿。
面对毁灭性的强权，这两位女性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及内在的自由，可为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堕落世界里的服事提供灵感。她们敢于违抗法老的命令，使我们见到在巨大的邪恶面前，如何忠心服事并敬畏上帝。
《出埃及记》延续了《创世记》的叙事：以色列从一个小家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民族——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出埃及记1:7)。然而，这日益壮大的外来人口引起了埃及掌权者的不安。
一位新法老登基后，煽动本地埃及人的恐惧，使他们相信希伯来人是国家安全与福祉的威胁。在他的眼中，那些未完全融入主流文化的群体，制造了一种 “我们” 及 “他们” 的对立氛围。他对自己的臣民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 (出埃及记1:9-10)。
法老起初强迫以色列人服苦役，用劳动压迫他们。然而，即便希伯来人被迫建造城邑，这样的苦工仍无法阻止他们繁衍增多。于是，法老为了掌控局势，转向更残酷的手段。
他想要摧毁以色列人的兴盛，却又不敢直接攻击成年人，因为这可能会激起他们的反抗。于是，他选择了一种懦弱但极其有效的方法来动摇并削弱这个民族。他召来两位希伯来助产婆——西弗拉和普阿，命令她们在接生时杀死所有希伯来妇女生下的男婴。
想像一下，法老强加给这两位女性的恐怖任务：她们可能需要悄悄地掐死刚出生的婴儿，或折断他们的颈骨——在刚生产完的母亲身旁。法老的残忍不仅在于他想要杀害无辜的生命，更在于他要这两位助产婆成为这场灭绝行动的帮凶，使她们亲手参与对同胞的罪行，摧毁她们的良知与人性。
然而，故事发生了转折：“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出埃及记1:17)。
助产婆们的行动不仅仅是出于对某些律法的顺服 (毕竟，那时摩西尚未颁布十诫)，更是基于她们对公义、正义及良善的信念，因为她们敬畏神。她们没有躲在世俗统治者的命令后面，而是认真思考自己行为的属灵后果。
当法老召见这两位助产婆，质问她们为何未能执行他的命令时，她们简单地回答：“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她们已经生产了。” (出埃及记1:19)。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句谎言？圣经本身——与某些圣经注释家的解释不同——似乎并没有责备她们的行为。这也是她们的故事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例外” 的事件不能成为普遍的规范。圣经一贯地坚持并强调真理，使这段经文不能作为允许欺骗的通行证。然而，这确实是一种极端的情况。西弗拉和普阿的谎言并非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职业或名声，而是为了拯救整个群体，使之免于迫在眉睫的灭绝。
从道德上来看，助产婆选择以谎言来抵挡邪恶，显然比将人命视为无物的残暴行为更真诚。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在他未完成的论文《说真话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 to Tell the Truth?) 中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位以反对纳粹政权闻名的牧师警告人们不要陷入一种 “形式上、犬儒式的真理观”，这种哲学 (康德式) 观点忽略了当下具体处境或人际关系的现实。
尽管潘霍华意识到这种结论的风险，他仍呼吁人们追求 “永活的真理 (Living truth)”。
他写道：“真正的 ‘谎言’ 是透过言语或沉默来否定、拒绝，并刻意或有意识地摧毁由上帝所创造、存在于上帝内的现实。” 根据这一定义，法老的命令比西弗拉和普阿的回应更是虚假的谎言。事实上，助产婆们团结无惧的行动，最终揭露了埃及王违抗以色列神旨意的计划终将失败的真相。
西弗拉和普阿拒绝成为残暴的政治机器的齿轮。作为回应，上帝在故事的结尾亲自介入——不仅保护她们免受埃及王的愤怒，还因她们的违抗而善待她们，赐福给她们的家庭 (出1:20)。
然而，这位古埃及的暴君，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构想出如此恐怖暴行的人。在圣经中，一个关键的呼应事件出现在降临节 (Advent) 的故事里：希律王因听闻有一婴孩 “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 (太2:2) 而惶恐不安，下令屠杀全城所有男婴。这只是又一位因恐惧及不安陷入暴行的统治者。
在这两个案例中，暴君们直接或间接地剥夺弱势群体的人性，仅仅视他们为一种 “政治问题” 或 “人口问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及掌控力而解决他们。
如同希伯来助产婆的 “公民不服从”，东方博士拒绝向希律回报耶稣的位置，选择保护这位婴孩的性命。与此同时，正如法老最终仍找到愿意执行他邪恶命令的人，希律也同样找到了一群执行者。
每一个压迫性的政治体制，都依赖于那些本能地服从命令、不考虑其道德后果的人。历史上，“大鱼” 常将肮脏的工作交给 “小鱼” 去完成。然而，今日世界的权力结构不再允许人们在上帝与世人面前推卸自己的责任。
为要遵从像法老和希律这样的邪恶命令，一个人必须首先降低自己作为 “人” 的价值——像机器人一样不假思索地执行指令，专注于履行 “公民义务”，无论这项命令多残忍；与此同时，他选择优先寻求世人的认可，而非上帝的价值观，并让自己对这些行动所带来的伤害麻木不仁。
每当我们贬低或无视他人与我们平等的人性时，我们同时在损害并威胁自己生而为 “人” 的人性价值。不仅如此，如果今天 “某些人的生命” 可以被视为一组 “数字”、“统计数据”，或 “社会政治问题”，那么哪一天，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因类似的理由被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呢？
许多历史事件——包括潘霍华自己悲惨的命运——都证明了抵抗邪恶并非没有风险。然而，希伯来助产婆与东方博士提醒我们：上帝才是历史的主角，我们终极的忠诚与责任，最终都应归向祂。
无论规模大小，每个世代的基督徒都将面对那些践踏上帝所珍视之人、毁坏上帝所创造之物的暴虐领袖。然而，在每个时代，我们都被呼召去站在上帝“永活的真理”那一边，而不是顺服地上的权势与谎言。
这正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作者特意记录了西弗拉和普阿这两位小人物的名字——为了帮助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在世界呼唤我们加入其邪恶行径时，仍能在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中坚持到底。
里欧·雷曼 (Léo Lehmann) 为《今日基督教》法文专员，亦为法文福音派宣教网络 (REMEEF) 出版总监，现居比利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