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近期曾目睹一场剑拔驽张、毫无没包容心的场景（我们这个日益两极分裂的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共处？若我们至少学会彼此包容，事情难道不会好很多吗？”有包容度是重要的公民美德，但仅仅只有包容可能还不够。
我们或许都曾为自己能有包容心祷告，例如在准备参加那些令人尴尬的感恩节家庭聚会时，当大家在政治上的分歧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只能聊足球之类的表层话题（甚至连这种话题也得小心翼翼）。但即使我们平安度过一天，没有发生争吵，在回家的路上也可能仍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悲伤感。是的，我们或许成功地“容忍”了我们的“敌人”，但我们的心仍然渴望更多——我们渴望爱。
当敌人离我们很远时，我们可以轻易地忽略“爱敌人”这个课题。但当敌人就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时、和我们参加同个委员会会议时，或在同个工作小组时，耶稣那逆文化而行的智慧及命令的必要性便显而易见——爱你的仇敌，他就是你的邻舍（马太福音5:43-44）。
为了寻求如何在生活中实践爱邻舍的指引，我研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后几章中的教导。我们经常视《罗马书》为一卷结构严谨的神学巨作，但它同时也是（甚至最主要是）一封教牧书信，目的是调和犹太人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坚持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但大约十年后，这一主张仍在罗马教会内备受考验。这时候的挑战不再是对这一基础真理本身的质疑（保罗已不再需要辩论割礼是否必要），而是福音的真理面临各种小矛盾的挑战，这些矛盾威胁着要我们把邻舍变成敌人。
拒绝将人妖魔化的教会文化
当时的一个矛盾点源于教会聚餐时的文化差异，特别是饮食上的问题（罗14:1-3）。问题的核心似乎在于，大家是否应在教会聚餐中遵守犹太饮食规范。在早期，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教会可能视这些规定为标准流程，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随着教会逐渐变得以外邦人为主，这些规定渐渐失去了关联性，尤其在公元41年克劳狄王将犹太人逐出罗马后。
对犹太人来说，食物习俗——如割礼、安息日、守节期等——不仅仅是种偏好或传统，而是彰显他们作为神立约子民的身份标志。这些习俗划定了身份和界限，表明谁属于这个群体、谁不属于。在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中，群体间的界线被划得过于清晰，因此保罗采取的修辞策略是模糊这些界线，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称呼替换为“软弱的”和“刚强的”。
乍看之下，这种做法似乎可能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因为这为其中一方冠上一个贬义的标签。然而，保罗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其中刻意的模糊性：人们很难确定群体中谁是“软弱的”，谁是“刚强的”。即使在今天，学术界对此也没有达成共识。无论如何，保罗为双方留有余地，因为每个群体中都可能有某个人的信念和行为不完全符合他群体的整体身份。
保罗的核心策略是设立一种“接纳的伦理”：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罗15:7）广义上，这个伦理适用整个教会，特别是“刚强的”人有责任接纳“软弱的”人，并且要“担代”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罗14:1、15:1）。
保罗并非仅仅呼吁人们要“容忍”，容忍是勉强忍受那些自己不喜欢的行为，直到自己无法忍受为止，或直到实现真正的和解为止。容忍充其量是为了维持和平而采取的一种临时策略，但保罗的敦劝更为激进，他要人们“担代（βαστάζω）”——也就是支持、支撑——软弱的人。
如同保罗在之前的论述中指出的，这种支持意味着“刚强的”需要作出显著的行为上的改变：“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罗14:14-15）
保罗在这段话里巧妙地运用“论断”（κρίνω）这个动词的两种不同形式，形成一种语义双关，表达了“不要论断别人，而是要审视自己，看看你自己能怎样避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的意思。换句话说，与其论断他人，我们更应该论断自己。
虽然保罗劝勉冲突的双方要彼此接纳，但他进一步劝勉“刚强的”要透过支持“软弱的”饮食偏好来接纳他们——即便“刚强的”认为自己合理且正确，保罗仍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因为保罗更大的目标是培养一种以基督舍己之爱为榜样的新的道德思维模式。正如基督舍弃自己的生命，“刚强的”也应为了“软弱的”舍弃自己的饮食偏好。在这个特定处境中，这就是“按爱心行事”的意义（约翰二书1:6）。
在爱心行事的背后是更深层的意涵。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真正具有终极意义和最大益处的，是当上帝的国在教会内彰显——而为了追寻这终极好的事，需要舍弃那些次要好的事——在这个例子中，是关于饮食的坚持。
保罗的论点挑战我们重新审视几个我们的社会视为珍贵的价值观及根深蒂固的习惯：第一，我们对“自由”的理解；第二，我们为敌人贴标签的习惯；第三，我们将政治神圣化的倾向。
根据政治哲学家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理论，在民主社会中，自由被定义为“个人的自治”。只要我没有对邻居或他的财产造成实质伤害，我就应该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品味和兴趣。
弥尔这样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塑造了民主社会对自由及其界限的基础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以这种方式定义自由几乎普遍地被视作至高无上的价值观。 “为了顾及邻舍及其宗教上的良心/信念”而限制自己自由的行为，在弥尔（以及许多现代美国人）看来无疑是对公民自由概念的挑战。
然而，保罗对自由的定义以激进的方式和弥尔不同——我们要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而这种自由的最终目的是公义。在保罗看来，我们的选择不是“奴役”或“自由”，而是在“两种不同的奴役”间做选择：“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罗6:18）
学会爱我们邻舍的恐惧
当保罗在罗马书14:17中将“吃喝”及“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作对比时，他强调自由并非仅仅关乎满足自我意愿，而是关乎过着一种新生命：在这种新生命里，圣灵使我们得自由——自由地选择爱我们的邻舍。
相较之下，人类的自治（autonomy）——即人类无限度的欲望仅以不伤害他人为限制——往往会导致分裂。当自治的权利被视为最高的善时，对立的欲望便会使人们分化。人们顺着自己的倾向组成部落以保护自己的利益，透过多数统治来追求权力。在一个理想中以多数决为原则的体系中，处于“刚强”而非“软弱”的一方显然更具优势。
然而，保罗借着爱邻舍来实现一种“公义的自由”的观念挑战了这种逻辑。脱离罪的控制，进入上帝公义、和平与喜乐的国度能促进人们合一而非分裂。保罗的异象是公共的/共同的自由——犹太人与外邦人共同敬拜上帝（罗马书15:7-13），但使人们分裂的个人自治无法维持这样的合一。
此外，我们常常错误地刻画“敌人”，将想法不同的对方简化为单一且不准确的刻板印象：“如果你相信X，那你一定也相信Y。”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 ）称这种不公平的简化法为“换句话说”（in-other-wordsing）。与其努力理解对手观点中的细微差异，我们更倾向将对手的立场归结为令人反感的片面论述，比如：“换句话说，我的对手认为我们应该伤害弱势群体。”
与此相反的是，保罗对自由的看法呼召我们视敌人为我们自己。在罗马书14-15章中，保罗模糊了对立的群体间的界线，以对抗我们错误地刻画对手及其动机的倾向。保罗劝勉双方将自己对基督的委身真实地实践出来，无论选择持守特定节日还是选择吃或不吃（罗马书14:5-6）。
这种方式并非仅是一种修辞技巧，而是根植于这个基本价值观：我们无论生死都是属于主的（罗马书14:7-8）。保罗比喻基督徒为家中的仆人，彼此间不应互相论断，因为我们都事奉同一位主（罗马书14:4）。这种视角的转变帮助我们视敌人为同工，这是爱邻如己的重要一步。
第三，保罗的伦理观纠正了我们将政治神圣化的习惯——这种习惯源于我们骄傲地假设上帝的想法及判断与我们一致，并且祂的旨意与我们的议程相符。当我们将自己的政治议程神圣化时，我们实际上“驯化了”上帝，引用祂的权柄来审判我们的邻舍。
作家安妮·拉莫特（Anne Lamott）警告说，预设上帝会憎恨那些我们所憎恨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助长暴力，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口号“Deus vult”（“以神之名！”）。这正是将我们自己次等的善等同于上帝至高的善的危险之处——我们却常常以此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保罗强调，上帝超越我们之间的分裂，我们每个人都将平等地面对祂的审判：“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14:12）。我们终要向上帝负责的这个事实，应自然地抑制我们把祂变成武器的冲动，以及我们按着自身（不完全）的标准向敌人问责的倾向。
朱利安·C·H·史密斯（Julien C. H. Smith）是瓦尔帕莱索大学基督学院（Christ College, the honors college）的人文与神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保罗及美善的生活：在神的国度中生命转变及公民身份》(Paul and the Good Life: Transform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Commonwealth of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