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菲律宾，假新闻传播的速度很快——不仅透过社交媒体，还经由所谓的“长舌妇（Marites）”的口耳相传。“Marites ”是他加禄语（Tagalog），指的是“爱说闲话的人”。
Marites其实是一个复合词，由mare（意思是教母godmother或社区邻近的朋友群）以及英文“latest（最新的）”所组成。换句话说，这个词的实际意思是：“朋友，有什么最新消息吗？”因此流言蜚语传播得非常快，尤其在人口稠密、贫穷的城市社区里。
然而，科技的发展加速并扩大了错误讯息的传播，连朋友间的传话速度都望尘莫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甚至是媒体受到政府影响或限制的国家。
分析师说，小斐迪南·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 ）及其盟友之所以能重新执政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能大规模地利用社交媒体来洗清人们对他父亲担任总统期间执行的独裁统治的印象。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对假新闻在自己群体内的猖獗、阴谋论的盛行、以及对能否发掘真相失去信心而哀哭。我们这些身处第三世界/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的人对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层面也很敏感：我们更有可能看到其背后的属灵现实。
我们感受到邪恶力量是如何潜伏并牢固地扎根于媒体技术中——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2中所说的“空中掌权者的领袖”的现代版本。
保罗在《歌罗西书》1:16中提到“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是要表明邪灵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还体现在非人类的力量——那些奴役或压迫人的结构和制度中。
先知耶利米说，谎言通常会与压迫相结合。当真理在公共领域消声匿迹时，“欺凌加上欺凌，诡诈加上诡诈”就会增生（耶 9:6）。那些口出谎言的人就会持续地行在恶道上。
国家和其他强大的机构有能力运用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来欺骗民众。独裁者为巩固权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钳制新闻，这绝非偶然。
在这个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的时代，基督徒应当为真理而战。我们应对抗“空中掌权者”，在公共领域以有说服力的方式阐述上帝为社会设立的准则。
建立一个“诠释性的群体”
参与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像美国宗教右派那样，仅仅意味着“让基督徒担任公职或掌握权力，以便推广我们的价值观和主张”。它应该意味着创造一个能够论证基督教价值观的合理性并塑造公共生活典范的社会知识环境。
正如作家 T. S. 艾略特（T. S. Eliot）所说：
统治者“相信什么”并不如他们所必须遵循的信念重要。一个对信仰持怀疑态度或漠不关心的政治家，若在基督教的框架下工作，可能比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政治家在世俗的框架下工作更有果效。 ……重要的不是政治家是否信仰基督教，而是他们是否受制于其统治的人民的传统和风气/框架，使得他们必须在这样的框架内实现抱负。
那么，我们该如何建造这样一种（基督教的）框架/环境呢？
首先，我们要有意识地建造一个我称之为“诠释性的群体（hermeneutical community）”，这个群体由那些像以萨迦支派的人组成（历代志上12:32），他们能够辨明时势，并就如何有效影响和改变社会提供指导。
我们试图拯救的“教会”究竟是什么？
根据保罗神学的解释，做见证就是“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遗憾的是，这一使命任务被基督徒搁置一旁，因为我们将大量的精力放在肤浅的福音宣讲上，而我们称这类宣讲为“传福音（evangelism）”。我们培训基督徒在“如何得救”等问题上研读圣经，却不教导他们如何将上帝全面的旨意应用在我们每日面对的许多议题上。
诚然，要培养人们参与公众事务，就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具有相关专业恩赐和专长的人，打开他们的心门，使他们认识到福音与生活的关连性。现在是时候让这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中心，见证更多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及那些有恩赐能以创造性的方式与非基督徒交流的人。
在反抗菲律宾前总统斐迪南·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独裁政权的抗争运动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诠释性的群体的重要性。当时，菲律宾一些福音派领袖不断批评我的机构——亚洲教会与文化研究所（ISACC）——参与反对马可仕统治权的浪潮。
ISACC 是个由社会科学家、国家发展专家、作家、艺术家以及一些牧师和神学家组成的小群体。我们坚信1986年宣称马可仕获胜的快闪选举结果是欺诈的。他已不再有统治我们国家的权利。
我们与其他民间运动一起发起抗议。当时的福音派领袖称这些运动为“叛乱”，并不断引用罗马书13:1-7，谈论要顺服掌权者。
但我们对时局的解读与他们截然不同。我们认为，与当时菲律宾情势相似的经文不是多数福音派认为的《罗马书》第13章，而是《启示录》第13章。有些时候，当国家不再是造福百姓的好管家，而变成一只野兽时，我们必须抵抗它（启示录13:5-8）。
事实证明，我们对当时的局势和相关经文的解读是正确的。
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后，一些教会领袖开始反思：为什么ISACC似乎能理解人民的脉动，我们却错过了？
为了避免再次错过历史性的前兆，我们必须培养一群年轻的思想领袖/群体，他们能准确地读懂时代的征兆，并创造性地应用圣经来分析和应对我们世代迫在眉睫的问题。
使列国成为门徒
其次，耶稣吩咐我们使万国万民成为门徒，而不仅仅是使个人成为门徒。我们要在我们的文化中创造新的重视生命的方式。
但要做到这一点，主要不是藉由建立被我们神圣化的“基督教”替代品，如“基督教媒体”或 “基督教学校”——而是藉由将基督信仰渗入现有的机构来实现。我们可以透过参与在其中，肯定或批判现有的习俗和传统，将它们转向基督和天国的价值观。
我们对马可仕发出的强烈抗议虽然发生在 37 年前，但我们现在仍持续与类似的邪恶野兽搏斗。
例如，在许多本应恢复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发现专制/威权主义正卷土重来。对独裁者或神话般的强人的崇拜仍然存在。
这种现象部分原因在于“文化运作的价值”与“现有的治理体系”之间的脱节。正如瓜地马拉社会学家贝尔纳多·阿雷瓦洛（Bernardo Arevalo）所说，“我们有民主的硬体，却有专制的软体”。
因此，任何改革都需要一套如“软体”的价值观来支持我们建立的“硬体”结构和制度。
要建立能支持我们（基督教）框架运作的文化模式，需要我们使整个国家作主的门徒。这一过程始于（但不止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内在的转变。这种转变旨在“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10），以至于逐渐扩大至整个社会层面。
宣教史学家安德鲁·华尔斯（Andrew Walls）在追溯基督教如何从犹太教到能融入希腊思想形式的过程时，解释了圣经是如何与文化互动并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
神的道（Word）要深入所有这些（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亲属网路、以及那些赋予一个国家共同性、一致性和身份认同的特殊行为方式里。神的道必须进入一个群体共同的思想和道德进程。
当我们把神的道带入公共领域时，我们把人们从保罗所说的心灵的“营垒”中释放出来（林后10:4）。保罗说的“营垒”主要不是外在属灵势力的地盘，而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谎言网路，这些谎言塑造了我们社会的意识并使我们的文化处于束缚之中。
做见证包括攻破任何会拦阻人信靠基督的知识上的障碍。这意味着以各种方式将神的道传出去，“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
不幸的是，我们的见证常被简化为预先重复包装好的福音公式，我们假定这些公式能在不同文化中起作用，却未真实地与人们的心灵和思想互动。同样不幸的，是我们这些接受西方神学训练的人，往往忽略了我们见证中的本土文化和道成肉身的特质。
改变生命的工作
如今，大规模的贫困已侵蚀菲律宾人民的价值观。经济压力使我们的官员放弃廉洁，也使我们的海外劳工甘愿在偏远地区走私和运送毒品。我们在他加禄语中称这种情况为“kapit sa patalim”，意思是人们为了抓住生存的机会，即使刀锋会割伤自己的手，也会紧紧地抓着那把锐利的刀。
但是，改变是可能发生的，改变能透过组织我们共同生活的结构传播开来，如同初代教会如何在迫害下借着实践信仰和门徒生命的见证，突破阶级、种族和性别的障碍，最终粉碎了建立在奴隶背上的希腊-罗马社会的社会结构。
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争战始于人们的心灵/思想。人们追随“空中掌权者的领袖”，直到神的道闯入他们的心灵。当福音渗透并改变我们（乃至我们的群体/社会）原先对世界运作模式的理解时，我们的社会便能迈向新的文化模式。
梅尔巴·帕迪拉·马格盖（Melba Padilla Maggay）是一位作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她现任“弥迦全球”（Micah Global） 总裁，曾任亚洲教会与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Asian Church and Culture）所长。
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特邀评论专栏，不一定代表本刊观点。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