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星期二凌晨两点,我还很清醒。
通常这种情况的发生都是因为我的孩子。可能他们做了个恶梦。他们想吃东西。他们忘了告诉我一个在学校听到的笑话。或一些特别紧急的事。但今晚不是。今晚的情况更糟。唤醒我的不是我的孩子们,而是我对我和丈夫艾克共同带领的教会发生的冲突感到焦虑。一个我们所爱及亲近的人,一个了解我们家和我们孩子的人、一个和我们一起传福音的人——不喜欢我们做的一个决定。他们很不高兴,威胁要离开我们教会。
我在黑暗中一睁开眼睛,翻腾了好几天的思绪就再次涌上心头:
也许如果我向他们解释这段经文…
也许如果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解释…
也许,如果我与他们分享我们从会众中的专业领域人士得到的智慧建议…
也许他们会听到我们教会中受伤者的故事…
像这的想法不断涌现。
在我的服事生涯中,我偶尔也会经历因冲突而导致的不眠之夜,但和许多牧师一样,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情况明显增加。 2020年,当教会领袖们面对疫情、全国范围内的种族紧张局势和两极分化的总统选举三重打击时,我们教会内部的气氛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们教会的氛围被严重的党派主义污染,这意味着牧师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发言、每一次布道和每一次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都会被人透过政治滤镜检视。
由于误解的风险如此之高,我和先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解释自己。我们透过教导会众那些指引我们做出决定的圣经经文,以及对我们曾寻求的专业人士及知识管道向教会保持透明。我们知道,透过这些方式建立会众对我们的信任是必要的——通常也确实管用——但这些方式也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
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学到的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经文注释,无论你诉诸什么样的神学支持,无论数据、专家或你自己的诚信记录如何,你都无法说服人们相信他们不愿意相信的事。
为什么?因为资讯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而有力。
在《神经的失败》一书中,作家兼家庭治疗师埃德温·弗里德曼这样描述我们对他人有限的影响力:“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误解是,以为见解/洞察力能对‘无心改变的人’起作用”。
尽管我们希望情况并非如此,但资讯的影响力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把“事实”下载到别人的大脑中并不能神奇地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我也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我继续尝试以资讯纠正人。每当教会或某个会友的个人生活“需要被纠正”(对我而言)时,我就会用各种论点试图说服他们。几秒钟内,我就能想出上百种不同的论点来说服他们相信真理,我认为“只要我能坐下来向他们解释”,就会有用。
但上帝告诉我,我不仅仅是在试图引导他们,我实际上是在试图控制他们。我依靠的是知识、资讯和上帝话语的真理,好似使用控制马的缰绳那样,瞬间将他人引向我希望他们去的方向。
但时间和经验告诉我,我严重高估了自己的说服力。耶稣在结束祂的一些最艰深的教诲时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1:15)。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些人不会听。他们听不懂——不是因为他们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无论是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无论是多么缜密的逻辑,都无法打动他们。如果他们不想被打动,就不会被打动。
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当我们利用资讯来改变别人的观点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当人们接收到与自己信念相悖的信息时所产生的“加倍相信自己原来相信的事”的效应。
有些人不会客观地看待证据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信念,并且会更坚信自己的错误信念。有些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信念与身分认同连结在一起时,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当新的资讯让人感觉自己的身分/族群或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时,人们就会更积极地拒绝它。
我们很感恩,在过去几年的事工中,艾克和我学会了分辨哪些人容易接受资讯,哪些人不容易接受资讯。对我们的动机做出不怀好意的预设,或对我们做出的决定缺乏真诚的好奇心、不愿尝试理解我们,都是我们的解释将付诸东流的可靠征兆。
然而,即使我能辨别出哪些人缺乏真正的接受能力,这也不总是能抑制我对影响力的幻想。与所有经验相反,我仍然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有能力说服别人。我可以花上好几天的时间,用我确信无法反驳的所有事实和观点来反刍完美的论点。但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更像个律师而不是更像个牧师那样去说服别人——就会适得其反,效果非常地糟糕。事实也是如此。就像所有形式的控制一样,这种努力行不通,反而只会助长我的焦虑,让我与那些人的关系变得紧张。
认识到自己正与控制欲斗争在两个具体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首先,“当你能说出它的名字时,你就能驯服它”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我的颈部、背部和下巴紧张、不断膨胀的焦虑想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这些都是我试图控制那些上帝没有给我控制权的事物的信号。说出自己正面对“控制欲”的诱惑能帮助我重新建构真实的情况:我并非试图牧养我的羊群,我在试图控制他们。
其次,这种对控制的认识加强了我理解倾听的重要性,因为倾听是教牧事工的关键。我们的文化变得越来越两极化,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在经历社会全面性的逆火效应。当我们试图用论点或劝说来控制对方时,往往会把意见不同的人推得更远。在这样吵杂的环境中,操练“快快地听,慢慢地说”不仅忠于圣经(雅各书1:19),也是宣教的当务之急。
艾克和我正努力透过有架构及自发性的方式,有意识地去倾听我们的会众——尤其是那些可能不满或愤怒的人。在这个因控制欲问题而支离破碎的社会里,这些专注倾听的时刻就像一种反文化而行的见证。
身为牧师,迎战我那持续不断的控制欲诱惑,对我自身的灵命健康至关重要。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羊群,试图这样做只会造成伤害。当我们遇到自己影响力的极限时,我们可以做两件事:一是抵制控制欲的诱惑,二是意识到这是个放下我们不该承担的重担的机会。我们说服力的极限并不总是失败的标志。它们往往是事物正确的秩序的标志。它们提醒我们,是时候背上较轻的轭,全然相信圣灵——唯一真正的心灵改变者和思想启迪者——会为我们完成繁重的工作。
雪伦·霍德米勒(Sharon Hodde Miller)与丈夫艾克(Ike)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带领光明城市教会(Bright City Church)。她在研究女性及呼召的领域取得博士学位。她的最新著作是《控制的代价》(The Cost of Control.)。
本文部分内容改编自莎伦霍德米勒(Sharon Hodde Miller)的《控制的代价》(贝克图书,贝克出版集团旗下,© 2022)。经许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