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相信女性什么事都能做。在南达科他州的乡村，我周围都是农妇，她们是我见过最强壮、最有韧性的人。我妈妈能烤出美味的鸡肉，也能宰杀鸡只。
南达科他州全职工作的女性和母亲的比例在全美国也是遥遥领先。 因此年轻时，我从未怀疑过女性可以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她们和男性一样有能力。 我可以当总统，我可以成为太空人，我可以从事任何我想做的事。
但是，当我真的这样认为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直被教导的事和我所见到的事之间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明显是基于性别因素。 尽管在南达科他州的劳动力队伍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但在神学工作方面，女性基本上是隐形的。 我的教会从未聘用女性传道人。 在念神学院期间，我有一位女教授。 在读博士期间，我有两位女教授，但没有任何一堂与宗教相关的课上有女性教授。
我相信圣经支持女性教导并带领教会：女性是最早宣讲福音的人（路加福音24:5-12），保罗也提到像犹尼亚和非比这样担任使徒和执事的女性的名字（罗马 书16:1, 7）。 但是，与彼得和保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加尔文和路德相比，女性的名字往往仅在历史的边缘页上。
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名字。 我想要看到女性领袖。 我想要看女性教育人。 我想要看到她们的面容，听到她们的故事。 我想要有个我能效法的榜样：一个和保罗一样可以说“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哥林多前书11:1）的女性。
我想要英雄。
最终，在一次义大利旅行中，我找到了她们。 在那里，我意识到女性的见证并没有隐藏在边缘页上。 她们的见证被记录得清清楚楚。 我们只需要看看墙上的碑文。
我在义大利的大部分时间都盯着石头看。 罗马竞技场让我着迷，圣彼得大教堂的宏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万神殿的完美建筑让我惊叹不已。 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了我在纸笔墨水间努力寻找的东西——在石头和颜料中如此清楚。 在这里，在古老教堂的墙上，我找到了我的英雄。
在罗马，我不仅发现以马利亚命名的教堂，还发现以亚纳大西亚、苏萨娜、雅妮和撒比纳命名的教堂。当我漫步走进这些古老教堂时，我发现其中的连结远比写在墙上的名字深刻得多。在好几座教堂里，女性就是教堂的地基——教堂的墙壁是围绕着她们的骸骨建造的。
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有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彼得前书2:5形容教会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因此，当古代基督徒建造礼拜的场所时，往往会在基督徒的骸骨上建造，这些基督徒为基督活得如此深刻，以至于为基督献出生命。
殉道者既是教会在譬喻修辞上的基石，也是教会实际上的基石。在古代教堂的中心——教堂的心脏——矗立着举行圣餐的祭坛，里面通常摆放着基督教殉道者和圣徒的骸骨。 他们的骸骨，以及他们追随基督至死的意愿，成为圣餐仪式所颂扬并呼召基督徒成为的榜样和标志。从他们的墓碑上领受面包和酒是种强而有力的提醒：基督徒必须与基督同死，才能与祂一同复活。
因此，尽管学者们仍在争论初代教会里的女性是否能主持圣餐仪式，女性是否是圣餐仪式的基石却没有争议。她们的坟墓——她们的骸骨——不仅是圣餐仪式的基石，也是整个教会的基石。
在拉文纳市，我见到这些女性的面庞。 除了彼得、保罗和其他使徒外，圣蓓蓓、圣芬莉、圣黛莉亚、圣欧斐米、圣则济利亚和圣欧亨尼娅亚也在圣安德鲁主教座堂闪闪发光、错综复杂 的马赛克图片中。 初代教会盼望其他女性和男性能仰望这些女性英雄们圣洁的生命，无论是在心里还是在墙上，都能从仰望她们的见证中得到启发，并以她们为榜样。 在我眼前的是教会的女性领袖，她们是如此权威的教师和楷模，甚至连枢机主教——教会最高的权威之一，都向她们寻求指导。
然而还有更多的女性。 在圣维塔教堂（Basilica of San Vitale）里面，狄奥多拉皇后的身形和地位与她的丈夫查士丁尼相对应。 在圣亚博那教堂（Church of St. Apollinaire），每面墙上都有一列圣徒队伍，朝着基督走去。左边的墙上是一排女性，右边是男性，他们身形相仿，站姿相同。 马赛克的设计和位置相互映衬着，因此，当我站在教堂里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男女性“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的意义（加拉太书3:28）。 这些女性没有躲在书页边缘或故事背景中，而是鲜明地引领教会走向基督。
这些初代教会的英雄们同样非常关注她们作为女性的经验。 她们并不害怕谈论自己的女性身体。
大主教礼拜堂中有两位女性，圣蓓蓓（Perpetua）和圣芬莉（Felicitas）是在公开谈论她们的乳房、哺乳和分娩之中为殉道做好准备。 她们被囚禁在公元二世纪的北非，尽管圣蓓蓓刚分娩，圣芬莉也怀有身孕，她们都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关于她们被囚禁和殉道的记载里，圣蓓蓓描述着当看守拒绝她在狱中哺育孩子的请求时，她所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圣芬莉因为早产，当她进入竞技场受死时，乳房仍滴着奶水。
这两位女性都将自己的身体与基督的身子连结在一起，以母性的方式描述她们与基督的关系。 圣蓓蓓在异像中从牧羊人那里得到了凝乳，她以领受圣餐的语言描述这一经历。 但这是凝乳而不是面包和酒，她将她喂给儿子维持生命的母乳与基督提供给我们的永生的“纯净的灵奶”（彼前2:2-3）联系在一起。 耶稣就像母亲那样，透过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提供营养和生命。
纪录圣芬莉殉道过程的作者形容，她是如何理解自己“从血到血”——从分娩走向殉道。 在分娩过程中，圣芬莉将分娩的痛苦与殉道相比，她说：“我自己如今受着我所受的苦，但在我生命里有个人曾为我受苦，因为我将要为他受苦 。”殉道者在临死之际，接受血的洗礼，经历第二次的出生：回到天上。
圣芬莉和圣蓓蓓一样，用母性的语言形容耶稣。 她透过形容自己为她生命中的基督受苦及流血，将她“效法基督”的方式与母腹做连结：基督为她受苦难并流血——在生出她（她重生）时，基督的苦便 结束。 圣蓓蓓和圣芬莉都没有视自己的身体为一种障碍或他人的诱惑，而是透过女性的身体，更深刻地了解基督并效法基督。
狄奥多拉，这位装饰在圣维塔教堂墙上的六世纪女皇是如此强大和有影响力，以至于学者们常常认为她是当时拜占庭的统治者（甚至是真正的统治者）。 狄奥多拉在嫁给查士丁尼之前很可能是一名演员和妓女（这两个职业在古代经常有所关联）。
狄奥多拉成为女皇后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她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帮助受压迫的女性。 她将女性从被迫卖淫的产业中解救出来，并宣布性交易为非法事业，关闭妓院、为女性争取自由，为她们提供庇护所和重新开始人生的资源。 她还帮助规范强奸罪受更严厉的惩罚，禁止男性因太太出轨而杀死她，并修改离婚、子女监护权和财产法，赋予女性更多权利。 这些法律构成了我们今日仍在使用的女权法律的基础。
在这些教堂空间里，墙上的文字和艺术作品让我看到，女性的身体并不需要被挤到边缘或被人忽略，而能明显地展示在敬拜空间里。 当我看着墙上各个女性的见证时，女性的身体所呈现的并不是信仰上的阻碍或障碍，而是圣洁的标记。
我们往往认为神学研究就是对书写文字所做的研究。 但神学不仅是以文字为基础，它也以表演的形式——活出来的生命——在真实的身体上呈现。 在古代教堂的石块底下和石块上看到的女性身体骇骨让我意识到，我在神学院期间发现神学上“缺乏”女性的身影，与其说是种缺乏，不如说是一个钥匙孔 ，它指引我将目光从书页转向人的生命。 艺术、故事和实体空间等体现形式就像一把钥匙，帮助我打开女性往往不为人知的历史。
在我寻找女性英雄的过程中，当我了解到圣丽娜（Macrina）和沙漠教母等女性时，我确实发现了女性教授神学的“证据”。 而女性同样会去朝圣，并委托制作神圣的艺术品。 她们以贞洁的誓言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基督，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体现她们作为基督新娘的属灵承诺（这种选择往往意味着她们需要反抗自己的父亲）。
在基督教刚诞生的初代家庭教会中，有好几间教会是女性建立的（西 4:15；徒16:15；林前1:11）。 她们为地下墓穴捐献土地、建造教堂、创建修道院——所有这些英勇的任务都是为了建造教会，她们的付出既能激励人，又能教导人。
WikiMedia Commons见证到墙上的这些女性，让我更能看见自己人生历程中出现的各个女性见证。 在我曾经狭隘的视野中，我想像女性领袖以英雄的形式出现，忽略了许多曾将自己的爱、知识和圣洁写进我生命中的女性。
她们是我的代祷勇士。 我的主日学老师。 我最贴心的倾听者和建议者。 我在耐心和韧性上的楷模。 她们是我实用智慧的提供者，也是基督最热切的追随者。 简而言之，她们是我的典范和导师，是我的启发者和指引者，是我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事情上的权威和领袖。
在那次义大利之旅中，我越环顾四周，就越意识到自己的视野多狭隘。 教会里到处都是女性领袖和女性教师。她们不是教会历史上边缘的名字，而是教会的基石——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 我需要的是知道在何处以及如何真的看见她们。
兰塔·戴维斯（Lanta Davis）是即将出版的《Becoming by Beholding 》（Baker Academic, 2024）一书的作者，在印第安纳卫斯理大学约翰卫斯理荣誉学院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