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角落都有即将为主殉道的人。
无论是早晨、中午或晚上，基督徒火热迫切地祷告，并在罗马竞技场上大胆地宣告“基督是主”。
像上面这样的描述只出现在最初几个世纪教会里少数基督徒在少数时刻的情况。尽管像这样的描述很普遍，但这并不是当时每个冠以基督徒之名的人的常态。事实上，当时基督徒的普遍情况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英勇。
在《初代教会的文化基督徒》一书中，历史学家纳迪亚·威廉斯（Nadya Williams）提出，在最初五个世纪的教会内，许多基督徒的生命景况可能与周遭文化更接近，更胜于与基督相近的程度。这并不是要否认他们信仰的真实性，只是基督徒确实总是活在与世俗文化融合的试探里。
这种更细致、更具历史一致性的描述减弱了所谓的“基督教的黄金时代”的概念。就像显微镜揭示癌细胞一样，威廉斯向读者展示基督徒是如何经常被周围文化影响，而不是被活在我们内心的基督所影响。从基督教民族主义到对财富的追求再到基督教的“名人文化”，正如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样，基督徒与周遭的文化融合并不让人意外。
三心二意
从新约开始，威廉斯举例出部分基督徒看重世俗文化的标准胜过圣经的标准。使徒行传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故事，威廉斯昵称他们为“第一代的文化基督徒”（first cultural Christians）。
这对夫妇看到初代基督徒的慷慨奉献，试图表现类似的行动，尽管他们的动机与其他基督徒不同。其他基督徒因着福音的驱使而牺牲奉献，但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追求的却是基于罗马文化恶名昭彰的“施舍观念”而奉献金钱——当时，富有的罗马人总期望透过赠与获得回报。
我们也经常抱着类似的心态行事。对这对文化基督徒夫妇而言，问题在于他们想透过“赠与”获得什么。将出售土地所得的一部分捐赠教会是值得称赞的事；但试图将自己的地位提升至其他牺牲奉献的人的地位则不然。基督徒的奉献本是出于心甘情愿，从来不是假奉献之名行累积权力之实的手段。
威廉斯继续讲述历史上关于饮食的议题（第2章）及希腊罗马世界里性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其对教会的影响（第3章）。第一批基督徒似乎背负着罗马文化的某些包袱，包括醉酒的习惯和异教徒的崇拜仪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其他地方对教会的训诫清楚地表明，基督徒在饮食方面心意不定，有时看起来更像罗马人，而不是更像基督。
当然，在性相关议题方面，没有什么比基督教的性伦理更反世俗文化了。基督徒应对配偶忠贞，或者保持独身。相较之下，罗马男性在性欲上几乎是可随心所欲而不受惩罚。在罗马、哥林多和以弗所等著名城市，庙妓的存在是司空见惯，更不用说奴隶被视为可以任意摆布的性工具。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一个性泛滥的文化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许多方面而言，古罗马社会的状况能让现代西方社会看起来更像12岁辅导级的卡通。
威廉斯沿着历史的轨迹，继续探讨新约时代之后的基督徒和最初几个世纪文化里普遍有的罪。一个有趣的案例与一位罗马省长，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有关，他曾拷问基督徒，以便更了解他们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可能构成的威胁。在审问中，似乎有些基督徒为了博得普林尼的信任，很快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然而，也有其他人坚持下去，导致普林尼得向图拉真皇帝（Emperor Trajan）请示应如何处理。
普林尼和图拉真之间一来一往的信件成为极重要的“非基督徒视角”的资料来源，呈现第二世纪基督教群体的本质及样貌，也证实有部分基督徒后来放弃信仰、脱离教会的事实。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基督教遭受迫害的不同时期，放弃信仰的事件不断发生。后来的教会领袖，如迦太基的居普良（Cyprian of Carthage）便曾谈及该如何让“背离的”基督徒重新融入教会。
这段历史的插曲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脱离福音派主义”（exvangelicalism）和相关的运动。现今的基督徒如何对待那些离开教会的人？问题出在信仰、神职人员还是其他方面？社交媒体等现代社群平台的发明对基督徒的信仰有多大的影响？深入探讨近期一些对“无特定宗教信仰者（nones）和“离开信仰者”（nonverts）的研究，比较这些人与初代教会基督徒的经历也许对我们会很有帮助。
根据威廉斯的说法，君士坦丁时代和后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徒在文化罪恶方面也没有表现得更好。研究古代晚期的学者对基督教团体之间的暴行，以及透过权力和手段来左右教会决策的事迹并不感到惊讶。然而，现代基督徒应该对此感到震惊，并提醒自己，这种姿态与基督教的美德背道而行。
很多时候，我们在神学和实践上的分歧可能更多是出于不同的文化立场，而不是出于神学。支持以暴力或权力操控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与基督教本质的实践是对立的——基督教从来都不应是这样的宗教。威廉斯指出，“有时，我们意见的分歧并不与正确的神学有关，更多是关于表象的事。这些分歧应让我们担忧及认罪。”我实在无法同意他更多了！
威廉斯将四、五世纪时的教会与当今活跃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崇拜名人的文化联系起来，这让我特别受到鼓励。许多人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为对罗马文化及其与现今社会的相似之处的批判，但威廉斯把奥古斯丁的思想当作手术刀，小心翼翼地用它切除教会里的癌性肿瘤。奥古斯丁对罗马的失败和罗马宗教的荒谬处直言不讳。简言之，将人类的终极盼望寄托在世俗的王国上，充其量是冲动鲁莽的。虽然天国子民关心地上国度的福祉，但他们对地上国度的远景及短暂性有着务实的态度。
这本书最令人惊讶之处是，威廉斯用早期修道院运动来推论高举基督教名人的危险性。在四世纪后期，许多人退隠到埃及的沙漠和周遭地区，他们灵性的名声和地位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但正如威廉斯所描述的，这些沙漠僧侣的灵性之旅与异教徒的朝圣之旅并没有什么不同。
沙漠僧侣也代表着我们现今要学的实际功课。有许多人批评教会聚会抑制了个人的属灵经历。但是，无论我们从早期的修士那里学习到什么样的属灵洞见，这些洞见都应该用来服事、造就神的子民。
没有所谓的黄金时代
《初代教会的文化基督徒》为读者提供很好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应如何从基督教历史中这个关键时代汲取教训。这本书的目的并非为了详细介绍初代基督徒的样貌。然而，它强而有力的指出人性本质和每日跟随基督所面临的真实的长期性挑战。基督教教义总是指出我们文化里的问题，无论是在第一世纪还是21世纪。
这本书的观点不是悲观的，而是实际的。威廉斯提出她对上古晚期文化的见解、她身为基督门徒的执着，以及她对现代福音派的观察。在书中有些部分，我希望威廉斯能让读者自己作出结论，而不是用这些章节与现代福音派生活和思想的各种联系作为结尾。但总而言之，这本书为今日的基督徒铺陈一个公平比较的基础。威廉斯并没有为这些“文化之罪”辩解，而是透过仔细的历史研究帮助读者理解我们如何像我们的前人一样容易犯这些错误。
与其盲目地推崇初代教会，或许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清晰明确的教训，并将它们实践在我们今日的际遇中。威廉斯这本书绝非抽象的社会历史研究，而是一本极好的“实用的历史”书。
认识到我们文化上的罪，应将我们带回耶稣所教导的那个颠覆世俗社会的国度伦理。祂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历史长河里没有所谓的教会的黄金时代，唯有将来永恒中的荣耀时代。
科尔曼·福特（Coleman Ford）是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人文学助理教授。他是古代基督教研究中心的联合创办人，也是牧师神学家中心的研究员。他是《以祂的形象造成：基督徒塑造指南》（Formed in His Image : A Guide to Christian Formation）的作者。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