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督教在一些国家能不断增长，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断衰落？
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家运用所谓世俗化的论点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理论是：科学、科技和教育将导致基督教在社会里的影响力下降。
而近期，一些学者认为，原因其实在于财富的积累。他们相信日益富裕使人们不必寻求更高的力量来提供他们日常所需。换句话说，富裕与无神论有直接的关联。
在本月发表于《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杂志上一篇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中，我与合著者挑战了“教育和富裕导致基督教衰落”的论点。
根据我们对全球166个国家在2010年至2020年间进行的抽样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决定基督教活力的最重要因素，是政府透过国家法律和政策给予基督教官方支持的程度。然而，作用的方式与许多火热的基督徒所以为的不一样。
伴随着政府对基督教的支持度增加，基督徒的总人数显著地减少 。即使考量里包含其他可能使基督教增长的因素，如整体人口成长的趋势，这种现象仍然存在。
图片：尼莱·赛亚我们承认，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无法反映对基督徒而言非常重要的因素——圣灵的工作——然而，我们对现有数据的大量统计测试表明，国家赋予的基督教特权与基督教衰落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而不仅仅是“相关关系（correlation）”。
我们的研究指出和“基督教活力”相关的三种不同悖论：多元化的悖论、特权的悖论，和迫害的悖论。
1.多元化的悖论
许多基督徒认为，让基督教兴旺的最佳方式是将所有其他宗教拒之门外。然而，讽刺的是，让基督教兴旺的国家，往往是基督教必须与其他信仰平等竞争的国家。
也许能解释此种现象最好的方式是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著作《国富论》。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认为，正如市场经济能藉由迫使企业争夺市场占有率来刺激企业之间的竞争、创新和活力一样，没有受到监控的宗教市场也能对信仰组织产生同样的影响。
正如铁磨铁那样，竞争磨练宗教。多元化的背景迫使基督徒努力为他们的信仰提出最好的论述（其他宗教传统也会被迫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会使得基督徒必须深入理解自己的信仰，在思想市场上捍卫自己。
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一个国家对多元文化的努力增加，其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也会随之增加。在基督徒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对基督教提供极低的官方支持度，或什至毫无支持。矛盾之处在于，基督教反而是在必须自食其力时表现得最好。
多元化的悖论呈现在基督教发展得最快的两个世界区域：亚洲和非洲。
基督教在过去一个世纪增长最强劲的区域是亚洲，亚洲基督徒的增长率是人口的两倍。当我们看到亚洲只有一个基督教占多数的国家（菲律宾）时，基督教在亚洲的爆炸性增长就更加显著了。
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呢？与欧洲相反，基督教在亚洲国家未曾得到来自国家政府的优惠待遇，而这ㄧ实际状况仍引领至基督教惊人的增长率。基督教信仰在体制上没有依附于国家政权，而这实际上对它的成长及活力有所助益。
以韩国为例，在一个世纪内，韩国已从一个缺乏基督教的国家，成长为基督教最大的出口国之一。韩国目前是全世界派遣宣教士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这个例子很好地显明多元化的悖论。由于韩国不是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没有享受国家政权的特殊优惠。事实上，韩国的基督教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迫害，在殖民期间，教会被强行关闭，财产被没收。确实，在韩国历史中，教会在贫困、战争、独裁统治和国家危机中坚持了下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韩国基督教呈现倍数增长，建造了数以万间教会，神学院每年培育数万名毕业生。今天，韩国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徒。
非洲则是基督教蓬勃增长的另一个区域，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今天，非洲有接近7亿名基督徒，就人口数量而言，非洲是世界上最基督教的洲。事实上，上列图表里有10个2010至2020年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
基督教在非洲有所进展，并不是因为它享有来自国家的特权地位，而是因为它必须与其他传统信仰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竞争。在基督教显著增长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坦桑尼亚，其官方对基督教的支持度接近全球的平均水准。在其余情况下（包括排名中等的肯亚和赞比亚），国家对基督教的支持度都低于——通常是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准。
简而言之，基督教在非洲和在亚洲一样，其兴旺的理由并不是 因为它得到国家的支持，而是因为它没有得到支持。
2. 特权的悖论
世界上基督教人数下降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为基督教提供中等或高度的官方支持。宗教之间的竞争会激发基督教的生命力，而国家对基督教的偏袒则无意中抑制了它的生命力。
当基督徒觉得受到来自少数宗教的威胁时，他们可能会期待国家在竞争关系中扶他们一把。这些优惠可能包括国家为基督教事工提供金援、赋予基督教联系国家机构的特权、以及让基督教免于一些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管制。然而，矛盾的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国家以这些方式优惠基督教，最终并没有为教会带来帮助。
当基督徒试图得到国家的青睐以维持他们的特惠待遇时，他们从他们的使命上分心了，因为他们将精神放在凯撒的事物上，而不是上帝的事物上。
是的，受到国家青睐的教会可以利用其特惠地位对社会某些部份施加影响力（带来改变）；然而，这主要是透过仪式/制度和象征意义——基督教成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而不是透过人们真实热枕的灵命。也因此，国家所支持的教会往往会失去其灵命的实质——而这正是那些实践信仰的人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导致基督徒离开教会。
有趣的是，一些研究甚至表明，拥有国家支持的教会的宣教士， 效率低于那些没有国家支持的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
宗教学者早已注意到，世俗化最为强烈的地方为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过去曾经有好几个世纪，教会在欧洲人的生活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如今，许多民意调查 记录了这一地区的信仰和宗教活动参与的比例都相对薄弱。
欧洲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地区，也是最富有的地区，这导致许多人认为富裕和基督教的衰落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的研究却认为，欧洲的世俗化主要源于国家对基督教的广泛支持。
例如，在英国，法律将英国教会确立为国家教会，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并赋予其他宗教群体所没有的特权。在斯堪地纳维亚（Scandinavia）的新教国家中也出现基督教衰落的现象，在这些地区，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一直有显著的特权（包括过去曾有国家的资金补助）。例如，瑞典教会（Church of Sweden）与国家政权间关系密切（政教已在2000年分离），瑞典国王担任教会最高领袖，并由政府任命主教。
在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给予罗马天主教会大力的支持，并在家庭法、宗教广播、税收政策和教育等领域主动式地歧视非天主教徒。虽然在欧洲许多地区，这些国家的天主教特权已经削弱，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宗教之间的竞争环境仍然不平衡，特别是对新宗教运动设立障碍这一方面。
在以东正教为主的国家，政治特权与基督教衰落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例如，俄罗斯向俄罗斯东正教提供许多特权：资助圣地、赋予和国家机构沟通的门道、以及宗教事务自主权。同时，政府向东正教的竞争对手施加限制，包括拒绝发放签证给外国神职人员、驱逐其他宗教的宣教士、拒绝赋予土地拥有权。像俄罗斯这样的东正教国家最有可能将教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结果便是，欧洲的教会不用担心自己需要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中与其他宗教对手竞争。这些教会变得昏昏欲睡，因为他们能倚靠国家来维持生计。
在基督教世界中，这些国家的教会出席率仍然是最低的，尽管绝大多数公民保留其官方教会的会员身份。欧洲教会承担的功能主要是在各种宗教仪式方面，但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却很少发挥作用。华丽的大教堂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欢迎数以百计的人，但平常日子的主日崇拜却只有寥寥可数的信徒参加。
简而言之，欧洲基督教的衰落恰恰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
3. 迫害的悖论
在第二世纪，初代教会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曾得出惊人的结论：“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的研究惊异地发现，敌对基督教的歧视环境一般不会削弱基督教，在某些情况下，迫害甚至能使教会更坚强。
就像健康的宗教竞争，宗教迫害——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不允许基督徒舒适的活着。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宗教迫害极大的伤害了基督教，例如7世纪的北非、17世纪的日本、20世纪的阿尔巴尼亚和现代的伊拉克。然而，在许多其他歧视和迫害的处境下（没有种族灭绝等级的暴力），教会出乎意料地——不仅持续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繁荣昌盛。
在这些环境中，基督徒视信仰为其力量的泉源，而这样的敬虔吸引了教外的人。
在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基督徒生活在高度迫害的国家中。即便如此，基督教持续表现出非凡的韧性，就像活在凯撒剑下的初代教会。
今天，基督教在某些穆斯林国家——如伊朗和阿富汗——等基督信仰受到高度迫害国家里迅速成长着。 “敞开的门（Open Doors）”每年根据基督徒受逼迫的程度将全世界的国家排名，伊朗被列在基督徒处境最困难的国家第八名，程度是“极端”迫害。在这个伊斯兰教国里，政府禁止人们从伊斯兰教皈依基督、囚禁传扬基督教的人，并逮捕参与地下教会或印刷、分发基督教文献的人。
然而，尽管政府威胁、施压和胁迫基督徒，伊朗的教会在归信基督方面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虽然很难确切地知道伊朗有多少基督徒，因为多数人害怕受到迫害而不揭露他们的信仰，但调查数据估计伊朗可能有多达100万名基督徒。基督信仰在伊朗惊人的增长速度使伊朗政府的决策者担心基督教威胁到这个伊斯兰教国家的根基。
伊朗东部的邻国阿富汗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Open Doors将该国列为基督徒受迫害第二名的地方，仅次于朝鲜。和伊朗一样，在阿富汗，伊斯兰教信徒皈依基督教是违法的，这样做的人将面临监禁、暴力甚至死亡。基督徒不仅面临来自伊斯兰政府的迫害，也遭受来自伊斯兰好战分子针对少数宗教的攻击。阿富汗的基督教社区已遭受数十年战争的摧残。
要确切地知道阿富汗的基督徒人数是不可能的。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基督教在那里持续增长，由地下教会支撑着，尽管基督徒面临广泛和强烈的压制。一些调查表示，基督教甚至已在阿富汗的精英和该国议会成员中蔓延开来。一个公开的例子是，阿富汗前第一夫人鲁拉·加尼（Rula Ghani）是来自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
在穆斯林世界外，世界上最大的受迫害教会——中国教会——经历了初代教会在凯撒剑下的相同经历：倍数的增长。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前三十年里，教会遭受到严重的迫害，尤其在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场运动由毛泽东发起，旨在透过对包括宗教在内的敌人发动斗争来维护中国的共产主义。在此期间，数十万基督徒沦亡，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基督徒。
然而，基督教透过地下教会的方式持续存在。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教基督徒仍能有相当大的增长。宗教社会学家杨凤刚指出，自1950年以来，新教人数增长了23倍。在中国接近15亿的人口中，至少有5%的人信奉基督教。
杨凤刚预测，未来几年，这一比例将倍增，到2030年，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到了2050年，中国甚至可能有一半人是基督徒。
随着中国共产党持续扩大镇压宗教团体的规模，未来几年可能会证实这些预测过于乐观。但是，中国的镇压不可能完全遏制基督教的增长。
简而言之，政治特权的诱惑——而不是政府对教会的迫害或威胁——对基督信仰而言似乎是更大的障碍。
给基督教的功课
这几点悖论对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社群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欧洲，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维尼亚、法国、奥地利、义大利、德国、荷兰和瑞士的政治家及政党曾呼吁要深化基督教与其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些成功的政治家将自己定位为基督教的捍卫者，因为他们对抗着外来、威胁到本国基督教的伊斯兰信仰。
在许多时机下，右派民粹主义政党已证明他们有能力增加选票比例，且部分原因来自于他们在捍卫“基督教国家”。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想我们能预见基督教在欧洲进一步的腐蚀和衰落。
而在大西洋另一端也能看到类似的故事。美国的基督教——尤其是福音派运动，今天正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十字路口。
虽然美国与欧洲不同，没有国家官方对基督教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没有与国家纠缠在一起。随着基督教与美国党派政治日益交织的关系，美国的基督信仰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衰落——这一趋势在一些学术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在过去30年间，没有隶属于任何宗教的美国人数量急剧增加，从1991年的6%增加到今天的23%，尽管在此期间，美国人口整体上经历了显著的成长。我们的论点是，没有持任何宗教信仰的人数的上升，部分归功于基督徒试图得到国家政权的青睐（有时还真的得到了）。
保守派基督徒在197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以对抗“基督教价值观”在美国社会所受到的侵蚀，以及为要“帮上帝把美国夺回来”。为此，他们卷入了党派政治。
然而，这种将宗教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方式使人们厌恶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信仰支持着某种他们个人所不认同的政治。因此，政治化后的基督教一方面确实能够吸引到一群越来越狭窄的群体，另一方面又使自由派和温和派的人离开教会。
将政治神圣化的现象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走上与其欧洲伙伴一样的道路。对关心此趋势的基督徒来说，好消息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和分析正确，我们仍有可能扭转社会世俗化的趋势。
但这将要求宗教躲避国家特权/特惠的诱惑，也不要视宗教竞争为一种威胁而拒之门外。这种做法并没有要求基督徒脱离公众生活或完全放弃政治，然而，它强烈警告基督徒不要把任何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或国家等同于上帝的计划。
我们的研究表明，基督教社群恢复福音见证的最好方法正是拒绝寻求政治特权，认识到这种追求不符合耶稣的教导。当基督徒如此行时，他们向世界表明，他们确实坚信基督给予的承诺——任何权势（天上的和地上的）都不能胜过、击败祂的教会。拒绝政治特权将使基督徒更加依赖圣灵，倚靠祂的力量打开人们的心接受福音。
尼莱·赛亚（Nilay Saiya）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务助理教授。他是《和平的武器：宗教自由如何打击恐怖主义》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