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基督徒这几年过得很不容易。中国政府将宣教士驱逐 国门，加强对宗教的限制 ，并以紧迫的“清零政策”切断 与世界的联系。去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引发 前所未有的抗议活动，政府最终放弃了疫情管制。
所罗门·李（Solomon Li）是一位海外事工领袖，服事于华人教会长达30年，今年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国，这是自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由于存在安全顾虑，李的名字为化名。）
李与城里一个地下教会（家庭教会）网络中的150位牧师会面，并与《今日基督教》分享基督徒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会。 （本文内容已经缩简和编辑。）
中国的“清零政策”旨在透过严格的封锁和大规模检测将病例尽可能保持为零，该政策直到去年12月才结束。疫情对您所会见的家庭教会领袖有何影响？
总的来说，这让主日礼拜的举行变得更加困难，但他们之中许多人仍尽可能地有实体聚会。这也增加了团契和家庭探访的难度。人们担心聚集在一起会传播病毒。那是一段非常辛苦日子。
这些教会希望继续实体聚会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教会论感到担忧：关于教会的教义是什么？以长远的角度来看，线上或Zoon的聚会是可以接受的吗？根据圣经，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线上教会只是种例外选项。如果我们可以外出购物，那也许我们能提供实体主日聚会的机会。
COVID-19的大流行也与中国新的宗教政策同时发生。虽然清零政策影响到每个人，但对家庭教会更加紧缩和打击的政策为基督徒增加另一层困难。如果政府密切监视着你的教会，你很难恢复实体教会。甚至网路教会也很困难。
然而，由于中国教会数量众多，若要监控每间教会，成本非常高。因此，虽然有一些大型教会成为目标，许多其他教会在只有面临小困难的情况下仍能继续聚会。
在疫情期间，你听过哪些关于神如何在家庭教会里工作的令人鼓舞的故事？
我发现有些教会在整个疫情期间都有实体聚会——他们未曾停止实体聚会，哪怕只是暂停一次。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这恰恰说明仍有这样的空间。我认为，教会在疫情期间的表现不是基于外在因素，而是基于内在因素：教会领袖在应对危机方面准备得如何？他们是如何理解“教会”的？他们如何调整自己，向羊群伸出手，带领及牧养他们？
疫情初期，一间位于大城市的教会于2020年2月开始聚会，当时只有17人。当我在七月拜访这间教会时，他们已经发展到有三个聚会点，最大的聚会点有150人（较小的聚会点有40-80名会友）。教会能如此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心仍然在寻求主、寻求敬拜。如果一间教会是健康的，并持续举行礼拜，人们就会来。教会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他教会会友的转移，但有大约20%到25%的参与者是非基督徒。
有时，教会无法举行实体聚会，尤其是疫情突然爆涨时，但他们仍有创意地建造他们的社区。他们要求不同家庭拍摄自己朗诵儿童教理问答的影片。然后，他们将影片剪辑在一起，在线上主日礼拜中播放，以增加彼此间的团聚感。
有些教会没有能力良好地照顾会友，或没有强大的神学架构来推展教会事工。于是，相对成熟的北京锡安教会前来支持这些教会，将它们带入锡安的大家庭。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路教会，有来自中国各地近万名的会友。同时，他们仍然希望肢体们能在地方教会有实体聚会。
每间教会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做事。这是一个整合的时期。有些教会越做越大，有些教会则消失了。
新闻报导经常提到，中国的“清零政策”对大学的打击尤其严重。同时，校园事工历来在向年轻人分享耶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事工在疫情中的表现如何？
大学是疫情管制最严格的地方之一，因为COVID-19可以在校园内迅速传播并影响整座城市。学生们就像被囚禁在校园里那样，没有人能接触到他们。有些牧师鼓励他们的学生每周都出来做礼拜。
总的来说，COVID-19和政府对教育的严格控制使校园事工的实际状况与过去截然不同。今日教会所结出的果子很多都始于1990年代和2000初年来自韩国和西方的宣教士在校园事工所做的努力。
但今天，政府对校园的控制非常严格。他们用脸部辨识技术来决定谁可以进入校门，他们教导学生拒绝任何宗教团体的接近。这使得校园事工变得非常困难。我们正在失去下一代，我担心教会增长的趋势会停止。
不过，还是有一些非常有创意的领袖在做校园事工。例如，去年夏天，一间城市教会派遣60名大学生到中国的五个城市进行短期宣教。他们与大约10000人分享福音。这是培训年轻一代的一种方式。我仍然看到这些非常有勇气和有创意的事工在进行，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事工。
离开中国数年后，当你回到中国时，最让你惊讶的事是什么？
中国人是如此坚韧。疫情和政治变革让许多人意识到，中国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得过着日常生活。
在外人看来，我们觉得中国变得非常政治化，但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此并不在意。有时，人们甚至会拿这个事实开玩笑。我真的很佩服中国人的韧性。但另一方面而言，如果他们不在乎这个国家发生些什么事，也会增加分享福音的难度。
一些伟大的基督教领袖的出现也让我感到惊讶。尽管很多事情都很艰难，上帝还是兴起了具有宏大愿景、极大热情和敬虔品格的领袖。他们很努力分享福音，照顾羊群。他们的带领使教会不断成长。看见基督的复活在他们生命里如此真实，让我很感动，圣灵的工作是真实的。
这真的让我充满盼望。我认为很多人对中国持悲观态度，但我认为现在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最充满盼望的时期。我曾问中国的牧师们：你愿意待在一个完全现代化、发展健全但福音空间狭小的社会，还是待在中国这个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多变性和挑战性的社会——在过去的150年，上帝不断在其中为福音创造更多空间的这个中国？这里有这么多人渴望学习，渴望听到福音。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基督徒该如何改变传福音的方式？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有些人无论周围发生了什么事，都会继续前进。然而，另一群人正在离开中国，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中国的现状。他们想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子女的未来。也有一些人是为了理想离开中国。[去年，有10800名百万富翁离开中国，根据Henley and Partners的数据，预计2023年还将有13500名百万富翁离开中国。]
因此，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第一类人是那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对国家的希望破灭了，正在寻求答案。第二类人不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这两类人都是海外华人教会应该预备传福音的对象。
当我们与他们交谈时，我们需要让真理平易近人且具有实际意义，而不是高谈阔论，讲着深奥的神学。我们需要有真诚的心灵交流。否则，人们会说：“这和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人口外流对家庭教会有什么影响？
许多基督徒离开了中国，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资源较丰富的基督徒。一位牧师告诉我，去年他的教会有八个家庭离开了中国。另一位牧师感到气馁，因为有三位重要的教会领袖离开了中国——他们曾承诺愿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间教会里同生共死。这些人的离去对教会领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倚靠着什么在建造教会？
这样的人口外流如何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带来机会？
挑战正在于：有这么多基督徒前来。你不需要分享福音，不需要去传福音，人们就会走进你的教会。
想像一下，你的教会现在有100 人，一年后就会增加到180人。这完全改变了你的人口结构。这会对你的教会文化产生什么影响？这对现有的教会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然后，当中国的牧师试图在海外建立新教会时，他们会认为自己可以做和在国内一样的事。然而，在一个新的国家和文化中，情况是不一样的。你以权力主义的方式建立教会的做法在泰国不会像在中国那样奏效。在了解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适应许多变化。
美国的华人教会领袖需要了解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以及这些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原因。相同的语言并不代表你真正了解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仍然充满盼望。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经历了所有这些国家级的灾难，但在这一切中，福音从未停止过，教会从未停止过。希望目前中国文化经历的震荡能为福音打开大门。
翻译：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