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基督教界正为立志在世界各地宣教禾场服事的中国基督徒的涌现而感到振奋不已。虽然中国教会作为差派教会的能力仍然在成长中，但是这个世界宣教的新局势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希望——为中国教会的成熟提供了感人的示范。几个世纪以来，众多全球宣教机构和宣教士都为中国大陆教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利玛窦、艾伟德、古約翰和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的奋勇进取的事迹藉着传记和讲道示例很好地记录保存下来。即使在今天， 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CIM）的故事仍然激励着中国基督徒离开国土到海外传福音。
虽然目前中国内地的福音版图有许多外籍人士做出的贡献，但中国教会的宣教愿景也同样地——甚至更多地——归功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使福音的种子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扎根生长的众多中国弟兄姊妹。这些圣徒为建立明确的中国化教会有着必不可少的影响，理应得到认可。但愿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新一代基督徒，无论在中国还是中国以外，去向任何神所呼召的地方服事。
1. 丁立美（Ding Limei，1871-1936） 坚定的传道人
传道人丁立美出生在山东省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13岁时，丁立美离家前往登州（今蓬莱），进入由美北长老会差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创办的登州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工作了几年，然后回到同一所学校学习了两年的神学。
丁立美于1898年被按立为牧师。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被关进监狱40天，在那里他遭受了近200次棍棒的打击，身上留下了严重的损害。出狱后，他接受了长老会牧师的职位，决心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传扬福音，建立中国本土教会，拯救数百万同胞的灵魂。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是一位活跃的巡回布道家，在全国各地的复兴会中演讲，并带领许多中国人认信基督。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丁立美专注于神学教育，在华北神学院任教，并牧养了几个教会。晚年的疾病使他无法参与前沿的宣教工作，但他坚持为数以千计的同胞得救点名祈祷，他要看到中国人民被基督得着的愿望从未动摇过。
2. 李贞德（Jeanette Li，1899-1968）跨文化传道人
李贞德于1899年出生在一个佛教家庭。童年的一场疾病迫使她的家人把她带到一家宣教士医院，之后的康复促使她进入教会学校学习。10岁时，李贞德接受洗礼，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16岁时，李贞德与一位非信徒开始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几年后，她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再婚，留下她作为单身母亲抚养儿子。
在照顾儿子和生病的母亲的同时，李贞德坚持学习，并最终在一所公办学校找到了工作，这是她有意做出的决定，以寻求在教会学校以外传福音的机会。她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呼召是传福音后，在1930年辞去了学校的工作，进入南京的金陵圣经学院接受宣教培训。1934年，她第一次前往满洲里，在该地区的街道、家庭、医院和孤儿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教。在这些年里，她的事工几乎一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和骚扰。1952年，她因基督教信仰被共产党官员监禁了17个月。获释后，她搬到了广州，在那里她再次自愿担任宣教士，直到她被允许前往香港，最终前往美国。在经历生命中的重重苦难时，她仍继续分享她的信仰，见证神在困难中的信实供应。
3. 梁发 (Liang Fa，1789-1855) 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徒
梁发的一生展示了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一波三折的过程：经历了外国赞助、国内迫害以及中国信徒在中国身份和基督徒身份之间的挣扎。早年，梁发在一个村庄长大，参与了当地的民间宗教生活。在年轻的时候，梁发成了一名印刷工，协助刚到任的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工作。他后来信主并促成了许多家庭成员的受洗，并成为第一个被按立的中国宣教士。中年以前，梁发参与了大部分早期新教传教活动（传教士出版社、地方团契、学校、医院等），并撰写了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福音单张。
梁发表现出一种“破坏偶像”（iconoclasm）的倾向：即强烈反对偶像崇拜的一种基督教主张。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家庭生活也由于他的信仰和事工变得更加复杂，显示出成为基督徒而带来的好几层冲突：承认基督信仰的真正风险，参与宗教或敬拜生活的挑战，以及与下一代关系的紧张。梁发常被描述为中国本土教会的第一个果子或种子。
4. 石美玉（Mary Stone，1873-1954） 卓有成就的医疗宣教士
石美玉是大陆最早的第二代基督徒之一，出生于一个由卫理公会的牧师和宣教士学校的校长组成的家庭。石美玉从小就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基督教典籍，并随后前往密歇根大学学习医学。
石美玉是最早从美国大学获得医学学位的两名中国妇女之一。她1896年回到中国，担任卫理公会妇女海外宣教协会（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宣教医生。在余下的几十年里，她建立并经营了多家医院，并参与了广泛的宣教工作。
在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士差传大会（Edinburgh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之后，石美玉作为中国延续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的成员参与服事 。随后石美玉成为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联合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in China）的第一任主席，也成为伯特利全球布道团（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她联合创办了中华宣教会（Chinese Missionary Society），中国第一个福音宣教会，以支持和差派中国基督徒向其他国人传福音。
5. 舒珊（音译）（Shu Shan ，？-1900) 勇敢的义和团殉道者
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舒珊和她的家人是住在北京郊区的基督徒。这是一场原因复杂的草根起义，义和团参与者通过召唤中国神话英雄的灵力来摧毁所有外国势力，让华北老百姓重新获得繁荣和安定。舒珊的丈夫是当地的一名宣教士，负责自己在北京郊外的宣教基站。当义和团暴力事件的消息传开后，他逃到山上避难，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送到附近的亲戚家。
当义和团逼近他们的村庄时，舒珊和她的孩子们被可能提供避难所的朋友和家人一一拒之门外，最终回到他们的家中等待死亡。舒珊和她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被义和团抓走，然后被折磨、杀害，并被扔进他们家废墟附近的一个浅坟里。舒珊和1900年其他许多基督教殉道者的鲜血激励了一代海外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他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到他所带领的地方——他们的顺服构成了今天中国教会的基础。
6. 宋尚节（John Sung，1901-1944）中国的施洗约翰
宋尚节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的第四个儿子。宋尚杰渴望追随父亲的脚步，从当地的宣教士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学习神学。然而，一到那里，他就改学化学，最终在1926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不久，他忏悔了自己的自私，并努力履行他最初的呼召，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1927年，宋尚节报告说，他有一个戏剧性的“归信经历”，迫使他批评教授们的自由主义神学。这是宋尚节的一个艰难时期，导致他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一位美国牧师的干预下，宋尚节被允许回到中国，在那里他既要教授化学和圣经，又要在周末开展宣教活动。
1931年，宋尚节接受了石美玉（见上文）的邀请，放弃了所有其他工作，加入了伯特利全球布道团（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宋尚节很快就作为一个热情似火的传道人而闻名于整个亚洲，他在讲台上的戏剧性行为和动人的歌曲直指人们的心灵。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讲道中的信息，包括审判、悔改和医治等，使中国内地和华侨界的许多人相信了耶稣。他声称持续的健康问题使他保持谦卑，最终疾病在1944年夺去了他的生命。
7. 王来俊（Wang Lai Quan，1835-1901） 戴德生事奉中的弟兄
王来俊是一名画家和室内装修师，1859年受洗加入宣教士戴德生在宁波的教会。王来俊同意帮助戴德生管理他那所处境艰难的医院，不领工资而只是“从主无论多少的供应中取一份”。1860年，当戴德生因身体原因返回英国时，王来俊与他同行，帮助照顾戴德生的孩子，并协助将新约圣经翻译成宁波方言。
回国后，王来俊开始自行牧养独立的地方教会。他没有领中国内地会（CIM）的薪水，而是用自己的钱开办了了一间乡村小教堂，管理着越来越多当地的巡回传道人，最终成为杭州地区一个自筹经费、自己管理的教会网络的监管牧师。王来俊与中国内地会的的外籍宣教士合作良好，至少有一次从他的教会寄钱支持中国内地会外籍宣教士们的工作。
8. 吴宝瑛（Wu Baoying， 1897-1930）中国西部的医疗宣教士
吴宝瑛于1897年出生于中国西部甘肃省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是中国最早的医疗宣教士之一，由第二代中国内地会 （CIM）宣教士金品三（George King）在兰州的博德恩医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亲自培训。在1927年反基督教和仇外的南京暴力事件发生后，中国西部的所有外籍宣教士都被召回。随后在医院的运营中，吴宝瑛和他的妻子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吴宝瑛和他的兄弟还在他们的家乡建立了一所宣教医院。在1928年的一次民族暴动中，吴宝瑛被回族叛军杀害。他在33岁去世时的最后一句话是：“主与我们同在”。
9. 席胜魔（Pastor Hsi, 1835-1896）战胜恶魔的人
秀才席子直在山西太原参加乡试失败后，成为一名基督徒。当他走出考场时，他收到了几份福音单张和一份关于道德和宗教话题的征文题目单。这些资料由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李修善 （David Hill）设计，是与当时的中国精英人士展开福音讨论的一种方法。席胜魔在征文比赛中提交了几篇获奖作品。当他拜访宣教士领取奖金时，李修善邀请他担任秘书和中文导师。席胜魔接受了邀请，而且李修善——他的这个外国朋友——很快帮助他克服了抽鸦片的毒瘾。
他成为一名基督徒，改名为席胜魔（战胜魔鬼的人），并回到家乡，将他的传统中医诊所改为一间教会和戒烟馆，帮助想要克服毒瘾的人。他是山西省第一位本土牧师，因着金乐婷（Geraldine Taylor）的传记《席牧师：秀才和基督徒》而不朽。席胜魔性格火爆，虽然他有时会与外国宣教士发生冲突，但众多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中的几位）都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有效地服事。他的教会和戒烟馆在山西本土新教教会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余慈度（Dora Yu，1873-1931） 一位独立的复兴布道家
余慈度出生于杭州美洲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宿舍，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接受过医疗宣教士的培训。1897年，她参加了一个为时不长的早期跨文化宣教活动，前往韩国。1904年，余慈度弃医从文，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复兴会讲道。余慈度是最早切断西方财政支持的宣教士之一，寻求建立中国本土教会，完全 “凭信心生活”。之后，她在上海创办了查经祷告所（Bible Study and Prayer House），后来成为江湾圣经学校，并开创了一系列冬季和夏季查经班，为中国教会培训了许多合格的宣教士。许多通过余慈度的传道工作成为基督徒的人在20世纪初的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倪柝声在福州的一次复兴会上听完她的讲道后，归信了基督教，并献身事奉上帝。1927年，余慈度被邀请在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上担任主要发言人。开西大会是著名的福音派信徒年度聚会，致力于属灵圣洁、合一、和全球宣教，她在会上恳请西方停止向中国差派自由派神学的宣教士。
Andrew T. Kaiser博士，自1997年以来一直与家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除了在网上发表的作品，他还著有两本书《来自过去的声音：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反思》（Voices from the Past: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和《神的旨意汹涌奔腾：自1876年以来在山西的基督宣教》（The Rushing on of the Purposes of God: Christian Missions in Shanxi since 1876）。
G. Wright Doyle是全球中国中心（Global China Center）的主管，《中国基督教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的编辑，《中国教会的建设者：新教宣教士先锋和中国教会领袖》（Buil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Pionee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hurch Leaders）的编辑，也是《来自东方的智者：章力生》（Wise Man from the East: Lit-sen Chang）的编辑和译者，以及《中国基督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Christianity）系列的联合编辑。
翻译：伊莎贝尔；校对：湉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