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暴行令人震惊。 乌克兰当局表示，在俄罗斯军队撤出其阵地后，他们发现在基辅郊区有410名平民被杀。 至少有两个人被发现双手被绑，几个人头部中弹。
许多尸体被烧毁。
一位居民说，占领军很有礼貌，并分享他们的军粮配给。 但其他人讲述了被洗劫一空的公寓；有人被绑在柱子上殴打。 俄国士兵们甚至射杀了一名骑自行车的人，他当时下车，徒步绕过街角。
这本可能发生在伊万·鲁森（Ivan Rusyn）身上。
作为乌克兰福音神学院（Ukraini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UETS）院长，他一直在基辅的一个安全屋（safe house）协调援助。 但因为骑着自行车进入俄罗斯控制的布查（Bucha），给邻居送药，他成为暴行的目击者。
尽管俄罗斯称这些图像是假的，卫星证据驳斥了俄国的说法。 《今日基督教》采访了鲁森，听取他的第一手报告。 他谈到了属灵的影响，成为一个更真实的教会，以及福音派人士如何帮助被夺回的郊区，那是他过去八年居住的地方。
说说你的邻居吧。
如果你在谷歌地图上看一下布查，我住在托斯卡纳烧烤（Toscana Grill）对面的五个公寓区之一。 这是一家昂贵的餐厅，但我也曾在里面吃过饭。 我几乎每天都在市立公园跑步，周六则是和朋友一起跑。 基辅的神学院离这里有六英里远，如果有压车的话，我开车过去需要25分钟。
我注意到谷歌现在说它需要一个半小时。
那座桥梁桥在战争的第二天被摧毁。 俄罗斯直升机和士兵首先空降在离我们家三英里的霍斯托梅尔（Hostomel）机场。 当时有激烈的战斗，接下来的五天里我躲在地下室里。 然后我离开家，去了神学院，就是按照谷歌地图的那条路线，绕过基辅向东北方向走。 两天后，我们疏散了，我找到了城里的一个安全屋。
现在，当我们把食物和补给带入布查、伊尔平（Irpin）和霍斯托梅尔时，我们看到许多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 桥还没修好，但我们可以用小客车小心翼翼地绕行。 这很危险，但如果你走得慢，现在的旅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四天前（4月3日）。 我们被警察护送，因为我们有一长串装满物资的巴士，而且要疏散市民。 就在这一天，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总统也在布查。
但在那之前我也去过一次，是骑自行车去的。
我的邻居们都在地下室避难，没有办法与他们联系，而且一条撤离路线还在准备中。 他们也需要药品。 当时伊尔平在乌克兰控制之下，所以我先去了那里的军事检查站，但他们不允许我进入俄罗斯占领的布查。
于是我来到附近的一条浅溪，用我的自行车和一棵小树来帮助平衡过河。 我看到了尸体，既有平民，也有士兵。 我看到人们高举双手，把孩子扛在肩上。 我看到老人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而当我看到俄罗斯士兵时，我不得不躲起来。 有一次，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一栋被炸毁的大楼里，害怕不得不在那里过夜。 但我尽可能地沿着小街道行动，避开主干道路。
当我到达时，我的邻居们没法离开，他们是如此害怕。
伊万·鲁森提供当你平安后回到家里，那里是什么样子？
第一次回去，我的公寓没有电，但其他方面没有问题。 第二次，门被撬开了。 我被抢劫了，有一件俄罗斯士兵的大衣被留下来。 但他们不仅仅是偷东西，他们还砸了电视、我的电脑显示器和其他电器。
我的邻居尼娜·彼得罗娃（Nina Petrova）告诉我，俄罗斯士兵来到她的公寓，用枪指着她的头，强迫她把所有的贵重物品拿出来。 每间公寓都被破门而入。 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用刀刺破家庭照片。
我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反应，其他人也提到了这一点。 因为曾 一个敌人——一个杀手——在我的公寓里，我觉得它不再属于我自己。 我不关心我失去的东西；我的心里很平静。 但最难的是要接受在我家周围走动的俄罗斯士兵。
在街上看到一具尸体是什么感觉？
你最后想到的是拍照。 你不会停下来审视那是谁。 但我发现，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可以动员自己采取行动。 当我回到我们的基地，当我看到照片和阅读报告时——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是每天晚上都在哭泣。
但当回到布查帮助他人时，我就没事了。
两天前，我们访问了霍斯托梅尔，一切都被摧毁了。 然后人们开始出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都很脏。 一位女士向我走来，我注意到她的手。 她说，他们正在用柴火做饭。 她的丈夫被杀了，她就把他埋在她公寓的入口处。
然后她拥抱了我的同事。
我至少听到了15个这样的故事，他们告诉我他们埋葬了自己的亲人。 昨天我们疏散了两位女士；其中一位将她的丈夫埋在院子里。 另一为是非常老的人，一直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公寓里，非常冷、没有水、没有电，什么都没有。 一个女人每天都给她送食物，问我们是否可以帮助她。
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这样。 年轻人更加机智，能够疏散。 但老人无处可去。 他们告诉我他们经历了地狱。
Anastasia Vlasova / Stringer / Getty福音派基督徒中有伤亡吗？
我们的一名毕业生被俄国人抓去，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他的女婿在同一时间被抓走，在莫蒂钦（Motyzhyn）的一个万人坑中被发现。 昨天是葬礼，并进行了得体的埋葬。
一所神学院的院长 也被发现死亡。 他被枪杀了，他的尸体和他的朋友一起躺在路上至少有几天了。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认识的人。
在战争的最初几天，你说过，“神啊，打碎我仇敌的骨头”，如今已经成为像“哈利路亚”一样神圣了。 但现在你已经亲眼目睹了暴行的第一手资料。 从那时起，你的属灵旅程是怎样的？
在那一刻，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说出这句话。 但是在过去的43天里，它更深入了。 我们的情绪没有那么强烈。 我们说话更加缓慢和安静。 也许专业人士会说我们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 我们试图说我们很好（微笑），但愤怒和痛苦仍然存在，渗透到我们身份的最深处。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即使是用乌克兰语。 这就像被冻结一样。 它是破坏性的。 这是不断地思考和回忆你所看到的痛苦。 它仍然伴随着你，而且我担心它不会很快消失。
我仍然支持这一说法。 我对上帝的低声呼唤是为了求神干预。
这对与俄罗斯福音派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这场战争不是由乌克兰挑起的。 我不为俄罗斯人祷告。 嗯，很少。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与他们有一个模式。 我们试着去适应。 你不懂乌克兰语？ 好吧，我们会说俄语，没问题。 你不喜欢来自顿巴斯的报告？ 好吧，我们将保持安静。
但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现在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_情况并不清楚。 你给我们看的照片很伤人。_ 但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 我们觉得他们想教我们如何原谅，但他们不想听到我们的声音。 只有少数人向我伸出援手。
据我所知，俄罗斯的基督徒不会去红场抗议，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 但他们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个信息，即使是加密的：我们在俄罗斯这里什么都做不了，但我们和你在一起。 我们反对这场战争。
对神学院教育有什么影响？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继续下去。 但有时我渴望从神学上进行反思，另一些时候我则根本不想从神学上进行思考。 但我相信，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
不，不是更强，是更真实。
当然，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但我们的真实性将表现在我们倾听的能力上，不用任何言语就能表现出同情心。 我的衣领有帮助：人们看到我是一个牧师，我们的巴士上有红色的十字架。
神学院将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发言的积极性，但我们将通过存在为我们的社会服务。 在过去的43天里我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拥抱，比过去五年里从我所有亲戚那里得到的拥抱还要多。
我们的心理部门正在发展一项咨询事工。 创伤无处不在，许多基督徒希望提供帮助。 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但由于没有经验，接近伤员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但是我的基督教，我的使命神学，正在被重新塑造。 每个星期我们都在露天服侍圣餐，体验神的存在，并与陌生人和士兵团结一致。 有成百上千的教会在积极服事，福音派基督教将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有时你会转身离开神学。 你是否与神挣扎过？
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很久了，参与神学教育多年了。 有的时候我有问题要问上帝，当然我现在也有问题。
战前，我和妻子正在阅读关于大屠杀的书，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的书。 我们参观了基辅的博物馆和巴比·亚尔（Babi Yar）的大屠杀遗址。 这听起来可能是学术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但有时在神的沉默中，我听到祂的声音。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说法。 但在祂不在的时候，我感觉到祂的存在。
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对我来说，神是否存在并不是问题。 我曾经有过一次认识论上的危机，当时我正在开始我的神学之旅。 但在这场战争中，我从不怀疑神的存在。
还是说祂爱你？
我认为是的。 我还没有这样想过。 也许我还没有时间。
对我们的学生，我解释说，当你向回看时，神的行动往往更清晰。 我相信乌克兰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成为许多其他国家的祝福。 我们的统一、团结和慷慨——对于我们从不认识的陌生人的——是惊人的。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看到祂的逻辑，但现在的代价非常高。
俄罗斯联邦正在毁掉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关心这些建筑。 但他们认为我们的价值观是一种威胁。 我请求全球社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不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且提供一切可能的政治和军事帮助。
我们正在与一个巨人战斗。
我想说我看到神的手在工作。 在这个安全屋里，我可以。 但我明天回布查时，可以对老太太说这个吗？ 我可以告诉她，神正在她的生活中做工吗？ 在神学上，我相信祂是。 但在这样的苦难面前，我缺乏沟通的力量。
翻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