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循道宗教会 (卫理公会) 长大的我，教会年历让我的童年围绕着两个重要节期交替：圣诞节 (降临期) 与复活节 (以及大斋期)。在这两者之中，我更偏爱将临期：毕竟，当眼前有一堆礼物时，“等待” 并不是多困难的事。而即使我能理解复活节的意义 (撇开眼前的巧克力不谈)，大斋期那段漫长、要求克己与受苦的属灵操练，却让人难以拥抱。
基督徒在这段复活节前为期40天的节期，预备心庆祝耶稣的受死与复活。据目前所知，教会纪念 “大斋期” 的传统约始于第四世纪。这是一段让基督徒深刻悔改、内省与反思的季节，通常伴随着某种形式的 “禁食”——暂时放下日常生活享有的某个美好事物 (如某一餐、某个嗜好或社交媒体) 整整40天，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见，上帝在基督里正呼召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网络时代的懒惰基督徒
大斋期邀请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深具基督信仰特征的词汇——“治死”自己：将我们生命中的某些面向置于死地，好腾出空间，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塑造基督的形象。
编按：mortification通常译为“苦修/禁欲/羞愧/克己”，该词源自拉丁语，结合了mort- (死)、-ify (使⋯)、-cation (名词后缀)：字面意思为“使死亡、使人像死了般”，引申为精神上的羞愧 (面子像死了一样) 或肉体上的坏死、禁欲。
这对任何基督徒而言，都是一种艰难的属灵操练，但对新教徒来说或许尤其如此，毕竟我们在历史上对这类自我节制一向抱持怀疑态度。在《基督教要义》中，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认为大斋期的操练是对基督的虚假模仿。同样地，著名的浸信会牧师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 也认为，即使在大斋期谈论禁食，也在逻辑上不一致，毕竟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 (马可福音2:19)。
若是小时候，我大概会乐意拥护这种怀疑论，因为大斋期对当时的我而言，主要是一段不能吃甜点和糖果的日子。但成年后，我开始看见 “攻克己身” 的益处：尽管我已被基督救赎，并且是借着祂的工作 (而不是我自己的) 被救赎 (林前1:18)，但我所渴望的事物，以及我渴望它们的方式，却时常偏离上帝原本要我活出的生命。
复兴始于苦难，而非“名声”
然而，当我开始重新理解大斋期与“治死”的意义时，我已不再是卫理公会信徒了。我成了一名浸信会信徒，而许多浸信会教会并不常庆祝大斋期；往往在庆祝完圣诞节后，便平淡地直接进入复活节，中间没有太多特别的仪式或强调。
我并不是说浸信会刻意拒绝大斋期的操练——例如自律、祷告与禁食。但 “受苦” 确实不是我们常谈论的基督信仰面向，更遑论视这为一种基督徒需要 “有意承担” 的操练。我们所谈论的 “苦”，多半是 “非常态的”——例如逼迫与殉道；或那些我们在祷告中求上帝拯救的苦难，例如疾病或其他我们觉得自己不应经历的困境。
这两种谈论苦难的方式本身都是好的，因为日常性的苦难确实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而非常态的苦难也可能临到那些服事基督的人身上。福音派长久以来对潘霍华、《福克斯殉道者名录》以及近期获奥斯卡提名、讲述 “21位科普特殉道者” 故事的纪录片的关注，都帮助我们开阔视野，在必要时预备我们有勇气面对苦难。这些故事提醒我们：苦难可能发生在你、我或我们任何人身上，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尽管如此，我如今不再认为这些对“苦”的讨论已经足够——虽然我理解为什么人们情愿不讨论：正因为苦难是如此普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不需要再多谈论它。苦难在罪于《创世记》第一章进入世界后便随之而来：苦难存在于男女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土地之间；苦难在兄弟之间、族群之间不断加增，也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 (病痛)。苦难既是中年时身体的酸痛，也是那种必然却仍令人措手不及的痛——来自于活着、与他人建立关系所带来的伤痛。或许我们之所以不愿更多谈论 “苦”，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主题已经太熟悉了。
然而，“治死”的操练对我而言却截然不同。因为无论是常态的还是非常态的，多数的苦是“发生”在人的身上；但治死却是一种我们“甘心承担”的苦。
这些禁食、祷告与有意识的“克己”行动，并不是 (或不应该是) 为了博取上帝恩宠而做的努力。相反地，“治死”是世人对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罗马书8:13)，是对祂邀请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与基督相连的回应，是时刻警觉自己的生命是否对上帝变得麻木或沉睡。“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以弗所书5:14)。
这正是为什么“禁欲/治死”是预备复活节的一种合宜方式。我们之所以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要求的那样警醒祷告，是因为我们首先已养成警醒与祷告的习惯，在小事上操练节制我们的欲望，使我们在关键时刻也能节制自己 (太26:41)。“治死”的操练，旨在打破我们日常惯性的节奏，并提醒我们：苦难与死亡本身其实是极其平常的——而这些“极其平常”的事，正是上帝用来医治我们耳朵与心灵迟钝的方式，使我们能更完全地领受并因那我们在复活节所庆贺的福音而喜乐。
近年来，基督教圈中不乏以“治疗”为导向来看待“苦”的资源/教导，主张痛苦并非我们必须承担的事，而是我们可以逃离的事。我的伴侣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心理治疗师，我也相信辅导在许多时候是适切且必要的，并且我们面对苦痛的方式，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伤害了身边的人。有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极深的苦，像那位触摸耶稣衣裳的妇人，在沉默中流血多年；对这些人而言，心理治疗可能为他们带来医治，甚至成为他们更深认识并经历上帝恩典的途径。
然而，心理治疗的场域，是在那些“平凡的生活方式”崩溃失效处发挥作用。心理治疗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带着新的工具与方式回到生活中，面对日常的生命；它并非旨在——也无法——帮助人们逃离未来的苦痛。
但当“先好好治疗自己”成为我们理解基督徒生命的首要框架时，那些非常态的苦难就变得更难以直视，而“自愿承担苦难”更是变得几乎无法理解。苦难总会以其日常的形式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住在一个罪仍活跃运作的世界里。然而，保罗指出，有时候正是主动承担苦难，使我们更深认识上帝的爱。
在《歌罗西书》1:24-26，保罗如此勉励我们：
现在，为了你们，我在苦中仍然喜乐——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足“基督苦难”的缺欠。按照神为你们而赐给我的管家职分，我作了教会的仆役，要把神的道完满地传开。这道就是自古以来隐藏着的奥秘，但现在已经向祂的圣徒们显明了。（新汉语译本）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将自己在 “效法耶稣的道路与使命” 中所经历的苦，与上帝赐予他的呼召紧密连结。他指出，他所承担的患难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为了效法基督的受苦。保罗并不认为自己是在 “重复” 耶稣所受的苦，而是从基督的受苦来理解自己的苦难。门徒不应期待走在比老师更容易的道路上 (太20:23；约15:18-19)。
在这里，保罗自愿承担的苦，与他从上帝所领受的使命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根据他自己的见证，保罗也邀请那些没有承担这种非常态呼召的人，去反思自己的呼召，思索自己如何也能参与上帝独一无二的使命。大斋期的操练正是在这里找到其最完整的方向：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加入上帝在基督里的工。
当我们接受成为基督门徒的呼召时，我们同时也接受了一个像祂一样生活——以及像祂一样受苦——的邀请。这种受苦可能是像保罗那样的非常态经历；也可能是我们在大斋期中可以选择的较小规模的 “治死”：例如腾出宝贵的时间来专心祷告、刻意略过一餐来默想圣经，或放下其他平凡的娱乐/日常享受，好更深地参与在上帝更宏大的工作中。“治死”自己的操练，调整我们的习惯与胃口，与上帝正在进行的工作在同个频率上。
同时，保罗在这里的论述也提醒我们：“治死”的操练并不是单单为了自己，好像禁食、祷告或默想圣经的目标只是个人的属灵卓越感。保罗将自己的苦难连结于基督的呼召与整个教会，教导我们：凡是效法基督而选择承担的苦，都是作为基督“身体的一员”的身分来承担的。因此，禁食、祷告与读经的操练，最适合在群体中一同实践；正如保罗所说：“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 。
教父奥古斯丁在其著作《论基督徒教义》第ㄧ卷第14章中，以一个关于伤口或疾病得医治的比喻来说明。他说，有时候伤口是被与之“相反”的事物治愈的，有时候则是被与之“相似”的事物治愈的。有时我们需要敷上绷带来止血，有时则需要引入某种“较温和版本”的致病因素 (有点类似疫苗的原理) 来让身体学会如何战胜它们。有时候，我们确实必须先止血，但人们不可能永远都绑着绷带。奥古斯丁总结道：身体最终必须学会当困难再次来袭时该如何应对。
禁欲、苦修的“治死式操练”正是如此。我们承担一些微小的困难，不只是因为苦难无法避免，也不仅仅是为了持续对抗罪；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能预备自己更好地加入基督美善的工作。
Myles Werntz是《From Isolation to Community: A Renewed Vision for Christian Life Together》一书的作者。他也在Taking Off and Landing撰稿，并任教于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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