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在中国不受 “限制 ”

美国宣教士罗文 (Rowen) 亲眼见证了中国对宗教信仰及其实践日益收紧的法律限制。

罗文表示，2006至2016年间，虽然中国的政策明文禁止宣教活动，但在实际的执行上并不严格。在那段时期，跨机构的福音外展行动、伙伴关系和圣经翻译计画都能顺利进行且蓬勃发展。

中国政府当时只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罗文说，“直到他们决定不再如此。 ”

2014年起，中国政府开始打压韩国宣教士，并在2018年将所有西方宣教机构驱逐出境。同年，官方也关闭了多个具影响力的家庭教会，并逮捕如 “秋雨圣约教会 ” 的王怡牧师这样的教会领袖。罗文说，当时几乎是一夜之间，他所认识的一半宣教士都被迫离开中国。 (因罗文担忧接受基督教媒体采访会带来人身风险，本文的 “罗文 ” 为其化名。)

外籍宣教士所面临的打压，也使罗文与同为美国人的妻子决定离开他们原来所在的基督教机构，改以经商方式进行职场宣教。然而，COVID-19疫情又为中国的宣教工作带来新一波重创——罗文目睹许多仍留在中国的宣教士相继离境。虽然多数宣教士原本计画要返回中国，但最终不是回到本国定居，就是转往其他地区服事。

如今，中国政府于5月1日正式实施对外籍人士宣教活动的新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新法规明定，外籍人士仅能在依法批准的宗教场所从事宗教活动，若欲集体敬拜，也必须事先向政府批准的场所提交书面申请。

本刊访问的六位宣教士皆表示，他们认为这些新规定对其日常事工不会带来重大影响。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预设的事工处境就是：任何与中国人进行的宗教教导或福音分享，理论上都会被视为非法——尤其因多数宣教士与未登记的家庭教会一同服事。

罗文说： “只要 ‘这样的事 (教导关于圣灵果子的事) 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这句话在中国仍然成立就够了。我个人的信念是，世上每一个政府其实都渴望上帝的国度，即使他们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 ”

根据新规定，外籍人士只有在获得全国性或省级宗教团体正式邀请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在中国传道。外籍人士可携带的宗教相关资料也会受到限制 (仅限个人使用)——不得携带超过十件单本出版品或三套丛书，并且不得散发这些资料。

若欲在宗教院校任教，外籍人士必须经正式聘用；若欲在宗教院校就读，则须经由中国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安排。此外，若外籍人士要参与与中国宗教团体的宗教交流，也必须透过国家级或省级宗教组织来安排。

中国这一连串日益收紧的规定，几乎等同于 “对境内宣教工作的全面禁止 ” ——基督教非营利组织 “对华援助协会 ” (ChinaAid) 创办人傅希秋 (Bob Fu) 如此评论。

中国最初于1994年1月颁布第144号令，对外国人在华从事宗教活动设下正式规范。 2000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相关限制，颁布一套《实施细则》，并于2016年与2020年进行修订。

此次于4月1日公布的最新版本《实施细则》新增了16条规定，自5月起正式生效，进一步强化中国政府对外籍宗教活动的监管，并延续习近平主席将基督教等宗教 “中国化 ” 的政策方向。

虽然此次于5月1 日起实施的多项措施并非全然创新，但 “无论从条文数量还是内容而言，这次都是一次重大的改组 ”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高级研究员邢福增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订扩大了法律责任的适用范围，涵盖到一般的民事或商业往来。举例来说，若房东将房屋出租给基督徒团体，如今可能会被认定为 “为外国人在中国从事非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 ” ，邢福增说。

另一项限制则明文禁止利用网路进行 “非法 ” 宗教活动。中国政府早在2022年3月1日就开始施行网路管制，禁止宗教交流、教学及网路布道。傅希秋指出，如今随着5月1日的新规上路，若有牧者在线上为中国基督徒提供训练课程，一旦被发现，将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这些更新的规定也可能波及在中国的外籍基督徒团契。如果外国人只能在政府批准的三自爱国教会聚会，那么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由外籍基督徒自行发起、与三自教会无关的国际敬拜聚会将难以继续存在。傅希秋表示，若要在中国建立国际团契或独立讲道，将必须通过层层官僚审核。

傅希秋说：“这些所谓的法律，其实只是将打压合法化的手段。它们封堵了过去那种规范不全、尚可由律师辩护的漏洞，进一步将程序固定并强化。 ”

一位美国宣教士表示，宣教士们一向认为中国政府对外籍宗教活动的政策总是 “笼罩在一种神秘及不透明性中 ” ，人们难以掌握实际规则为何。  “我们一贯的态度是：在可行美善之事的地方尽力行善，同时保持极高的警觉性。 ”

罗文在接受本刊访问前，尚未听说这一轮最新的限制措施。但他对此毫不惊慌，也不认为这些措施会引发对目前在中国生活与工作的外国宣教士的大规模打压。

这些新政策也不会改变他传讲耶稣的方式。罗文表示，传统的宣教模式在中国其实早已行不通。他与妻子目前全职从事创业工作，视自己为中国地方教会的 “鹰架 ”：一种暂时性的支持及鼓励角色。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后，罗文和他的家人亲眼见证了中国教会的爆炸性成长——无论是在逼迫之中，还是在相对自由的时期。他们看见中国基督徒在胆量及勇气上的极大成长。

他补充说：“我们心中充满盼望，甚至满溢出来，因为我们正在上帝的国度中遨游。祂对这些来自政府的限制发笑，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体制能阻挡这场上帝借着十字架启动的连锁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