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大自然纪录片，尤其是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解说的自然纪录片。无论是和孩子们一起观看，还是自己一人欣赏，我享受着阿尔卑斯山的雪景或海藻丛林的壮丽风光。
但是我注意到，近年来，几乎每一个关于物种灭绝及生存边缘挣扎的警世影片到了末尾，都会呼吁人们要有所行动。这些纪录片呼吁观众承担造成可怜生物的困境的责任，并仔细思考如何在该物种永远消失前挽救它们。
我可以理解因见到动物挣扎于生存，认为人类应采取行动的心理冲动。然而，这种叙事诉求背后的道德原则似乎有点模糊，并不那么理所当然。
许多纪录片工作者也承认，我们在银幕上为之惊叹的物种，都经历过漫长的生存竞争并适应环境才能活到今天。有的时候，纪录片叙事者甚至会提醒我们，同样的生存竞争过程也曾导致无数个曾经存在的物种消失灭绝。
无论你相信地球年轻论还是年老论，无论你相信上帝看顾着世界，或单纯只有无特殊意义的物理规律在引导历史，我们都同意不断地变化、死亡，以及“有利于适应性的物种自然选择”是地球上的生物的一大特征。我们看着这一切变化被记录在引人入胜的纪录片中，但是，当其中某个物种灭绝时，这种“你我都助纣为虐”的道德控诉似乎并不完全符合纪录片制作者的世界观。
是什么驱使我们从道德是非的角度来看待北极熊可能灭绝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人类行为排除在外，自然历史难道没有充斥着无数灭绝物种的尸骨吗？难道人类及其行为不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吗？
一个健全的创造关怀神学
如果我们仔细地倾听，会发现许多环保主义者似乎在区分好坏上（在功利性还是美学意义上）以及客观判断是非对错方面，有着模棱两可的观点。如果世上发生的所有一切都只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上帝告诉你“关于祂的创造物，有哪些事可做，哪些不可以做（thou shalt not）”——那么，除了物种的消失对目前生态系统的功能有害外，还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如何能判断，看到这些物种永远消失不仅令人悲伤，而且实际上是种道德错误？
如果变化、冲突挣扎和灭绝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神告诉我们应当（should ）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上面所说的关于物种保护的道德控诉背后的依据似乎就并不充分。因此，我常常认为，自然纪录片中呼吁人们采取行动的内容不过是诉诸情绪而已，除非我们以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我们正生活在祂的创造物之中，因此我们要对造物主负责、交帐——也许在这样的基础上，基督徒在照顾、治理上帝的创造物方面，要比许多其他基督徒及其怀疑者所意识到的更有发言权。
这正是安德鲁·J·斯宾塞（Andrew J. Spencer）在《上帝所造的盼望： 虚无时代的管家精神（Hope for God’s Creation: Stewardship in an Age of Futility）》一书所采取的角度。透过思索上帝如何关爱祂的创造物并赋予其价值，以及人类应效法上帝以“管理上帝的创造物为任务”的角度，斯宾塞提供一个扎实的创造关怀神学（theology of creation care）。这本书内容浅显易懂，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但书中的研究和论证均相当充实，也能满足专业人士的需求。
斯宾塞的背景正是投入这类工作的极好人选。他是位福音派基督教伦理学家，他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核能电力相关产业内，他熟悉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科学及公共政策讨论议题，并将这些议题与正统基督教神学的志业相结合。
读者会欣赏他对“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有害于环保事业”这类指控从过去至今日所作的总结。此外，读者能从他如何处理永续能源（sustainable energy）和气候变迁等特别棘手的问题中学到很多东西──他的主要论点是，基督徒应该接受一种“帕斯卡的赌注（Pascal's wager）”的态度，视“节约使用能源”和“实现可永续发展的能源”为一种合算的良善，即使气候变迁的理论并不像其所预测的那样准确。
除此之外，斯宾塞还提醒基督徒要警惕意识形态所驱动的环保主义。这种环保主义将复杂的问题扁平化，并为使用紧急权力来重塑现代社会秩序提供正当化的理由──他称这类环保主义为只凭“很大的概念”来解决环境的问题— —这种区分有助于基督徒辨别许多被偷偷夹带至讨论内的别有用心的动机。
但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基督徒提供充分的理由，让基督徒为着信仰的使命以全面且审慎的方式来关爱受造物。不过，关于斯宾塞如何做到这一点，容我再多做解释。斯宾塞并不认为“关爱受造物”本身是教会使命的一部分。相反的，他认为关爱受造物是将信仰与我们时代的文化和道德情感处境化的重要方式之ㄧ。
一种新的道德货币
虽然斯宾塞没有直接地阐述这一观点，他的论点与近来西方在基督教色彩日益淡化的同时却变得越来越在意灵性/灵命这一现象相契合——而认知到这一现象十分重要。
作家塔拉·伊莎贝拉·伯顿（Tara Isabella Burton）指出，在当前基督宗教主流地位的迟暮之年，我们正在目睹另类的灵性爆发。在不信仰上帝的情况下，这些灵性上的信仰有助于给人们一种归属感和目标感。在这个拒绝“超越性的真理”的时代，人们仍渴望被某种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所吸引。更有什者，他们渴望能够掌握善恶道德的标准，并确保自己站在历史上正确的一边。
这并不是说“环境保护”仅仅是一种缺乏正当道德基础的潮流。斯宾塞提出基督徒需要将保护环境视为“管家职责”的充分理由。正如他所指出的，圣经确实宣称 “万物借着基督被造，又是为祂而造”，并且万物靠着祂得以维系（歌罗西书 1:16-17）。
但值得强调的是，对我们社会中许多人来说，关心环境这件事在西方基督教社会里，扮演着以往公共宗教所扮演的功能。对环境的关注给予参与者“意义和目的”（人类不得在自然过程中伤害自然），明确地界定英雄和罪犯的界限（倡议分子和开明的科学家在一边，石油巨头和消费文化则在对立面），也提供明确的赎罪方式（宣扬碳信用额度制度、植树造林和提倡循环利用）。通过这种方式，对环境的关爱可以激起人们的心理共鸣，并为社会秩序提供ㄧ种共同的基础。
我们可以视这种“将保护环境置于人类需求之上”的做法为一种新的“高举大自然为神”的新异教主义（Neopaganism）。正如斯宾塞所指出的，这的确是环保主义的一种趋势。但是，对于环保行动主义如今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主要道德货币，这一趋势意味着，出于宣教的动机和在公共场域做见证的需求，基督徒需要更加小心明辨，同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
正因如此，斯宾塞的著作是我们今天正需要的资源。无论你喜不喜欢，对怀疑论者或那些正在“解构”他们信仰的人，他们很可能并不是因为觉得基督教主张的真理不可信而排斥基督教。相反地，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发现基督徒的信仰及基督徒对于“我们应如何在这世上生活”的看法令人无法接受。在他们看来，许多这类信仰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不良善，也不可取。”
当然，上帝真实良善的作为及关于祂自身的启示并没有任何错误。但基督徒需要对“后基督教时代”里不断变化的社会想象有一定的敏感度──我们从我们的社会（而非基督信仰）中继承而来的信念如何深刻地塑造我们认为可信或可取的事（使我们认为某些行为、价值观是基督教的教导，但实际上并不是）。
冷静而清醒的盼望
我有一位朋友在阿姆斯特丹牧会，他经常和人分享气候变迁议题对他所处环境中的多数人而言是多么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如果基督徒在这个议题上保持沉默，或一昧指责环保运动的意识形态是种过度的偶像崇拜，基督徒就会毫无必要地将自己和福音孤立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外。斯宾塞的书为基督徒提供一种谨慎地参与环保议题的方式，让基督徒认识到我们既能深切关注环境问题，且能为相关议题的讨论做出贡献。
以斯宾塞在书中提到的几项贡献为例：基督信仰对人类基本尊严的信念和对穷人的关怀可以帮助抵抗“替代能源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试图限制发展中国家透过使用便宜的化石燃料提高生活品质的努力。基督教对自由意志的坚持有助于引导人们努力在自由市场寻找气候变迁的解决方案，而不落入“透过极权控制来彻底改造社会”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可以在这个为环境焦虑的时代为人们带来冷静而清醒的盼望，甚至可以培养人们有明智的消费方式及不浪费资源的习惯，以我们的行为指向我们所信靠的上帝确实是“生命的赐予者和维护者”。
一些读者可能不会同意斯宾塞对某些特定科学问题的看法，或怀疑气候变迁政策中是否真的有某种阴谋计画在作用。或者，读者可能会指责他的建议不够深入。但无论如何，所有读者都能从他的坚持中收获一些东西：为了信仰和使命，基督教不需要成为我们环境问题的一部分。相反的，在这些问题上，基督教能够提供的东西比我们的社会所认知的还要更多。
丹尼斯·格里森（Dennis Greeson）是贝尔法斯特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Belfast）的圣经交织中心（BibleMesh Institute）所长、计画协调员和研究助理。他也是即将出版的《基督在文化中之道：一个对于整体生命的异象 （The Way of Christ in Culture: A Vision for All of Life）》一书的合著者之一。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