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神学不只是学术界的事

2014年10月，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州弗格森（Ferguson）被警察枪杀后，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其他神职人员组织了一次跨宗教的礼拜来抗议布朗谋杀案。然而，在场的年轻抗议者拒绝了讲台上那些他们称之为“陈腔滥调的神学”，利亚·弗朗西斯（Leah Francis）写道。据称，一名神学院学生要求演讲者将他们的口号从“让我们看看民主是什么样子”改为“让我们看看神学是什么样子”——学生们实际上是在挑战牧师们公开的将他们的信仰及他们的行动结合。不要只是跟我们说，不要只是写下它，也不要以它讲道。展现出来，让我们看见你们的神学。

这个口号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见到的许多压迫和滥权的情况。从近期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和阿莫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的死亡到社会上不断成长的#MeToo运动，我们社会文化里的侵害和创伤持续为难着福音派领袖做出适当的神学回应。许多福音派基督徒没有能力对种族歧视、滥权和其他社会性创伤作出陈腔滥调以外的回应。巴尔纳机构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多数牧师觉得自己只有“某种程度”的能力来帮助遭遇重大创伤的会众。

我们是否能向彼此展示，或至少简单地阐述我们自己的神学是什么模样？我们共同经历的事——创伤或其他事件——以及我们如何面对它，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提供一条回到上帝身边的路。

2019年6月，美南浸信会的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了《关怀报告》，详细报告了美南浸信会内部长达几十年的性侵问题。我负责撰写这份报告的导言，在其中描述了我被青少契辅导及牧师性侵的故事、我对美南浸信会根深蒂固的性侵问题的批评，以及我对改革的呼吁。在教派开年会的前夕，我第一次向为数不小的听众讲述自己故事——在不知不觉间，我将我的神学从私人生活里带出来，使我成为一名公共神学家。多年来，巨大的羞耻感埋没了我对神学的理解，但神却在这期间培养着我的神学。

当我有机会直接对着那曾经要求我沉默的教会文化说话时，我呈现了那深藏在我里面的我个人的创伤神学——我与神的关系全然依赖着祂的恩典，以及祂救赎性地将我从滥权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并恢复我的生命。

不仅仅专属于专业人士

公共神学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努力，将我们的信仰置于公共领域，并为其他人能加入我们而挪出空间。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之一，是透过我们自己的信仰历程。身为一个公共神学家，意味着我有意识的以我的神学解读我的人生经历，并参与在公共领域里的社会议题。我的信仰不再仅仅是我与上帝的内在对话，而是我自己、上帝和社会之间的公开对话——交织着我的人生历程。此外，我不只透过分享自己的见证来表达我的公共神学。我也根据我在教会里好的跟坏的经历，为弱势群体发声。透过我的神学框架分享我所经历的痛苦，我能帮助其他人重新看到上帝，因为他们自身的痛苦可能已遮蔽了他们对神的看法。

在2009年《国际公共神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大卫·内维尔（David J. Neville）称呼以赛亚和耶利米对社会正义公开性的坚持相当于道德上的“圣地”。内维尔接着说，我们可以透过“公共神学挑战和动摇根深蒂固的结构的程度”来衡量其价值——这些结构让不正义的事系统化及惯性化。他写道，上帝将以色列奴隶从埃及解放出来的行动，为那些最有可能被忽视的人、处境不利的人、穷人和最脆弱的人建立了一种社会正义感，并将此与耶稣对社会里处于同样阶层的人频频伸出的爱之手联系起来。

耶稣在受审时，持有这样一种公共神学，让祂能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祂被捕之前，一些祂对门徒说的最后的话表明，上帝尊荣那些关心社会里弱势群体的人（太25:34-40）。但耶稣并不只是做了一次见证。祂整个生命历程都有意识的为祂的目的公开做见证。殉道者司提反本身也很脆弱，他逐点叙述犹太人对上帝的反叛时，揭示着自己的公共神学，并向犹太公会提出同样的指控，然后被他们用石头砸死。先知拿单面质大卫时，毫不犹豫地以主给他的权威发言。圣经里充满了人们透过自己的故事将人们带回上帝身边的例子。

我们都是公共神学家

民权运动先驱鲁比·塞尔斯（Ruby Sales）告诉我，当我们公开分享我们的故事以改善公共利益时，我们的公共神学会更有信服力。她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讲述这些故事。我们是否从复仇、自以为是或希望达到报复的角度说话？或者，我们是否是出于公义的愤怒讲述我们的故事，希望看到改变，并持着盼望相信教会真的能改变？

我们都是公共神学家，萨勒斯说。即使没有神学的学术证书，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在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神学框架。我们有义务打破中间的墙，站在共同的立场上，透过对我们对共同历史的认识找到彼此和上帝。我们是以自己的人生来执行公共神学，凯蒂·戴（Katie Day）和塞巴斯蒂安·金（Sebastian Kim）在《公共神学指南》这样写道。我们透过认信所有受造物都反映着造物主的形象（imago Dei）并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彼此及执行神学。关键在于，我们公开的这样去行，目的是为了改善公共利益。我们通常能从苦难的角度最好地做到这一点。

在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狱中书信》里的一篇文章，他描述了“从下往上看”的视角。他说，从“被抛弃者、嫌疑人、被虐待者、无权无势者、被压迫者和被谩骂者——简而言之，从那些受苦者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是最好的视角。这三十年来，我身为一个性虐待的幸存者，从下往上看的视角为我的创伤公共神学提供了声音，并使我有资格为教会里其他弱势族群辩护。

不仅仅是见证

在1960年代末期的“耶稣子民运动（Jesus People Movement）”和1970年的“阿斯伯里复兴”后，我在美南浸信会里长大，我对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 ）最早的理解就是透过各种见证。《耶稣子民运动：嬉皮精神革命的故事》一书里写道，在耶稣运动时期，人们对皈依的重视程度很高，并描述了一个广泛见到的公共主题，即因着相信基督，吸毒和酗酒的现象得到了极大的扭转，最终形成了引人入胜的个人见证。巴斯特拉安（Bustraan）指出，其他相较平庸的信主见证被推到一边，更戏剧性的、硬核的见证（即从可怕的罪恶里转向耶稣）被大力强调。故事越惊心动魄，可信度就越高。

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聚会的教会会定期派车带我们青少契成员参加各种运动集会，里面有包括像迈克·沃克（Mike Warnke）这样的基督徒，他是位喜剧演员，是《卖撒旦的人》一书的作者，书里详细描述他从撒旦教和神秘主义里转向基督的故事。沃克故事的真实性后来受到人们的质疑，他的故事充满了冲击力，警告他的听众撒旦游戏的危险性，把我们直接吓回教会。即使在今天，700俱乐部仍有个见证网站，里面收纳包括毒品、酒精和成瘾、邪教、巫术和假宗教、死后生命和奇迹存活等故事的见证。

但我们的见证只是一种缩影，并非全面的公共神学。见证遵循着可预测的三点故事弧线，即“生动的罪、彻底的转向神，和奇迹般地人生改变”，导致许多人觉得若没有这样的模板，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这种想法让主日讲台前的信主呼召变得更加强烈，但却是出于无法逃避的恐惧，害怕自己会因为还没有准备好而在末日被抛下。尽管我的浸信会神学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这种基于恐惧的见证文化使我每天晚上都要默背认罪祷告，以防万一。日子久了，我反覆内化了的见证变成更像是“基督是来拯救我而不是来恢复我”。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祂两者都做。

沃尔特·舒尔登（Walter Shurden）认为，灵魂的自由意指，每个人都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和责任与上帝互动——没有信条的强加，没有神职人员的干涉，也没有民间政府的干预。即使经历过来自神职人员造成的创伤，我去认识并活在基督里的自由，成为我日后见证的基础，但更多的是我更广泛的公共神学的基础。

避免过度分享

正如身为一个公共神学家并不意味着我只是简单地分享自己的见证，它也不意味着分享一大堆事。我成长过程里经历的“见证文化”已演变成我们如今在社交媒体和出版业里见到的透明化运动（ transparency movement ）。现代的见证体裁已转为一种持续的、终生性的自我揭露、往往含有令人痛苦的细节。凯特·鲍勒（Kate Bowler）在她的《传道人的妻子：福音派女名人的不稳定力量》一书中描述这类的“揭露产业”，其中不少基督教女性名人透过不断公开揭露自己的不完美、罪孽和破碎来建立自己的品牌，引导大众的脆弱性以激起情感共鸣（有时非有意为之）。这类透过公开忏悔揭示个人羞耻的完整且持续性的见证，有时在不经意间，会掩盖了福音的信息。与之相反的是，公共神学将信仰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避免将脏污的个人细节作为社会讨论的核心。

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扮演公共神学家的角色，在改善教会和世界共同益处的集体历史里分享我们的故事，我们就能勇敢地挑战种族主义、性侵害、厌女症和家庭暴力等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我们盼望的是改变而不是报复。我们若要使我们的公共神学具有说服力，就要愿意大胆地走到公共领域，用我们的信仰和经验与社会接触。故事虽是有力量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若利用它来煽动公众的行动，则容易变质。

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他的文章《十年之后》中，恳求有责任感的基督徒在面对可怕的暴行时公开的坚守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