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多前一个广大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4岁的男孩成为了皇帝。一开始，他的继母以太后身份听政。但当他18岁亲政后，他急于改变许多政务。他仿效其他国家，创办了一所大学。他精简了政府官员，裁减冗员。他希望成立议会，行君主立宪。他甚至颁布了一项保护基督徒公民的法令。
但皇帝并未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太后与其亲信不愿见到如此多的改变。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重掌大权。
在那时，地方上发生了极大的旱灾。人民饥饿难以度日。太后将一切怪罪于那些辅佐年轻皇帝的外国人。太后下懿旨昭告天下，认定是诸神在阻止降雨，除非把所有外国人及信奉外国宗教的人都逐出中华境外，干旱才会好转。
一群受过功夫训练的农民也把他们的麻烦归咎于洋人。这些农民恳求神灵附体，使他们对洋人的枪炮可以刀枪不入。太后下诏，凡袭击杀害外国人的人，一律不予追究。于是，他们起而摧毁了外国人建造的铁路和电报线，并极尽可能地杀害他们见到的所有外国人及基督徒。
这些外国人所来自的国家非常愤怒，派出军队来恢复秩序。他们要求赔偿损失的财产和人员。太后只好逃离京城避难。仇外主义（Xenophobia）——惧怕及对外国人的仇视——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政治策略。
在19世纪末，有八个国家在中国拥有大量的商人和外交官。他们的现代化铁路和电报线大大增进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部通讯。他们的宣教士、教育家及医疗人员服务了中国人民好几个世纪。许多中国人也成为基督徒。
义和团事件（1899-1901）是一次清除外国影响的尝试。义和团或拳匪的成员围攻北京的外国区域55天。一位总督以答应给予外国人安全作为诱饵，引诱44名新教宣教士——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来到北京，然后对他们进行屠杀。整个事件最终死亡人数为：136名新教宣教士和53名儿童， 2000名中国新教徒；还有超过200名俄罗斯东正教基督徒、三万名中国天主教徒。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反击。大约两万名八国联军士兵入侵中国并镇压了义和团的动乱。许多外国人——主要为士兵和商人，但也有一些宣教士——趁动乱抢劫。八国联军的政府以及失去人员和财产的公司和宣教机构要求巨额的赔偿。他们的要求使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陷入更糟糕的境地，并引起更进一步的仇恨。
中国内地宣教团（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却与众不同。内地会损失的人数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多：58名成人和21名儿童。即便如此，戴德生拒绝为该组织的损失收取任何赔款。他要以此来显示“基督的柔和谦卑”。这举动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美国报纸作家关注的是贪婪的西方外国人。在大众的想像中，基督教宣教运动和西方帝国主义是紧密相连的。
报复心态在当年是个糟糕的信仰，如今依然是糟糕的信仰。
五十年后，中国基督教领袖仍然活在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和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共产主义革命后，许多人切断了与西方教会的联系，承诺中国教会将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不幸的是，这些承诺助长了其政治主人的仇外心理。
如今，中国领导人决心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官方承认的中国三自教会不再采取仇外心理。这些上个世纪中叶中国教会领袖的继承人感谢宣教士的贡献。他们认识到，教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在1900年代献出生命的人，及许多其他在之后加入服事中国人的人，包括《今日基督教》的联合创始人L. Nelson Bell。
然而，对外国人的仇恨心理正在全球各处重新回归。仇外心理在19世纪的中国是糟糕的政治决策，在如今同样也是糟糕的政治决策。报复心态在当年是个糟糕的信仰，如今依然是糟糕的信仰。如果当年所有基督教宣教士都如戴德生一样以柔克刚、以德报怨，中国的历史会如何改变？
大卫·内夫（David Neff）是《今日基督教》的前主编。
翻译：T.N. Ho/ 编辑：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