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降恩是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1985年出生，目前在美国学习神学。龙牧师2010年加入锡安教牧团队，2017按立为牧师，负责敬拜、教导、讲道、门训、牧养、城市植堂、神学教育和宣教动员等等事工，主要精力投在大学校园事工和下一代的事工。2018年底，中国对家庭教会逼迫加剧，锡安教会策略性地把他差到海外神学深造，2021年在戈登康维尔（Gordon Conwell）神学院完成神学硕士学位，2022年秋季开始在惠顿（Wheaton）学院攻读神学博士。
以下是2021年6月华福总干事董家骅牧师访谈龙降恩牧师的部分文字记录。
信主与蒙召
董：你是中国大陆很年轻的下一代传道人。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信主和蒙召的经历？
龙：我是整个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当我回顾自己的属灵旅程时，就像保罗所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而成的。”只有上帝不可思议的恩典，才让生命经历不可思议的反转。我从“龙的传人”到主的门徒；从无神论者到教会的牧者；从共产主义者到福音主义者——这是180度巨大的翻转。
我的父母及祖辈都是共产党员，我从小听着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长大。17岁到北京读大学，认识一位大学的英语外教、美国的校园宣教士，通过他第一次听到福音，也通过他来到韩国宣教士带领的地下教会。所以我是海外宣教士结出的属灵果子。但是我开始去教会时并不是去慕道的，而是去找基督徒辩论。
讽刺的是，为了赢得和基督徒的辩论，我开始很认真地读圣经，这也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在一次祷告会时，毫无预期地，我很真实地看到我所有的罪、骄傲、贪婪。所有以前不愿意承认的罪，一幕幕呈现在我眼前，却又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白如雪和羊毛。
我信主之后祷告五年，母亲便归主，祷告八年后，父亲也信主。2008年，汶川地震。当我看新闻报导灾区的情况时，就忍不住掉眼泪，我感受到上帝很强烈的摇撼我的心，要呼召我出来全时间事奉。
但这对于一个中国大陆的年轻基督徒而言，意味着在我个人生命中还有家庭的里面，来了一场无形的地震。因此我挣扎了两年，直到2010年在一次祷告当中，我突然体会到我的心很痛，这种痛是属灵上的、情感上的、也是生理上的，是一种超自然的体验。就在那个瞬间，我忽然体会到我的全人、全心、全部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创造我的主和救赎我的主。在那一刻我就把我的心献给主，辞去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到北京的一所地下神学院开始学习。
董：你先在中国，后来到香港，现在又在美国读神学，可否谈谈在这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读神学的体会？
龙：我在2010年蒙召就马上想要读神学，那年我也认识了锡安教会的创会牧师金牧师。金牧师劝我留在中国，一边牧会、一边读神学，扎实我在本地教会的根基。所以我就留下来，没有出国。在我最想出国读神学的时候，上帝让我留下来。在2018年教会面对逼迫时，我特别不想走，因为觉得教会有很大的需要，但上帝却让我出国读神学。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回顾我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的神学教育历程，三地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神学教育的优势是，神学院的教育和教会的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劣势则是学术水准有限、资源匮乏。相反的，西方神学教育面临很大的挑战是，神学、教会和宣教这三者相对分裂。在圣经里，使徒保罗的神学、他的教会和宣教是不可分开的，否则你很难正确的理解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肩负使命的宣教士，同时也是门徒和神学家。
从这代到那代
董：你怎么看待当今北美、亚洲、欧洲教会都在面对的下一代流失的问题？中国大陆和美国的Z世代，有哪一些类似和不同的地方？
龙：在中国不用“千禧一代”、“Z世代”这些词，而是用“00后”或“95后”等等。下一代的事工，对于普世教会的重要性、紧迫性、战略性以及优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关于中国的年轻人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我的观察是：他们的差异在弱化，而全球同步却在增强。预计到2050年，70%左右的全球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当中。网络化、数位化、智能化的世界让北京或上海的95后或00后的年轻人，跟纽约、东京相同世代的年轻人的处境和文化张力越来越趋同。当然，同时我们不可否认，中国跟香港、北美，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上有着巨大的差距。近年在各地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也让不同地域的年轻人之间的彼此聆听出现更多的障碍，甚至是张力和冲突。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董：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商学院老师施若思（Holly Schroth）写的一篇文章，提到美国的Z世代在进入职场时，比过去婴儿潮世代，更缺乏工作经验。在面对心理健康方面，表现出更多焦虑和忧虑的状况。您在中国大陆接触到的95后和00后，有哪些类似或不同的地方吗？
龙：基本上非常类似。中国的青少年和大学生的心理状况非常令人忧心，我看到的数据是13%的青少年有自杀的念头，这是非常高的比例。青少年的非自然死亡，第一原因就是自杀，大学生的群体也是一样，很多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第一流的大学学生，都得了一种“空心病”——他们找不到生活和学习的动力，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其次，家庭的挑战也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香港、韩国或北美的教会都一样。
我常提醒自己，孩子不是从学校开始流失，也不是从教会开始流失，而是从家庭里开始流失。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探讨很多，譬如父亲的缺席，这是普世性的问题。我觉得在基督徒的家庭教育中，常缺乏真实的信仰教育。家长往往有敬虔的外表，却能说不能行，缺乏了榜样的力量，和生命影响生命的见证。
中国教会传统的门训对于情感成熟和情感健康的关注特别缺失。但如果情感方面不成熟，属灵生命不可能真正成熟。你显露出来的，如同冰山一角，只是去教会时在别人面前祷告、服侍的样子；但是冰山下面的沉溺、抑郁、暴力倾向等问题，并没有被福音撼动。中国家庭教会是因为灵魂体三元论，把理智和情感都放在属魂的部分，不够属灵，所以常被压抑及忽视。新世代的门训实践要特别关注这点。
董：表面上来看，不同世代有差异，关注的东西不同，但做一些转译后，或许两个世代之间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例如：很多年轻人关注生态议题。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生态议题不只关乎保护地球，而是关乎生存的问题。今天年轻一代关心贫富差距的问题，也不只是关心他们自己是否可以富裕地活着。对他们来说，贫富的问题，其实是生命是否被尊重、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刚才你提到忧郁、自杀、焦虑，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其实对于年轻世代也不再只是心灵关顾的议题，而是如何健康整全地活着的问题。或许不同世代、不同地区的人之间可以多一份同理心，进而一起合作去回应福音，并思考耶稣基督的福音对这些议题有什么话要说。
龙：当我们谈使命门徒和宣教时，不只是跨地域、跨文化的议题，更是跨代的概念。因此我很喜欢诗篇145篇4节：“从这代到那代”，这也是我参与的一个中国青年宣教运动的主题经文。我们的下一代在寻找答案，包括生态、政治、性别和社会公义的议题等。很遗憾的是，教会或他们的上一代没办法给他们满意的答案，常常只是劝他们好好祷告、读经、去教会。越是这样，年轻人越反感，反而促使他们离开教会。
真正好的答案都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把答案呈现出来，关键是：教会要说好故事，把圣经的大故事说好。先要回答：你怎样看待整个世界？在宏大的叙事当中，对于人从哪里来是怎么看的，才可以面对具体的伦理抉择，例如：性别或堕胎的问题。圣经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最整全的世界观、一个大故事。
但我们读圣经常是碎片化，仅仅是背金句和讲主日学故事，但忽略了整个大故事。这个世代，尤其在后现代当中，一切的宏大叙事被消解，制造出了意义的真空。这恰好是教会的机会，如何把圣经的宏大叙事说好。这终极的答案比起年轻人找到那些碎片式的答案更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