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烈·范德比尔 (Anne van der Bijl)，被全世界基督徒暱称为安德鲁弟兄(Brother Andrew) 的荷兰籍福音派传道人过世，享年94岁。他一生致力于将圣经悄悄运到封闭的共产主义国家。
1967年，安得烈因着他的传记《上帝的走私者》而声名大噪。他在书中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他在蓝色福斯金龟车里夹带圣经熘过边境警卫的传教冒险经歷。《上帝的走私者》由福音派记者约翰及伊丽莎白谢里尔 (John and Elizabeth Sherrill) 撰写，以安得烈的代号“安得烈弟兄”出版。这本书售出超过1000万份，并被翻译成35种语言。
这本书启发了许多其他宣教士走私者，也为安得烈的《敞开的门》(Open Doors) 事工带来资金援助，并引起福音派关注将基督教信仰及实践视为非法行为的国家的信徒困境。安得烈反对人们说他是英雄或有拥有非凡的能力，他觉得这偏离了重点。
他说，“我不是什么福音派特技演员，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任何人都可以做我所做的事。”
在《上帝的走私者》名扬国际并迫使他成为《敞开的门》事工名义上的领袖
及募款人之前的十年里，安得烈已把不知道几本圣经带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东德、保加利亚及其他苏联体制下的国家。人们保守估计至少有数百万本。一个1960年代后期流行的荷兰玩笑话说：“如果俄罗斯人首先成功登陆月球，他们会发现什么？－－会发现安德烈弟兄及一大堆圣经。”
Open Doors International但安德烈并没有追踪自己究竟发了几本圣经，也不认为知道确切的数字很重要。
在2005年的一次採访中他说，“我不在乎数据…，我们从来没有计算过… 但上帝是最完美的簿记员。祂知道有多少本。”
安德烈于1928年出生于荷兰，父亲是个贫穷铁匠，而母亲体弱多病。在他12岁那年，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入侵中立国。如他向约翰及伊丽莎白所描述，在德军佔领荷兰期间，安德烈躲在沟渠中以避免被纳粹士兵逼迫服役。1944年荷兰发生飢荒时，他和许多荷兰人一样靠吃郁金香球茎生存。
战后，安德烈加入荷兰军队并被派往印尼，以殖民国军人的身份加入平息印尼独立运动的抗争。他原本对这次冒险很兴奋，直到他开枪杀死了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安德烈参与了对一个印尼村庄的大屠杀，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住在那里的所有人。
他亲眼见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和怀里的男婴被同一颗子弹打死，这幅画面带来的阴影不断纠缠着他。他开始戴上一顶疯狂的草帽冲刺在丛林间，希望这能让他丧命。 安德烈採纳了这个座右铭：“变得聪明 — 并失去理智。”
之后，因为脚踝中弹，安德烈开始读母亲在他康復期间给他的圣经。回到荷兰后，他抑制不住的开始上教堂，并在1950年初将自己交给了上帝。
“我的祷告里面没有多少信心，”安德烈说。“我只是说‘主啊，如果祢能为我指引一条路，我会跟随祢。阿门。’”
安德烈之后委身于全职服事，并于1953年前往《全球福传运动》(Worldwide Evangelization Crusade) 位于苏格兰的宣教士学校受训。在2013年接受《今日基督教》採访时，安德烈回忆起一位《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 ) 军官在教导关于街头福传时的一段话。这位年长的老人说，大多数想要传福音的人都放弃得太早了，因为圣灵在一千个人里面只准备好一个人的心。
“我的心一下子就觉得很别扭。我对自己说，‘实在太浪费了’” 安德烈回忆道。“为什么要把你的精力花在999个没有回应的人身上？上帝知道，魔鬼也知道，而且魔鬼笑了，因为在前1000人以后，我就绝望地放弃了。”
他决心祷告求上帝引导他找到准备好接受福音的人。他不会花时间计算和制定策略，而是跟随圣灵的引导。
不久之后，安德烈感觉到上帝通过启示录3:2对他说话：“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安德烈明白他应该去支持被共产党控制的国家的教会。1955年，他参加一个受政府监控的旅行团进到波兰，但他偷偷离开队伍去拜访地下教会。在第二次前往捷克斯洛伐克时，他看到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教会很需要圣经。
安德烈后来回忆道，“我向上帝保证，只要我还能把手放在圣经上，我就会把它带给在人所建造的墙后面的祂的孩子们，我会去到每一个…上帝打开大门的国家，在我还能熘过去的时间内。”
Open Doors International1957年，他第一次走私穿越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边境，带着藏在蓝色金龟车中的福音小册子、圣经，及圣经片段进入南斯拉夫。当他看着警卫搜查他面前的汽车时，他祷告着一段他后来称之为“上帝走私者的祈祷”：
“主啊，我的行李里有圣经，我想带过这个边境给你的孩子们。当祢在世上时，祢让盲人的眼睛看到了。现在，我祷告让原本看得见的眼睛瞎了。不要让守卫看到那些祢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
安德烈之后根据他早期在南斯拉夫成功的经验，进行了更多次旅行，最终甚至将圣经走私到了苏联。他招募其他基督徒来帮助他，他们制定了能防范边境警卫及秘密警察注意力的策略。有时走私者会结伴旅行，伪装成蜜月情侣。有时他们会使用偏僻的过境点。他们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将圣经藏在他们不起眼的小车里。他们总是跟随圣灵的引导，从来没有人被拘捕过。
走私圣经的行为曾受到许多基督教组织的批评，包括浸信会世界联盟(Baptist World Alliance)、美南浸信会宣教理事会，及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他们认为这太危险 — 尤其是对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的基督徒来说 — 而且没有果效。批评者称，耸人听闻的故事有利于募集资金，但没有其他功用了。
研究冷战的歷史学家们也在辩论走私圣经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影响。弗朗西斯·拉斯卡 (Francis D. Raška) 写道，走私圣经“可能有重大的意义”，但“对于英勇事蹟的证词不太可靠，容易有夸大其词及个人膨胀的部分。”弗朗西斯称，至少有些证据表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 密切关注着安德烈的活动，并且可能有在他的网络内部安插线人。
Open Doors International在《上帝的走私者》大卖之后，安德烈将走私的工作留给其他不知名的基督徒。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为《敞开的门》及在穆斯林国家服事的事工募款。当美国于2001 年入侵阿富汗及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福音派对反恐战争的支持。他说，只有当基督徒放弃对宣教的信心时，才会把信心放在军事干预这样的行为上。
在2000年代初与美国的听众互动时，安德烈时常问基督徒是否有为盖达组织领导人奥萨马·宾·拉登 (Osama bin Laden)祷告。当美军在2011年击毙宾拉登时，他也表达了他的悲伤。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能被福音接触到的人。人类永远不会是我们的敌人—只有魔鬼才是，”安德烈说。“宾拉登在我的祷告名单上。我很想见他。我想告诉他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老大。”
在他去世之际，安德烈创立的事工已帮助了60多个国家的基督徒。 《敞开的门》每年分发30万本圣经及150万本基督教书籍、培训材料、门徒训练手册。该组织还提供经济、医疗援助、社区发展及创伤谘询等服务，同时为全球受迫害的基督徒发声。
当被问及他是否对自己一生的工作有任何遗憾时，安德烈说：“如果我能重来一遍，我会更加激进。”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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