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Netflix线上韩剧《鱿鱼游戏》（Squid Game）风靡一时，全球收视观众高达1.4亿人以上。这部连续剧以韩国儿童熟悉的游戏来描述现代人在所谓公平竞争中出现的社会病态，讽刺一些人为了生存而不惜牺牲他人。在现实中，目前的俄乌战争同样暴露出人类的丑陋。任何冲突都往往带来分化的涟漪，有支持者，就有反对者。基督徒也不例外。然而基督徒对二十一世纪的冲突，难道只有支持或反对的两极化选项吗?
不同的叙事
旧约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曾屡次处在类似的残酷处境。以色列人饱受异族的侵略，常有战事。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了在示剑做王，一日内杀了七十个兄弟（士师记9:1-6）。有位利未人带着自己的妾回家，不料当晚他的妾被当地流氓整晚轮奸至死。此事传到其他支派，激起公愤，导致部落战争，险些灭了整个便雅悯支派（士19-21)。士师记作者以重复的一句话总结士师时代的局势: “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士21:25）。当社会中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一切就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自然形成残酷无情的世代，他们字典里也很难找到“仁慈”一词。
就在这时候，摩押女子路得抵达犹大的伯利恒，开始她在异乡的生涯（得1:22）。她之所以来到以色列是因着她婆婆拿俄米的祈祷: “愿耶和华施恩惠于你们…”（得1:8)。拿俄米为两个儿媳妇所祈求的恩惠（ḥĕsĕd），可理解为忠贞，但也可解释为恩慈。这祷告启动了路得的“寻恩之旅”。
出发前，婆媳还争论一番。拿俄米劝路得别选择犹大，因为那里没有神的恩慈，只有祂的攻击（得1:12-13）。她认为儿媳妇该往摩押寻找耶和华的恩慈 （得1:8, 15）。路得的回答却完全是逆向的: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得1:16）。对现在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不解的移民决定。若有选择，一般人会选平静、安全、经济繁荣的国家移民，路得怎么会选择那个残酷无情的社会？她会不会选错地方？
路得记第一章的结尾似乎暗示了答案:拿俄米和路得“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得1:22)。当时以色列社会有一条律法有助于像拿俄米和路得这样的人: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24:19）。
这可说是耶和华施恩慈予这些弱势人士的方法，只是在那“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世代，还有人遵守律法吗？波阿斯后来对路得所说的话似乎暗示，伯利恒的人不但未必遵守那条律法，甚至会骚扰她 （得2:8-9）。
其实，路得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愿否遵守那条律法，也是他们愿否“违反”律法。因为申命记的律法虽保护寄居的寡妇，却也禁止像路得这样的摩押人进入以色列社群里（申23:3）。除非有人施恩慈的热忱达到愿意将此律法搁置一边，不然即便是平时遵守律法的人也会因此而不敢伸出援助之手。
看来此次的收割不仅是耶和华重新眷顾伯利恒的象征 （得1:6），也同时是伯利恒有无恩惠的测试。路得也似乎意识到所要面对的种种困难，她知道，身为摩押人，自己需要遇到极大的恩慈（ḥēn）方能在人家身后捡麦穗。（得2:2）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连串的意外。路得在紧跟收割的人身后捡麦穗时，“恰巧”跟到了某块麦田（得2:3），田主波阿斯也就在那时候“刚好”从伯利恒来到田中（得2:4）。这位田主不但准许路得在自己田里捡麦穗，还特别保护她 （得2:8-9），她吃午餐，也让她把吃剩的包回家（得2:14）。他命令仆人不可侮辱她，还叮嘱他们刻意让她多捡一些（得2:15-16）。
路得出发时所寻觅的恩慈终于寻到了，且是超出她所想所求的。当她禁不住问波阿斯怎么会在他眼前蒙恩（得2:10）时，波阿斯的回答 （得2:11-12）表明他相信这一切并非巧合，乃是耶和华报答路得信心的恩慈的作为。拿俄米听了儿媳妇叙述田中的事件后，也作出同样的结论。 （得2:20）。
社会处境的强烈对比
在士师记的叙事世界里，有叛教的以色列人、导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士师（基甸）、好色的士师（参孙）、做偶像神堂之祭司的利未人、强暴他人之妾至死的基比亚人、以及蛮横无理的便雅悯人。此外，那世界还有外侵带来的战火和内讧产生的部落战争。反观路得记，读者见到的是一个有恩慈温暖的叙事世界，一个有耶和华藉著一些人施行恩慈的伯利恒社会。当中不但有对摩押人充满恩慈的波阿斯，还有为摩押人路得与波阿斯的婚姻祝福的十位长老 （得4:11-12）。
我们看到一些强烈的对照：士师记讲述一位在基比亚被侮辱而死的异乡女，而路得记则讲述一位在伯利恒不但被接纳，且是被尊为与以色列之祖先（拉结与利亚）同等级的异乡女（得4:11）。士师记作者屡次将那时代的乱局归因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士17:6; 18:1; 19:1; 21:25）。路得记没批判这观点，反倒刻意以大卫王的家谱作结尾（得4:17b-22），似乎暗示士师记所期待的君王就是大卫——那位终极的和平之君（基督）的预表。
路得记的叙事所提供的可说是一种替代社会现实（alternative social reality），这种意识类似布鲁格曼（Walter Bruggemann）在《先知式的想像》一书中所谈到先知们宣讲的替代意识（alternative consciousness）。
两极化的社会意识
近年来基督徒中的两极化现象连串发生。先是为新冠肺炎而争吵，后为俄乌战争而分裂。这些冲突的原因未必出自圣经，而是政见、种族关系、性别理论、性伦理、基督教民族主义等各种议题。各方以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定义何谓福音派。如纽约市布鲁克林会幕教会（The Brooklyn Tabernacle）的主任牧师辛巴拉（Jim Cymbala）在一篇讲道中所言，现在有一些北美基督徒不再以信不信耶稣来定义一个人，而是以是否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支持打疫苗或反对打疫苗、戴不戴口罩等条件来定义他们。
《今日基督教》有数篇文章谈到近期北美福音派的四分五裂，其中有人感叹关系分裂产生的身份困惑:“这些人在过去都是自己人，可是现在我已不知道他们是谁，也许我也可能不知自己是谁了。” 该杂志的总裁兼主编戴伦博（Timothy Dalrymple）也表示: “令我最惊讶的一件事就是，我发现那些曾与我在每个议题上并肩作战的人，竟然被互不理解的鸿沟隔离了。我从来没料到如此事情会发生的那么迅速。”
福音派的关系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其中一大因素是各样媒体形成相异资讯圈。各派只选择收看或传播自己圈子的信息、数据、报导等。而这一切背后的价值观衍生出的社会现实便成了人们看事物的“眼睛”，导致敌我分明、谁也不信谁、以及各说各话的局面。对各派来说，自己圈子看到的社会现实才是真的现实，其他圈子的社会现实都是可疑的“假新闻”（fake news）或“虚假资讯”（misinformation）。这几乎是另一类“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现实没有客观现实的空间，倘若两方都处在危险状况，任何一方都因缺乏客观眼光而无法察觉。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基督徒群体里只有敌我的斗争，寻找真理的人也无所适从。人们无形中创造一个没有耶和华的恩慈，只有冷酷的叙事世界。
另类社会现实
路得记可为基督徒在面对目前的意识冲突上提供一些亮光，甚至一个模式。路得记显示，纵然在最黑暗混乱的情况中，在神所造的世界里，还有像路得记这样的正面事实可报导。像圣经作者一样，基督徒可在乱局中以正面的事实创造一个正面又健康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没有否认目前的黑暗面，但专心于描绘社会里的正面故事。
例如，针对当下的俄乌战争，我们可聚焦于许多社会和基督教组织进行的人道救援。身为基督徒，我们尤其要注意教会与宣教机构在此刻做出的贡献。各国的教会和宣教机构不遗余力的以祷告、财力、物资、人力等资源帮助受困于战火中的百姓和逃亡中的难民。当中有不少的宣教士虽可撤出战区，却选择留下来。（我有一位神学生的父母就决定留在乌克兰，服事并陪伴受难的基督徒。）又如CT近日所报道的，在上海因疫情遭封控的困难和混乱中，基督徒用爱心帮助邻舍、服务社区。
可惜的是，今天人们每天关注的是对立媒体的报导，却忽视了这些基督徒所做的事工，即便在教会里也鲜少听闻。他们的故事需要我们公诸于世，如此一来，我们可在目前的对立社会现实中，树立一个另类的现实感，撰写一个另类的叙事: 耶和华在乱局中还在掌权，还在人间施展祂的恩慈。这也是因对立的社会现实而困惑徬徨的人所需要听到的叙事，我们希望让他们看到，在这冷酷的世代，因着神的介入，人类还能享受到人间的温暖。
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三年半的服事中带出来的，就是另类的社会现实。他常常夹在亲罗马政府与反罗马政府的犹太人中，跟随他的人中也有站在不同立场的人。面对如此两极化的情况，耶稣选择宣讲另类的现实，即天上国度的社会现实:“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细读福音书的记载，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耶稣的福音或他的医治事工，所展现的都是超越先知们的先知式想像，因为先知们未想像过像耶稣所讲述的爱敌爱友的永生国度。
耶稣曾说，在他未归来之前，战争会在世上不断发生，人类也会因被分化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太24:7） 事实上，从耶稣时代至今，地球上每一个时代都不知发生了多少的战争。而无论人们站在那一边，我们对战争的政见都会成为过去。面对潮来潮往的战争与斗争，基督徒的焦点不应该被模糊。我们的叙事应该是像耶稣的叙事，叙述另类的天国的现实；我们应该像耶稣那样祈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在这分化的世代中，让乱世中的世人看到另类的社会现实。
吴仲诚牧师是新加坡神学院及美国威敏斯特神学院神学硕士、 英国贝耳法斯特皇后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新加坡牧会多年及在新加坡神学院担任旧约副教授，现任澳洲布里斯班神学院旧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