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乱分子（2020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发生已经有一年了，有两个画面至今仍在我脑海中萦绕。 一个是为威胁谋杀美国副总统而搭建的临时绞架。 而另一个则是举在愤怒的人群上方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耶稣救人”。 这两个画面能在同一群暴徒中同时出现，标志着美国福音派的危机。
有些人可能对暴乱中的基督教符号不予理会，这些符号不仅有牌子，还有在已经撤空的美国参议院中庭里“以耶稣的名义”进行的祈祷，而一个头戴牛角的萨满就在旁边。 有些人可能会忽视这一事实，即某些福音派基督徒在事后谎称，那些暴乱者是一群安提法（antifa，属于左翼的以高度去中心化为特点的一个反西斯、反种族主义运动——译注）活跃分子，而不是在集会上受到当时美国总统的煽动，向国会大厦进军的暴徒。
然而，一项又一项的调查显示，数目惊人的白人福音派教徒相信袭击背后的那个谎言，即2020年的选举被一个巨大的左翼阴谋所窃取，而这个阴谋不知何故却包括了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共和党州长和选举官员。
一家福音派的超大教会最近几天为前总统特朗普做东，众人高呼“USA!”来回应前总统的政治演讲。 这一幕对大多数福音派教徒来说可能有点太扎眼了，但民调数据显示，这并不是一次异常事件。 而同样的调查显示，在特朗普时代和暴乱之后，这些人非但没有“冷静下来”，反而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暴力可能是合理的。
在某些方面，我们在暴乱之后一年中所目睹的代表了一种改变。 请注意，越来越多的人自认为“福音派”——这其中许多人甚至不去教堂——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政治运动的宗教标示。
但是，也许在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趋势代表了某些根本没有改变的东西。
在暴乱的前几天，一些福音派基督徒聚集在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举行“耶利哥进军”（Jericho March），重复同样的谬论——选举被窃，因此结果应该被推翻。 类似特朗普所做的那类断言——“如果你不战斗……你将不再拥有一个国家”——对美国福音派的很大一部分人来说并不新鲜。
一些人在贩售真正的或隐喻性的掩体用品，以应对由于千年虫（Y2K）、伊斯兰教法、最高法院的 奥伯盖费尔裁决 （即 Obergefell v. Hodges，2015年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决——译注）、批判性种族理论、借大流行病而永久关闭教堂的阴谋或其他原因而肯定即将到来的文明崩溃。 福音派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对于任何事都持一种末日灾难的态度（apocalyptic），而唯独不顾真正的《启示录》（Apocalypse）。
在暴乱者（以及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专制运动）看来，世界末日时刻是紧急状况，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认知偏差：支持法律和秩序的人（有时会引用《罗马书》第13章却）却殴打警察、打碎窗户，以便阻止国会履行计算选举人票数的宪法职责。 就是这些人，会嘲笑耶稣基督关于“转过左脸给人打”（turning the other cheek）的教导是天真和软弱的。
我们被告知，在这种紧急状况下不能操心宪法规范或者基督徒的品格。 其理由是，《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不是自杀协议，耶稣的方式只对比这些人更讲道理的敌人起作用，譬如把给予我们这种教导的人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帝国——我想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后基督教文化的标志，而是一种后基督教的基督教（post-Christian Christianity）的标志；不是世俗化社会的标志，而是异教化教会的标志。
如果这只是关于那天众人攻击国会大厦，那是一回事。 当那些在自己的《圣经》做满着重标记、在自己的冰箱上贴满祷告请求的人把这次袭击当作单纯的抗议而忽略不计，强调我们应该“向前看”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不仅仅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尽管那已经够糟糕了——而是对教会见证的威胁。
如果事情变得足够糟糕，你不得不殴打或杀死一个人，你是不能把好消息带给他的。 一个人不能通过做坏事来带来行善。 一个人不能通过使用谎言来“为真理发声”。
也许1月6日是我们历史上一个可怕的反常事件，一个永远不会重复的事件。 我希望如此。 或者，正如《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所说，1月6日是为今后更多的政变企图和暴民暴力进行的 “演习”。 我不知道是否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都知道：作为美国福音派教徒，我们不能为一年前在国会大厦发生的事情辩护。 我们更不能忽视它。 如果耶稣是拯救者，那么我们就必须朝着他指示的方向前进——那就是朝着使命而不是怨恨，朝着福音而不是愤怒。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绞刑架之路和十字架之路之间做出选择。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领导《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学项目。
翻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