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朋友向我感叹，他不得不去一间福音派教会聆听“美好的关于宝血的古旧赞美诗”。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相信饼和杯真实转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天主教教会弥撒，竟然如此不愿意唱诵那为我们而舍的血。
不过，他分享到，即使在福音派教会里，也越来越难听到关于血的音乐。 “因为你们的教会获得了足够的成功，以至于他们发现歌唱关于用血洗净罪的诗歌是很不悦耳的，所以他们选择唱更属灵、更抽象的诗歌，”他说。“但当你去到又穷又受伤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中时，你会听到他们仍唱着：大能，大力，奇迹般的力量，就在羔羊的宝血里。”
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想和人们分享福音——但在我看来，当你们在舒适和宝血之间做选择时，你们之中有太多人做了错误的选择。”
当我想到，我们中许多人对有时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东西感到震惊时，我经常想到那次谈话——这种主义要么是以更常见的、不那么强烈的“上帝和国家”的公民宗教形式，要么是我们看到的基督教符号是如何更明确、可怕地被蛊惑性、专制性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利用。
每当我想起我和许多人对有时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东西愈发敏感的现象时，我常想起那次谈话。 “基督教民族主义”——无论是比较常见的、不那么激烈的词汇，如“上帝和国家”等将基督教变成美国公民宗教的想法，又或是当我们看到基督教的符号如何以更明确、更可怕的方式被蛊惑人心的、独裁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所利用。
是的，那类行为深深伤害了教会的信誉和见证。它合法化一些圣经里所谴责的行为，使教会被那能称为偶像的东西掳掠成奴隶。不过，我们经常忽略的是，这些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所出卖的，是基督的宝血。
我们亲眼目睹美国教会被死灰复燃的异端审判搞得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其发生的原因。这些审判不太多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基本问题——如三位一体、圣母生或身体复活——而是更多关于民粹主义里的议题。在我们身处的世界里，政治不再是关于政府如何运作的哲学，而是关于身分的对立（例如“我是支持Costco的人”v.s “我是支持家乐福的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关于民族身份和政治的议题——即使是最微小的琐事——对人们而言，也远比耶稣用土里的种子、面团如何发酵成饼，或者风吹过树叶所描述的神的国度更为真实且实际。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很快地发现，即使在最无害的情况下，人们会视美国为与上帝立约的国度，就像旧约里的以色列，不是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诅咒，或者，在更黑暗情况下，人们开始视古代以色列透过武力与其他民族分别开来的行为能成为他们“种族优越”的理由，认为自己有无情消灭那些非我族类之人的许可——无论这种“消灭”是字面上的意义还是数字上的意义。
但这种想法曲解了圣经里的救赎叙事，导致一种强迫性的“圣经文盲”结果，最终引向一种异端性的国族成功神学（national prosperity gospel）。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将国家身分、种族身份、政党偏爱性、甚至将模糊的用词，如“价值观的复兴”⋯⋯等等议题与基督信仰混为一谈的做法，伤害了我们对福音的核心的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举例来说，在历代志下第7章中，上帝确实应许，若以色列民自卑、祷告，寻求祂的面，祂必“医治他们的地”（14节）。但那是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是一座用牛羊的血献祭的圣殿，一个上帝的存在聚焦于施恩宝座的圣殿。所有这一切——血、圣殿、施恩宝座、祝福、诅咒——都指向基督，并在祂身上得到了应验，祂是上帝和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
如果我们不再以这样的角度看待自己——完全倚赖基督的身体、宝血，和祂不间断的中保——才能伫立在祂面前，我们就会找其他东西来填补空缺，而这包括那种糟糕透顶的“血与土”式的排他运动（blood and soil是纳粹时期的意识形态口号）。但是，如果我们视自己为一座圣殿，是基督用血赎回、由圣灵建造的，我们就会把心里那种试图“使用”基督教来达到其他目标的想法钉在十字架上——无论这种目标看起来有多崇高，如家庭价值观、国家统一，或是如本土文化主义或暴力等卑劣的目标。我们不需要巴拉巴（约翰福音18:）、凯撒，或野兽来为我们战斗。我们需要那个为了我们献上的羔羊。没有其他东西能使我们重新成为完整的人。除了耶稣的血，再无其他事物。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为《今日基督教》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