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瑟·克里德（Heather Creed）在印第安纳的郊区长大，上了泰勒大学（Talylor University）。她本以为她的生活轨迹会和她的许多朋友差不多。 “我一直以为我会结婚，生七个孩子，然后做一个待在家里自己教孩子读书的妈妈，”克里德说。 “结果显然并非如此。”
45岁的克里德现在是一名律师，在德克萨斯的韦科（Waco）以及纽约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她目前定居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 她的家不是她童年时的传统中西部家庭。 她从未结婚。 但这并没有阻止她收养了两个男孩。最近她第二次获得许可，在家中代养（foster，即接受寄养孩子——译注）孩子。
33岁的安迪·杰克逊（Andy Jackson）十年前在阿拉巴马州佩尔市（Pell City）担任特殊教育教师时开始接收寄养儿童（fostering），当时他还单身。 他在23岁时收养了第一个孩子，后来又收养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需要特殊照顾。
现在，他和妻子有八个孩子——包括一个他们正共同收养的婴儿，三个他妻子前一次婚姻的子女，以及一个她和已故前夫收养的孩子。 据他们估计，通过代养和临时看护（respite care），他们俩总共照看过50多个孩子。
现年64岁的安吉丽·琼斯（Angelle Jones）1978年在的辛辛那提收留了一个5岁的女孩。她是她所在社区最早接收寄养或收养孩童的人之一。 她当时21岁，没有遇到过其他像她这样单身的非裔养父母，甚至没有遇到过通过机构进行领养的黑人夫妇。 （她说，亲属间收养更常见。）最近，她与身边正在考虑收养的单身女性进行了多次交谈。
尽管收养和孤儿护理长期以来一直是福音派的核心事工，但一般都是以核心家庭为中心来展开的。（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指以婚姻为基础，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家庭。——译注）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2010年为CT撰文“为何每个基督徒都应支持收养 ”（Why Every Christian Is Called to Support Adoption），他在其中写道，“只有在孩子们知道说‘爸爸’和‘妈妈’意味着什么的文化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作为我们阿爸父的上帝”。
克里德、杰克逊和琼斯所代表的群体虽然是少数但却极为重要，这些基督徒女性和男性在单身时就开始立志接受寄养和收养。 与其他单亲父母一样，这些主动成为单亲养父母的人往往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生活方式的挑战。 但是在福音派教会中，这样的父母同时也不得不在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围绕家庭的规范中逆流前行。
然而，随着许多基督徒保持单身的时间越来越长，支持者说，选择代养和收养的单身人士在他们的保守派基督徒同伴中发现了更多的接纳与支持。
单身人士——主要是女性——占据了2019年所有公开收养的近30%，接纳了超过一万九千名儿童。 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没有追踪收养父母的宗教背景，也没有区分其是否未婚或离异，但全国家庭成长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提供的有限数据显示，未婚的福音派和非福音派妇女对收养的兴趣水平相似。
倡导和支持团体“基督教孤儿联盟”（CAFO, Christian Alliance for Orphans）的主席杰德·梅德芬德（Jedd Medefind）说，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知道单身人士参与寄养和收养，但在过去五到七年里，他更多地注意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寄养和收养在教会中开始变得更普遍。
“单身人士在弱势儿童工作的每个方面——寄养关怀、收养、指导——中的兴趣和参与都在稳步增加，”梅德芬德说。 “人们渴望以实际的方式活出上帝的呼召，让他们的信仰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是在实践中侍奉。”
亚特兰大的北角社区教会（North Point Community Church）就是一个明显体现这种愿望的地方。 超过100个家庭参与了“共同抚养”（Fostering Together）事工，该事工为这个在七处拥有聚会点的教会的寄养和领养家庭提供支持。 在巴克海德（Buckhead）堂区，13个接收寄养儿童的家庭中，几乎一半是单身成年人。
帮助领导这项事工的艾莉森·费雷森（Alison Feyereisen）认为接纳儿童的单身人士并未在近期激增，但她注意到，“教会似乎比前几年更欢迎和支持这种做法。” “共同抚养”旨在通过为成人和儿童提供费雷森所称的“全面关怀”（wraparound care）来加强对单身和夫妻收养家庭的支持。这种关怀是全面的、实际的，通过全教会共同的参与和祈祷来实现。
“《诗篇》68篇说，神叫孤独的有家。 这主要不是指由血缘构成的核心家庭，而是在说神家的子民，”牧师、同时也是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简称TGC）编辑的山姆·奥伯利（Sam Allberry）在2019年初的一段TGC视频中说。 “单身人士可能会想，‘我只是一个妈妈或只是一个爸爸，我不能担当父母双方的角色’，但实际上，在更广泛的教会大家庭的支持下，这个孩子会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 我认为单身人士收养孩子是一件很好的事。”
帮助那些已经在照顾弱势儿童的单身人士，似乎是教会自然而然的角色。 但是，教会应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单身人士参与寄养，尤其是收养，就不那么明确了。
历史上，通过婚姻结合的夫妻一直被视为理想的家庭模式，包括在寄养和收养方面。 美国儿童福利联盟（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在1958年将其自身的承诺标准化，指出收养家庭应既有母亲也有父亲。 根据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收养历史项目”（Adoption History Project），吸引单身成人收养的努力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洛杉矶收养局（Los Angeles Bureau of Adoptions）开始鼓励单身非裔美国人帮助安置黑人儿童。
教会尤其“对核心家庭非常重视。对有意组建传统双亲家庭以外的其他家庭形式犹豫不决，”新英格兰地区支持地方教会开展寄养关怀和收养的团体“孕育希望”（Fostering Hope）的创始人乔纳森·里德（Jonathan Reid）如此说。
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天主教慈善机构的执行主任史蒂夫·罗奇（Steve Roach）在2018年告诉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对于非亲属间的寄养，我们偏向寻找已婚的夫妇，为的是让孩子有机会同时获得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 我们也会和单身父母合作，只要他们不是和另一个成年人同居。”
虽然大多数州都允许未婚人士收养，但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却明确表达了相较于单亲家庭，他们对已婚夫妇的偏好。 单个机构也会有自己的偏好，这些偏好往往出于宗教对同居或同性婚姻养育的反对。这也在法庭上受到过质疑。 例如，一些有宗教信仰背景的机构禁止LGBT（指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译注）夫妻参与寄养的政策，而这也正是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案件的中心问题。
许多研究表明，在单亲家庭而非双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社会学家、国家婚姻项目（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主任W·布拉德·威尔考克斯（W. Bradford Wilcox）说，被收养或寄养的儿童更有可能面临社会、情感和学业上的挣扎。
“单亲父亲和单亲母亲可能会因没有伴侣给予他们和孩子支持，而在抚养寄养儿童的挑战中经历挣扎，”他说。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危险的，他说，这会将父母、孩子或两者都置于危险之中。 寄养儿童本就在困难的境遇中。威尔考克斯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机构应该优先将他们安置在已婚的双亲家庭，以便为儿童提供稳定感和支持。
但对于像克拉丽斯·坎宁斯（Clarise Cannings）这样的单身人士来说，遭遇到传统机构对已婚父母的偏爱，会感觉是一种针对个人的拒绝。 这位42岁的女士最初在马里兰州鲍伊市（Bowie）寻求代养机会时，向一家私营基督教机构提出了申请。
“他们是在寻找某种类型的人成为养父母，”她说。 当该机构发现她单身并从事全职工作时（尽管她在家工作，而且她的公司也支持她参与寄养），坎宁斯说他们告诉她“我们有我们会选择的妈妈”。
“这很伤人，”她说。 “也许他们认为我不够像个母亲。”
该机构将坎宁斯介绍给一个公共机构，此后，她在过去两年中照看了八个不同的孩子，从新生儿到19岁的孩子。 她唯一一次拒绝，是当机构问她是否可以同时接纳一个一岁和一个三岁的孩子。 尽管她很渴望，但她觉得作为一个单身人士，这并不明智。
“我渴望成为一个母亲。 我发现有些孩子也需要母亲。 主让我拥有这些房间，这个空间，也在我心中为这种渴望留出了位置。”她说。
像里德这样的倡导者认为，福音派对选择单身人士参与寄养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人文学科教授R·玛丽·格里菲斯（R. Marie Griffith）说，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对单亲家庭的污名化情况正在减少，鉴于教会内部普遍存在的离婚现象，并且基督徒希望对那些母亲给予支持，不然她们可能就会选择堕胎。
结婚率无论是在教会内外都在下降，这使得更多单身女性没有孩子。 里德说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指出，除了寄养和收养之外，单身人士还有其他的方式参与寄养：比如临时照管（一种受过培训的职位，旨在为寄养家庭提供协助），或提供一天或一个周末的紧急临时安置。
“孩子是否是寄养在双亲家庭最为理想？ 当然是是的。”里德说。 但是，有这么多孩子，需求是如此迫切。所以在为危险中的孩子提供直接照顾方面，绝对有单身人士的“一席之地”。
对一个来自动荡环境的孩子来说，和一个安稳的单身家长一起生活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在某些情况下，单身甚至可能是一种优势：遭受过性虐待或身体虐待的儿童、难民儿童，或是对男性有过暴力史的少年（例如，为了保护他们的母亲不受殴打者的伤害等），可能会从寄养在单身女性那里受益。负责伯大尼基督教服务（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s）国内项目的切里·威廉姆斯（Cheri Williams）说。
“我们对完美家庭或全职家庭主妇都存有错误的偏见，”威廉姆斯说。 “没有完美的家庭，但可以有‘恰到好处’的家庭。你不是在满足对家庭本身的需要，而是在满足孩子的需要。”
伯大尼项目估计，寄养父母中约有20%是未婚人士。 该机构的发言人表示，从2019年到2020年，单身养父母的比例增加了3%。 全国有超过40万名儿童被寄养，其中12万名儿童现在可以被收养。
3月，伯大尼项目宣布它将允许LGBT夫妇在全国范围内参与寄养和收养，此举是为了包容不同的父母形式（在一些州这种寄养安置已获得准许）。
威廉姆斯的团队在考虑单身人士寄养安置时，会留意某些危险信号。 他们试图剔除那些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代养（尽管威廉姆斯补充说这只是个传说）、或有过于强烈母性本能的人，她将后者称为出于“成为母亲的动机”。
自己选择做单亲父母是一种呼召。 它并不适合那些只想“体验有孩子”的人。佐治亚州伍德斯托克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 Woodstock）“我们养育”（WeFoster）事工的负责人罗宾·杰拉迪（Robin Gerardi）说。 “我们养育”为单身寄养母亲提供额外的支持——她们占教会60个寄养家庭中的12个。这些支持包括提供洗衣服务、勤杂工志愿者，以及为寄养安置期间的家庭提供餐食。
“我们已经证明，单亲妈妈是我们这儿属于最好的寄养妈妈。 她们做得很对，把关注点放在孩子们身上，”杰拉迪说。
希瑟·克里德也同意。 “我不必担心我的婚姻是否健康、也不用担心我自己、我丈夫或是我自己的孩子的问题，”她说。 “我可以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的愈合和恢复上。”
不过，像杰拉迪一样，克里德也特别提醒那些仅仅出于渴望有孩子、渴望成为父母而想要收养的人。 “有一大堆问题会由此产生，”她说。
31岁的克里斯汀·辛考克斯（Cristen Simcox）也认为，单身人士不一定要选择收养。 她说，收养项目会有一个等待名单，但寄养和“间隙照料”就没有。
辛考克斯在德克萨斯州坦普尔（Temple）担任儿科急诊室护士时，在看到她的小病人们所面临的可怕情况后，生发了参与代养的想法。 她和一位朋友——也是一名单身基督徒和急诊室护士——一直想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住所，但觉得她们难以预测的日程安排会让这很困难。
“从操作性来说，我们两个人都无法单独胜任，但我们俩一起却可以做到，”她说。 于是，她们搬到了一起。 辛考克斯说，虽然她们的育儿方式不同，但她们能够相互支持，并依靠社区的全面照顾。
“我真的想向孩子们展现上帝对他们的爱，无论他们是在哪个生命阶段来到我的家、我的生活中。” 在遇到她后来的丈夫斯蒂芬之前，辛考克斯最终收养了两个最早寄养在她家的孩子。 他们是在一个约会软件上认识的。她无法隐瞒她是一个单身母亲的事实。
“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的一个袋子里装着婴儿的衣服，”辛考克斯说。 “所以，我马上就告诉了他。 他很惊讶，但被我对主的心吸引了。”
随着福音派对收养和寄养的广泛热情，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这些机构存在的本身正是因为普遍存在的破碎。
从某种角度说，单身人士正抓住的恰是家庭和社区的破碎中最尖锐的碎片。
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数据显示，在全国的公开收养中，单身人士比已婚夫妇更有可能收养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很难确切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许多收养是私下进行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但它表明，通常情况下，“单亲父母为身陷绝境、没有其他选择的孩子提供了最后的家，”“收养历史项目”的创始人们如此说。
克里德作为一名白人女性，在成了一个13岁和一个5岁、没有父亲的黑人男孩的母亲后，感到自己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破碎家庭的痛苦， 这也是她从德克萨斯州搬到纽约市的部分原因。
“我永远不能理解作为一个黑人、一个黑人男性、被收养、并且是被一个单亲妈妈抚养长大意味着什么。 但他们都了解。而且他们拥有彼此，”她说。 “这不是他们的选择；在是否要被一个单亲妈妈抚养这点上，他们没有选择。”
虽然她的教会非常支持她，而且教会中多位男性是她儿子的好榜样，但克里德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替代父亲的角色。
“这不是该有的样子，”她说。 “我不认为这使得作为单身人士收养就成了错误，并且这也绝不是罪恶的，但我想这确实是破碎的结果。”
安吉丽·琼斯本人并非在完美的核心家庭中长大，但她认为这并不妨碍她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家的愿望。
“我跟着单亲妈妈长大。 她努力使这一切看起来很容易。 我意识到在我的社区和环境中，单亲父母比成双成对的更多。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常态，”琼斯说。她从未结婚，在代养两年后，她于1984年收养了她的女儿。 16年后，她也抚育了她的外孙女。 “多年来，我从未遇到过任何收养孩子的单身非裔美国妇女。”
现在，她和正考虑收养的40多岁未婚女性进行了更多的交谈，但她不一定推荐她们这么做。 这很难，她说，对单身人士来说，代养可能是更好的途径。 但她承认其中的益处：她学会了深刻的牺牲，并发现了“那些从未结婚、从未有过孩子的单身女性从未有机会体验的爱的境界”。
虽然许多单身人士会说，寄养和收养会让他们与人远离，但另一些人却发现了更广阔的社交网络。 社交媒体上有全球或国家的社区，比如有5000名成员的 “单身寄养妈妈”（Single Foster Mommas）脸书（Facebook）群。 “请记住，我们正在寻找未婚且没有配偶的女性，”管理员在该小组的描述中如此写道。
但基督教团体却不易找到。 基督教孤儿联盟CAFO的全国教会倡议主任杰森·约翰逊（Jason Johnson）说，那些在教会中可能已经觉得被忽视的单身人士，从开始参与寄养开始，就可能觉得自己更像是个局外人。 他说，没有归属感的感觉可能会和“单身一起加剧”。
从某种角度说，单身人士正抓住的恰是家庭和社区的破碎中最尖锐的碎片。
许多接受CT采访的男女都提到，在他们开始考虑把孩子带回家的同时，他们已经更换了教会，为要找到一个更支持他们的社区。
33岁的吉利安·哈泽尔（Jillian Hazel）是一名学前教育老师。在过去的两年里，她在塔尔萨（Tulsa）的家中寄养了各种年龄的孩子。 通过职业和志愿者活动，高危儿童一直是她生活中很大的组成部分。 但每隔几个月负责代养一个不同的孩子，“感觉像是被人用鞭子抽打，”她说。 作为一名未婚职业女性，养育着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孩子，她有时不得不努力寻找自己在教会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我的教会真是太好了。 他们参与创伤知情护理（trauma-informed care）。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人们不知该如何看待我，”哈泽尔说。 由于她目前代养的是一名13岁的女孩，她开始与那些有大孩子的家庭聚在一起。 在她照顾一名两岁男孩的期间，她却和另一些家庭一起活动。
今年，在疫情期间，照顾一个“正经历创伤、孤立和青春期影响的孩子，使这一年成了我有生以来最难的一年，”她说。 没有旁人帮助她，在她面对日常琐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她照看孩子一分钟。 她说，虽然在开始寄养前已经断了结婚的愿望，但在寄养期间她再次感到了单身的沉重。 但她已经学会倚靠基督的丰盛。
“当我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人，不足以成为他们所需的一个完全的母亲时，我却仍然记得我可以把自己和他们交托在祂的手中，”她说。 她想起摇着两岁的孩子入睡时，唱着他最喜欢的赞美诗歌，《我心中的王》（King of My Heart）。
“当我摇晃着他入睡时，一种被孩子需求、又深知自己的恐惧和不足的感受让我无法自持。我唱着这样的歌词：‘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你是美善，美善。’”。
尽管在新冠疫情期间照看孩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对寄养和收养感兴趣的家庭数量实际上却有所增加。 伯大尼项目发现，表示出兴趣的家庭数量猛增了55%。
莎拉·克鲁兹（Sarah Cruz）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社交隔离期间，她想收养孩子的愿望变得明朗具体起来。 41岁的克鲁兹从未结婚，她在这个想法上琢磨了10年。但现在她已经开始筹款，并与一名收养顾问合作——后者将指导她经历这个过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圣经》中关于照顾寡妇和孤儿的命令非常明确，但我相信孩子既有爸爸又有妈妈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从没考虑过做单亲家长，”克鲁兹说，她也是南加州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的创意总监。
对克鲁兹和许多人来说，隔离加剧了像她这样的单身人士在教会中普遍得不到支持的感受，更不用说如果他们正在考虑收养。 她说：“单身人士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教会很多时候是围绕着核心家庭建立的。
只有当她着手开展这一计划时，她才知道在她的教会里也有其他参与寄养和收养的单身人士。 “虽然我在理性的认知上知道会有对养父母的支持，但我还不知道实际会有多少对我的支持，”她说。
克鲁兹不得不与大量的问题搏斗：收养孩子的原因，是否是我想迫使神帮助我？ 我是否只是想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单身真的可以成家吗？ 这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吗？
“在我所知的教会中，这样的对话会有很大的隔阂。就我的情况而言，我不得不自己去梳理它，而我没有答案，”克鲁兹说。 “我相信，在这件事上当我继续向前迈进，神会一直不断引领我、指引我。”
她确实将向前迈进。 克鲁兹最近与一位生母进行了配对。 她的小女儿将在4月诞生。
卡拉·贝提斯（Kara Bettis）是《今日基督教》的副专题编辑。
翻译：许珏
责任编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