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关于种族正义辩论的两部系列中的第一部分。 在此阅读第二篇文章。
我还记得在我中学生时代被告知的二战故事。 我穿着二手衣服，头发乱糟糟的，坐在一张硬邦邦的木头桌子前，它对我日益长大的黑皮肤躯体来说太小了，教室里全是心不在焉的男孩和女孩。 阿拉巴马州教室的空调是不可靠的，这意味着汗水是我们教育中永远的伴侣。
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易受影响的年轻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揭示了美国和英国的勇气。 这些伟大的国家将琐碎的关注放在一边，转而关注他人的需要。 坐在那张难受的桌前，有人告诉我，国家和个人在压力下发现自己。 当狂热的信仰遇到苦难的无情现实时，我们最深的信念才会显示出来。 当癌症侵入人体并给婚姻带来压力时，爱和承诺的真正深度就会变得清晰。
在更近的历史中，COVID-19对美国及其教会来说是一种类似的压力和类似的启示。 就像有一些测试揭示了一个人的性格一样，也有一些国家经历的考验让人明白一个国家是什么。
COVID-19的大流行对美国教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在压力下暴露了自己是谁？ 我说的不是病毒本身。 我说的是这一流行病带来的社会危机，它使这个国家的少数族裔正在经受的种族主义和不公正暴露出来。
教会有机会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信仰如何让我们为所有人争取更好的待遇。 相反，一些人决定对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 CRT）的合理性进行诉讼。 随着黑人和亚洲人的鲜血在美国城市的水泥街道上风干，一些人决定辩论系统性种族主义是否存在。 他们没有看事情本身。 相反，这件事本身成了使人疲惫的争端之处。 这一辩论揭示了在由空气传播的传染病到达我们的海岸之前，教会的一部分人是如何已经患病并需要治疗的。
在基督身体上的这些生病的部分告诉我们，“只管传福音”。 对基督徒的合作来说，将福音武器化来反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呼吁正义之声，很少有比这更有害的了。
只有在种族不公正的背景下，我们才被告知要专门阐述救赎计划。 当婚姻处于挣扎状态时，我们不只是向夫妻宣扬福音。 我们给他们实用的工具，让他们更好地彼此相爱。 当父母在寻找如何教育孩子的线索时，我们不是简单地宣扬福音。 我们给他们提供有《圣经》依据的工具，以做好父母的工作。
正如所有保罗书信所表明的那样，基督徒的门徒训练就是要表明福音的影响是如何向千里之外扩散的。 同样，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人民展示，基督教信仰在我们应对世界的苦难方面如起作用。 否则就是做门徒的失败。
在居家令（lockdown）开始后，在我前往芝加哥参加抗议活动前，我没有参加过大型聚会。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热量从混凝土上反弹到挤在布朗泽维尔（Bronzeville）街道上的群众身上。
有黑人、白人、亚洲人和拉丁裔，身体被压得太近。 我们对病毒的了解还在不断深入，我很害怕自己会生病。 但我还是去了，因为阿玛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和他们悲伤的家人促使我去。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我希望他们的死亡能迫使美国在她儿子被谋杀后做玛米·蒂尔（Mamie Till）想要的事情。 当解释她在儿子埃米特（Emmett Till，1955年密西西比被以私刑杀害的黑人少年——译者注）的葬礼上采用开放式棺材的决定时，她说：“让人们看看他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过去五年的死亡视频记录是美国的敞开式棺材，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在黑人的生活中都发生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所有种族背景的教会都能声援黑人和棕色人种的苦难。这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与福音相反的世界观的表现，而是因为律法、先知、著作和整个《新约》所呼吁的：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表示怜悯。 保罗呼吁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12:15）。
但要哀悼或哭泣，我们必须看到。 相反的，作为一个教会和一个国家，我们却转过头去。
我们没有就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公民进行全国性辩论，也没有考虑如何解决汹涌的精神健康危机，这种危机往往使警察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暴力互动如此悲惨。
一些人认为将任何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贴上“批判性种族理论”或“觉醒主义”（wokism，指对社会上种族、性别不平等现象的重视——译者注）标签会更容易，这样做会使该理论变成对共和国的一种威胁。 换句话说，一些人发现更容易制造一个新的红色恐慌，而不是解决一直存在的肤色界限问题。
例如，我们看到了亚洲人在亚特兰大经营的按摩院受到攻击，以及无尽的视频描述了对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无端攻击。 这些视频明显显示了反亚裔暴力事件的统计数字上升。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解决COVID-19病毒的种族化讨论了吗？ 我们是否最终评估了常见的种族迷思所造成的长期损害——有些掩盖了一些亚裔人口的贫困，还有一些则将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对立起来。
不，我们把亚裔社区的安全问题变成了一场关于政治正确言论的辩论，似乎我们觉得可以因此消除我们言论的影响。
最后，这场瘟疫大流行的考验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和政治上，教会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相互关联的现代世界对我们的所有要求。 我们需要回到学校，最终学习我们一直拒绝学习的课程。 我们的相互仇恨和不信任只会使我们变得更弱。
当我长大了，离开了阿拉巴马州的那所学校，我意识到那里讲述的战争故事有明显的遗漏，或缺少强调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用红色的夏天（Red Summer，指1919年在美国多处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针对黑人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译者注），而不是阅兵式来奖励从战壕里回来的黑人士兵。 我们对吉姆·克劳（Jim Crow）法加倍执行。 是的，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纳粹，但我们也在自己的土地上关押了日裔美国公民。 世界大战的考验不仅发生在战场上，而且发生在社区和城市。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直在不断尝试将我们反复失败的瓦砾捡出来，并用这它们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好的枕依之处。 这次瘟疫大流行的后果提醒人们，这项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很失败，但教会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向这个未来，不是作为党徒为右派或左派辩护，而是作为忏悔者向彼此和世界忏悔我们的罪过。 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失败的所有方式。 这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赦免罪恶的神。
我们也相信有一位神，他说忏悔的另一面还有东西。 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家和政党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时代。 他们把责任推给对方，因为他们认为脆弱就是软弱。 在他们的心目中，将对方非人化和摧毁总是更好的。
但我们知道，神正是通过他的脆弱、他愿意做一个弱者来赢得我们的。 而神的软弱比人的力量更强大。
我是一个父亲。 我希望这意味着我总是养育有方，对我的孩子说的每句话都是善意的、美好的、真实的。 但我是人。 我让他们失望了，因为对我来说，最难做的事情是看着孩子们的眼睛说：“爸爸错了。” 但我必须这样做，以便他们有机会犯错，有机会悔改，有机会重新开始。 他们知道，我们的家庭不是由圣人（父母）纠正罪人（孩子）组成的。 相反，他们的妈妈和爸爸被赋予了一些东西来管理，而我们所有人在生命中与神一起同行。
在这个充满种族矛盾的时代，教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我们的恐惧和失败。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建模，并可能制定不同的路径，因为测试不会变得更容易。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就像CRT这样的理论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辩论。 没有任何理论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不能用这种辩论来希望放弃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这一更紧迫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有些人为了杀死他们自己想象中的怪物，而失去了《圣经》的朴素教义。 它本来是不必这样的。
有一天，历史学家会讲述教会在这个瘟疫大流行和种族纷争的时代的故事。 我的祷告是，他们能在这些年苦难的废墟中发现一个为万王之王作见证的民族，因为祂从未忽视过最需要帮助的人。
以扫·麦考利（Esau McCaulley）是惠顿学院的新约圣经助理教授，也是《《黑人读经：操练于盼望中的非裔美国人解经》》一书的作者。
翻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