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人比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更有资格获得“凯波尔改革宗神学和公共见证卓越奖”（Kuyper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Reformed Theology and Public Witness）。这本来会是个了不起的职业生涯中的顶峰成就。
凯勒在曼哈顿的救世主长老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讲道时，将改革宗神学应用于美国文化的核心。他与妻子凯西（Kathy）在1989年创建了该教会。凯勒在他的著作里将凯波尔（Abraham Kuyper，神学家、曾任荷兰首相）提出的“职业神学（theology of vocation）”介绍给世界各地新一代的基督徒。后者的异象强调，神在祂所造的“每一平方英寸”都配得荣耀。
但许多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以下简称PTS）的学生和校友的反应表明，当凯勒于2017年卸任牧师职位时，美国的文化与1989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凯勒对女性受按牧和对同性恋的看法与PTS和其他主流神学院的普遍观点相悖，更不用说更广泛的文化了。
但若按照这个“文化会不断进展”的标准，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同样没有资格获得他自己创办的这个奖项。在各种倡议团体的压力下，PTS领导人取消了授予凯勒2017年凯波尔奖的决定（此后，该奖由加尔文学院主办）。这位著名的牧师似乎即将成为不断扩张的文化战争中的又一个牺牲品。
或者并非如此。
虽然凯勒没有得到这个奖项，但他还是同意在PTS演讲。 PTS不愿意将奖项颁给他，但他仍接受了他们。尽管演讲开始前遇到一些抗议的声音，但当凯勒于2017年4月6日登上讲台时，他受到热烈掌声的欢迎。当PTS校长克雷格·巴恩斯（Craig Barnes）宣布散会时，他再次感受到凯勒有多受欢迎。
我虽然没有参加PTS的讲座，但我能理解人们对凯勒的令人惊异的热爱。
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那时我十几岁）归信的一个福音派信徒，我知道我的信仰在权力的大厅里不受欢迎，无论是在精英私立学校的教室里，还是在美国众议院的办公室里。我从未指望我对基督的热爱会使我受人欢迎、出名或富有。我只想忠于神、顺服祂的话语，无论祂把我带到何处。我想毫无保留地分享我的信仰，甚至在敌对的人群中。
在2007年，我找到了一个楷模，是他示范了如何在美国最世俗的环境中做到这一点。提摩太·凯勒用他所处时代的语言大胆地分享福音，没有贬低世俗文化或对他们要求任何东西，仅仅要求人们信靠及信任那位对我们永远信实、值得我们相信的救主。
当9/11的悲剧让位于一场新爆发的、更激烈的文化战争时，凯勒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回应方式。2007年，身为《今日基督教》的副编辑，我报导了凯勒共同创立的《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TGC）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对和我一样在充满争议的21世纪进入成年的年轻基督徒而言，凯勒起草的福音联盟《事工神学异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方向。
凯勒帮助我们以耶稣的福音为中心，这意味着“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基督徒充满谦卑和盼望，温柔却勇敢。” 圣经所传讲的福音不像传统宗教那样，要求人们要先顺服才能被神接受，也不像世俗主义——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使美国文化更加自私和个人主义。
凯勒和他已故的朋友杰克·米勒（Jack Miller）所传讲的福音是这样的：“我们的罪和缺陷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还要多，但在耶稣里的爱和接纳比我们敢于盼望的还要多。”
在敌意中坚立
凯勒的信息既深入人的头脑知识层面，也能深入人的心灵，这在牧师中是很罕见的。凯勒在书里向人们介绍了ㄧ些社会批评思想家，但他们的著作我几乎无法靠自己读懂。成对比的是，凯勒的书在我心中留下简单但深刻有力的信息，一致的强调恩典的福音。
你可以在凯勒于PTS的演讲中见到他信息里的活力，该演讲与莱斯利·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1984年在PTS的沃菲尔德系列讲座（Warfield lectures）相呼应。在这些讲座中，纽毕真主张对已进入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文化以“宣教式的方式”来互动。这些讲座后来成为1986年出版的《对希腊人而言为愚昧：福音与西方文化》一书。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教领袖能同时宣称继承了亚伯拉罕·凯波尔、著名的老普林斯顿神学家沃菲尔德（B.B. Warfield）和宣教学家莱斯利·纽毕真的属灵遗产。
但这就是凯勒的恩赐。这不是我在说客套话，他确实从未停止学习和成长。在我撰写的《提摩太·凯勒：他的属灵及才智塑造》一书中，我以树上的年轮来形容凯勒的才智和属灵成长。
凯勒保留了他从本世纪中期的英国福音派人士，如巴刻（J. I. Packer）、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和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那里学到的福音核心信息。他逐渐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N.T.赖特（N. T. Wright）和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不同作家的观点融汇贯通。同时他也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思想与凯波尔、沃菲尔德、纽比金以及他们之间几十人的理论综合起来。
凯勒的最后一项任务，即他留给我们的伟大的未完成的项目，是为21世纪的西方世界制定一个宣教路线，这个路线与他所成长的1950年代的宾州阿伦敦市（Allentown）的中产阶级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凯勒甚至不相信他在纽约的成功事工能为他的后代提供多少指引。凯勒跟随纽纽毕真的思想，而纽比金认为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是有史以来最抵触、最具挑战性的宣教前线阵地。
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下，基督教传统上对文化的回应方式都不足以作为有效的宣教计划的基础。如果有的话，这些回应方式仅仅警告了基督徒“不该做什么”。基督徒不能像阿米什人（Amish）那样退缩，不能像宗教右派那样追求在国家政治上掌权，也不能像主流新教徒那样被世俗文化同化。
凯勒将这些回应方式与他的朋友詹姆斯·亨特（James D. Hunter）的著作《改变世界》里的类比相匹配：“防御性反对（Defensive Against，宗教右派）的回应方式”、“与之相关（Relevance To，主流教会）的回应方式”，以及“保持纯洁不受污染（Purity From，阿米什人）的回应方式”。
而亨特提出以“信实参与其中（faithful presence within）” 作为一个更有盼望的回应方式，凯勒采纳这样的观点为他的著作《21世纪教会成长学–以福音为中心的城市教会新异象》里的的观点。
随着许多美国基督徒在2016年开始改变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策略，凯勒受到来自其他福音派信徒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查。但关注他的事工长达数十年的人都可以看到，凯勒并不是那个“变了”的人。
凯勒并非有意引起反对的声音。任何与他共事过的人都可以证明他对冲突的极端厌恶。在我们所有的个人谈话里，我不记得曾听过他表达对别的基督徒的任何批评。
在这种日益增长的敌意下，凯勒坚定的态度为年轻的领袖们带来勇气和安慰，因为我们曾因见到不少我们视为英雄的属灵领袖的倒下而幻灭。当我开始着手于凯勒的生平传记时，连我都担心会发现不光彩的秘密。然而，与几十个凯勒的挚友及从小就认识他的家人的谈话，只更加证实了我原先对他的认识。
而与凯勒的友情的日益密切，也并没有导致我把他当作偶像。反而让我见证哥林多后书4章7节被真实实践的样貌：一个有缺陷的器皿，承载着最宝贵的宝物——这就是神超凡的能力。
热爱地方教会
凯勒也许曾怀疑他对现代西方将面临的新挑战的预见能力，但他仍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回应方式，试图从根本上重塑福音派在事工上的优先顺序——若他们愿意关掉电视新闻，认真聆听凯勒的话。凯勒在PTS讲座上提出了在后基督教文化的西方环境下宣教的七个步骤。
首先，他呼吁教会按照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思路进行公开护教。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从凯勒的《理解上帝》（Making Sense of God）这本书开始，这是凯勒经常被人忽视的经典作品之一。
第二，其次，他提出了一种介于“主流教会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和“福音派对灵命议题的关注”之间的第三种方式：我们的“因信称义”必定会引导我们至追求公义（justice）的路。
第三，他挑战基督徒就世俗主义本身的框架，而不是其外在的架构，来对其进行批判。借用丹尼尔·斯特兰奇（Daniel Strange）的想法，凯勒称这一过程称为“颠覆性的实践（subversive fulfillment）”。
第四，正如凯勒之前多次坚持的那样，他鼓励平信徒将他们的信仰与他们的工作结合起来。非基督徒必须看到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
第五，他鼓励美国基督徒向全球教会学习。凯勒在2017年的PTS讲座中表示，美国的保守福音派过于相信自己的方法论，以至于无法在美国国家利益以外的地方看到神的国度。
第六，凯勒强调了“恩典”和“宗教”之间的区别。正如理查德·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1972年在戈登·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第一堂课上向凯勒展示的那样，能产生社会变革的宣教经历根基于恩典，而不是宗教规则。只有恩典能带来属灵的转变。若不倚靠神的灵，我们没有能力在我们堕落的世界里产生持久的变化。
如果凯勒当初留在西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而不是带着家人搬到纽约并建立救世主教会，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他靠着写书和演讲赚了足够多的钱，永远不会没有地方邀请他去授课。但上帝呼召凯勒从事牧会工作，而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即使在凯勒责备福音派的时刻，他也是带着对羊群的爱，以牧师的身份如此发表言论及写作。凯勒唯一的导师埃德蒙·克洛尼（Edmund Clowney）帮助他爱上地方教会——即使她充满缺陷。尽管凯勒能轻松地引用鲜为人知的学者或《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的目地仍是建造地方教会。在救世主教会早期的爆炸性增长中，以及9/11之后的黑暗日子里，凯勒见证了圣灵以出乎意料的强大方式运作。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凯勒为美国福音派人士留下建立“基督教社区”的异象，这个异象打破了我们文化里的社会分类。这些繁荣的基督教社区为“福音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提供可信度。
凯勒引用了拉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的著作《诸神的毁灭者：罗马世界里初代基督教的特色》。在这项精辟的研究中，赫塔多展示了受迫害的初代教会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而言如何不仅仅只是“冒犯性的存在”，同时也“具有吸引力”。第一批基督徒透过收养儿童来反对堕胎和杀婴。他们没有报复，而是宽恕。他们关心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严格的性道德规范同时保护及赋予了妇女和儿童权力。
当时的基督徒将相互敌对的国家和种族聚集在一起。当耶稣为每个部落、语言和国家揭示独一的上帝时，祂打破了人们对于“某个宗教只属于某个种族”的观念。在教会里，弟兄姊妹之间对耶稣的信实跨越了地理、国籍和种族界线。因此，基督徒获得了广阔新视角，能以精准的评判任何文化。他们也学会聆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同伴对自己的批评意见。
凯勒本可以取消他在PTS的演讲、挑战校方管理层做的决定。若他这么做，他会获得保守派福音派同伴更多的关注及支持。他也可能因此为他的事工募款到更多的钱。但凯勒将他对羊群的教导付诸实践。多年来，凯勒不断告诉基督徒，基督的福音为“世俗主义的不容忍性”和“宗教的部落化主义”提供了独特的回应方式。
至今，我尚未见到广泛的证据表明福音派人士听进去凯勒的建议，或跟随他身体力行的榜样。这个社会——包括基督教，依然习惯“以不容忍来回应不容忍，以敌意来回应敌意”。
但我总认为，若圣灵祝福我们再次经历属灵觉醒，我们的教会将会更像凯勒所盼望见到的那样——恩典将再次在宗教和世俗主义的纠缠中开辟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科林·汉森（Collin Hansen）现任《福音联盟》的内容副总裁和主编。
翻译：吴京宁，校对：Sean C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