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载，英语学界中兴起了对已故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的研究热潮。在此期间，巴文克所著的典册高文陆续被译为英文。与此同时，众多学者也纷纷摛文掞藻，于是关于巴文克神学思想研究的二次文献骈兴错出，布列于世界各地。2009年，北美加尔文神学院成立了巴文克研究所（Bavinck Institute），进一步推动了此神学研究的热潮。该研究所组建的巴文克协会（Bavinck Society）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并推出了开源学术期刊《巴文克评述》（The Bavinck Review）。这一切学术动态和发展皆显明，巴文克思想研究的趋势较上个世纪而言，已有了彻底的改变和本质性的发展。

巴文克于1921年离世。在之后的八十年，神学界对巴文克思想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荷兰群体，包括荷兰境内和其他国家的荷兰裔群体。毋庸置疑，上个世纪的巴文克研究虽然有很大程度的局限，但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如加尔文神学院、费城西敏神学院等一些北美神学院，对巴文克的神学思想推崇备至。尽管如此，巴文克神学的影响在彼时仍十分有限。因着巴文克研究自本世纪初以来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宗教理学》四卷本的面世（2003–2008），巴文克已不再是只属于荷兰群体的神学家。他已走出荷兰，走进普世教会群体的视野。这种发展势头不禁令人发问：为何21世纪的基督徒要阅读巴文克的著作？若从华人视角审视，这个问题则变为：一个生于19世纪中叶的荷兰神学家及其思想，与21世纪的华人教会何干？本文从巴文克阐述的基督教大公性的视角，尝试回应这个问题。

华人教会对巴文克并不陌生。早在1989年，巴文克的《我们合理的信仰》的中译本就已面世。然而，华人教会对巴文克的了解只驻足表面。在很大程度上，此种对巴文克思想的肤浅认识，归因于巴文克著作中译本的匮乏。直到2014年，第二本巴文克著作的中译本《启示的哲学》才在中国大陆出版。在过去这些年，北美福音派神学和改革宗院校主导了华人教会对巴文克思想的认识。范泰尔、伯克富等北美神学家笔下的巴文克，便成了华人基督徒脑海中的巴文克肖像。近期巴文克研究表明，这些对巴文克思想的既有解读并不全面，尤其缺乏对巴文克历史背景和神学处境的深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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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雅各（James Eglinton）博士在最新出版的《巴文克生平评析》（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中，勾勒出一副生动活现的巴文克肖像。我们从中会遇这样一位巴文克：他在现代主义和改革宗传统的张力中，寻求以三一上帝的教义为根基，建构一套内嵌大公性的神学体系，并绘制一幅基督教世界观的图景。这幅巴文克肖像对于当今华人教会，以及北美福音派教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文克首先提醒今日的华人教会要怀有对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关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华人教会的神学教育蓬勃发展。在这过程中，改革宗神学无疑独占鳌头。唐崇荣牧师归正福音运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众多相继翻译出版的改革宗神学书籍，也为华人改革宗教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近些年，提姆·凯勒（Tim Keller）和约翰·派博（John Piper）等北美新加尔文主义者（New Calvinists）著作的中译本陆续出版，增强了改革宗神学在华人信徒群体中的发展势头。

然而，中国大陆教会中这种神学发展，逐渐滋生一种唯尊改革宗信仰的病态神学情结。怀有此类情结的信徒和教会，预设了唯有改革宗神学是真理，于是潜在地将改革宗神学置于其他神学的对立面。例如，许多中国大陆的改革宗教会往往无法与其他本土教会和睦相处。中国的改革宗追随者通常拒斥本土教会的传统，而热衷于从西方引进改革宗认信和长老会治理制度。更有甚者，将某位改革宗神学家视为真理的标尺，以此衡量一切神学论述的真伪。这种狭隘的神学立场致使华人改革宗教会常常遭受众多非议，并催生他人对改革宗神学的误解。此种病态神学情结和狭隘的神学立场，也透过网络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教会。

作为现代时期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所构建的改革宗神学体系极为关切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他的代表作《改革宗教理学》沉博绝丽，遍含得隽之句。在处理众多神学议题上，他总是登高博见，常存国度胸怀，且不懈地以基督教大公精神包容各类思潮，力求彰显上帝在各个领域的美善。此外，他强调教会的大公性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并拥有人需要获知的、与可见和不可见事物有关的一切教义。（参见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在巴文克看来，改革宗神学的优势在于提供了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帮助信徒活出这种大公性信仰。故此，巴文克虽出身于分离主义的基督教归正教会（Christelijke Gereformeerde Kerk），但也与亚伯拉罕·凯波尔一同竭力推动教会合一运动，并在1892促成凯波尔领导的“哀恸者”（Doleantie）教会与自己的宗派联合成为“荷兰地区归正众教会”（Gereformeerde Kerken in Nederland）。

华人教会对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忽视亟待解决，以此矫正如中国大陆改革宗群体中此类病态情节和狭隘的教会立场。一百年前生活在荷兰的巴文克，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金玉良言：“基督徒认信的普世大公性的意义在于，她遍及全地，包括所有真信徒，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并对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赫尔曼·巴文克，《以颂赞为祭献上：获准领受圣餐前后的静思默想》，牛泓译，《赫尔曼·巴文克的教牧神学》，徐西面编，贤理·璀雅，2021，156页。）任何基督教会绝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投身于与众教会的团契，共同在所在的地区实践基督教大公信仰。

巴文克对基督教大公性的这种强调，衍生出他的神学为华人教会带来的第二个裨益：教会理当正视基督教信仰的处境性。客观而言，基督教信仰的确是从西方国家传入华人群体。长久以来，基督教作为“洋教”的刻板印象在华人社会中已经普遍化。有趣的是，许多华人教会的做法似乎是为这种刻板印象背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华人基督徒群体往往只希望引入众多西方神学传统或神学家的思想，却忽略对自身实地处境的考量。尤其是中国大陆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宗热潮，见证了这种非处境化的神学思维模式。许多新兴的改革宗教会，一昧引入改革宗信条，不加甄别和思考地应用于教会。这种做法常常让教会变得更像“洋教”，缺少在中国处境中传达信仰的力量。

巴文克在谈论加尔文主义的未来时，有如下论述：“加尔文主义希望在前进中总不停步，并且促进多样性。它感受到更深入了解救赎奥秘的推动力，并且借此就可以尊荣众教会的每样恩赐和不同呼召。加尔文主义并不要求自己在美国和英国与在荷兰有同样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在每个国家和每个改革宗教会中，加尔文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本质去发展，不应该让自己被外来观念所取代或腐化。”（参见”The Future of Calvinism”）

巴文克的论述不仅可用于加尔文主义的发展，而且也适于每个地区基督教会对信仰的阐述和传达。换言之，华人教会虽然可借助于其他国家丰富的神学遗产来促进自身的信仰建构，但是总归要按着上帝给她的独特恩赐，在自身所在的文化处境中传讲福音。如此行便会让华人群体认识到，基督教信仰也是属于并面向华人的信仰。

此外，巴文克对基督教信仰处境化的强调，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提醒。当代家庭教会不愿意将基督教信仰处境化，因为政府颁布了宗教“中国化”的政策。许多家庭教会未能区分政治化的“基督教中国化”和正常的基督教信仰的处境化。因此，他们往往默许一种没有处境化的基督教信仰。巴文克关于基督教处境化的观点提醒中国家庭教会，作为植根于救赎奥秘的教会，我们也蒙召将我们的信仰处境化。

这种基督教信仰的处境性也就带出了其公共性。巴文克出身于分离主义的教会群体。虽然他的宗派中不乏有人提出要从信仰的立场出发来参与社会，但仍有诸多人士敌视当时的现代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张力存于历世历代的教会中。每个时代的教会都要思考信仰公共性的问题，避免不了“耶路撒冷与雅典何干？”的问题。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北美基要主义对文化的姿态。因其所持基督教文明到世俗文明之变迁的立场，20世纪上半叶在北美兴起的基要主义，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分离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趋向。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分离主义成了基要主义的检验标准。（参见 George Marsden, Reforming Fundamentalism）在这种基要主义的影响下，教会与公共社会和文化处于积不相容之态势。透过姚西伊教授的著作，我们清楚看见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北美基要主义透过西方教会在华宣教运动而影响了华人教会，促使后者逐渐形成以分离的姿态对待所在的文化处境。

巴文克极力反对分离主义的举措。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与基督的福音不符。他论道：“福音是一个喜乐的消息。这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人类、家庭、社会、国家、 艺术和科学、整个宇宙和整个叹息中的被造物亦然。”（参见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在巴文克看来，真实的福音面向这个世界时不会缄默而显得柔弱，而是在社会各个领域传递从上帝而来的喜乐信息。尽管如此，巴文克在论述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时，也提醒教会避免凯旋主义的立场。他在生涯早期的文章《上帝的国度，至善》中就已指出，若有人试图借着福音宣教、慈善事业或政治等行动，逐渐赢得这个世界，并让其转变为上帝的国度，那么这人就是怀揣着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巴文克向我们呈现的基督教信仰之公共性，表明我们的信仰既非出世，也非入世，而是“在世”。基督教会不属于世界，也不能离开世界，乃是在世界中向人类的各个生活领域传递基督的福音。

过去二十来年英语世界巴文克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巴文克走出了荷兰群体，大步进入了普世教会。日益发展的巴文克研究，也越发揭示他所建构的神学体系，在众多方面依然嘉惠当今教会。尤其是巴文克所强调的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处境性和公共性，不仅是对今日教会，也是对今后信仰群体的重要提醒。

徐西面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神学系肯尼斯和伊莎贝尔·莫里森神学与人工智能伦理博士后研究员。他于2020年从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系统神学）。他基于博士论文的学术专著Theology as the Science of God: Herman Bavinck’s Wetenschappelijke Theology for the Modern World将会由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他也是“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系列（中文）的主编和创办人。

巴文克与21世纪的华人教会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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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系列新近出版的巴文克著述中译本

当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威胁到一个自由乌克兰的存在时，美国的福音派人士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遥远的外交政策问题。

然而，普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威胁，它也是一个宗教上的威胁。 对于福音派基督徒来说，问题在于普京的方式是否会成为美国教会的方式。

笼罩着乌克兰的威胁不仅仅笼罩在乌克兰人民的头上。 北约对欧洲秩序的稳定感到担忧； 美国国务院担心任何还留在那里的美国人的安全，担心重蹈阿富汗的覆辙； 德国人怀疑他们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是否会导致能源危机； 而整个世界都在担心此举是否会使中国有壮胆入侵台湾。

在这一切当中，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另一个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的世界人物：教宗。

自2018年以来，乌克兰东正教会从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出来的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在天主教新闻网站“支柱”（The Pillar）上，JD·弗林（JD Flynn）和Ed·康顿（Ed Condon）解释说，乌克兰天主教和东正教领导人指控，在对乌克兰及其人民的军事威胁中，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在与普京同谋。

作者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教皇方济各是否会很快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牧首会面。如果会面，是否会预示着对乌克兰及其国家教会可能被征服这一情况表示容忍。

对于美国的福音派教徒来说，也有真正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将如何应对普京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这一现实，而且是我们是否会效仿。

几年前，在特朗普时代的喧嚣之前，我和其他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坐在一个在复活节早上播出的世俗的全国新闻节目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周末，我们都团结在一起——共同确认宇宙中最重要的真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

但我们在普京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我当时对他的看法和现在一样：他是一个敌人。 然而，其他一些人却为这位独裁的强人辩护，认为他是基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

当时，我以为我们只是在一个外交政策问题上有分歧。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可以看到，至少对一些福音派教徒来说，有一个更大的分歧，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首先什么是“基督教价值观”的问题。

以堕胎问题为例。 不仅俄罗斯的堕胎率很高，而且即使亲政府的力量阐述了类似于反堕胎（pro-life）的观点，它通常是着眼于遏制人口下降，而不是保护脆弱的人的生命。

激励人心的原则不是“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而是“让俄罗斯再次伟大”。 这一点，在俄罗斯政府如何对待充斥全国各地的孤儿院和“婴儿医院”的儿童方面更为明显。

在前苏联没有充满活力的收养文化，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离开了这一系统，进入了立即被药物滥用、性剥削和自杀充斥的可怕生活。 但这并没有阻止普京尽其所能地终止美国人和其他人对这些孤儿的收养——-所有这些都是对受伤的俄罗斯民族自尊心的一种救赎，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力量游戏。

如果看一下普京对福音本身的反应，情况就更糟糕了。 他精心培养俄罗斯东正教会——甚至批准将描绘他本人、斯大林和入侵克里米亚的马赛克作品安装在一座专为军队服务的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内。

此外，俄罗斯政权无情地扼杀非主体宗教的自由——特别是相对较少的福音派和来自国外的福音派传教士的自由。

为什么普京，一个说苏联的结束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的前克格勃官员，想要与一个教会合作？ 也许是因为他和卡尔·马克思一样，认为宗教可以成为维护政治权力的有用工具。

确实，当专注于保护民族主义和国家荣誉时，宗教是有用的。 宗教可以把本来就充满激情的部落主义和对外来者的怨恨变成超然的、不容置疑的情感。 所有这些都是完美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意义——除非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

如果这种趋势只限于前苏联，我们也许可以忽略它。 不过，注意一下任何想在前铁幕后面寻找未来的人。

许多宗教保守派——最主要的是罗马天主教徒，但也有一些福音派新教徒——已经与匈牙利的独裁强人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结盟。 正如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评论家马特·韦尔奇（Matt Welch）所指出的，匈牙利总理“是一个奇怪的美国式基督教国度的拥护者”。

“堕胎在匈牙利是无可争议的合法行为，人们并不特别信奉宗教，而欧尔班对敢于对他的政策提出异议的教会进行了暴虐的控制，”韦尔奇说。 韦尔奇总结说，东欧强人的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他们与正确的敌人作战并“获胜”。

如果这只是我们这些相信自由民主的人和那些认为自由民主可以牺牲的人之间的小规模冲突，那是一回事。 但这种专制诱惑的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福音本身。

如果教会只是一个促进国家稳定和自豪感的文化载体，那么人们很难指望独裁者除了操纵它之外还能做什么。 但是，如果如《圣经》所说，教会是由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个人信仰而重生之心所带来的“活石”组成的（彼前2:4-5），那么外表上对一套文明价值观的遵从就与基督教有很大的差距。

即使在一个或多或少提倡某些基督教价值观的地方，也是如此。 不过，当教会在为像普京这样的专制领导人祝福时，这种差距就更明显了，普京因毒害敌人而被他自己的人民所熟知。

在后一种情况下，教会本身的见证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一个否定嗜血行为的宗教甚至不相信自己关于客观道德的教导，更不相信即将到来的基督的审判席。 关于如何在上帝面前找到平安，并获得进入永生的机会，为什么有人会听信这样一种宗教？

福音派基督徒应该警惕普京的方式。每当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法老或巴拉巴或凯撒，来保护我们不受真正的或假定的敌人伤害时，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应该记住如何用任何语言说；“Nyet”（俄语“不”——译者注）。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领导《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学项目。

翻译：吴京宁

巴文克与21世纪的华人教会何干？

徐西面

有人说，神学巨人的标志，是能够抓住跟自己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以及（更重要的）神学传统有一定距离的读者的想象力。

在基督教历史上，享有这种影响力的人物并不多，而且人数不会太快增加。然而，在过去十年左右，一颗新星正在苍穹中升起——他就是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1854-1921）。

在他那个时代的荷兰，巴文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巴文克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荷兰神学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巨大的社会动荡时期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他在政治、教育、妇女权利和新闻领域都留下了他的印记。在荷兰全国各地，街道和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除此之外，巴文克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有国际地位的人。例如，在1908年的一次美国之行中，他在白宫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待。诸如此类的荣誉说明了很多问题。

尽管如此，在巴文克的故乡，他的遗产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逐渐被掩盖了。在海外，他作为杰出的思想家继续在与荷兰相关的群体中享有声誉，但在20世纪，他的名声并未超出这个范围。这一切在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由于约翰·博尔特（John Bolt）和约翰·维德（John Vriend）的努力，巴文克的《改革宗教理学》英译本（Reformed Dogmatics）在2003至2008年间分四部分出版发行。

迄今为止，这套书已经卖出了九万多册——对于这种性质的作品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销售量。而且这本书还出了葡萄牙语和韩语译本，目前西班牙语、俄语和中文的翻译正在进行中。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从巴文克《改革宗教理学》的英译本的发行快进到他今天的广受欢迎，然后简单地说 “其余就是历史了”，那我们就错了。这样做会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能成为今天这么多人的首选神学家——从北京到圣保罗，从纽约到首尔，巴文克是如何获得如此多样的全球读者的关注的？

在我自己的每天的工作中（我在爱丁堡大学教授改革宗神学），我每天都与那些正在苦读巴文克著作的人交流，并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些人中很少有荷兰人，也很少有以前就对新加尔文主义传统有忠诚度（或长期深入的认识）的人。事实上，他们来自全球各地的教会。为什么巴文克的著作比他的许多改革宗同行具有更大的跨界吸引力？

这里面的原因无疑和现在读他的人的种类一样复杂多样。同样是喜欢阅读巴文克，韩国长老会的人很可能跟美南浸信会的读者，或者跟把巴文克的《上帝的奇妙工作》（Wonderful Works of God）当作灵修材料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的五旬节派青少年，喜爱的原因并不相同。其他人，如杰出的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则把巴文克作为神学史的指南。鉴于这些不同的动机，我不会试图对“为什么巴文克在2022年这么受欢迎？”这个问题提供任何形式的简化答案。

不过，我已经读巴文克的著作有近15年的时间了。我是跟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基督教传统和不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个人和教会背景的人一起读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观察到：巴文克的写作和生命中的某些特征，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众人，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些特征让这些读者不断地回到巴文克这里来。虽然这些可能不是巴文克似乎突然广受欢迎的唯一原因，但它们仍然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巴文克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写作，这让21世纪的读者眼前一亮。我们已经习惯了把神学当作一种受社交媒体规范制约的论战武器上演劣质“武打剧”的现象——没有平衡、没有爱心、专拣软柿子捏还自我膨胀、受制于对历史伟人的漫画式描绘、并基于恶意的假设向今天那些跟我们观点不同的人发射炮弹。

在这种背景下，巴文克的著作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他博学多才，他的著作内容丰富，为读者提供了基督教传统的兼具广度和深度、且往往是非常清晰的视野。尽管他的著作（常常是刻意地）被归类为改革宗传统的神学，但它们从来没有狭隘的宗派性质。相反，它们是以改革宗神学表达一种更广的东西：跨越文化和世纪的基督教大公信仰。巴文克将坚定地持守加尔文主义与同时公开肯定“加尔文主义不是唯一的真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二律悖反。

这种平衡显示了一种既坚定又柔软的信念，甚至以一种通常反驳性的、尖锐论战的神学家所不具备的方式邀请他自己的阵营之外的人来与他对话。它的开放性吸引来自其他传统的基督徒愿意来探索巴文克的改革宗视角。

巴文克将基督教的世界观塑造成一种归纳式的、对敬虔智慧的终生追求。这种追求是开放的、探究性的，而不是封闭的、僵化的。在这方面，他的方法与他著名的同事凯波尔（Abraham Kuyper）不同——对凯波尔来说，基督教的世界观是演绎和没有柔性的。

巴文克不愿意与稻草人作战（与此同时，他乐于与他的意识形态对手交朋友，当面交流）。这也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是他的《改革宗教理学》中涉及的每个神学家或神学传统的完美解释者。尽管如此，他在一生中尽力理解和忠实地表述那些与他有分歧的人的观点，他的努力是引人注目的。

对他的《教义学》没有经验的读者可能偶尔会发现自己很困惑，因为他们发现巴文克在整部作品的不同部分采取了看似矛盾的教义立场。但实际上，这些惊讶的读者很可能是遇到了巴文克对某一特定观点的批评——他会在给出自己的裁决之前，详细介绍这一观点最强烈要表达的重点。这样的特点对他自己的神学阵营之外的读者来说，是微妙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因为这表明他认真、严肃地对待他所反对的观点。

忽略那些歪曲或误解你的观点的人的批评是很容易的，但当这个人认真、努力、准确又有爱心地表述你的观点时，你就很难视而不见了。事实上，对于那些希望成长为思想家的人来说，这种批评是有吸引力，而不是令人心生拒斥的。这样的批评能赢得信任。

巴文克在我们当代越来越受到认可，他的生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生活在基要主义和社会福音分道扬镳的20世纪之后。在那场辩论的任何一方长大的人都继承了一个奇怪的遗产——在右边，福音能有力地表达一个人的灵魂需要，但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却没有为社会的改善提供什么好消息；在左边，福音让基督徒致力于解决社会的问题，但这是在一个非常可悲的薄弱的属灵框架的背景下勉为其难。

对比之下，巴文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提醒，那就是：这种分叉既是一种历史上的新事物，也是对整全性和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的不自然的扭曲。

这在巴文克自己的生平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除了坚定的正统神学，他还是著名的美国种族主义的批评者。他在南非的学生本尼·基特（Bennie Keet）成为一名杰出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活动家。在荷兰，巴文克公开反对城市中的贫困现象（甚至呼吁为此修改住房标准和税收法律），反对压迫工厂里的贫困工人（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形象的承载者），并为女孩的平等教育和妇女的投票权而努力奋斗。

在我们这个时代，巴文克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对正统信仰及其社会效果的委身。在这个意义上，他跟约翰·斯托特和提姆·凯勒等人一样，与我们在20世纪以后的本能直觉背道而驰。这样的人物感觉无论跟左派还是跟右派都可能格格不入。作为一个对历史上的基督教有全面看法的神学家，巴文克提醒我们，我们这一代基督徒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信仰是有脱节的。

巴文克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不是一个完没有瑕疵的神学家（正如我在《巴文克生平评析》中试图描绘的那样）。但在他的生活和教义中，他是一个深刻而可信的基督徒——故此，他是一个在今天仍然对许多人有吸引力的人。

说实话，我可以想到许多伟大的神学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我可能宁愿在他们的著作中见到他们，也不愿见到他们本人。但巴文克却不是这样。我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阅读他的作品，而且我怀疑我不是唯一会这样做的人。

恩雅各（詹姆斯·埃格林顿）博士（James Eglinton, Twitter: @DrJamesEglinton）是爱丁堡大学改革宗神学梅尔德伦（Meldrun）高级讲师。他是《巴文克生平评析》（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 Baker, 2020）一书的作者。该书荣获福音联盟（TGC）2020年历史和传记类年度图书奖，并入围2021年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协会（ECPA）的基督教图书奖。

翻译：Sean Cheng

默想圣经过春节

林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