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基督徒在网络上非常活跃

随着塔利班对妇女和少数群体的限制增加，富有创新精神的牧师们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开展神学教育及布道。

Image: Courtesy of SAT-7

A Church4Afghanistan program

自2021年8月阿富汗沦陷以来，当地的基督徒几乎无法找到能进行团契的地方。

这并不是说以前就很容易。

目前生活在土耳其的帕尔文·胡赛尼（Parwin Hosseini）说：“在我以前住的地方，我想探索关于上帝的问题，却找不到地方教会。当我在国外找到了答案，我就接受了耶稣”。

出于安全因素，我更改了她的姓氏，以保护她的签证身份。

胡赛尼于马扎里沙里夫市（Mazar-i-Sharif）的一所大学毕业，在2019年离开家乡。与多数当地阿富汗人不同的是，她不是一位难民。她逃离了叔叔所安排的婚姻（对象的年龄几乎是她的两倍），取得居留权并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一位伊斯坦堡的土耳其牧师送给她一本达利语圣经，因为达利语（Dari）是她的母语。之后胡赛尼搬到安卡拉（Ankara），牧师将她介绍给一间阿富汗教会。

在阿富汗时她曾听说过这本“好书”。如今，她成为教导人们如何研读这本书的老师。

身为新成立的阿富汗圣经学院（Afghan Bible College，简称ABC）的助教，胡赛尼说：“我想要向妇女们传福音，并装备她们进入事工”。

2020年，一名韩国宣教士在土耳其创立ABC，这是一所线上学院，偶尔会有面对面的培训。该学院有10名专任讲师，其中三名有博士学位。 ABC的目标是预备下一代的阿富汗基督徒领袖——在塔利班接管以前，阿富汗有接近一万二千个基督徒。

没人知道还有多少人留在阿富汗，但至少有12人是ABC的学生。

由于美军的突然撤离，许多基督徒加入了全国性的逃难潮。在收容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的国家中，南边的巴基斯坦位居榜首，一共收容了150多万阿富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有8名为ABC的学生）。西边的邻国伊朗和德国紧随其后（各有3名ABC的学生），土耳其则收留了十四万名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其中有20名ABC的学生）。

ABC的50名学生横跨了五个国家，胡赛尼成为其中15名女性的导师。当塔利班在2021年底禁止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时，她们的干部比国内其他人有更高的权利。阿富汗有超过六万名妇女被140所私立大学录取。

ABC目前正在寻求通过亚洲神学协会（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的认证，该协会是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的附属机构，在33个国家中共有361个会员。

然而，很少有学校像他们一样受到如此大的挑战。

ABC的创办人约翰·金（John Kim）说：“阿富汗的信徒正处于危险中，面对着逼迫。学生们渴望能学习圣经，但他们也很害怕”。

敞开的门（Open Doors）在《全球守望名单》上列出“基督徒处境最艰难的五十个国家”，2021年的第一名是阿富汗。在塔利班重新取得控制之前，阿富汗曾长期位居第二。这个支援受迫害基督徒的机构指出，若被人发现信奉基督教，基督徒可能会被冠上伤害家族荣誉的罪名，而被家庭成员杀害，或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胡赛尼只需面对来自家人的愤怒。然而，对于一些住在土耳其的阿富汗人来说，他们的情况惨烈得多。

沙·比比（Shaah Bibi）说：“他们威胁要把我们剁成肉块，然后送回阿富汗。基督教并没有（为家人）带来战争和痛苦，但他们还是这样对我们”。

Kim之前住在安卡拉，他于2017年开始植堂。五年后，阿富汗希望教会（Afghan Hope Church）共有150名会友，在土耳其各地有10个聚会点。平均每个聚会点有10到30人，并且几乎都有阿富汗牧师。

Kim说：“这是间初生的教会，但它正在成长”。

在故乡阿富汗，福音的果子更为丰硕。 ABC回报，透过线上事工，教职员工已经协助带领300名阿富汗人归向基督。学生们透过制作影片使新信徒能听到见证、敬拜和十分钟的证道，带领他们成为门徒。

但是，这些追随耶稣的阿富汗基督徒能去哪找到团契的地方？

虽然不是团契的替代品，但Church4Afghanistan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触新信徒。 SAT-7 PARS原先是服事伊朗人的一家福音卫星电视台，他们于十一月推出新节目，为秘密的家庭教会和分散各处的基督徒带来由牧师主讲的谈话性节目。

自2010年以来，达利语节目一直是这个频道的一部分，SAT-7每周都会播出两个长达ㄧ小时的节目，并即将再推出两个新的节目。 Church4Afghanistan目前是半小时长度的发展状态，很快将会有一小时的节目，与其他SAT-7频道一样，Church4Afghanistan的节目结合了传扬福音和门徒训练的材料。

但Church4Afghanistan的特点是：完全在Facebook上播出。

由于塔利班的控制，SAT-7 PARS的策画经理列扎·贾法里（Reza Jafari）说：“在阿富汗的卫星电视台非常危险，因为屋顶上的天线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因此，教会实际上存在于网路上。”

除了安全因素外，将重心放在线上也是更好的策略。

因为只有20%的阿富汗家庭有卫星电视，但在美国占领阿富汗期间，越来越多人拥有智慧型手机，目前已占据70%的市场。同时，塔利班关闭了几十家电视和广播机构，并禁止许多外国新闻节目，例如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BBC、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等。

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使用社交媒体，但塔利班并没有像伊朗当局那样对网路进行限制。相反地，他们似乎热衷于在第二次竞选政府时利用这个媒介，发布许多家庭友善（family-friendly）的影片，例如士兵们坐着彩色碰碰车。有一部讲述智慧型手机被没收并销毁的影片在网上盛传，但影片内容是假的。

在网上开始一个月后，Church4Afghanistan的不重复浏览纪录（Unique Pageviews）达到8000次，而且有88%来自阿富汗境内。奇怪的是，使用波斯语并以伊朗人为目标的SAT-7 PARS的Facebook页面里，来自阿富汗的浏览次数却是最多。在2022年的50万次不重复浏览纪录中，有49%来自伊朗的邻国阿富汗。

福音事工领袖们注意到，伊朗境内来自伊斯兰教的迫害会促进教会的发展，并且类似的迹象也能在阿富汗见到。但贾法里（Jafari）说，两国的情况也有不同之处。尽管网路受到限制，但伊朗公民只需远离公共场合，就能有更多人身自由。他继续说，伊朗的教育部门更加完善，而阿富汗的更为保守。因此，伊朗人私下有更多空间探索自己的信仰，而阿富汗社会随时会打击任何信仰上的异类。

然而，来自伊朗的证据表明，宗教逼迫越苛刻，人们就越愿意接受其他信仰选择。

出生在德黑兰（Tehran）的贾法里说：“当人们听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与暴力无关，而是与爱有关时，他们会很震惊。阿富汗人迈向基督的步伐比较缓慢，但人们对基督教却越来越感兴趣”。

还有其他接触基督教的管道正在等着他们。帕米尔事工团队（Parmir Ministries）与环球电台（Trans World Radio，TWR）合作，利用AM和短波频率播放达利语和波斯语的节目。 Heart4Iran则提供创伤咨询和人道主义援助。

但与此同时，当塔利班禁止妇女在国际组织工作后，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和其他大型非营利组织也暂停了在阿富汗的运作。

因此，无论是藉由广播、卫星电视还是网路，阿富汗人民只能从分散的个别基督徒那里取得帮助。阿富汗的国情只允许极少的人道相关事工。

但在散居的各处各地，福音事工仍在继续——而且往往是顺着家族的关系网。胡赛尼的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个留在马扎里沙里夫市，而她的家人也开始接受她的新信仰。她的一个妹妹甚至开始自己探索基督信仰——ABC的专员也送了她一本圣经。

胡赛尼说：“（阿富汗人）信靠基督会需要点时间，但我知道上帝正在工作”。

杰森·卡斯珀（Jayson Casper）是《今日基督教》的中东特派员。

翻译：思慕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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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出于信心的不服从者

遭受逼迫的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因为信仰入狱，英文新书记录了他和其他中国教会领袖对政教关系的思考。

王怡牧师

Courtesy of Timothy Lee / Edits by CT

我第⼀次⻅王怡时，他领我到⼀间会议室，从那⾥看出去，是市中⼼⼀片老旧而略显破败的写字楼。我们在中国⻄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那时是2011年，他的教会当时叫秋雨之福教会，后来才改名叫秋雨圣约教会。和许多没有在政府注册的教会⼀样，秋雨之福也设在写字楼⾥。这栋楼挺旧，三部电梯有时只有⼀部可以用，吭哧吭哧地开到教会所在的十九楼。我瞧了⼀眼就径直去爬楼梯。

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Wang Wang (Author), Hannah Nation (Editor), J. D. Tseng (Editor), Ian Johnson (Foreword)

InterVarsity Press

288 pages

$23.17

我向王怡解释说，我正在写⼀本关于中国宗教复兴的书（《中国的灵魂》，The Souls of China）。我去过许多农村教会，它们遍布于传统的基督教核⼼地带，比如河南省。但我觉得王怡所牧养的这种⼤型城市教会显得越来越重要。他能让我旁听主⽇崇拜，采访教会的会众吗？

王怡牧师当即就答应了我，但他提出两个条件：⼀、在教堂内不能拍照，⼆、我必须得到当事⼈的许可才可以引⽤他们的话。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秋雨之福教会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们是公共机构，谁来都欢迎，教会也不会限制任何人的写作。所以如果我想参观他们的教会，那是我的权利。如果我想写点什么，那也是我这位一个⾃由人的权利。他提出的这两个条件是为了尊重到教会聚会的人的隐私，及保持主⽇崇拜的庄严性。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作。我知道我定期拜访他的教会，会带来⼀定的⻛险。我问王怡，楼下的大楼保安⼈员会不会向当局报告有个外国⼈经常进入⼤楼，⼀路爬到⼗九楼。他说，“会的。但当局没有禁⽌外国⼈参加教会。我们是公开组织，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来和我们⼀起敬拜吧。”

我们⼜聊了⼀会⼉，我发现与秋雨教会⾯临的诸多挑战相比，我这件事的影响可能微不⾜道。于是我同意了他的条件，开始定期去他们的教会，参加主⽇崇拜、访问教会的神学院、加入⼩组祷告会、与会众交谈，前前后后⽤了数百个⼩时，⼏乎所有⼈都乐意和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就这样，我开始了⼀段不寻常的宗教体验。我在加拿⼤的⼀个安立⽢教派（在美国叫圣公会）的基督教家庭⻓⼤，去教会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主⽇崇拜吸引我的主要是⾳乐，还有国王钦定版（KJV）圣经和公祷⽂⾥使⽤的莎⼠比亚式语⾔。我接触过⼀些牧师，绝⼤部分牧师的证道并不让⼈信服，教会⽣活⼏乎就只是礼拜天上午有一堂值得去参与的敬拜，其中会有关于如何活出美好生命的重要教导。

可是坐在王怡主持的主⽇崇拜中听道却全然不同。他的讲道不是那种快快讲完⼤家好去⼤厅享受咖啡甜点的类型。他讲的是字字珠矶、逻辑缜密、让人受益匪浅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道。他的讲道时间⼀般都挺⻓，讲半个⼩时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多数都要讲四⼗五分钟，但却不会让人觉得⻓。他⼝中的基督教并不是⼀项义务或者例⾏公事，而是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社会不可或缺的信仰。那年他38岁，仅仅六年前（2005 年）他才信主。所以他也是一名还走在路上的基督徒，⼀边学习圣经⼀边教导我们。

Courtesy of Timothy Lee

秋雨之福教会曾经在一栋写字楼的19楼聚会

这篇序言不是一篇歌颂赞美王怡的文章。和中国许多未注册教会的牧者⼀样，王怡是⾃学成才，他熟读圣经，但看问题的⽅式有时候会带点教条主义。我不认同他对女性在教会担任职务的看法——他认为女性不能做⻓老，更不⽤说牧师了。他还会与意⻅相左的⼈激烈地争论，给人不是用基督徒合宜的⽅式来解决问题的印象。我觉得其他会众也有类似的担忧——有些⼈会对他的做法翻白眼，有的拿他的急躁的脾气来开玩笑。

但对我和这些会众⽽⾔，参加王怡牧养的教会是很深刻的经历。一部分原因是会众觉得这间教会的运作完全透明开放，他们可以参与进来，帮助管理。这在中国是⼀个激进的想法，因为中国人的⽣活是由他⼈——通常是中国共产党——来掌管的。

还有部分原因是王怡的个⼈魅⼒、口才和敏捷的思维。他的证道像是带电一样激动人心——这不是说他修辞有多么华丽，⽽是因为他能清晰深刻地解释圣经，让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能够听懂，并且感觉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他谈论⽣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并且把它们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基督教并非是“⻄⽅的”或“外国的”宗教，⽽是⼀种普世的信仰，只不过这个信仰的发源地碰巧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中东”的地方。

我在《中国的灵魂》这本书⾥也记录了中国汉族⼈信奉的其他宗教，为此我也花了一些时间与佛教徒、道教徒和⺠间宗教信徒交流。他们也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努⼒为⾃⼰的宗教的追随者提供某种道德支撑——这对许多中国⼈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社会就成为基本上是没有道德观的社会，这给很多中国⼈带来很⼤的冲击。许多这些其他宗教的领袖也有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的跟随者在他们的信息中找到了意义和价值。

但王怡（以及其他未注册的新教教会的领袖）的会众最能与他（们）心灵相通。教会的成员给了王怡最多的帮助和建议，他们的组织形式也是最好的——包括开办教会学校、神学院，组建青年团契，等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 2010 年代国家开始打压之前，新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发展得最快的宗教。

王怡很清楚他⾯临的⻛险。他知道⾃⼰随时可能被捕，但他拒绝被拖进中国共产党培养的那种偷偷摸摸的文化里。因此，他反对使⽤“地下教会”这个词。他的教会只是⼀间与官⽅认可的“三自”教会⼀样有理由存在的教会⽽已。教会没有注册的原因是因为她选择不去注册。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说服⼒，所以在我的书⾥，我更愿意使⽤“未注册”这个词，因为它比“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的用词更准确——实际上这些教会通常也不是真地在地下聚会，或者只是⼗来个⼈（在家里聚会）的⼩组。这些教会一般都是租⽤办公楼，开办幼⼉园、神学院，甚⾄还有书店。他们是一种政治学家称之为“公民社团“的不受政府管控的团体。

不是所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宗教群体都需要面对这些未注册教会面临的问题。有些宗教群体很幸运，它们处在开放的社会中，享有宗教⾃由。还有些是国家批准的，它们在享受国家⽀持的好处的同时也受到国家约束。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宗教群体都必须决定应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王怡和其他中国未注册教会的领袖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试着通过声明和宣⾔来给出答案，其中许多内容都收录在本书（Faithful Disobedience，《信仰的抗命》）中。

这些⽂章是针对中国的特殊处境而写，但也反映出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的信仰激增现象。宗教信仰在中国⻓期以来被封禁，但现在却迅猛增长，令当局感到困惑。国家试图拉拢一些宗教，特别是佛教和中国本⼟宗教—道教。但它们在得到国家的⽀持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另一些宗教则受到明显的打压，比如伊斯兰教。特别是在新疆⻄部地区，伊斯兰教受到政府残酷的管控。还有⼀些宗教，例如天主教，（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谈判。⾄于新教，政府的⽬标⼀直是迫使所有教会加入国家控制的“三自”组织。那些拒绝接受管控的教会——如秋雨之福教会，就会面临被摧毁的结局，或者最起码教会的规模会被急剧减小。

Courtesy of Timothy Lee

王怡与妻子蒋蓉

许多在中国发⽣的争战都会影响到全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的佛教国家，它试图把这一点当成在其他佛教国家的⼀种软实⼒而加以利用。它对伊斯兰教的镇压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主办的一些⼤型活动，例如 2022 年的冬季奥运会，已经遭到部分国家的抵制。中国与梵蒂冈的谈判吸引了全球⼤约 12 亿天主教徒的⽬光。与此同时，中国对新教的打压也引起了⼴泛关注——部分由于社交媒体的原因。

在中国，政府颁发了新的法规来控制宗教。这些法规不是用来保护⼈⺠的宗教⾃由，而是用来限制宗教自由。这反映出中国法律体系存在更⼴泛的问题。理论上，法律本应该是置于统治者的旨意之上的——这叫“法治“（以法治国）。但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法律被⽤作压迫⼈⺠的⼯具——这是“法制”（以法制人）。在过去的⼗年⾥，正是这种国家控制的法律体系把⽭头对准了中国未注册的教会，导致王怡在 2018年被捕。有些⼈认为对王怡及其教会的镇压是个案，因为他太直⾔不讳了。但这些指责没有抓住重点——重点是政府对所有宗教都很警惕，它们早晚都会成为管控的⽬标，⽽这正是发生在王怡和秋雨之福身上的事情。

我⼗年前⻅到王怡时，他显然知道这⼀切的⻛险。他在写作⾥经常提到被捕的可能，以及应该如何⾯对国家的逼迫。但是他的结论是要走⼀条彻底公开化的路。他的证道都有录⾳或录像，来教会的⼈——⽆论是信徒还是警察，都可以去听录⾳或看录像。秋雨之福教会的会众并没有偷偷摸摸地从后⻔溜进来，⽽是佩戴名卡，穿着正式的服装来参加主⽇崇拜。他们为来这样的教会感到⾃豪，没有半点遮掩。这是属于他们⾃⼰的教会，她就好像是国家管控之海当中的⼀个有⾃决权的⼩岛，由⼀位精⼒充沛的理想主义者带领着。

“这么公开是有⻛险的，”那天早上他这样告诉我， “但我觉得如果躲在地下，⻛险更⼤。如果我们没有⾃由的行动，我们就没有⾃由的心态。基督徒最基本的态度是我们有⾃由。你如果认为⾃⼰是个罪犯，就不会⾃由地⾏动。所以，我们努⼒去走公开化的道路。”

王怡真⼼诚意地走了那条路，直到他⽆法再走下去。现在他⾝陷囹圄，我想起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跟妻⼦蒋蓉的⼀段对话，在其中他提到如果他被抓了她该怎么办。他是这样写的：

“我还是传道⼈，你还是师⺟。昨天以福⾳为⽣，明天还是以福⾳为⽣。因为召我们的，既是昨天的神，⼜是明天的神。”

翻译：小灵，校对：JDT

Ian Johnson （张彦）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知名作家、记者，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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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我一点。”

约瑟对苦害他的兄长们的反应邀请我们重新衡量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 Pexels

编者按：以下是《今日基督教》第二届（2022年）多语言国际征文比赛的中文第一名获奖文章。
去年，我们宣布为用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和印度尼西亚文写作的基督徒举办一个征文比赛。中文的征文比赛得到很多读者回应，收到来自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肯尼亚和美国等地的27篇参赛文章。我们深深感谢所有以宝贵的文章投稿支持这个比赛的作者。
收到的文章由我们每种语言的编辑团队仔细审查，然后由一个评委团队进行匿名评估。以下是三位评委的简介：
* 陈凤翔（台湾）：编辑、神学院讲师、作家。拥有信义神学院道学硕士学位，台湾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台湾神学院旧约神学博士进修中。台湾“信望爱”网站主编。
* 安平（美国）：新媒体牧师、制作人、出版人。美国“普世佳音”机构中文部主任。
* 陆尊恩（美国/台湾）：传道人、培训教师。拥有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道硕学位，目前正在完成神学博士学位的学习。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副主任。
今天，我们很高兴与我们的中文和英文读者分享中文第一名获奖文章。恭喜获奖作者蔡盛勇！
更多关于此次征文比赛其它语种的获奖文章的信息请见这个英文网页

。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为我们写作的信息，请发邮件给我们：christianitytodayzh@christianitytoday.com

CT

全球总编辑：Morgan Lee（美国夏威夷）
CT

亚洲编辑：Sean Cheng（美国马里兰）
CT

中文翻译协调人：Yiting Tsai

（美国/台湾）
CT

中文社交媒体大使: Ivan Cen

（英国/

中国）

约瑟又对他兄弟们说：“靠近我一点。”他们就近前来。（创45：4）

这是一句简单的话，却是一个复和的行动。

约瑟，作为一位被害者，向他的兄弟们——施害者，提出一个普通的行动。对于一个曾经被伤害的人，有不幸的过去、沉郁的心理、纠结的情绪等积淀。被伤害者约瑟不断面对生命中的悲哀，如今位处高位、权倾朝野、飞黄腾达，重新面对施害者们，绝对可以轻易报复他的兄弟们，以平衡自己心理和现实上的伤害。可是，他却选择向兄弟们自白，既感恩神的奇妙安排，也安抚兄弟们的复杂情感。

“靠近我一点。”这句话可能也是被伤害者约瑟一直的阴影。在约瑟幼年时，他年少无知，当神报给他异梦，他就主动靠近兄弟们，诚实地告诉异梦的内容，却招来兄弟们妒忌。后来，父亲雅各要约瑟去找兄弟们，他也顺服地出去，满心欢喜地想靠近兄弟们。可是，兄弟们靠近约瑟的结果，却是要杀死他、卖走他。靠近，就是约瑟的最大伤害。

对于兄弟们，靠近约瑟是他们的心魔。所以，当他们被约瑟关在监里的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弟身上实在犯了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痛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创42：21）这一次的靠近，令他们勾起当年靠近少年约瑟的恶毒计谋，以致想到这是神施予他们的报应。

施害者和被害者的关系从来都是复杂而纠缠，剪不断，理还乱，欲断难断。施害者好像是拥有权力的一方，去压制无权力的一方。被害者好像受压者，被加压者欺凌。可是，施害者可能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恐惧、懦弱，所以作出欺压及伤害的行为，而不一定只是强暴、横蛮的表现。施害者可能是想靠近受害者多一点，却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法，以致形成伤害。

家庭关系破裂，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常出现的不幸情形。其中，“手足不和”在现今家庭普遍存在，兄弟阋墙、子女争产等也有新闻报导。日本有一位11岁女生把与弟妹日常争吵的情况，变成暑期功课的题目：“兄弟姊妹为甚么吵架？”以自己、8岁弟弟、5岁妹妹、3岁弟弟为研究对象，竟然录得10天发生了100场争执。子女间的争执，每天发生，积怨日深。可是，调解者却很难介入，厘清对错；施害者和被害者亦是一种互动关系，随时置换。

以上的情况让我们看见亲密而靠近的关系，最终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个别性格差异、父母管教偏侧、成长年龄不同、处事能力高低等，都可能是原因。例如有一个案例，是两兄弟个性不同，由于父亲得了失智症，所以需要商量照料的责任。弟弟一向做事优异，长年在外国生活，认为哥哥性格自卑无主见，所以自愿承担更多责任。可是，哥哥却不配合，弟弟因而感到挫折。在兄弟接受咨商后，弟弟发现哥哥原来已能独当一面，甚至认为”弟弟不尊重人”。后来，两兄弟敞开沟通，合作照顾父亲，才重新互相了解。一次机会，令长期分歧，得到疏解。

兄弟相争、夫妻相害、父子相残，我们时有所闻，圣经也有记载。家庭是应该予人安全、舒适、自由的关系，却最终导致惶恐、无助、禁锢的关系。被害者现今可以寻求机构、教会等支援，在身、心、灵上得着合适的辅导和帮助。施害者若自我醒觉，也同样可以有相应的引导和扶助。这都是疏解这段纠结关系的合适方法和途径，逐渐步向复和。

然而，人心才是问题的症结。当约瑟回望自己一生的际遇，认识和经历受害都是源自神的安排，他内心里的阴影就褪去，情绪上的郁闷也释怀，使他可以走出被害者的桎梏，重新以正常人的心态说出：”请靠近我一点”，向弟兄们伸出复和的橄榄枝。当被害者竟然能够安然地向施害者传递复和的讯号，就令施害者突然醒悟自己过往的错误。于是，施害者也愿意向前靠近一点。

复和，是修补破裂关系的起点，是止息强暴关系的终点。这并非世人“以暴易暴”的想法，乃是圣经“以善胜恶”（罗12：21）的道理。

蔡盛勇，从事基督教机构编辑逾十年，编校书刊数十本。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硕士、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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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华人社区枪击案：教会的新年庆祝活动转为沉重

在蒙特利公园和阿罕布拉枪案的几个街区外，一些亚裔牧师为此调整讲道内容，以祷告来回应这场悲剧。

Image: Image: Eric Thayer / Getty Images

上周末，教会位于加州蒙特利公园的牧师Jesse Chang原已预备好主日崇拜及农历新年的聚会。然而，他的妻子在周日早晨叫醒他，告诉他附近的枪击事件导致近十人死亡。

他很快意识到，这周主日崇拜规划好的一切都需要有所调整。他任职的蒙特利公园生命河（River of Life Monterey Park）教会以亚裔和拉丁裔为会众为主，离犯罪现场仅四个街区的距离。

洛杉矶县的蒙特利公园市有65%的人口为亚裔，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个“郊区唐人街”。枪击事件于星期六晚上，在该市的农历新年活动结束仅一小时以后，发生于星空舞蹈教室（Star Ballroom Dance Studio）。

嫌犯枪手Huu Can Tran（72岁）随后进入位于阿罕布拉市的第二间舞蹈室，在逃离现场前被缴械。第二天，人们在托伦斯（Torrance）市内一辆白色货车里发现Tran，他已在车内举枪自尽。

这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是本周发生在加州的两起事件里的第一起。这周一在北加州半月湾（Half Moon Bay）发生的两起连续枪击案中至少有7人身亡。67岁的嫌疑人Chunli Zhao不久后被警方逮捕。

但在周日上午，关于蒙特利公园枪手的下落和动机等细节仍不为人知，这让Chang牧师难以做出决定。

他说：“警方还没找到枪手，由于我们聚会的地方离案发现场很近，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聚会，人们可能会因为害怕而不来。”

这间建立于2020的年轻教会因聚会地点正受警方调查而关闭，被迫在线上聚会，并取消了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Chang牧师将他的讲道内容转为诗篇13篇的哀歌，鼓励信徒将他们的情绪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在线上分成不同的小组聊天室进行讨论。

Chang牧师说：“这种时刻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他想让会友们有个空间来处理他们的“悲伤和哀鸣”，并“身为同一社区的人共同来哀悼”。

在三英里外的阿罕布拉（Alhambra）市，在第二间舞蹈教室两个街区外的洛杉矶国语浸信会（Mandarin Baptist Church）则聚在一起礼拜。

身为该市华人移民社区60年的支柱，国语浸信会每周吸引一千多人参加礼拜，但英文堂牧师何耀华（Garrett Ho）说，在这个庆祝的节日里，有种不安的不和谐感。

“一方面，会友里有人为农历新年精心打扮，有穿着中国传统服饰和红色衣服的孩子。我们设置了一个拍照区，让人们可以拍照。”何说。“但同时也有种阴郁的情绪，因为我们庆祝的心情已经被污染了。这个事件对我们来说很沈重。”

英语堂的一位牧师为上帝的“公义和怜悯”祷告，但何牧师表示，他们想在多说任何话之前保持谨慎，因为事情是在深夜发生的，各样的信息还在不断涌现。

几位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的牧师说，他们是第一个提醒他们会众中的一些成员注意枪击事件的人。

在蒙特利公园市，Chang牧师与帕萨迪纳（Pasadena）地区的牧师网络——神职人员社区联盟（Clergy Community Coalition）的成员合作在市政厅外举办声援祷告的活动，吸引了数十名社区成员参加。

Image: Courtesy of John Lo

社区领袖聚集在一起祷告

John Lo牧师说：“教会必须走到街上及公园里与人们一起悲伤、哀叹。”他帮忙组织了这次活动，他是帕萨迪纳一间以亚裔为主的教会Epicentre的牧师。“真的，每个周日早上在教会里进行的一切，都是在为教会能在接下来一周里‘持续成为教会’而做的准备。”

在神职人员社区联盟的聚会里，他们能为城市的官员祷告，包括市长和市议会成员。据Lo牧师说，这次在仅仅几小时内就完成的守夜祷告活动，是该组织在该地区的教会和城市领袖之间建立长期、跨宗派的关系的结果。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一直在与那些理解我们参与社区活动的意义、并在这方面走得比我还前面的牧师们合作——不仅仅只在危机发生时才这样参与社区，而是身为教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Lo说。

在蒙特利公园牧会15年的Chang牧师认为，许多亚裔美国人的教会，特别是移民教会，在参与文化问题的步伐上，有时采取了较慢且较柔和的方式。他承认自己不习惯以这么快的速度动员他的会众。

在阿罕布拉市，何牧师说他正在等待与国语浸信会的其他牧师一起进行汇报，他认为该教会的三堂——英语、粤语和国语堂——会众会根据人口结构和文化差异以不同的特定方式来回应这场悲剧。

“我不确定我们这样做是否是因为身为移民教会，或只是个更成熟的教会，但我们必须谨慎，”何说。“我们不想过度反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有所反应。”

“我们该如何引导我们的会众度过悲痛的过程，以及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也正在努力面对。”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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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同理心为视邻舍如自己

Mary W. Mccampbell

“好撒玛利亚人”这类的故事促使我们顾及他人，从而治愈我们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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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同理心（Empathy）这个词很为流行。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将同理心[定义]为“像他人一样体验世界的过程，或者至少像你以为的那样去体验别人的感受。对某人有同理心意思是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感受她的痛苦。”

同理心与同情心截然不同，因为同情心通常是将自己置于他人之上，俯视他们，为他们感到遗憾。同理心则是我们去感受他人的感受，从而消除了地位差异。布鲁姆所定义的教科书式的同理心差不多就在这范围内。

虽然富有同理心的认知是一件好事，但同理心需要背景和动机，好让我们以基督的样式爱我们的邻舍，并最终跟随祂舍己的榜样。

基督教对同理心的理解与基督所教导的两条最大的诫命有关：“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

当然，这两种爱是错综相连的，因为如果不与爱的源头——基督相连，我们就不可能以基督的方式去爱邻舍。

基督教的同理心要求我们既要舍己，并且要是有意为之，因为我们要跨越自己的同温层和经验，同理那些被抛弃、被误解、被虐待的人。当我们忽视和不珍惜别人与生俱来的“上帝的形象（_imago Dei_）”时，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爱上帝。

但这种爱及与其相应的同理心是很难有的，我们常惯性倚赖刻板印象，忽视其他生命的神圣性，常有先服务和保护自己的冲动。

基督教教导的同理心超越了人类本性和仅仅只当一个好人的要求。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历史上最完整、最深刻的同理心。基督“道成肉身”，和我们共同经历人性的体验，包括各种我们经历过的痛苦，因为祂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14）。

圣经中有许多基督同理心的例子，但最令人感动的也许是在《约翰福音》里，基督在祂的朋友拉撒路死后的反应：“耶稣哭了”（约11:35）。

基督知道祂将会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祂哭泣不是因为祂朋友的生命走到尽头。祂乃是与我们一同哭泣、为我们哭泣，在拉撒路的姐妹们身旁一同哀痛，感受她们的痛苦以及死亡的诅咒为全人类所带来的痛苦冲击。

祂的哭泣是这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怜悯和共情之举，祂与堕落后的人类因着无可避免的苦难ㄧ同哀悼。在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基督对人类的同理能力达到完全的状态。

基督担当了人类的罪，为他们受苦，祂感受到人类的悲伤、绝望和他们自己造成的苦楚。我们与基督不同，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人的思想或生存体验，但神却命令我们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

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行为，我们需要想像力帮助我们弥合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

伴随我们想像力的增长，我们需要一些故事来显明我们蓄意而为或是不作为的罪，使我们不被侷限在自己的视野里，能看见我们邻舍那美好而复杂的世界。在向我们显明如何既认同我们的邻舍，又弥合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距时，基督讲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同理心的故事，也就是路加福音10:25-37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你可能还记得，这个故事是回应一位律法师向耶稣提出的问题而讲的。就像那个富有的少年人一样，这个人问耶稣，他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基督用一个问题来回答——祂反问这位律法师，“律法上是怎么写的？”。

这位律法师的回答了标准答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应他：遵守这些律法，就必得永生。

但这对宗教领袖来说还不够；他想误导和羞辱耶稣，所以他接着问：“谁是我的邻舍呢？”

基督回答说，有一个人被强盗殴打后躺在路边，急需帮助。两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宗教领袖——祭司和利未人从这个受伤的人身边经过，却无视他的需要。他们不仅无视这个人，而且还故意“从另一边走了过去”来避开他，毕竟眼不见为净。

下一个路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这个受伤的人就“动了怜悯之心”，不仅为他包扎伤口，还把他扶起来，放在自己的驴子上，把他带到一家客栈以便照顾他。

他本可以只给他一些钱或处理伤口后就离开。然而他抱起这个人，带他一起赶路，甚至一起在客栈过夜、照料他的需求。

第二天，他付钱给客栈老板，让他照顾这个被抢劫的人，如果照顾的费用超过所付的，他愿意付老板更多的钱。讲完这个故事后，耶稣又问了那个考问他的人一个问题：“你认为，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是怜悯他的人。”然后基督命令他“你去照样行吧。”

基督命令律法师和任何听到或读到这个故事的人要像撒玛利亚人那样，有怜悯的心，走舍己的路，而不是自私利己的路。思考出现在这个故事里的角色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故事非常重要：故事里有两个备受尊敬的犹太宗教专家和一个外邦人及撒玛利亚人。

正如民权活动家霍华德·瑟曼(Howard Thurman)在他关于这个比喻的讲道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个撒玛利亚人无论从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生活在“另一个地方”。他不仅在种族上与犹太人不同，他的宗教信仰也被认为是异教的、混种的，在犹太人眼中是不体面的。

然而，这个在人看来是被遗弃的人，这个不信教的人，是故事中唯一认出了受伤之人的光辉人性的人。宗教领袖们却不想被这个人的事牵连；也许他们很忙，或仅仅不想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但撒玛利亚人却冒了这个险。他放慢脚步，伸出手，把一个承载神的形象的人拉了起来。

本文摘自玛丽-W-麦坎贝尔（Mary W. McCampbell）的《视邻舍如同我们自己：艺术如何塑造同理心》，版权归2022年堡垒出版社（Fortress Press）所有。经许可转载。

翻译：裴占从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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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农历新年正确地求福？

庆祝我们这一年收到的祝福本身并没有错，但亚洲的神学家及牧师建议我们思想如何能以符合圣经的、敬虔的方式庆祝这充满祝福话语及红包的节日。

人们在市场为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购买 “福”字装饰品。 “福”在中文里的意思为 “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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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新年，秦路传道的孩子们都会在教会收到红包。在华人文化里，红包象征著好运和祝福。但秦家的红包里没有大多数孩子通常会收到的清脆崭新的钞票。相反的，他们的红包里有印着圣经经文的纸条。

八年前从中国移居美国、目前在印城（Indianapolis）华人教会西北堂牧会的秦传道说： “如果他们能正确的默背圣经经文，他们就会得到主日学老师给的糖果或巧克力金币之类的奖品。”

直到现在，（兴高采烈的）秦传道的孩子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收到的红包是种例外，而不是常态。但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今年于1月22日开始的农历新年同样伴随着许多传统和习俗，在在表达着人们对更多的金钱及物质上的福气的渴望。（亚洲各地有不同版本的节日庆祝方式。在散居国外的中国人里，它被称为春节，在越南文化里被称为Tết，在韩国则被称为Seollal）。

亚洲的神学家及牧师告诉《今日基督教》，把 “福气”等同于金钱上的收获或个人物质财富的增加，会削弱和破坏圣经中所揭示的 “福气”的真实意义。他们认为这个节日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对圣经所教导的 “真正的福气”进行更深入的神学反思。

圣经中的字义联结

与福气相关的 “福”字，在圣经不同的中文译本里随处可见，包括最普及的和合本（CUV）。

在BibleGateway的搜索里显示， “福”在和合本的简体中文翻译里出现了593次。（相比之下，在英文NIV译本里搜索 “prosperity”，只得到33个结果）。

“福”在整个旧约里反复的出现，例如在创世记1:28上帝祝福人类的时候。它也出现在摩西五经、智慧文学和先知书中。在新约里， “福”出现在众所周知的 “天国八福”（马太福音第5章）里，以及其它福音书、书信和启示录里。

然而，圣经翻译学者Jost Zetzsche警告说，不要以为 “福”只有 “（财富上的）成功”的意思。 “福”还包含 “有余”或"万事亨通"等意思。

Zetzsche说： “除此以外，和合本是在1890到1919年之间翻译的，当时成功神学（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还不存在。”

新加坡圣经学院学术院长兼旧约圣经副教授Jerry Hwang说，即便如此，在中文里， “福”和财富之间强烈的语意连结，助长了一种 “以财富为导向”的圣经理解模式（prosperity-oriented understanding）。

事实上，中文的“福音”一词就包含了 “福”字，这在华人当中能引起共鸣，同样的效果反而不存在英文单字里。

在经文里看到 “福”字有助于为中文读者创造内建的处境化福音理解。例如，《诗篇》第1篇将受祝福的人描述为 “有福的”。 “当一个人有福的时候，意思就是成功和充实的生命”，Hwang教授说。

“福的概念在英语里一直是属于宗教的范畴，但在中文里却属于日常的范畴。”

因此， “福”被用来翻译许多英文单字，如 “赐福（bless）”及 “蒙福（blessed）”，Zetzsche说。

同时，圣经中 “福”的频繁出现也可能在华人的心里产生一种倾向，即让人不自觉地将财富增长与上帝的祝福联系起来。

Hwang教授说，财富和神的祝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存在于圣经中希伯来文的某些辅助词，如will和shall在英语中的翻译方式。

他说： “这些词在希伯来文里意指预测和承诺，但由于它们的英文字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古字，圣经中的预测（prediction）如今听起来像应许（promise）。”

因此，旧约某些部分遭受 “因古语化以及语意演变而产生的问题”，即原本上帝因人的顺服而做出的回应，如今听起来像上帝（无条件）的应许。

例如，箴言3:5-6中的 “祂必指引你的路”，这句话用中文阅读时可能会被理解为一个应许，因为其中使用了 “必”字，表达了一种更强烈的确定性，类似于英语中的 “必定会（must）”。

Hwang教授说，这样的解读会引导至 “敬虔会带来财富成功”的神学，而华人基督徒还能为这类的神学找到 “伪经文证据”（pseudo-biblical warrant）。

这种将获得财富等同于受到上帝的祝福的看法，往往导致华人得出结论，认为祝福意味着得到上帝的青睐。

“这一点，再加上散居华人社会地位向上提升的流动性——他们变得不成比例的富有，使得人们开始将财富与上帝的祝福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的收入来源是否正当，”Hwang教授说。

在新加坡、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散居海外的华人在超级富豪排行榜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基督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 “不成比例地成为上层阶级的宗教”，因为来自西方的宣教士在 “创造一个以中产阶级和讲英语的精英群体来作为本土的信仰群体”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Hwang教授说。

基督徒们以几种方式纠结于这种所谓的特权。就新加坡而言，它产生于一种宣教的冲动，即新加坡人将他们的国家视为亚洲的安提阿。然而，这种 “被拣选的” 的基督教理解也产生了一种 “新加坡例外论”，即新加坡人会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周边国家更好。

文化上的滤镜

除了经常出现在中文圣经里，“福”在农历新年期间也随处可见。印有 “福”字的标语或剪纸经常被贴在门窗或家里的家具上，并被倒挂起来，表示好运已经到来。

其他农历新年的习俗也与“福”息息相关。人们常互相问候 “恭喜发财”，以祝福对方在新年有好运和更多财富。

人们做的节日菜肴或吃的东西也暗示著财富成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后裔有种流行的传统，叫做“捞起”（粤语，英文为lo hei）。这通常是种喧闹的庆祝方式，每个家庭将鱼生高高抛起，同时高呼祈求在生活各种领域里得到祝福和成功的成语。

对远东广播公司（FEBC）前中文部执行主任黄嘉生牧师而言，他小时候和祖母一起做的上海春卷是美好的节期点心。他们常跟邻居分享这些造型像金条的春卷，作为分享 “财富”的象征。

春节也有一些没这么轻松的祈求繁荣的方式。

包括看起来像迷信的行为，如不穿黑色之类不吉利的颜色、不打扫房间（担心会 “扫”走财富）。

在菲律宾有高达25%的人口是华人，许多菲律宾人认为华人很富有，Juliet Lee Uytanlet说。她是《华裔菲律宾人：菲律宾华人面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混合性和同质性的挑战》一书的作者。

一些菲律宾天主教徒想要模仿华人获得财富和成功，以致他们甚至会去马尼拉的唐人街（Binondo）买幸运饰品和护身符来避开恶灵。

渴望重复成功也可能引发关系上的冲突——这种现象在亚洲超越了地理和文化上的界限。

《钱是一切：信仰、生活和财富》的新加坡作者之一Clive Lim说，正常情况下，家庭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到亲戚家做客。但在农历新年期间，亲人之间往往会因为钱而吵架。

Clive将普遍存在的财富成功的文化观念归结来自华人文化里的 “实用互惠主义（pragmatic reciprocity）”，这很可能是源于佛教里的因果报应概念。

华人常会把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看作是具有良好业力的人，他或她在前世做了很多善事，Clive说。 “因此，为了获得好的东西，我必须做好事。做越多的好事，它们就会变成越多我生命里好东西。”

作为 “善业”的接受者，炫耀自己的财富在东方是一种被允许的行为，但在西方，这种行为是社会所无法接受的，Clive补充说。

这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炫耀财富的方式之所以能兴起，也是因为在华人的环境里，等级制度（hierarchy）是可以接受的。Clive说： “从你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一个阶级次序。财力表明你的社会地位。”

这种有许多华人拥护的等级制度观念，导致春节变成人们炫耀自己有多富裕的时候，例如计算一个人的红包（传统上是给小孩和单身的成年人）里的钱，并跟别人比较。

秦传道以前在中国牧会时，这种积累财富和提高个人社会地位的无形驱动力或心理负担对他来说非常明显。

他说： “很多年轻人，包括基督徒，都不想在农历新年期间回家，因为他们的家人和社区会问他们今年赚了多少钱。”

秦传道分享，在中国，如果你很有钱，人们——甚至是你自己的家人——会对你有不同的待遇，而对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则较为不尊重。

重新看待春节习俗

在一个如此明显地渴望和歌颂物质收益的节日里，基督徒似乎很难在农历新年期间以敬虔的方式来庆祝 “福气”。

亚洲的神学家和牧师说，一个很好的起点是，基督徒需要认识到福气并不局限于物质领域，而是圣经所定义的 “平安（shalom）”。

Hwang教授说， “shalom”涵盖的范围是社区的、关系里的，和创造性的。它是 “与神同在的生活，与土地和人民关系的和谐；shalom挑战消费主义对福气的解读，也挑战心理学将福气视为‘内在的和平’的理解。”

“Shalom也挑战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东方的实用主义。你需要有上帝，才能有真正的shalom”。

“除了旧约里的榜样亚伯拉罕、约伯和约瑟因顺服神而变得富有和成功以外，我们可以看看新约里的人物，如吕底亚和约瑟，他们用自己的财富来帮助他人。”Uytanlet说。

培养我们对 “财富能造成灵性上的危险”的认识也很重要，Clive警告说。

“耶稣在新约里称金钱为‘玛门’”。箴言30:8（”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也告诉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因追求两种不同的极端而忘了上帝。

担任韩国大邱东新教会主任牧师的Daewon Moon会定期在教会讲道里批评贪财的行为（提摩太前书6:10）。他敏锐地意识到，他身处一个日益世俗化和个人主义化的社会，这里（韩国）有一半的人口没有宗教信仰。

虽然有些传道人会在讲道时反对获得任何形式的财富，有些传道人则追求民众神学（Minjung Theology，一种穷人的解放神学）所倡导的贫穷，但Daewon Moon说，多数韩国牧师在这些极端立场间采取中间地带。在他的长老会里，他经常强调我们身为管家的职责，即人所拥有的一切皆是上帝的礼物，用以服事这个世界。

当我们重新看待农历新年期间的某些习俗，也能帮助别人理解，只有在基督里的生活才能找到真正的富足。

前远东广播公司主任黄嘉生牧师说，华人基督徒可以写一些反映他们信仰的春联，例如 “上帝乃万福之源”，而不是在门上贴上中国传统的祝福春联。在新加坡，有些商店也设计了基督教版本的农历新年装饰，从十字形状的剪纸到从圣经提取灵感的红包设计。

Hwang教授说，在新加波的“捞起”期间，基督徒可以选择喊出关于接受上帝的祝福或相信上帝的语句，而不是关于运气和财富的口号，来重新建构我们对于 “福气”的含义的理解。

“在神学方面，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看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在必要的时候，它包括苦难——以此取代我们的成功神学。”

对许多基督徒而言，打破文化传统是必要的。

在农历新年期间，秦传道不说 “恭喜发财”，因为他不想让节日的庆祝活动与金钱有太紧密的联系。当在中国的家庭团聚里出现有关收入的问题时，他劝勉当地的基督徒透过分享他们在灵命或职业上的成长及所学来回应家人的问询。

在农历新年里祈求身体健康也是常见的现象。但希望在这世上感受到圣经所说的shalom的基督徒可以认识到，仅仅只是身体健康是不够的。

“在农历新年期间能寻求的最大的灵命健康，是饶恕，”Clive说。 “我们是否愿意承诺去爱我们的敌人，相互饶恕，与我们的长辈见面，向他们表达爱和尊重？”

Isabel Ong是CT的亚洲副编辑。她来自新加坡，目前居住在加拿大。

翻译：Yiting Tsai，校对：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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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基督徒处境最艰难的50个国家

关于基督徒受迫害情况的最新报告指出，尼日利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圣战分子暴力的中心，中国则带头重新定义宗教权利。

2022年基督徒处境最艰难的50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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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超过5,600名基督徒因其信仰被杀害。 2,100多座教堂被攻击或关闭。

超过124,000名基督徒因其信仰而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近15,000人成为难民。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全球基督信仰的中心——现在也是针对基督徒暴力攻击的中心，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展范围已远远超出尼日利亚。

根据2023年的全球守望名单（World Watch List，简称WWL），朝鲜再次成为基督徒受迫害第一名的国家，这份名单是Open Doors（敞开的门）机构对于基督徒因跟随耶稣而受迫害最严重的50个国家的最新年度统计。

令人担心的殉道者和教会遭受攻击的数字实际上低于去年的报告。但Open Doors强调，这些数字采纳的是“最低的统计数据”，并指出，数据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宗教自由有显著的改善。

例如，中国受迫害的基督徒数字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官员在过去两年里关闭了近7000间教会。而阿富汗从去年的第1名下降到今年的第9名，“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由于大多数阿富汗基督徒在塔利班接管后“躲起来或逃往海外”。

总结而言，和去年一样，有3.6亿个基督徒生活在受到高度迫害或歧视的国家。这相当于全世界每7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个，包括非洲每5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个，亚洲每5个就有一个，拉丁美洲每15个基督徒里就有一个正在艰难的信仰处境里。

在长达三十年的追踪中，今年是第三次在Open Doors观察的84个国家中，有足足50个国家在调查中得到高分，达到“非常高”的迫害程度。另有5个国家仅仅只在这条分界线外。

伊斯兰极端主义持续在全球范围造成最严重的迫害（31个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Open Doors担心尼日利亚很快会在整个非洲大陆引发“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研究人员还注意到中国在网路限制和监控力道上的增进，并正在“建立一个试图重新定义人权——与普世标准及宗教自由范畴大相径庭的国家网络系统。" 第三个进入榜单的拉丁美洲国家为尼加拉瓜，因为独裁政府日益增加地将基督徒视为反对派的声音。

WWL的年度排名记录了朝鲜在迫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位居全球首位。WWL排名的目的是为了邀请人们进入祷告，以更有益处的义怒面对，同时向受迫害的基督徒表明，他们没有被遗忘。

2023年的报告追踪时段为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是根据60多个国家共4000多名Open Doors工作人员的报告汇编而成。

今年的报告也是此榜单诞生的30周年，此榜单于1993年柏林铁幕落下后开始。在这30年间，Open Doors有哪些发现？

首先，很明显的，在世界各国中，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恶化中。达到WWL追踪门槛的国家数量从1993年的40个上升至今天的76个，这些年间，所有国家平均得分上升了25%。

然而，Open Doors研究部总经理弗兰斯·维曼（Frans Veerman）总结：对教会最大的威胁并非政府于外部的行动，而是来自教会内部。维曼说，《哥林多前书》12章教导我们，“任何基督徒都不该独自受苦”。

“基督教最大的威胁，”他说，“是迫害带来的孤立感，当孤立感不断地持续下去时，可能会让人们失去盼望。”

虽然暴力和外在压力能导致重大的创伤和损失，但Veerman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接受我们问卷调查的人不断地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教会内部：‘下一代是否已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迫害做好准备？他们的信仰和对基督及福音的认识是否够坚定？’”

“这意味着，教会的韧性及国家对教会迫害的程度，决定了教会在一个国家的未来。”他说。 “因此，在受迫害的国家里，教会最大的威胁是持续不断的迫害，以及因有被其他基督肢体抛弃的感觉而降低了韧性。”

经过整整三十年的研究，Open Doors理解到，教会所需要的韧性需透过教会“在上帝的话语及祷告中被坚固”来实现。同时，教会也需“保持着勇气”，因为受迫害的教会往往是最“积极传播福音”并“在困难中保持活力和成长”的。

简而言之，受迫害的教会让Open Doors学习到哥林多前书12:26所阐述的真理：“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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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哪里的基督徒受迫害最严重？

阿富汗并非唯一一个在今年排名中有明显变动的国家。古巴从第37名升至第27名，原因是古巴政府对反对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督教领袖和社运分子的镇压手段的增强。在2021年发生大范围的抗议示威活动之前，古巴甚至不在排名之内。布基纳法索从第32名升至第23名，原因是圣战活动的增加，并因邻近的其他萨赫勒国同样不稳定的国情而加剧。莫桑比克从第41名上升至第32名，原因是其北部地区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哥伦比亚从第30名升至第22名，原因是犯罪团伙针对基督徒的暴力行为。

由于政府偏执行为的加剧（在该群岛只有外国人被允许有宗教自由），科摩罗上升了11名，因而进入了榜单（位于第42名）。尼加拉瓜则首次上榜，上升了11名，排名第50，原因是独裁者的镇压活动日益严重，特别是针对罗马天主教会。

总结而言，除了阿富汗下降了8个名次外，前10名的国家与去年相比，位置只稍微有所变动（见侧边栏）。苏丹重新进入前10名，取代了印度（今年排名第11），但印度的迫害程度仍落于Open Doors评鉴里“最极端危险”的分数之内。

尼日利亚在2020年终于被列入美国国务院的年度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但却在2021年令人意外的被删除。在Open Doors的报告中，尼日利亚再次受到特别的关注：

针对基督徒的暴力……在尼日利亚最为极端，来自富拉尼、博科圣地、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和其他组织的武装分子对基督教社区进行袭击：杀害、使残废、强奸、绑架勒索或性奴役。

今年，这种暴力还蔓延到该国以基督教为主的南部地区。 …… 尼日利亚政府持续否认这是宗教迫害，因此，侵犯基督徒权利的行为在不受到惩罚的情况下进行着。

重复其去年的表现，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在WWL名单的子类别“基督徒面临最多暴力的地方”排名第一：基督徒被杀、被绑架、性侵害或受到骚扰、被强迫结婚、遭受身体或精神虐待。在“于家庭及工作场所因信仰原因而被攻击”的子类别，尼日利亚同样排名第一。在教会被攻击及在国内流离失所这两个子类别中，尼日利亚再次排名第二。

尼日利亚对宗教自由的侵犯呈现了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迅速发展。马里从第24名上升到第17名。布基纳法索从第32名上升到第23名，尼日尔从第33名上升到第28名。在更远的南方，中非共和国从第31名上升到第24名；莫桑比克从第41名上升到第32名；刚果民主共和国从第40名上升到第37名。

基督徒占多数人口的国家在前50名的排名则相对较低，包括哥伦比亚（第22名）、中非共和国（第24名）、古巴（第27名）、埃塞俄比亚（第39名）、刚果民主共和国（第37名）、莫桑比克（第32名）、墨西哥（第38名）、喀麦隆（第45名）和尼加拉瓜（第50名）。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只差一点就会进到2023年的名单）。

关于拉丁美洲的情况，Open Doors指出：

在尼加拉瓜（第50名）、委内瑞拉（第64名）和古巴（第27名），政府直接压迫被视为反对派声音的基督徒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国家的基督教领袖因参与去年的示威活动而未经审判的被监禁。在许多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组织的犯罪已占上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那些针对公开反对贩毒的基督徒的犯罪行为。

在基督徒处境最艰难前50名的国家之中：

有11个国家的迫害程度为“极端”，39个国家的迫害程度为“非常高”。前50名以外另外有五个国家也符合“非常高”的标准：肯尼亚、科威特、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尼泊尔。 (Open Doors还追踪另外21个得到“高分”的国家。少数名次上升的国家为尼加拉瓜和苏丹，而沙乌地阿拉伯和斯里兰卡是唯一得分下降的国家）。
有19个国家位于非洲，27个国家在亚洲，4个国家在拉丁美洲。
有34个国家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4个国家以佛教为主、1个国家以印度教为主、1个国家为无神论信仰、1个国家有不可知论、11个以基督教为主 (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各占一半）。

2023年的名单新加入两个国家：科摩罗和尼加拉瓜。有两个国家退出名单：科威特和尼泊尔。

其他值得注意的增长包括马里，其排名从第24名上升到17名，这是在政府失能下，将一些基督徒与西方利益联系起来，招引至圣战分子和雇佣军的威胁。同样，同属萨赫勒地区的尼日尔从第33名上升至28名，原因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持续攻击。而在北美洲，墨西哥从第43名上升到第38名，主因是犯罪集团视基督徒为其非法活动的威胁，以及基督徒因拒绝遵循膜拜祖先的本土习俗而面临的社会压力。

然而，并非所有名次的变动都是负面的。Open Doors注意到在一些中东国家，包括巴林和阿联酋，有着“宽容度的进步”。卡塔尔从第18名下降到第34名，原因是去年一整年没有教会被关闭（然而，许多以前被关闭的家庭教会仍然是关闭的）。埃及从第20名下降到35名，原因是对基督徒财产的袭击事件减少。阿曼也因类似的原因从第36名下降至第47名。而约旦由于去年没有基督徒被迫离开家园的纪录，从第39名下降到第4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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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国家，基督徒是如何受到迫害的？

Open Doors对六种类型的迫害进行追踪——包括政府和社会对基督徒个人、家庭造成的压力——并特别关注妇女受压迫的情况。今年，许多类别的迫害都有所减少，但有些类别的迫害则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若把暴力单独归类为一个类别，受迫害前十名国家的排名则有巨大的变化，只有奈吉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度仍在前十名（见侧边栏）。事实上，有15个国家对基督徒来说比朝鲜更致命。 (乌干达的暴力得分增加最多，与洪都拉斯并列，增加了3.1分，但两者都没有进入迫害前50国的名单）。在阿富汗下降10分之后，卡达的暴力事件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斯里兰卡和埃及。在被追踪的所有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暴力得分没有变化，27个国家下降，37个国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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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殉道者比前一年少了275人，在调查期间内，Open Doors统计了共5,621名因信仰被杀害的基督徒。这数字下降了5%，但仍然是2016年创下7106人死亡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尼日利亚占总数的89%。

与其他关心此类事件的机构相比，Open Doors的统计数字倾向于更保守的计算方式。其他机构就殉道者总人数的统计为每年10万人。

若遇数字无法核实的国家，则以10、100、1,000或10,000的整数进行计算，或假定真实数字更高。基于安全原因，无法在一些国家填写统计表，因此，阿富汗、马尔地夫、朝鲜、索马里和也门的代称为“NN”。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尚未命名的国家、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以100名殉道者的象征性数字排在尼日利亚之后。然后是中非共和国，有61人被杀，缅甸有42人、哥伦比亚21人、印度17人。

第二类是追踪为对教堂和其他基督教建筑物，如医院、学校和墓地的袭击，无论是被摧毁、关闭还是被没收。去年2,110件的总数比前年减少了59%，是2020年报告（9,488件）的五分之一。

中国（第16名）在2021年重新进入前20名，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以超过整体半数的教会袭击案居首——尽管只是像征性的1000次。然后尼日利亚、缅甸、莫桑比克、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安哥拉都被象征性地被纪录100起袭击事件。印度则具体的记录了67起袭击事件，其次是墨西哥的42起、哥伦比亚的37起，以及尼加拉瓜的31起。

今年未经审判直接被拘留、逮捕、判刑和监禁的基督徒类别减少至4542人，比去年报告中创纪录的6175人少了四分之一，但仍然是自追踪该类别以来的第二高总数。

Open Doors从此类别再分出两个子类别，其中被拘留的信徒为3154人，减少了34%。印度以1,711起案件居首，占总数的54%。紧随其后的是厄立特里亚（244起）和俄罗斯（200起）；然后是一个尚未命名的国家、缅甸、中国和卢旺达，各有像征性的100起；然后是古巴（80起）、萨尔瓦多（63起）和尼日利亚（54起）。

然而，被监禁的1,388名基督徒与上次报告的1,410人相比则保持稳定。一个尚未命名的国家、厄立特里亚、中国和印度几乎占了总数的90%。

今年，被绑架的基督徒总数再次创下新高，共有5,259人，比去年增加了37%。尼日利亚占总数的90%，即4726起绑架事件，其次是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发生100起，然后是伊拉克63起、中非共和国35起、喀麦隆25起。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类别是流离失所的基督徒，有124,310名基督徒因与信仰有关的原因被迫离开家园或躲藏起来，但比前一年的218,709人减少了43%。另有14997名基督徒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家，也比前一年的25038人有所减少。在每5个于自己国家内流离失所的基督徒群体里，缅甸就占了4个（其次是尼日利亚和布基纳法索美），而每3个难民里，缅甸也占了2个（其次是伊朗）。

Open Doors指出，有几个类别特别难有准确的计算，其中数据最高的是29,411起身体和精神虐待案件，包括殴打和死亡威胁 (去年的统计数字是24,678起)。在受评估的72个国家中，有45个国家采纳象征性的数目。尼日利亚和印度的数字最高（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次是一个尚未命名的国家、缅甸、莫桑比克、印尼、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

据估计，2022年共有4,547个基督徒的住宅和财产遭到攻击，以及2,210家商店和企业。在后者里，42个国家中有27个采纳象征性的数目，其中，尼日利亚的1000起纪录超过后面九个国家的总和（各为100起）。尼日利亚、缅甸和中非共和国在前一个类别中的数字最高（各为象征性的1000），只有印尼和印度能记录实际案例（211及180）。厄立特里亚、叙利亚、伊拉克、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莫桑比克、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喀麦隆位列前十名及以上，每个国家都有象征性的100起袭击事件。

对Open Doors的研究人员来说，专门针对妇女的类别也很难准确统计。去年强奸和性骚扰案件从3147件减少到2126件，其中尼日利亚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47个国家中有34国以象征性的数字计算。与非基督徒的强迫婚姻从1,588起减少到717起，在34个国家里的22个国家中，以尼日利亚为首，象征性地得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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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些国家会受到迫害？

迫害的主要动机因国家而异，更深地了解这些差异，能让其他国家的基督徒为他们被囚困的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更有效的祷告和宣传。

Open Doors将迫害基督徒的主要因素分为八类：

伊斯兰教的压迫（31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观察名单一半以上的国家中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前10名里就有8个国家。这31个国家多数是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或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其中有5个国家实际上是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24名）、刚果民主共和国（37名）、莫桑比克（32名）和喀麦隆（45名）。 (此外，另有15个名单以外的国家的迫害主因为此。这些国家的迫害程度足以被Open Doors追踪，但排名低于观察名单的分界线，包括基督徒占多数的肯亚和坦尚尼亚）。

独裁者的偏执（9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9个国家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主要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叙利亚（12名）、乌兹别克斯坦（21名）、土库曼斯坦（26名）、孟加拉国（30名）、塔吉克斯坦（44名）和哈萨克斯坦（48名）—— 但也包括厄立特里亚（第4名）、古巴（27名）和尼加拉瓜（50名）。 (另有六个国家在追踪清单里：安哥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布隆迪、卢旺达和委内瑞拉）。

共产主义及后共产主义的压迫（4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四个国家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都在亚洲：朝鲜（第一名）、中国（第16名）、越南（第25名），和老挝（第31名）。

宗教民族主义（3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三个国家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这三个国家都位于亚洲。基督徒主要是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第11名）以及缅甸（第14名）和不丹（第40名）的佛教民族主义者的目标。 (另有三个国家在追踪名单里：以色列、尼泊尔和斯里兰卡）。

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2个国家）：这是哥伦比亚（第22名）和墨西哥（第38名）的基督徒面临迫害的主要来源。 (另有三个国家在追踪名单里：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南苏丹）。

基督教教派保护主义（1个国家）：这是在衣索比亚（第39名）的基督徒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

世俗社会的不容忍性（0个国家）和部落压迫（0个国家）：Open Doors追踪这两项迫害因素，但在2023年名单上的50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主要迫害来源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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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L与其他关于宗教迫害的报告相比有何不同？

Open Doors认为，称基督教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是合理的。与此同时，Open Doors也指出，世界上没有关于穆斯林人口受迫害的类似调查资料。

其他评估全世界宗教自由程度的机构证实Open Doors的许多调查结果。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政府和社会对宗教的敌意的最新分析发现，2020年，基督徒在155个国家受到骚扰，比任何其他宗教都多。穆斯林在145个国家受到骚扰，其次是犹太人，在94个国家受到压迫。

皮尤在子分类的研究情况也与Open Doors的数据一致。中国、厄立特里亚和伊朗在皮尤对于“来自政府的骚扰”中排名前10，而印度、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在“社会性敌意”里排名前10。阿富汗和埃及在这两个子分类里都有入榜。

Open Doors名单上的多数国家也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年度名单上，该名单点直接点名那些“参与或容忍系统性的、持续的、令人震惊的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政府。

在国务院顶级特别关注国家（CPC）的名单里包括缅甸（WWL 2023名单第14名）、中国（第16名）、古巴（第27名）、厄立特里亚（第4名）、伊朗（第8名）、朝鲜（第1名）、尼加拉瓜（第50名）、巴基斯坦（第7名）、俄罗斯（去年退出WWL名单）、沙乌地阿拉伯（第13名）、塔吉克斯坦（第44名）和土库曼斯坦（第26名）。第二级特别观察名单包括阿尔及利亚（第19名）、中非共和国（第24名）、科摩罗（第42名）和越南（第25名）。

国务院还列出了需特别关注的组织，或制造迫害行为的非政府团体，这些团体皆活跃于Open Doors名单上的国家。其中包括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和ISWAP（WWL名单第6名）、阿富汗的塔利班（第9名）、索马里的青年党（第2名）、叙利亚的沙姆解放军（第12名）、也门的胡塞武装（第3名）、在中非共和国活动的瓦格纳集团（第24名），以及萨赫勒地区的ISIS-大撒哈拉和伊斯兰大会党。

同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在其2022年报告中建议将同样的国家列入CPC的名单，并增加了尼日利亚（第6名）、印度（第11名）、叙利亚（第12名）和越南（第25名）。对于国务院的观察名单，USCIRF推荐了除科摩罗以外的相同国家，并增加了阿塞拜疆（不在前50名，但受到Open Doors的监测）、埃及（第35名）、印尼（第33名）、伊拉克（第18名）、哈萨克斯坦（第48名）、马来西亚（第43名）、土耳其（第41名）和乌兹别克斯坦（第21名）。

Open Doors的研究人员和实地工作人员调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但给予100个国家更深入的追踪，并特别关注迫害得分达到“高”等级的76个国家（在Open Doors的100评分系统里得分超过40）。

《今日基督教》此前报导了2022年、2021年、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2015年、2014年、2013年和2012年的WWL排名，包括对最难接受基督教信仰国家的关注。

《今日基督教》曾就“美国是否属于迫害名单”的问题上咨询专家，并汇编了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和2015年受到最多关注的受迫害教会的故事。

点此阅读Open Doors 2023年全球守望名單的完整报告。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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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兔头过兔年？

在兔年春节思想基督如何洁净食物以及福音与生肖文化的关系。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去年夏天，我和家人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度假，我们点了一份西班牙海鲜饭，并且特别说明我们想品尝当地传统的海鲜饭（paella）。当服务生把一锅传统海鲜饭端上桌时，我很惊喜地看到海鲜饭上面有一个兔头。（Paella原意为“平底锅”，虽然中文通常翻译成“海鲜饭”，但其实是不仅限于海鲜的“平底锅肉菜饭”。）

这让我想起了四川美食——麻辣兔头，也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我从小跟着我外婆在成都这座以美食闻名的城市长大。我小时候家里很穷，但偶尔外婆会给我买一个美味的五香兔头作为零食。那时候一只卤兔头只要六分钱就能买到，是我们这些穷孩子的奢侈美食。

按照中国生肖，2023年是兔年。我很想知道今年在中国传统的年夜饭上，有多少家庭会吃兔肉。当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喜欢吃兔头。对许多人来说，麻辣兔头的样子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甚至可能令他们恶心。小朋友也许会觉得兔兔那么乖，怎么能煮来吃？

2023年春节的大年初一（1月22日）恰好是一个星期天。我也很想知道在那一天中国教会和海外华人教会的牧师和领袖在讲道时会不会提到农历新年，以及会不会提到兔年的兔子。

基督洁净兔肉猪肉

我问过不少中国和海外华人传道人，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可能会提到中国新年，说几句祝福的话，但他们不会专门讲一篇关于兔子的道。

华人传道人在春节前后的证道中讲到农历新年，并非罕见。但一些保守的中国家庭教会的老一辈基督徒会把生肖属相视为对基督徒属灵生命有害的迷信，因此春节的讲道常常并不会提到生肖动物。

不过中国及海外华人传道人在春节的讲道中可能会提到旧约中的逾越节，因为逾越节的故事与农历新年和中国人庆祝春节的习俗可以联系起来——例如在门框两侧贴春联的习俗会让人想起以色列人在逾越节之夜“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出埃及记》12:22）还有些华人牧师可能会从中国新年穿新衣的习俗讲到“穿上新人”（《以弗所书》4:24）与“披戴基督”（《罗马书》13:14）的圣经教导。

但没有传道人会仅仅因为今年是兔年就讲一篇关于兔子的道。跟兔子相关的事情也确实没有多少可以用来讲道的。中文圣经中只有两节经文提到兔子（《利未记》11:6和《申命记》14:7），要把兔子和基督教信仰联系起来而不显得牵强附会，实在太难了。（台湾知名基督徒作家、前环境科学教授张文亮写过一篇关于兔子作为食物为什么不洁净的文章，但他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一点做出了的解释——他说 “野兔，是世界上以吃草为主的动物中，具有最多寄生虫与病毒的动物。”）

然而，这并不是说兔子与基督教信仰毫无关系。

plej92 / Getty

Spicy Rabbit Heads

提到兔子的两节经文都是圣经《旧约》中关于食物洁净与否的摩西律法的一部分。这两节经文都说兔子是“不洁净”的，就像猪一样，所以兔子的肉以色列人不应该食用。这类的旧约律法很容易带来一个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基督徒不是应该遵守上帝的律法吗？那么基督徒怎么能违背《旧约》中的食品相关律法，吃兔肉或猪肉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基督的福音中找到。因为理解摩西律法的关键，是它们是预表耶稣救恩的“基督的影子”，正如溥伟恩（Vern Poythress）在他的《摩西律法中的基督影子》（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一书中解释的那样。旧约中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礼仪性律法“ 标志和预表上帝洁净罪的方式”，但上帝的救赎已经通过基督和他的被钉十字架实现了。因此，“所有的食物都通过上帝的话语和我们奉基督之名和依靠他的大能的祷告得到了洁净”。摩西律法是耶稣基督作为最终极的赎罪祭和挽回祭的救赎恩典的预表。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方面告诉门徒他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旧约律法（《马太福音》5:17-18），一方面教导他们“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马可福音7:19）。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上帝三次告诉彼得去宰杀各种动物，包括彼得认为不洁净的动物，来吃，因为”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使徒行传》10:15）。使徒保罗说，离弃真道的异端教导人”禁戒食物“，但在基督福音的真理中，“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摩太前书》4:2-4）。

所以，基督教信仰的重点不是关于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摸的宗教规条。基督的福音释放了我们，也在食物方面赐予我们良心的自由。虽然在中国文化中，吃喝是过年最看重的事情，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17）。

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滥用我们的基督徒自由。“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哥林多前书》6:12）。如果吃兔头会让我的兄弟或姐妹跌倒（因为对他们来说吃兔头太恶心或不健康），我就宁愿不吃兔头。

福音更新生肖文化

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过年的时候大家通常会说一些跟生肖相关的吉祥话。但是对于兔年来说，很多如今流行的兔年祝福语都只是“兔”的谐音梗，而并没有生肖上的意义。

实际上，在十二生肖中，兔子的预兆也并不是很吉利。一些网上关于兔年生肖的文章提醒人们，这个兔年可能带来“60年才轮一次的双倍厄运”，属兔的人应该尽力避免“犯太岁”。还有一些这类文章警告读者“兔年不能生孩子。”

很少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把这类属相“预言”当真。大多数人只是把这些说法当作一种迷信的娱乐。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政府对新冠疫情从严厉封控“清零”到突然彻底放松“躺平”，中国人民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混乱和困惑。这类关于生肖的负面的、迷信的信息可能会给人造成心理上的伤害，把人们拉入更深的恐惧和绝望之中。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感谢主，福音真理能够把我们从对厄运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因为基督的被钉十架和复活，我们的罪被上帝赦免。如今我们有了基督徒的自由，摆脱了罪的束缚，也能摆脱属相迷信的捆绑。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耶利米书》29:11）。基督洁净了所有的食物，他也赐给我们克服恐惧的终极祝福——那就是他的救恩。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即将到来的春节，自由地享受美食吧——无论是兔肉或者牛扒，或者健康的蔬菜，都可以存着感谢的心食用；大胆、喜乐地忽略那些关于生肖厄运的迷信说法吧，主的爱里没有惧怕；最后，别忘了感谢耶稣，因为他是万福之源，一切美善都从他而来。

兔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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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好的读经工具使读经的情况变得更糟

Daniel G. Hummel

使用经文汇编工具曾意外导致的后果，能为今天的基督徒带来警示。

Illustration by Michał Bednarski

我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二章8节：“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我说的“打开”圣经，指的是拿出手机，点击圣经app，在搜寻栏中输入这节经文。

只要再点一下，我就可以在这节经文上划线，把它凸显出来，或把它复制并存到另一个文件中，以便之后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默想它。在我的圣经app里有个灰色的小框，看起来像漫画里的对话框。如果我点击小框，就会打开与这节经文有关的经文：以赛亚书八章14节。但app不会自动连结到以赛亚书。因此我没有跳去读先知书，而是关闭了小框，继续读着彼得前书：“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

我们已经进入文学评论家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所说的“电子阅读时代”的第三个十年。但我们的圣经知识水平却达到新低。这些电子工具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读经呢？

人们花了不少时间辩论究竟“唯独圣经”是什么意思。然而，没有一个宗教改革的继承人认为“唯独圣经”意味着不该使用圣经以外的任何资源来帮助读经。事实上，在历史中，新教徒一直都很接受创新的方式，尤其是那些可以加深信徒与圣经互动及有助于理解圣经的发明，无论是主流语言的圣经译本或研读本圣经、注释书、插图版圣经和节选版圣经，更别说智慧型手机上的app了。

不过，你不必对读经工具的进步抱持着过多的怀疑。但可以去想这些工具是否多少会改变我们读经的方式。如果真的有什么改变，这样的改变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曾研究过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的历史，我的研究表明，读经工具有时会改变我们的读经方式，且甚至会改变“按字面意思读圣经”的定义。

关于如何“按字面意思读圣经”，基督教内有许多看法。 “字面意义（Literal）”可以是指一种强调圣经无误的方式、相信某些经文的历史真实性、对预言实现方式的特定理解（预言的部份不会只有字面上的含义，还有象征性的含义）；或是指。我们应该以最朴实的方式来读一段经文，这也是为什么研究经文的文体（genres）和原初读者很重要。对于支持时代论的人而言，按字面意思读圣经时需要先理解“字串”（word chains）：当不同的经文使用了同一个词汇时，就可以将这些经文联系起来，而某些关键字（如“石头”）在任一处经文使用时都是相同的意思。如果没有人发明经文汇编工具，这种释经方法根本就不可能流行起来。

让我稍加解释：经文汇编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在胡葛圣薛（Hugh of Saint-Cher）的带领下，当时有三百个多明尼加修士（Dominican）选择了他们认为在拉丁语《武加大译本》（Vulgate Bible）中最重要的词汇，按字母顺序编制了索引。对当时的圣经学者来说，这是个强大的读经工具，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圣雅各伯经文汇编》（St. Jacques Concordance）还是很简陋。后来中世纪所发明的经文汇编则列出更多反覆出现的词汇。

随着宗教改革时期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当地通行语言版本的经文汇编。第一本英文版新约圣经经文汇编于1530年代问世。在十六世纪英王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圣经出版以前，许多人并没有圣经，因此经文汇编并不是很有用。

1737年，隐居的书商兼学者亚历山大·克鲁登（Alexander Cruden）将多达 77,000个词汇编辑成册，英王钦定版圣经从此有了一本很好的经文汇编。克鲁登一共花了26年时间，期间还去了几趟精神病院，最终完成并出版了这本详尽的巨作：《克鲁登经文汇编》（Cruden's Concordance），至今仍持续印刷。

《克鲁登经文汇编》经常与其他新的辅助工具搭配使用，如《巴格斯特合参本圣经》（Bagster’s Polyglot Bible），以及新的注释书，如多瑪斯‧史各得（Thomas Scott）编写的《全本圣经注释》（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其中，《巴格斯特合参本圣经》编纂了多达六万个交互参照的经文，并且将多种语言排版印刷。总之，到了十九世纪，英文圣经的读者有了极具价值的工具，来帮助他们以新的方式理解圣经。

这些又新又强大的读经工具的出现，意味着普通读者也能交互参照圣经里任何一个词汇。彼得前书里的“石头”可以与出埃及记17章6节里摩西敲打的“石头”联系起来；与但以理书二章34节中“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联系起来；与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44节里谈到的那块掉在人身上并砸死他们的“石头”联系起来。经文交互引用的解经法创造了一种新的释经环境，取决于使用的方式，这种释经可以是高度个人化的，也可以是群体化的。

在美国，这种理解圣经的方式被称为“读经法”（the Bible Reading Method）。通常解经的工作只属于学者或训练有素的牧师，然而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这项工作。读者可以选择一个英文关键字，研究这个词汇的所有用法，然后从汇编的词汇范例中推断出经文的含义。

人们经常以小组的形式来研经，组员们彼此鼓励，深入研读圣经，做神学反思。举例来说，小组一起研究诗篇27章14节中“等候”一词，将其与创世纪49章18节中雅各的呼求联系起来；与保罗在罗马书8章19节中对末世的盼望交互参照（“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然后讨论到上帝的拯救是如何成为一个贯穿圣经的重要主题。透过圣经的上下文和叙述，我们能推论出上帝要拯救谁，以及拯救的方法，但读者个人的经历，以及特定文化所做的假设也经常会影响人们推论。

《司可福串注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是让数百万基督徒沉浸于“读经法”的精神支柱。该版本的圣经极受欢迎且广泛传播于基督徒之间。司可福（Cyrus I. Scofield）是一位牧师，与大布道家慕迪（Dwight L.Moody）关系密切。他在他的串注版圣经里加了许多注脚，详细解释他的神学。他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使用了一个复杂的经文交互参照和汇编系统来研究每一页圣经。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09年首次出版《司可福串注圣经》，至今仍在印刷。司可福除了在每一页圣经加上注脚外，还附加一个150多页的经文汇编索引和说明，以教导读者如何研究“字串”。他解释，字串能“引领读者看见圣经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的某个伟大真理，直至该真理最后一次的出现”。如果读者还不明白，司可福会在该真理最后一次被提及时做出总结，巩固其整体含义。

如果人们在读经时，借助于复杂的经文汇编来解经，便能经历到圣经的合一性。二十世纪初的另一位时代主义者霍尔德曼（Isaac Massey Haldeman）解释道：若人们想要“以一种更聪明和令人满足的方式研经”，就需要使用经文汇编来理解66卷书之间有着“合一的设计”。即使暂时不去去理会圣经的历史背景、人类作者、原文、语言学上的细节及故事原始的描述，经文汇编都能让普通读者见到圣经的合一性。

一些保守派基督徒，如慕迪的同事叨雷（R. A. Torrey），称“读经法”是一种“科学”的读经方法。霍尔德曼称经文汇编和交互参照经文为“工具”和“手段”，如果使用得当，就能产生可复验的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想到自诩为基要派（Fundamentalists）的人士居然会吹捧科学，实在是很特别。然而，在世纪交替之初，美国人正在拥抱科学，将科学视为检验生活各领域中的真理的最高权威。由于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 ）似乎破坏了圣经在学术界的权威，因此这种以经文汇编为基础的解经框架常被使用，让人们得以从科学的角度来巩固圣经的地位。

我们可能会想，既然基要派人士想要照字面意思理解圣经，他们应该会更加留意初代基督徒是如何理解经文的。然而，他们所用的读经工具却将他们推往“科学”的方向。

这类的读经方式也为一场新的神学运动奠定了基础，该运动被称为“时代主义/时代论”。这场运动是由“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的教导所发展而来，特别是英裔爱尔兰人领袖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教导。他说，人类可以区分为三类：以色列、教会和万国。万国并没有与神立约，但教会和以色列有，所以读者当“按正意分解”（提后2:15）圣经经文：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以及神对基督徒说的话。

对达秘来说，“能成就每节经文原本的样貌”是“圣灵赐给基督徒读者的灵性理解力，使我们能分辨出天上的事物（以及我们与之的关联），和地上的事物（我们与之有分别）”。

这种解经法往往将重点放在预言上，达秘认为这种圣经的文体不是写给最初的读者，而是未来的读者，预测人类历史尚未发生的事件，且多数预言都与以色列有关。为了更好地理解圣经，人们当知道一块石头是如何成为根基（以弗所书弗2章20节）、绊脚石（罗马书9章32-33节），以及能把人砸得稀烂（马太福音21章44节）——而上所述的这些，实际上都与耶稣和以色列未来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关（按着字面或以象征的形式发生）。

达秘倡导使用经文汇编，但他坚持认为，要将特定经文里的“地上”和“天上”的含义分开。这使已经盛行于美国基督徒之间的读经法变得更复杂。

虽然有些美国人没有采纳弟兄会的假设，但他们认为，达秘所用的区分法在“读经法”本身已有所体现。布禄士（James Brooks）是将达秘的教导普及到全美国的人之一，他向读者保证，“预言所用的语言，与其他任何一处经文一样简单易懂”。经文汇编使得这一说法得以体现，因为经文汇编是针对词汇而不是词义进行编纂的。

整体而言，时代主义在达秘之后继续在美国发展，后继的读者根据达秘的教导尽可能的照字面意思来读经，如同读经法里教的。然而，若非有经文汇编等技术，所谓的“照字面意思读经”的方法原本并不容易。

经过几个世代的非时代论学者逐步瓦解时代论，外加曾盛行的时代论作品（电影《末日迷踪》Left Behind）削弱了其可信度，使这种读经方法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流行。时代论正在衰落，神学院或基督教学校也不再那么常教导“读经法”。

然而“读经法”曾推广的读经习惯仍然存在，持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它依然使读者觉得经文是向他们敞开的，仿佛第一次看透了圣经的晦涩难懂，即使自己没有圣经语言或历史背景的装备。只要稍加练习，再加上经文汇编，每个读者都能自己读懂圣经。他们甚至可以宣称，这就是照字面理解圣经的方法。

当然，经文汇编系统依然存在。它们是宝贵的工具，我们经常忽略这一点。如果使用得当，它们能大大地帮助我们读经。对于经常读经的人而言，更有效率的工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经文汇编。我可以直接在手机app上搜索一个词汇，或者，只要轻轻点选，就能从一节经文跳到另一节经文。

“将圣经视为一个带有超连结的文本”的想法，让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感到兴奋。他在YouTube的圣经讲座上分享一张图片（由电脑科学家 Chris Harrison 制作），展示超过65,000处的交互参照的经文。彼得森感叹，就算你只深入查看一个词，“也将穷尽一生，永远走不到尽头”。然而，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得着，完全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方法。对彼得森来说，无尽的多样性很吸引他。但对相信圣经的合一性和连贯性的基督徒来说则没那么有说服力。

在这个拥有数不清数位工具的年代，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尤其是阅读圣经的新技术如何改变及重建经文的上下文。可以肯定的是，当然，我们虽然不是自己一人在读经，但我们所选择的工具可以改变甚至误导我们的读经。这些工具使我们相信，我们只是单纯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在解读，然而，若非有一丝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我们距离“打破及重塑圣经上下文，让经文符合自己的思路系统”则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当我点开圣经app时，我不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这个点击技术感觉起来更中性。但历史已显明，这类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注意。

韩梅尔（Daniel G. Hummel）是一名作者，他的新书《时代主义的兴衰史：福音派对末世论的论战如何影响一个国家》（The Rise and Fall of Dispensationalism: How the Evangelical Battle Over the End Times Shaped a Nation）即将出版。

翻译：思慕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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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祖到主耶稣

我如何成为整个家族史上第一个基督徒。

Alexander Garcia

咔嚓…咔嚓…咔嚓。我可以听到我父母在另一个房间里用着计数器，因为他们正在诵经。在我们家日常的一天里，计数器可能会达到1000次点击，或约莫2小时的冥想。他们诵经是为了消除心中的意念、净化自己，以佛陀教导的方式寻求完美的顿悟。

每天早上，我都在烧香的味道中醒来。佛像摆放在指定用于冥想的房间里，前面供奉着橘子和凤梨酥。我家就像一座寺庙。每面墙上都挂着佛像，整个房子里总共有30多尊神像。被尊为活佛的大法师的雕像矗立在我家的中心。我父母经常谈论纪律、智慧，以及根据四圣谛来训练心智。

你可能会以为我家位于泰国或中国的一条街上，然而我的人生故事开始于堪萨斯州的劳伦斯（Lawrence, Kansas）——堪萨斯大学杰鹰队的家乡。我的父亲是位科学教授，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抚养我和我的两个姐妹。在得过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Award）的父亲和一个所谓的“虎妈”的影响下，我一直承受着每科都必须得到Ａ的压力。在我寻求父母认可的过程中，学术、成就和野心是永远无法妥协的。

我的台湾家庭血统里有数代的佛教徒，所以宗教注定是我身份认同里的一部分。然而，在我家外面，我们的邻居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信仰。当我于周日早上练习小提琴时，我的注意力会飘向外面汽车停靠的声音。穿着体面的不同家庭停好车后，走进我们街区众多教会里的其中一个。我会默默看着他们，然后回到铃木教学法中。不知何故，在我整整18年的人生里，从未听过关于耶稣的好消息。

散发光芒的爱

1990年代中期，我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眼睛睁得大大的，渴望沉浸在各式丰富的校园生活里。我选择UIUC是因为它的工程学程、离家很近，加上学校有着多种活跃的学生组织。在劳伦斯，我常被提醒自己属于少数族群。在UIUC，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不只一、两个，而是一大群和我长得很像、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人，他们理解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文化中成为双重文化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的宿舍里充满了狂热的基督徒：校园基督徒团契（IVCF）的学生彼此间有一种紧密的连结，似乎散发着爱的光芒。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亚裔美国基督徒。他们在乎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例如有目的过生活，和对超越自我利益的事务的热心。和他们一起生活时，我开始意识到那充满我成长过程的佛教，其实并不在我心里。

在我大二时，我对基督教越来越好奇，我问一个朋友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参加IVCF的聚会。在那里，我第一次在敬拜歌曲中听到上帝的应许，看到男生和女生赞美着祂。我很快加入了一个认识上帝的小组，从约翰福音开始，研读我第一本圣经。耶稣说话时带有的权威让我感到惊讶；祂的话语仿佛从书页中跳出来，直接对我说话。

在我能够相信耶稣之前，我需要知道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有合理的基础。那年初夏，我参加了Chapter Focus Week（IVCF主办的灵修退休会），在那里我参加了护教学课。我听到了对圣经的启示、邪恶的问题和福音的独特性的有理有据的解释。在对这些教义进行了令人满意的辩护之后，我的小组长建议我把注意力放在耶稣这个人身上，这样就不会让无休止的哲学疑问分散我对圣经主角的注意力。耶稣在十字架上展现的公义和怜悯让一切完美的合理了，我原先的迟疑完全消散。我发现，与大众媒体对基督教的描述——“狭隘、疯狂和爱审判人”相反，基督教是我所遇过的最能激励智力的一种世界观。

1997年10月，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决定休学一阵子。我开始读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的小册子《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我在IVCF的聚会上拿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罪及被饶恕的需要。那天晚上，我开车到一个空旷的森林地区，跪在星空下的草地上，把我的生命交给了基督。我在充满神像的海洋中长大，却从未与任何一个神建立过关系。在那天，我经历了真实活着的上帝，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当我凝视天空时，一股巨大的平安环绕着我。那天晚上，我成为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基督徒。

尊敬我的父母

斯托得的小册子以深刻而简单的方式介绍福音，使我信主。但在这之前，还有十几位基督徒带领我走到这一步。透过纸本信息，以及传递信息的使者用自己的生命体现神的话语，我真实的听见福音。在这些人里，有人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回答我棘手的问题，有人分享耶稣在他们生命里的作为，另一些人则常常邀我参加活动。上帝派祂的独生子来到世上，祂既是信息也是信使。同样的，IVCF社群本身既是信息，也是信使，他们在主里合一，做祂信实的见证。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祷告如何告诉父母我所发生的事。寒假在家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读《东方父母西方情》（Following Jesus Without Dishonoring Your Parents）。我父亲惊讶于我所选择读的书，但也因这本书（由美国亚裔牧师团队撰写，包括Peter Cha和Greg Jao）的孝顺标题感到高兴。当他问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时，我告诉他我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

当天晚上，我父亲身为一个学者，把我的圣经带到他的办公室，花了几个小时阅读，试图了解我的新信仰。由于我们来自强调群体认同感的集体主义文化，我父母坚持认为我们的家庭宗教是佛教。我妈妈承认耶稣是一个谦逊的人，具有良好的品格，但说祂是众多神灵中的一个。我父母都抱持希望，希望我能够清醒过来，回到佛教信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与我的关系越来越深，我开始感受到全职服事的呼召。我的父母说，如果我继续执行这个计划，他们会和我断绝关系。感觉到家人关系的不团结，我决定留下来照顾正在和心脏病搏斗的父亲。我的陪伴及付出使我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尊重感，有助于维护我们的关系。在上帝的安排下，家人对我成为一名牧师的人生规划有所松动。我的父母继续和我分享他们的佛教经验，我也继续和他们分享我的信仰。我妈妈经常向耶稣祷告，希望祂能保佑及保护我。

今天，我服事于芝加哥郊区一间有许多分堂的教会。我帮助装备教会成员，使他们在教会周围十英里的范围内做正义和怜悯的大使。我很幸运地经历了神的爱，现在又有幸能牧养他人、一同活出福音。在走到这一步的路上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我生命里的每一个季节都是为了回应神的爱，而不是为了赢得或获得神的爱。那位在我生命里动了善工的必亲自成全这工。因着基督复活的力量，我原先出于羞耻文化（shame-based culture）里得到他人肯定的渴望，被恩典改变和救赎。我是蒙神喜悦、无愧的神的工人（提摩太后书2:15）。

亚历山大·朱（Alexander Chu ）是伊利诺伊州Lake Forest and Highland Park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的外展牧师。他是三一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博士生。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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