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Keith Negley的插图
我在找我的耳机。 不是那种白色的小东西，而是深藏在我包里的头戴式大耳机。 狭窄的咖啡馆里离我一桌远的地方，有两人正在用适合演讲厅的音量对话着。
我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我发现自己在偷听。 当我这么做时，我的恼怒化为了同情。
一个女人用力靠墙坐着，好像椅子本身不够支撑。 她说的是癌症和医疗破产——那种当身体和财务同时崩溃时的分崩离析的生活。 “有时我怀疑是否是上帝和撒旦在我身上打了个赌，”她在讲述的末了如此感叹。
知道不该继续往下听，我戴上了耳机。 但她的那句，我怀疑是否上帝和撒旦在我身上打了个赌，却耗尽了我的注意力。
在《约伯记》第一章，照我们现有的英文译本，撒旦走进了天庭。 上帝指出约伯的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敬畏神、远离恶事。 撒旦却说，这只是因为上帝赐予约伯如此多的财富和健康。 把这些东西从他身上拿走，撒旦说，他就会“当面诅咒你”。
“那么，很好，”上帝回应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2:5-6）。
历史上无数的读者读到这段话时都会挠头。 为何撒旦会被允许站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并向他发起挑战？ 如果撒旦能夺走约伯的一切，为什么他不能对我们做同样的事？ 撒旦和上帝会打赌吗？
这是在说魔鬼吗？
当代的《约伯记》注释——包括保守的福音派注释——几乎都不赞成把《约伯记》中的这个角色翻译成“撒旦”， 《旧约希伯来文亚兰文词典》（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简称HALOT）也没有。
以色列邻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有智者在君王的宫廷中建言献策的故事。 一个常见的角色也就出现了：“对手”、“控告者”，或者“挑战者”。 他不是跃过栅栏闯进来的，他当然也不是不请自来的客人。 他是受聘从君王收取报酬的谏言者——尽管他的职分与其他智者略有不同。
与今天一些战略家和顾问的角色不同，对手的工作是使君王的计划得以开展，找到其中的疏漏，并预见可能出现的失败。 重点是要在君王的宫廷中、在实战之前就发现错误。否走不仅君王会失去颜面，甚至会失去整场战斗。 如果以色列的所有邻邦都有这样的故事和角色，希伯来人会没有吗？
《旧约》中称呼这个和其他控告者的词是 hassatan “哈-撒旦”（ha，音译“哈”，希伯来语中的定冠词，类似英语中的“the”——译注）。 这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职分（office）。 就像“先知”、“勇士”皆非具体的人名，而是《圣经》中的角色，所以 哈-撒旦 是一个在不同的情境中由许多不同的人物扮演的角色。
有时恶者扮演对手。 有时义者担当此角色。 在《民数记》第22章中，耶和华的一位使者（angel，直译“天使”——译注）就为了上帝的荣耀，扮演 撒旦 的角色，与巴兰对着干。 那么在《约伯记》中，这个角色也不是魔鬼，而是一位“魔鬼代言人”。 他对约伯没有特别的宿怨。 他的出现不是因为上帝可能会犯错，而是为了让上帝能回答为什么义人会赞美祂并且行善。
正如麦克马斯特神学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旧约教授奥古斯特·康克尔（August Konkel）告诉我的那样，“把 哈-撒旦 当作魔鬼，会给人一种二元论的感觉，即上帝和魔鬼同时争取一个人的生命主权。有时魔鬼甚至会赢。” 他说，在《约伯记》中，重要的是“圣洁和拥有独一主权的上帝掌控着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事件”。
然而，几千年来的翻译者（甚至是将《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犹太拉比）都认为 哈-撒旦 这个词是指魔鬼。 所以其中的定冠词被删去，撒旦（Satan）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大写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那些早期的译者基本上没有意识到古代近东法庭中常见的对手角色。 然而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今天在圣经注释中写道控告者“并非魔鬼”的约伯学者，也正是我们最流行的英文圣经译本翻译委员会中的约伯学者。 而在这些《圣经》中，控告者仍然以大写的 专有名词“ 撒旦”的方式出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关键原因，翻译委员会本质上是保守的。 《新国际版圣经》（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翻译委员会副主席马克·施特劳斯（Mark Strauss）说：“我们有一种深层的动机。 长期以来，教会一直是真理的库房。保持这种传统很重要。”
在处理上帝的话语时，我们不想轻率地推翻自耶柔米（Jerome）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以来整个世界已选择了的解释，即使当一些学者在一些乌加里特语手稿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的词语。
所以需要翻译委员会的超级多数成员同意才足以改变以前版本的翻译。 即使委员会中的约伯学者同意，他们也必须说服精于其他书卷的学者投票支持他们的观点。 这意味着违背传统的变化并不经常发生。 而一旦发生，就可算是一件大事了。
《圣经》与喷枪
在《钦定版圣经》（KJV，King James Version，又译《詹姆斯王版圣经》）使用了三个半世纪以后，对1952年全新的英文译本的炒作是可想而知的。 许多人坚称《修订标准版圣经》（RSV，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将通过一个现代语言的《圣经》版本将说英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
但事实上，这个翻译却狠狠地激怒了许多基督徒。 这场争论的焦点关乎《圣经》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 童女（virgin）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相关词语以下皆以斜体字着重标记。）
这段写于耶稣之前许多世纪的经文，早早就预言了童女生子和道成肉身。
但在RSV版本中，这节经文是：“看哪，一个 年轻女子（young woman）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丑闻席卷了整个国家。 从各出版社飞出了各种传单、小册子甚至书籍形式的激烈争辩。 一位牧师拿着喷枪把一本RSV版《圣经》烧掉，把它的灰烬残骸邮寄给了高级译员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 RSV被贴上了“共产主义圣经”的标签，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对翻译委员会成员的共产主义关系进行了调查。 美国空军甚至在1960年的培训手册中警告不要使用RSV版本的《圣经》，因为它存在所谓的共产主义承诺。
但这处经文翻译成 年轻女子 并没有错。 从技术上讲，它和 童女 一样正确。 希伯来语 alma 代表一个发育成熟但未婚的女人——基于文化上的显然预期，她应该是个处女。 正如阿斯伯里神学院（Asbury Seminary）的约翰·N·奥斯华（John N. Oswalt）所说，英语中最接近的词可能是 maiden（“少女”之意）。 但是，欢迎设身处地考虑一下译者的困境：如果要使用当代表述，maiden 不会是一个你会选择的英语词汇。 所以你必须在两难中做一个选择： 年轻女子 还是 童女。 正如美南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的约翰·D·W·沃茨（John D. W. Watts）所言，一种翻译会因过于宽泛而错，另一种则因过于狭隘而错。 耶稣由童女所生，这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但以赛亚更直接应许给亚哈斯王的迹象是，一个女人会给一个孩子取名叫以马内利，而不是在公元前八世纪会有一个童女生子。
对许多读者来说，省略这一个词就足以让人认为RSV是在否认超自然现象。 《圣经》出版商们却收获了另一种的经验。
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旧约教授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说，翻译委员会 是“在夹缝中找出路”。 “福音派的翻译致力于服从良好的学术研究，但他们也受到市场的挑战。 如果翻译过于明显地偏离传统，人们就会说它‘激进’或‘自由主义’而不买账，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的所有努力、金钱和好意都会白费。”
所以现在许多《圣经》翻译委员会不仅雇佣《圣经》学者，还聘请了市场终端的专业人士，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的反应。
但并非所有的翻译委员会都这样做。 例如，《新国际版圣经》NIV的委员会就没有这样做。 “我们不和出版商同席而坐，” 惠顿学院教授、NIV圣经翻译委员会（CBT）主席道格拉斯·穆（Douglas Moo）说：“他们无法影响我们把什么放在文本中。” 这使得译者能够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不受市场压力的影响。
但是，无论市场专业人士是否坐在翻译桌前，市场都有办法让人知道它的意见。
昨日的今日版本
为了按照现代英语表达性别的方式翻译《圣经》，CBT在2002年推出了《今日新国际版圣经》（TNIV，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在希腊原文称呼基督教会为“弟兄们”的地方，他们翻译成“弟兄姐妹们”。 RSV中的“所以我们看定了，人（a man）（“man”现通常仅指向男性——译注）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TNIV却译成“所以我们看定了，人（a person）（“person”不含性别指向——译注）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3:28）。 这类变化可以更好地反映最初这些经文的听众和读者对这些表述的理解。
译者们却因此受到了抨击。 他们遭到了抵制。 他们被指控制造出一本性别中立的《圣经》。 NIV翻译委员会回应说“绝非如此”，这实则是一版“性别准确”的《圣经》翻译。
到了千年之交，南方浸信会的大多数教会都基本采用了NIV版《圣经》。 但也因着这个消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 南方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认为《霍尔曼基督教标准圣经》（HCSB，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将使南方浸信会“拥有一个我们可以控制的重要翻译版本”。
经过抵制和不良媒体的报道，TNIV的销售异常惨淡，终于停止出版。 市场的声音被听见了。
这并不是说TNIV没有问题。 例如，希伯来书12:7中的“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变成了 “焉有孩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这违背了上帝是一位、且上帝是父亲的形象。
2011年，NIV翻译委员会出版了一个修订版，更新了一些症结所在，如《希伯来书》中的那节经文（现在改成了“焉有孩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但保留了TNIV背后的许多决定。 这一次，骚动的声音小了很多。 一些批评家也已经被征服。 另一些已经投身到其他的论战或其他的翻译中。 但潮流也发生了变化。 性别准确的翻译正成为标准。 他们正在成为传统。
事实上，尽管南方浸信会HCSB版本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抗TNIV版翻译采用的主张，但其最新版本《基督教标准圣经》（CSB，Christian Standard Bible）却做了许多与NIV的译者在2011年时所做一致的决定。 当教派内的反对者批评这些决定时，南方浸信会领导人回应称CSB“性别准确”而非“性别中立”，这听起来很熟悉。
神学与训诂学（exegesis）
翻译是复杂的。 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往往找不到一个完全对应的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译者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最接近的单词和短语。 当可能出现混淆时，他们有时会添加一个脚注。 当这些还不够时，圣经研修笔记可以对文本作进一步的澄清。 但这些方式都会带来各自的麻烦。
2009年，一本研修版《圣经》有史以来第一次赢得了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商协会（Evangelical Christi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的年度基督教图书奖。 十架路出版社（Crossway）的《英语标准译本研修版圣经》（ESV Study Bible）卖得太快，库存都无法保证。
如果你翻到这本畅销《圣经》的《路加福音》，你会发现文本下面的研修笔记体现了世界级的学术研究。 但撰写了许多笔记的作者却未被列在《路加福音》的贡献者名录中。
罗伯特·斯坦因（Robert Stein）现年85岁，在担任伯特利神学院（Bethel Seminary）和南方神学院（Southern Seminary）新约圣经教授多年后退休。 他说，他的同事、负责ESV新约圣经研修笔记编辑的托马斯·史瑞纳（Thomas Schreiner）收下了他的《路加福音》笔记，并将它们转交给《ESV研修版圣经》 的总编辑韦恩·古德恩（Wayne Grudem）。 斯坦因后来惊讶地发现，以系统神学教科书闻名、但却并非符类福音学者的古德恩，对他的笔记做了一些重大的补充和编辑。 斯坦因告诉我，他对自己收到的东西感到“不安”。 经过编辑和补充的笔记仍以斯坦因署名，但他说他觉得这些注释“不符合圣经”。
斯坦因，也是古德恩在伯特利神学院的前上司，就这些修改写了一封八页的信。 有些修改是次要的，或只关乎风格，但有些是破坏性的。 “这不能成立… … 这根本不是事实，”他说。 “你改变了意思，它不再忠实于文本了。”
长期以来，系统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在整个神学领域的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但斯坦因参与过其他研修圣经和跨学科项目的工作，他说他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推翻过。 他想做进一步讨论的努力被回绝了。 “我感觉[古德恩]的教条化神学统治了对《圣经》文本的理解，”他说。 “我致力于研究《圣经》，无论如何都要忠实于文本。”
古德恩在一份声明中说， 《ESV研修版圣经》的研修笔记是“根据至少七位不同的编辑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改和补充的结果。 十字路出版社的一般原则是，对某些具体的编辑决定不做公开讨论。”
斯坦因说，他写信给其他那些编辑说：“我不会让你们使用我的名字”。 他询问支票如何退回。 但他们让他留着支票，说他们希望留着他的研修笔记、编辑和所有内容。 他们会把他的名字从《路加福音》注释者名单中去掉，但在《新约》顾问的总名单中加入他的名字，并一直到今日。
斯坦因接受了这一妥协，因为他相信他的研修笔记，即使经过古德恩的编辑，依然好过他们能找到的绝大多数其他作者能提供的《路加福音》注解。
斯坦因的经历并不孤单。 奥古斯特·康克尔的《约伯记》注释特别指出，《约伯记》1章中控告者的角色“不是魔鬼”。 《ESV研修版圣经》的笔记则恰恰相反，尽管康克尔名列作者之一。
“为ESV做研修笔记的感受非常负面，”康克尔在一封信中告诉我。 “他们不仅完全改写了我的话，而且他们新加的内容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就根本站不住脚。” 尽管康克尔不同意这些修改，但他最终还是在这些笔记上署了名。
死者的声音
《圣经》出版商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对上帝话语的精心管理。 他们也知道这是一门大生意。 NIV自问世以来，已在全球售出超过4亿册。 而且，若不是因为RSV的翻译用 年轻女子 代替了 童女，这个版本很可能永远不会诞生。 若不是因为这一个字，这4亿本《圣经》的销售中，许多可能会流向RSV。
《圣经》销售的大部分利润都回馈给《圣经》翻译、研究和宣教工作。 没有人翻译《圣经》是为了自己的腰包。 但市场仍然很重要。 而且译者不仅要考虑市场。 他们还必须考虑过去。
“任何无视传统的翻译都是愚蠢的，”比尔·孟恩思（Bill Mounce）说。他是一系列颇为流行的圣经希腊语教科书的作者。 翻译我们的《圣经》的学者们都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他们不会轻易地打破传统。 正如著名的希伯来学者布鲁斯·沃尔特科（Bruce Waltke）告诉我的那样，“死者的声音必须被听见。”
但如果死者是错的呢？ 以前的时代只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研究和资源的很小部分。 他们几乎无法破译任何希伯来民族邻国的语言。 他们往往依赖《圣经》翻译，而非原文。 他们很少或从未到过《圣经》中事件发生的所在地。 而我们现在所知的考古学只存在了大约200年。
我们想避免想当然地以为较新的理解总是更好的理解，但很难不这样想——如果过去的译者有机会获得我们所拥有的证据，他们会怎么说？
虔敬的对手
NIV圣经翻译委员会的道格拉斯·穆经常告诉人们：“有两件事没有人想知道：一是香肠是如何制作的，二是《圣经》是如何翻译的。”
尽管我们知道《圣经》通过翻译走近我们，但如果能认为我们拿着的这本书的每个方面都是直接从天赐下的，那就更好了。 想到这些编纂、分析和翻译文本的学者难免犯错，这会让人不舒服。 如果想到市场的力量、偏见和读者的反应所起的作用，这可能更令人不安，尽管我们记得如何挑选并购买了手中的这本书。 知晓这种分歧和内在矛盾是令人沮丧的，即使我们知道最好的翻译往往是“铁磨铁，磨出刃来”的结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翻译我们《圣经》的学者们爱上帝，也爱《圣经》。 马克·施特劳斯在给我的信中如此写道：“每一位我认识的《圣经》译者，都是被对上帝话语的热爱以及想把它译得正确的渴望所驱使。”
我们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唯一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拥有太多的选择。
施特劳斯说：“就文本传播和翻译的准确性，古代世界的任何书籍都无法与《圣经》的可靠性相提并论。”
布鲁斯·沃尔特科向我保证，所有主要的基督教译本都是忠实的。 没有一个版本把教会引向异端，而是引向十字架。
当我们把《圣经》从书架上取下时，我们捧在手中的是两千多年来忠实和艰苦奋斗的《圣经》学者们共同的辉煌成就。 而且我们可以信赖它。 尽管这并不是说工作已经完成了。
Jordan K. Monson是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博士生。他曾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担任《圣经》翻译顾问。他也是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首都教会（Capital City Church）的牧师。
翻译：许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