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周，我与《今日基督教》的几个组员一起，在埃及尼罗河上下游讲授《出埃及记》。一路上，我们参访了一些庙宇和坟墓——多数都收藏着古埃及国王和王后的尸体。
参访这些庙宇和坟墓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美国的教会。 在所有关于要“出埃及”——离开基督教——的讨论中，有些很合理，有些则不太合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错失重点。 也许美国教会并没有死。也许它甚至尚未在“消亡中”。也许我们面对的困境比这更糟：也许美国教会已经木乃伊化了。
木乃伊不仅仅是处理尸体的一种方式，它也代表了古埃及人对生死的一种特殊看法。毕竟，将尸体木乃伊化并不容易。只有像古埃及这样技术先进的社会才能完成尸体的防腐处理，将其保存数千年。将尸体木乃伊化反映了当权者的某种稳定性。那些被制成木乃伊的人——法老和他旗下的统治者，以及他们选择与之来往的人——反映出一种假设：未来（即使千年之后）关于权力的定义仍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 ；那在前的仍然在前，在后的仍然在后。 如俗话所说，不愿意面对真相不过是埃及精神的一部分。
基督徒常常忘记圣经中最著名的木乃伊的故事——发生在创世纪的结尾。约瑟是以色列12个孩子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位，并被当成奴隶卖掉。 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却在埃及崛起掌权。他完全适应了埃及人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他的亲兄弟们见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创世纪最后几章里，约瑟原谅了他的哥哥们，请求他们在上帝将他们送回应许之地的那天，带着他的尸骨一起回去。
这卷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头的书，最终以“人用香料将他薰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结束。 乍听之下，创世纪的故事似乎很虎头蛇尾，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叙事上的悬念手法。 这样的铺陈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出埃及——而“应许里所说的出埃及”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而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掌权。
在描述约瑟的信仰时，希伯来书并没有以我们以为的方式赞扬他：约瑟的解梦、拒绝性上的罪、从牢房兴起至掌权，或他用谷物储存技术拯救世界免于饥荒 。 希伯来书甚至没有提到约瑟饶恕了那些对不起他的人。 相反的，希伯来书写道：“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来11:22）。
在他人生故事的结尾，约瑟是个埃及人：在法老的土地上成为一具经防腐处理的木乃伊。约瑟的信心在于，他看见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约瑟的骸骨是出埃及记中反覆出现的主题。圣经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出13:19）。 当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时，约书亚记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约书亚记24:32）。
约瑟并不是唯一一个必须摆脱埃及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影响的人。 以色列人围着金牛犊跳舞，称金牛犊为带他们出埃及的神，如此崇拜偶像的关键原因，如基督教殉道者司提反所说，是因为“（他们）心里归向埃及”。以色列人离开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度，他们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偶像，一个他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偶像，一个能团结他们群体的源泉，毕竟，“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徒7:39；出32:1）
先知以赛亚谴责以色列人埃及化的情感，因为以色列人试图透过埃及的力量寻求保护，免遭敌人的伤害。身为盟友的埃及和身为压迫者的埃及一样糟糕，甚至可能更糟。“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以赛亚书30:3）。无论是选择相信埃及人的雕像，还是相信埃及人领导的军队，以色列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转向偶像寻求保护和未来，而不是走神的道路——根据法老或凯撒的说法，神的道路 看起来肯定会失败。
先知们警告道，制造偶像——那些取代我们终极忠诚度的物品、观念或隶属关系——充满破坏性。 但此时此刻，这些偶像似乎并没有杀死我们。它们似乎在帮助我们成功。但实际上，这比杀死我们更糟糕——它们使我们变成行尸走肉。
偶像是有用的。它们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它们给人们一种意义感，一种能为之出生入死的事业。 没有什么比如“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这类的歌声更能调动民族主义的认同感了（使徒行传19:28）。 然而，圣经说它们毫无益处，正是因为它们能起作用。
偶像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它们是自我创造的，也是死的。 那位与聊天机器人“坠入爱河”的人，可以拥有所有看似爱情产生的感觉。但最终，他终将知道，他“爱上的”的是他自己——演算法重复展示给他的东西，是他一开始先放在那里面的。圣经警告我们，偶像是死的。 更糟的是，“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它的也要如此。”（诗115:8）。
在通往偶像之路的尽头，你最终会被封闭在自我之中，但一部分的你知道，控制你的是你自己所建造的机制。此外，你最终会越来越深的死去——对自己生命和存在的根源麻木不仁。 然后，为了解决这种行尸走肉的感觉，你又建造一些其他的偶像来让自己感受到生命的脉动。
几年前，当有人警告美国教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真理无处容身”——对基督教教义浅薄的理解正在掏空我们时，我会深表赞同。但我如今想知道，是否从当时直到现在，我们更深层危险的问题其实是“生命无处容身”。
没有祷告、一成不变的麻木生活使基督徒厌倦，他们失去了冒险精神，试图在政治偶像崇拜、公共领域、以及沈溺于网络视觉上的性爱或网络语言暴力中寻找冒险精神。由于缺乏在圣灵中的真正生命所带来的信心，我们陷入对法老的饥渴中——渴望教会或国家的强人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而我们的代价是对他们说：国度、 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没有了生命，我们试图透过选择正确的论点、逮捕“正确的异端”、打一场正确的文化战争来证明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科技未曾如此先进，我们却也未曾如此死气沉沉。耶稣曾警告我们（启 3:1），但在如何扭转这个局面的问题上，耶稣没有给我们所谓的“十个策略”。祂告诉我们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启3:2）。
约瑟的防腐工程是一件很埃及的事。然而，他的信仰让他明白，他所掌握的一切不过是将一具尸体保存起来，而“生命”有更深远的意涵——取决于一个能把他从迷失的地方带回来的民族，取决于一个能数清他所有骨头的上帝。
也许美国宗教也需要这样的生命。你不能既有法老又有天父。你不能既服事上帝又服事木乃伊。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带领本刊的公共神学计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