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作者说过，《和合本》圣经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中文圣经，大家都叫它‘中文圣经’，而不用《和合本》这名称”。另一位则称赞《和合本》“集合了一百年来译经的精华”，是“无数中西学者的心血结晶，其中许多字词是由马礼逊的翻译而来的……”。近年虽然出现了多个不同的高质素中文译本，《和合本》也进行过大小修订，但新教中文圣经翻译的早年历史，的确清楚见证着这个“中西联手，全球协力”的特点，奠定了日后不同中译本的基础。
《巴设译本》与第一代翻译本
当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达广州时，中国仍在实施“一口通商”制度，羊城是洋商唯一可以使用的港口，对外国人在经商期间于中国的活动也有诸多限制。在马礼逊边学习边翻译的日子中，经由他和他在伦敦的中文老师容三德所抄录的《大英博物馆抄本》，是他最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这个新约圣经中译本的抄本，后来被证实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传教士巴设（Jean Bassett，又译白日升）与中国信徒徐若翰早年在四川翻译的。由于巴设在1707年去世，所以只翻译到《希伯来书》第1章便停下来，未能完成整部新约。
这份抄本大大影响了马礼逊的翻译，一大原因是，当时在印度东北部的丹麦管治港口塞兰坡（Serampore），也有另一班新教徒在尝试以中文翻译圣经，这造成双方竞争的局面。
塞兰坡的宣教中心由浸信会传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创办，在印度当地有很大贡献。除宣教之外，他们还负担起扶贫、教育，和把圣经翻译成多种印度语言及印刷圣经的工作。在偶然的情况下，他们认识了一位懂中文的亚美尼亚人拉撒（Joannes Lassar，原名Hovhannes Ghazarian），于是扩展出中文圣经翻译的事工。
拉撒也算是“一口通商”制度下产生的人物：他父亲是商人，早期带同家人到中国经商。但由于当时广州十三行只容许洋商以及与商务有关的人员居留（例如翻译员，这也是马礼逊为了留在中国而需兼任的职务），拉撒的父亲要把他留在澳门生活，并为他聘请了华人的中文老师。后来拉撒自己经商失败，到了印度生活，辗转被塞兰坡的信徒邀请教授中文，并开始和浸信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翻译中文圣经。
WikiMedia Commons当马礼逊还处于圣经翻译工作的起步，拉撒和马殊曼已于1811年印行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中译本。马礼逊在极大的竞争压力下，希望加快翻译速度，最终大量使用了巴设的抄本，并成功在两年后（1813）完成新约全书的翻译。后来，在塞兰坡的浸信会译者得悉这个《巴设译本》的存在，也用来修订及完成他们的译本。结果，由于这两个译本——统称二马译本，即马礼逊、米怜译本和马殊曼、拉撒译本——都受到《巴设译本》的影响，在用词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虽说巴设的版本止于《希伯来书》第1章，因此马礼逊和马殊曼等要自行翻译新约后面的部分和旧约全书，但当中很多重要字词一直沿用至今，见证着《巴设译本》的影响力。这些字词包括：福音、使徒、义、恩、得救、天国、祈祷，等等，还有影响深远的“神”字。
南洋宣教经验与圣经本土化翻译
由于二马译本的主要翻译过程，分别在不甚开放的广州外商范围和印度塞兰坡进行，所以少有机会让华人读者参与和给予意见。这种情况在二马译本完成之前已开始转变，因为同属伦敦差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礼逊的建议下，于1815年在马来亚的马六甲设立宣教基地，逐渐发现南洋当地的多个华人社群是重要的禾场，有利于当地及中国福音工作的发展。
随后到达南洋开展事工的还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和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这些传教士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东南亚当地的华人，后来更用上多种书写媒体去接触他们，向他们介绍基督信仰，包括小说、月刊、福音小读本等等。为求能扩大读者群，这些阅读材料多以较简单易读的明、清章回小说书面语（后称浅文理）写成。作为翻译员，他们体会到初代圣经中译的语句过于直译，华人读者读起很不通顺。虽然马礼逊的新旧约译本《神天圣书》是他和米怜合力完成的，但米怜在翻译旧约时才加入，难以对译本的翻译语言和风格作出太大改变。
WikiMedia Commons在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和郭实猎有机会以较本土化的语言和用词去重新翻译圣经。所完成的新约版本通称为《四人小组译本》，由麦都思和郭实猎，再加上首位到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以及马礼逊在澳门出生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四人合力完成。为首的麦都思除了用上较通俗的小说书面语，还尝试将一些《神天圣书》中较为音译的词汇改为更地道的意译表达，例如把“［口撒］咟日”（Sabbath）改为“安息日”，“吧［口所］［口瓦］日”（Passover）改为“逾越节”，“啦吡”变为“夫子”。
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改动是，把《约翰福音》第1章的“言”改为“道”，把中国已有的“道”的观念引入为基督教所用。相信这种较本色化的翻译和书写方法，跟那一代译者具备在东南亚各地宣教和接触华人的经验不无关系。《四人小组译本》最终没有获得英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但郭实猎自行以同样风格把旧约全书翻译完成。这个新旧约版本日后被洪秀全选上，成为太平天国圣经的基本底本。
结合中西的文言译本
到了19世纪中叶，在种种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中国陆续对外开放多个港口和内陆地区。基于这个政治上的重大转变，新教圣经翻译工作朝向两个崭新但不甚一致的方向发展：首先是不同地区的传教士数目增多，制作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合一译本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这个崇高的理念易说难行：1843年，在香港举行了在华传教士会议，会中决定委派不同地区的传教士（delegates，即委办）去共同翻译出一个联合的《委办译本》。后来却因为伦敦差会，包括麦都思在内的几位传教士较为强势，引发译者与译者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议。出现分歧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词的译法，最严重的分歧莫过于“上帝”和“神”之间的选择，也就是日后延续多年的译名问题的导火线。
另一个争议点是翻译文字所用的书面语：麦都思认为一个用上文言文（后称“文理”）的合一译本才能获得中国知识份子的尊重和重视，但以裨治文为首的美国传教士却喜欢较口语化和易明的小说书面语（即后来的“浅文理”）。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终只完成了新约部分的《委办译本》，之后英国传教士退出了委员会，自行把旧约部分翻译完成。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则另行以他们认为合适的译名和书面语去翻译圣经，这个《裨治文、克陛存译本》在中国没多大流行，但在日本却备受当地的美国传教士垂青，还影响了日后完成的日文圣经翻译。
在《委办译本》方面，英国传教士也遇上难题，他们要使用艰涩的文言文翻译出被华人知识分子接受的译本。可幸的是，麦都思团队不久就得到儒学学者王昌桂和王韬父子的帮助，顺利完成《委办译本》的翻译。麦都思称赞王昌桂“因学识广博，赢得‘活字典’之誉”，而王韬“虽不如父亲之广博，而灵敏活用则有过之，文采优雅而论断允当”。日后著名史学家及教育家罗香林，更以“辞句渊雅，富文辞气息”去形容《委办译本》的文字。麦都思的文言文译本取得成功，王昌桂和王韬两位华人译者功不可没。
口语化译本的出现
中文圣经翻译上的另一个发展，可说是跟文言文译本朝相反的方向走：当传教士可以踏足中国多个地方，他们越发明白中国语言的多样化，和人民识字率偏低的情况。当时很多福音对象，如妇女，都看不懂文言文，即使把圣经读给他们听，他们也是听不明白。传教士便开始探讨以口语（白话）去翻译圣经的可能性，至少希望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更加明白。传教士也发现中国各地语言差异可以很大，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白话文版本去配合各地方的需要，例如北方要使用官话，江南一带要用上苏州土白和上海土白等，而南部沿岸则需要福州话和广东话译本等。
WikiMedia Commons这些都是以汉字译成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些是以罗马字母拼音译成的，例如早期德国礼贤会传教士吕威廉（Wilhelm Louis）和花之安（Ernst Faber）合译的罗马字拼音版广东话《路加传福音书本地俗话》，以及瑞士巴色会（现称崇真会）以拼音翻译的客家话圣经。这一类译本主要是为方便传教士诵读而制作的。
首个最有名的官话译本是《北京译本》新约圣经，由几位在北京工作和传道的传教士合力翻译完成，当中包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以及犹太裔的美国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由于施约瑟来自立陶宛的犹太家庭，自小入读拉比学校，因此深谙希伯来文。在《北京译本》推出后，他分别以官话和浅文理书面语去完成旧约圣经的翻译，而他的官话旧约译本和《北京译本》对日后的官话《和合本》有很大影响。《和合本》中不少既优美又准确的翻译都有施约瑟的翻译痕迹，例如《诗篇》23篇，他译成“使我卧在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心里苏醒、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边、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
求同存异的共同译本
到了1890年，在另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中，多国的传教士和英、美、苏格兰三大圣经公会，共同决定成立三个翻译委员会，去完成新的一个共同译本。这译本的特色是它的多元性，以一个译本但多个版本，去解决多年来中文圣经翻译的一些重大争议：例如同时接纳“上帝”版和“神”版去克服译名问题，容许“浸”版和“洗”版共存去消除浸信会与其他宗派的翻译分歧，以及同时以文言文（文理）、小说文（浅文理）和白话文（官话）进行翻译，以解决多方对书面语选用的异见。
《和合本》在推出后短期内获得教会广泛支持，一大原因是背后这种求同存异、愿意妥协的精神。另外在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个翻译委员会中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美、英两国的传教士，但华人成员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多张《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合照中可以见到华人译者的踪影，其中狄考文的同工王宣忱（又名王元德）更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不仅在富善眼中是狄考文的“好老师”，在《和合本》翻译完成后，他为了改善《和合本》在文字流畅方面的“拮据”情况，更独自重译新约，并在1933年发行他的《新约全书》。虽然这个译本流通量不多，但王宣忱见证了多年来中文圣经翻译工作中西联合的特点。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和合本》圣经，绝对是一个多国传教士和译者合力完成的结晶。
唐子明，加拿大西三一大学圣经研究及原文讲师，加拿大卑诗大学及昆兰理工大学中国及东亚历史讲师。
本文是英国圣经公会与CT合作纪念马礼逊《神天圣书》全译本出版200周年的系列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