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代初期至中期，我偶尔会客串主持一个基督教脱口秀节目，我从这个经历里学到了很多。当时我发现，有两种话题比其他任何话题都更能引起听众的愤怒。
其中一种话题是对基督教爱情小说的任何批评。另一个则是给哈利波特小说系列任何正向的评价。
我当时对一个朋友说：“我再也不聊哈利波特了，这个话题让人们失去理性。” 哎，说起来还真怀念那纯真的青春岁月！我那时永远也无法想像，有ㄧ天，当我们整个国家变得像个脱口秀节目时还会发生什么更夸张的事。我什至未曾想到我还会有机会再次讨论哈利波特——直到今天。
在过去的几周里，三个我的朋友——皆来自社会上不同的领域——推荐我听一个新的播客纪录片系列：《对J.K.罗琳的猎巫行动》，主持人是梅根·菲尔普斯·罗珀（她是臭名昭著的威斯特布路浸信会的前会友）。该系列节目追溯了《哈利波特》小说的作者J.K.罗琳如何在两个非常不同的时代，成为两个非常不同的群体倾倒愤怒的对象。
20年前，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曾试图禁止罗琳的书的贩售，视她为带下一代进入巫术和神秘活动的威胁。许多人认为，讲述关于训练巫师使用魔法的故事会导致基督徒孩子想要模仿。有些人甚至认为还有更危险的可能性——《哈利波特》小说的存在本身可能就是通往撒旦的道路。
而今日，罗琳依然被人谴责会带来恶魔般的影响，只是这样的批评改为来自左翼人士而非右翼。因为她一直公开且直言不讳地反对那些会削弱“女性”为一个生物类别的性别理论。至少在一些左翼团体试图改变文化、不遗余力地倡导将一些名词改为“怀孕者（而不是孕妇）”或“有月经者（而不是女人）”的时候，罗琳的观点就显得格格不入。（编注：文化上而言，基督教为保守的右翼）
许多LGBT群体里的人认为罗琳是“排斥跨性别者的激进女权主义份子”的化身。他们说，罗琳直言不讳的观点体现了一种“不尊重”，甚至会“危害”变性人的偏执行为。
罗琳澄清，她对变性人的选择没有任何意见，她反对的是那些认为“变性后成为女性的人和天生的女性之间没有实质区别”的主张。
二十年前，许多保守派基督徒出于真诚的、善意的理由对《哈利波特》系列感到担忧。我和他们一样拒绝神秘主义和真正的巫术，但我不认为虚构的魔法故事会引人进到真实的巫术里。
同样的，今天许多被罗琳激怒的左翼人士也是出于真诚和善意而争论。我们之中多数的人在变性人的议题上虽可能有全然不同的神学立场，但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变性人被霸凌、被骚扰，或在自杀性的绝望中被抛弃。
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善意的意见分歧很少会导致“猎巫式的行动”。猎巫式的攻击，如记者阿曼达·里普（Amanda Ripley）所形容的，就像是在“靠冲突盈利”——这类攻击利用别人的恐惧和焦虑为自己谋利。
这种攻击的典型模式，是暗示“另一方”的人不仅是错的，而且没有人性、十分强大，很快就会把你所爱的一切从你身边抢走。一旦攻击模式确立了这类论点，所有辩论和劝说的途径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全是“以毒攻毒”的战争——在别人让你闭嘴前让他们闭嘴。在人们的心里，这变成了一场“好人跟坏人”间的战争，有如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的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人们要求禁止售卖罗琳的书的呼声，无论是右翼家长在学校董事会议上的尖叫，还是左翼社运人士的登高怒吼。因为，无论被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书或意识形态，其反对者所使用的语言不仅抗议这些书里的思想是错误的、会导致坏事的发生——他们更是认定“这些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侵略性的行为”。
这类猎巫行动虽然可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压制人们的思想，但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些煽动者希望达成的目的。并且在这条路上伤害到很多人。
在美国，有整整一代的福音派青少年听到一些牧师和教会领袖告诉他们，邓布利多是通往巴弗灭（Baphomet，羊头恶魔）的滑坡。但当这些青少年发现这不是事实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他们意识到教会长辈错过了基督教想像力世界里的重要部分——例如，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写的童话故事、鲁益师（C.S. Lewis）写的纳尼亚，和托尔金笔下的中土世界。
这些青少年最终看到，一些关于女巫、魔法师、法术和咒语的虚构故事远比一些基督教谈话节目还更基督教。
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见到的基督教行为模式，代表了整整两千多年来的基督教行为模式，并开始质疑教会领袖的合理性：“如果我无法相信这些人对哈利波特的描述，我怎能相信他们对圣经的教导？我怎能相信他们能解释生命的意义、罪的赦免或死后的生活？”
然后，这些年轻人之中的一些人转头往和当年烧书者不同立场的群体里找答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最终甚至进入另一个（后来的）烧书者群体。
今天，同样的模式正在一些不自由的左翼群体里上演。关于性别“是身为受造物的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还是“有无数种选择可能性的光谱”的问题上，是否任何一个与他们（左翼）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全然的顽固偏执者（bigot）——而这些顽固偏执者的观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本身就是一种该被消除的暴力？
若真如此，当他们（左翼）的孩子或孙子长大后意识到他们的领导人对顽固偏执者那些“暴力行径”的定义不仅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而且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所有主流宗教和几乎所有人类社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这正是这类猎巫行为的危险所在。
在我上基督教脱口秀的时代，多数保守的基督徒并不真的认为甘道夫和邓布利多等同于术士西门（徒8:18-24）或多珥的女巫（撒上28:11）。他们也并不真的相信长着角和蹄子的人羊吐纳思（纳尼亚故事人物）是魔鬼。但当年很少有人愿意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毕竟，谁想被教会座位旁的会友当成邪門的术士质问？
有很多进步派人士，甚至是LGBT权利运动里的进步派人士，私底下也认为让年幼的儿童服用青春期阻断剂（改变性别的必经过程）是很有问题的。但他们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对自己更好，因为他们也害怕被同僚当作老顽固流放边疆。
政治学家约翰·格罗夫（John G. Grove）在《国家事务》一书中指出，极端不自由的“觉醒运动（左翼）”和极端不自由的“反觉醒运动（右翼）”在行为上非常相似。他指出，右派里的“后自由主义（post-liberal）”思想家曾认定，专制统治下的匈牙利国——有约10%的人口定期参加教会礼拜——是“基督教文明”的典范。
他写道：
这种强制执行宗教外在标记和宗教象征的想法，与强迫执行某种道德标准（例如多元包容）而使得觉醒运动似乎被人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是这些群体里并不真的那么认同这类“教义”的人也能接受。
但是，为了留在你自己的群体里而说出任何大家想听的话，对于“原创思想”非常有伤害性。这种作法在真正意义上危险的缺失了正直/健全（integrity）的人格品质。但这种正直/健全的品格才能实践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相比之下，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马太福音5:37），且当祂警告我们不要为了“得人的荣耀”而进行外在表面的“敬虔表演”（马太福音6:2）时，祂所说的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的一致性”。即使涉及到福音，人也必须 口里认“耶稣是主”的同时，心里相信上帝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罗10:9）。我们内在的信仰和外在的行为必须是一致的、相通的。
缺乏这种正直会导致我们放弃为真理辩论和敦劝人们改变错误的行为。最终，我们对自己群体的沉默会导致我们加入暴徒的行列，把女巫从我们中间叫出来，即使我们都知道她不是真的女巫——只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堕落的、易变的、会犯错的人。而一旦这种猎巫真的发生了，从霍格沃茨到塞勒姆就只有几步之遥。（编注：塞勒姆（Salem）是美国麻萨诸塞州的一座城市。1692年，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审巫案就发生于此。）
而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做法。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本刊公共神学项目。
翻译：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