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愤怒

在1899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反动派人士绑架了西德尼·布鲁克斯（Sidney Brooks），一位24岁的英国圣公会差会（SPG）宣教士。他们对宣教士进行了数小时的折磨后将其杀害。英国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处决了两名罪犯并被要求赔偿。但如果英国人以为这样就能平息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怨气，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接下来6个月内，成千上万愤怒的中国人从华北的村庄里大吼大叫地跑出来，挥舞著刀剑，高呼：“烧，烧，烧！杀，杀，杀！”他们拆毁小会堂、大教堂、孤儿院、医院和学校，并杀害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他们的暴动被称为义和团运动，为新教现代宣教运动带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上海心态

致使义和团起义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可以用“外国人的傲慢”来作为总结。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外国人在一个又一个条约中迫使中国让步，获得了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德国人，以及最大的一群日本人，把整个国家分割开来，有如在玩“冒险”（Risk）桌游一样。外国人有时甚至能拥有整个城市的控制权。

更糟糕的是，他们在中国可以大摇大摆的横行，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因任何罪行被逮捕。如果一个喝醉的水手杀了一个妓女，或是他的船长放火烧了一艘贸易船，他们会受到中国给予高级外交官员的治外法权的保护。

有太多的宣教士（不包括戴德生）持有所谓的“上海心态”，也就是将他们的飞地（一个国家境内有一块主权属于他国的领土）之外的世界视为“异教徒的世界”。在一些地方，宣教士与英国当局的关系比跟当地人更亲密，他们更喜欢在领事馆内跟水手们一起踢足球。

许多外国人也鄙视中国人。一位加拿大人说，一位“温和的挪威人”曾告诉他，“在这里待了几年后，他的精神状态变得非常迟钝，有时会击倒或弄伤中国人”。

宣教士的骄傲和中国人的愤怒在1899年爆发。那年，中国政府授予宣教士官位，让主教或教长有等同于省长的权力，而普通的外国人则等同于地区行政长官。一位宣教士写道：“还有哪个政府会给福音宣教士这样的特权？”

许多冒险进入“异教徒的世界”的宣教士则是不自量力。他们之间不少人公开嘲笑中国人视为神圣的信仰——祖先崇拜和儒家戒律。有些人会在中国人进行祭祀行为时冲进寺庙，谴责他们拜偶像。

一位美国作家在1900年初写道：“中国从衰弱的文明中被释放出来的那天即将到来。他们的原动力将来自基督教所启示的重要真理。”这句话代表了当时多数外国人和宣教士的想法。

和谐的拳头

在19世纪90年代末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义和拳，或称义和团，开始引领这股不满的力量。

义和团的起源不详，但到了1890年代末，他们身上总带着一股神秘的色彩。他们在手腕上系著红丝带，腰间系著黄腰带，颈部挂上黄色护身符。他们相信外国武器伤害不了他们。他们的法师对群众表演，用一把火枪（装着空弹夹）射向一个教徒，以此来“证明”他们有刀枪不入的能力。他们低声念著咒文，诱导人们进入恍惚的状态，且信徒之间用秘密信号和密码交流。

义和团的倡导者挑起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他们宣称外国人是“一等魔鬼”，而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是则是“二等魔鬼”，那些为外国人工作或与他们合作的人则是“三等魔鬼”。他们四处散播中国的儿童在基督教孤儿院被残害、中国妇女被诱骗到教堂里遭受强暴。

他们散发数以千计的传单和公告。其中一份提到了当前造成巨大痛苦的干旱状态，说：“由于天主教和新教对中国神灵无礼，破坏了神圣性，不服从佛祖，激怒了天地，云雨团因此不再到来。但800万灵兵会从天而降，把中国境内所有的外国人扫荡干净！”

席卷而来的暴力

1900年1月，事态急遽发展。在北京，反动势力对皇帝和皇位背后的力量——慈禧太后的影响越来越深。皇宫发布了一道鼓励义和团的诏书。在整个冬末和春季，义和团增加攻击的次数。各处村庄被洗劫一空，也首次出现关于中国基督徒被杀的报告。

义和团的怒火在当年6月份爆发开来。山东长老会的建筑物被一群暴徒摧毁。两名英国宣教士在保定府东北几英里处被杀。位于北京城外的美国传道委员会的基地被烧毁，多名基督徒被杀。

6月中旬，暴力事件席卷了北京，国际部队被从沿海召来保护外国人。军队在途中遭到抵制，但还是攻下一些中国堡垒。慈禧太后认为这次攻占是一种宣战行为。6月24日，皇室颁发诏书命令在全中国境内屠杀外国人。

在北京，外国人群体蜷缩在城市的一个小区内，长时间被围困着。在中国的宣教士无处可去。这次起义主要不是反对基督教，但宣教士和他们的信徒是主要的受害者。

6月30日和7月1日，在保定府有15名宣教士和一些中国基督徒被杀。

7月12日，两名男子、五名妇女和五名儿童，全都是外国人，以及五名中国基督徒在大同被杀。

7月31日，六名宣教士和八名中国人在太谷被处决，他们的头颅被带到了总督那里。

在山西省，巡抚毓贤策划了一场最血腥的大屠杀。7月9日上午，在首都太原，所有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中国基督徒被围捕起来。他们被戴上手铐带到省长面前，省长被武装保镖包围着。

一位在这场磨难中幸存下来的基督徒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第一个被带出来的是法辛先生（Mr. Farthing）。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但他轻轻地把她推到一旁，走到士兵面前，一言不发地跪下，他的头被刽子手的斧头一刀砍掉了。在他之后很快就轮到…..洛维特医生和威尔逊（Dr. Lovitt and Wilson），他们每个人都被刽子手一刀砍下头。然后，毓贤开始不耐烦，他吩咐他的保镖（他们都带着长柄重剑），让他们帮忙杀死其他人…。”

“当男人被杀掉后，女人被带走了。法辛夫人紧紧抓住她孩子们的手，但士兵把他们分开，一刀砍下他们母亲的头……洛维特夫人被杀时还戴着眼镜，握着她小儿子的手。她对人们说：‘我们来中国是为了给你们带来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我们没有对你们带来伤害，只有带来好处，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们？’一名士兵在斩首前摘下了她的眼镜，砍了两刀才成功。”

三十三名新教徒和十二名天主教徒以同样的方式被杀害，以及一些中国基督徒。一些人的头被放在城门上的笼子里。

像这样屠杀的消息传开后，宣教士家庭和忠诚的皈依者把他们的财物收集成捆，徒步或驾着骡车、驴子试图逃离。许多人成功到达偏远的农村地区，在那里过了几天或几周神经紧绷、衣衫褴褛的被追捕的逃亡生活。有些人幸免于难，或者躲过了追捕；有些人则被抓住并被砍死。

8月14日，国际部队解放了北京。北京被洗劫一空，执行惩罚的远征队被派往周边城郊，这导致了更多的暴行，只是这次是胜利者的暴行。根据一位英国上尉的说法，“傲慢的外国士兵分散去到一蹶不振的乡村中随意剥削”，导致了“抢劫、杀戮及各种暴行……许多无辜的和平的非战斗人员被屠杀……整个地区被无情且非必要地的清洗。”

一些宣教士利用了这样的抢劫机会。虽然也有些宣教士试图阻止抢劫的行为，但其他人依然故我的进行抢劫。有个人甚至写了篇文章叫做“道德的抢劫”。许多宣教士差会要求对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及生命的赔偿。（戴德生是拒绝接受赔偿的宣教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