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基督教（或至少是它的某种形式——景教）于公元635年进入中国以来，它一直被视为外来宗教，因此与文化认同意义上的中国人或华人（cultural Chinese）不相干。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 “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口号更进一步加强和延续了这样的误解：一个人选择跟随耶稣，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去追求一个外国或西方的神和意识形态。换言之，一个中国人向耶稣效忠，是对他的祖先和民族的一种极大的冒犯。
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The Gospel for the Cultural Chinese
Graceworks
142 pages
$11.84
历史学家吴小新认为，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宣传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而民族主义是造成对基督教的敌视的主要因素之一。任何熟悉19世纪中期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说法所背负的历史包袱。
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
自19世纪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基督教一直与西方帝国主义相联系。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基督徒是和帝国主义者一起来到中国的。许多西方传教士都是乘着欧洲鸦片商的船舶，把基督福音带到中国来的。
例如，早期来华的新教宣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为了将福音传给更多中国人，加入了怡和洋行的鸦片船队，担任翻译。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比较佛教和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路径时，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历史包袱。他说，在中国人眼里，“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鉴于现代宣教运动在中国开始时的这种情况，中国人反感西方传教士的情绪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也是被西方军事和海军力量强行打开以扩大贸易的那扇门。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基督福音在中国人眼中受到了损害。
虽然基督教与西方帝国主义并不能等同，但在中国人的认知和记忆中，它们是同义词。因此，在现代宣教的时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伴随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
尽管一些宣教士跟中国人在个人关系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不少宣教士成为外国势力的代表，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人看到他们的土地被外国人侵占，他们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屈辱。他们开始将基督教视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代表。
西方宣教士的正面贡献
虽然不可否认，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个阶段，某些自称是基督徒的西方人参与了对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但我们需要将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基督教区分开来。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人造成了很多伤害，但许多西方基督教宣教士也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许多宣教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为中国人民服务，并建立了学校、医院和孤儿院等机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年代，许多西方宣教士（如魏特琳）和医生在大多数西方人撤离时留下来，冒着生命危险照顾受伤和死亡的人。
而在战争之前，许多基督教宣教士在19世纪在亚洲各地办学，在建立中小学学校和大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像英华书院和卫理公会的教会大学这样的学校都是由理雅各（James Legge）、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宣教士建立的。著名的新儒家学者杜维明 指出，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为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通过强调文科教育，这些学校培养了几代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
把基督教当成是西方或西方人的宗教也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基督教信仰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拯救计划，不分文化传统或种族。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准确地说，早期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在东方而不是在西方。耶稣和他的使徒都不是西方人。虽然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基督教后来确实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但它实际上起源于亚洲。
与中国文化世界观的冲突
除了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外，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也存在冲突。基督福音和它所代表的信仰对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有人认为基督教的传播是一种文化入侵。
中国基督教学者谢扶雅花了大半辈子时间分析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许多误解和冲突的原因是基督教还没有理解中国文化，因此造成中国文化也没有完全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故此基督教未能给中国文化留下深刻印象和带来深远影响。
也许这过于简化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但我认为在这样做的时候，谢先生偶然发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独特之处。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另一种外来宗教（佛教）不同，基督教是一种正统的、排他的宗教。它对上帝和现实提出了排他性的真理主张。佛教则在教义上显得更具包容性。因此，佛教能够与中国的精神文化同化——适应并符合在中国本土的哲学。这导致佛教在中国产生了各种适应本土的变体，赋予它接近本土宗教的地位。
中国文化强调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也进一步模糊了真理的客观性。由于讲述真相可能会涉及到让对方不快的问题，中国人很难认真地探求真理。对中国人来说，讲话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保持愉快，比讨论真相并冒犯他人更有美德。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愿意直接和公开地讨论关于真理的问题。
像保罗那样向中国人传福音
那么，为了有效地宣教，我们应该对认同中国文化的中国人采用怎样的护教策略呢？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种特别的护教策略。毕竟，大使命并不是要针对所有非基督教的世界观找出一种护教方法，而是要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并奉他的名使万民成为门徒。护教学只是一种方法论——我们需要清除可能阻碍人理解和接受福音的知识或文化障碍。
使徒行传记录了保罗在雅典的著名布道。然而，在亚略巴古的讲道之前，使徒行传记载雅典人认为保罗是在向他们传扬一位外国的神（徒17:16-20）。雅典人称保罗是个胡言乱语的人，提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虽然这让他们想了解更多。当然，我们的听众可能不会像雅典人那样对我们的信息感兴趣——毕竟文化认同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信仰上较真。但是像保罗一样，我们需要探寻出有效的方法，将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定位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中。
如果我们要与世界上人口超过13亿的文化认同意义上的中国人分享基督教信仰，我们就需要了解他们的世界观。我们有责任去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和文化表达方式。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委婉地提出探寻性的问题，并在寻求圣灵的帮助以辨别核心问题时，学会专心聆听。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用对世界上这四分之一人口有吸引力和意义的语言来阐述福音。
I‘ching Thomas是基督教护教学作家和讲员，专业研究基督教信仰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本文是I‘ching Thomas著《耶稣：人类繁荣之路》（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一书第一章的节选，©2018。经Graceworks Private Limited出版社（ www.graceworks.com.sg ）许可使用。
翻译：Sean 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