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日，中国政府对网上进行的宗教交流、培训和传福音工作实施了广泛的限制。现在，只有得到政府批准的宗教团体才能进行这些活动。
世界各地的各种媒体都分享了这个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当我们思考或谈论中国的基督教时，我们注意到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影响，以及对人权和中国国际关系等问题（而不是其教会牧养和神学的发展和挑战），有不成比例的广泛关注与报导。
在观察和解释中国的基督教时，我们可以应用许多方法和途径。但这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如何从总体上解读基督教？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学科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当一个学科的学者开始跨越其他研究领域的界限而声称他们的结论具有普遍适用性时，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西方教会和国家的关系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建立，在态度和评估上是多么不同。
传统上，神学家认为教会从受迫害的少数族群转变为国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然而，近几十年来，他们越来越认为这个转变是对早期教会异象的一种背叛及悲剧结果。
另一方面，某些社会学家对早期基督教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日增的兴趣导致社会学对教会从少数派向建制派地位的过渡进行评估。他们将基督教的历史转变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说明一个宗教在其规模和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和文化主流就必须将之纳入考虑，甚至要包容它。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的书：《基督教的兴起：一个无人注意、边缘化的耶稣运动如何在几个世纪中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宗教力量》。在这里，斯塔克将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增长归因于早期教会强大的皈依网络以及信徒的高生育率。
神学家对“基督教社会或国家”的概念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的焦点从基督徒人数和规模转移到他们的门徒训练，从数量转移到基督徒群体的品质。相对的，社会学家却仍继续讨论“基督教社会或国家”的概念，并持续将其数量和影响力作为研究的重点和评估的主要依据。
我们不必决定谁对谁错。我的观点是，只要它们留在各自的领域，这两种方法都是正确的。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耶稣教导的中心和早期教会的异象是一个与一般世界看法相对紧张甚至对立的激进的门徒训练方式。
但是，这种教导和异象在教会成为主管世界并消除先知声音的“基督教社会”模式后，基本上就迷失了。于是，我们变成为一个属灵软弱又与社会合作的教会。
随着“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在西方的崩溃，教会再次发现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流放。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呼吁教会恢复失落的早期教会的异象，并回到在一个在不太友善的世界里作忠诚的少数人的见证方式。
当社会学解释出错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会从边缘群体转变为主流群体，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影响。但是，当社会学家开始超出对基督教的实证和科学研究，进而使用社会学方法来引领出神学结论时，问题就会发生。
一些社会学家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展示他们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即主张在社会中建立基督教世界或基督教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认为鼓励教会在数量上成长，并提高其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是确保基督教在世界上未来地位的唯一途径。正如《每日电讯报》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宣称的那样：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国家”。
然而，这种教会成长的方法与我们的全球社会现实并不完全匹配。随着曾经基督教化的西方迅速进入“后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是否会在21世纪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可持续的文化和社会的力量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即使在教会一直在崛起及基督徒占多数的世界中也是如此。
此外，仅仅因为某件事在社会学上是正确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圣经或神学上也是正确的。在一个社会中，一个文化上强大、人数占多数的基督徒，对教会的属灵健康和见证来说，未必是好消息。
教会历史和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基督徒在没有过度妥协的情况下参与文化，并在没有过度孤立的情况下与文化保持分离，”神学家杰拉尔德·西特瑟（Gerald L. Sittser）在一篇探讨了早期教会如何作为少数族群的运动蓬勃发展的文章中如此写道。“基督徒想出了如何既忠心又能赢得胜利的方式。他们遵循了当时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口号，这个短语最早出现在二世纪写给一位名叫狄奥尼图斯（Diognetus——的罗马官员的信中。”
最后，从圣经和神学上讲，基督教化的社会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也是一个不应该追求的现实。然而，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上讲，基督教化的社会和国家确实存在，它们仍然是一种社会学上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请容我再重复一遍：社会学和历史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在神学上是可取的和值得称赞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由基督徒占多数的社会，必然会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社会，只对福音价值观进行口头服务，或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歪曲福音价值观。
要避免的神学陷阱
当然，当神学家超越自己的领域时，问题也会出现。
一些神学家可能过于严厉地谴责“基督教王国”，以至于他们完全忽视了“基督教王国”在西方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建设性的社会和文化后果。但圣经的观点可以而且应该支持后者。
话虽如此，我不认为这些神学家的“冒犯”是过于严重了。毕竟，当他们谴责“基督教王国”及其对教会带来的所有伤害时，他们主要是在对自己的圈子（教会）在说话。但是，当一些社会学家高度评价基督徒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时，他们似乎在预测教会的发展方向，并且对教会将来应该做什么提出建议。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安和误导的。
关键是基督徒要在社会学现实和神学价值和真实性之间划出一条适当的界线。如果我们不区分这些，后果可能是直接和严重的。
这在当代学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解释中尤为明显。
在我看来，一个压倒性的社会学解读，如果没有足够的神学思考来平衡，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它助长了西方媒体（不论是世俗的媒体还是基督教的媒体）过分强调中国基督教的数量增长以及文化、社会甚至政治影响的倾向。这样的导向是以牺牲教会的神学和牧养趋势为代价的。
结果，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等问题主导了中国关于教会的对话。这些问题错误地定义了中国教会的基本议程。更不幸的是，“基督教化社会”成为中国教会努力的目标。
为了纠正这种不幸的情况，作为中国基督教的解释者，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充分注意每个学科和观点的优势和局限性。在阅读当代中国基督教这样复杂的现象时，也需要有谦卑之心。
姚西伊是哥顿康威尔神学院世界基督教与亚洲研究的教授。
本文前曾刊登于“华源协作”（ China Source）网站。
翻译：贺宗宁 （T. N. Ho）；校对：Sean C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