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督教新教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时，中国人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已经相对固定了两千多年。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儒家学说培养了对父权制的理解，在中国社会中妇女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两性也按照公认的社会角色进行划分，男性关注公共事务，女性专注于管理家庭。在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2），随着女性识字率和经济角色的积极变化，越来越多的有学识和有影响力的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要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五四运动才发生。当时，改革者们团结起来反对缠足，主张妇女拥有选举权、经济独立以及选择结婚对象和离婚时间的自由。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新教的历史包括一些支持男女平等的基督徒的故事，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了倡导妇女在教会和社会中平等的前列。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妇女通过基督教的事工获得了离开家庭、从事教育、传教和医疗服务的机会。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教会讨论了女性基督徒领导和女性按立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妇女在传播福音和培养新信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近几十年来，女性领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不承认建立中国教会的女性传道人和牧师，就无法讲述基督教在中国的故事。
圣经女教师（Bible Women）的崛起
1807年，英国苏格兰公理会的马礼逊成为第一个踏足中国大陆的新教宣教士，他的事工以广东（广州）和澳门等沿海地区为基地。鸦片战争（1839-42年和1856-60年）后，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对中国征收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宣教士自由租用或购买财产，并在中国内陆建立自己的机构。虽然这些条约为宣教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新教宣教士很快意识到，儒家对礼节和社会秩序的理解限制了男性宣教士只能与中国男性一起工作。新教宣教士中的女性——宣教士的妻子，以及后来的单身女宣教士–专注于向中国妇女传福音，但她们同样面临着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挑战。
19世纪60年代，女宣教士发现，传播福音的一个更具战略性的方法是招募当地的中国妇女作为“圣经女教师”，向她们的女同胞传福音。最早的女宣教士往往是从宣教士家庭的雇员或中国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和母亲中招募的。有些人受过教育，但许多人是文盲。由于新教对圣经的重视，女宣教士需要教她们阅读中文——通常在自己能阅读圣经，并传达基督教基本教义之前，她们先学习罗马字母化的中文。这些信念鼓励女宣教士创建寄宿学校来教育中国女孩。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优先考虑男性的识字和教育，宣教士则希望每个人都有能力阅读圣经，这一愿望为这些中国妇女打开了机会。
最初，圣经女教师在外国女宣教士的监督下工作。她们的主要职责仅限于向妇女和儿童传授圣经，通常是在农村。随着她们的人数和技能的增加，这些职责开始包括探访病人和提供各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到19世纪80年代，一些宣教机构允许女宣教士公开向男女混合的群体传福音和教授圣经。
最著名的女宣教士之一是余慈度（英文名Dora Yu，1873-1931）。余氏是中国长老会宣教士的女儿，在苏州女子医学院学习医学。除了医疗工作外，她还担任巡回布道员。1897年，她陪同美国人约瑟芬·坎贝尔（Josephine P. Campbell）到韩国宣教，在韩国妇女中行医和向她们传讲福音。六年后，当她回到中国时，她最终放弃了医学，把注意力放在了复兴布道上。在一次复兴聚会中，她带领一位名叫林和平的妇女信主，在后来的聚会中，她又带领林和平的儿子，年轻的“守望者”（倪柝声）信主，这两个人都成了传道人。余在中国各地领导复兴会议，并应邀在1927年的英国年度福音会议——凯瑟克（Keswick）大会上担任主要发言人。
1896年，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 1873-1954）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她是第一批从美国大学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之一。回到中国后，她看到了由当地华人发起和管理宣教工作的必要性。她共同创立了中国宣教士协会，成为中国基督教妇女节制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并与美国传教士詹妮·休斯（Jennie V. Hughes）在上海建立了伯特利（Bethel）宣教机构。石美玉和休斯的宣教机构在组织一些为传播福音而成立的 “布道团”方面发挥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1931年由计志文（Andrew Gih）建立的伯特利全球布道团，该团后来的成员包括著名布道家宋尚杰（John Sung）。
妇女按立问题
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几乎聚集了所有在中国的新教宣教机构，讨论全国的基督教工作。然而，女宣教士和女圣经工作者的声音往往被搁置一旁，被归入 “妇女工作”的单独类别。当全国基督教会议在1922年举行，并允许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发言时，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燕京大学的诚冠怡（英文名Ruth Cheng)在一篇题为“妇女与教会”的论文中指出，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妇女权利的改善并没有与中国教会中的妇女权利的改善相匹配。她解释说：“我并不主张我们设立女牧师，但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想问为什么不承认妇女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和教会中的其他职务。”她进一步推断，虽然早期教会和西方教会禁止设立女性领袖可能有其合理的历史或背景原因，但这些原因对中国教会来说可能不再合理。妇女在教会中是拥有平等的权利，还是处于从属地位？她总结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目前的问题，而是这个权益的制定与否会对未来女性在教会运作中起到很大的影响。”
慢慢地，各教派开始正式接受正规的女性教会领袖。历史学家达娜·罗伯（Dana L. Robert) 特指出，早在1871年，美国卫理公会的女宣教士就认为这些圣经女教师的出现意味着恢复了圣经中的女执事职权。然而，这些女宣教士的解释在美国和中国等宣教区被争论了几十年。1924年，卫理公会大会在马萨诸塞州举行会议，谈到 “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国外，非常明显地需要妇女有效地主持圣礼”。大会做出了一个不朽的决定，允许妇女通过按立成为当地的传道人并享有有限的权利。这项决定将迅速影响到在中国的事工，在这个决定之后的几年里，有五名中国妇女被按立为福州和江西教会的地方传道人。
另一个重要事例是中国的“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这是当时最大的教派。在1931年的总理事会会议上，华北教区询问妇女是否可以被按立为牧者。经过一些讨论，会议得出结论，教派宪章没有禁止这一点。更令人惊讶的是，总理事会发现，它的许多成员教会已经按立了女长老。到20世纪40年代，其南福建教区也同样报告说，它按立了更多的妇女为其教会服务。
在英国圣公会，罗纳德·霍尔（Ronald O. Hall）主教于1944年在日本入侵时期，在澳门按立了李添嫒 (英文名Florence Li Tim-Oi， 1907-92) 为第一位女性圣职者，这引起了争议。这在全球范围内的英国圣公会中没有先例。因此，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争议，李氏辞去了她的圣职。1971年，当英国圣公会最终同意女性可以被按立为圣职时，黄娴芸（音译，英文名Jane Hwang Hsien-Yuin) 和乔伊斯·班尼特 (Joce M. Bennett) 是香港的最初两位被按立者。
基督教的热潮走向加尔文主义
在中国大陆，公共宗教活动在1960年代实际上已经停止。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76年）结束和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的改革使得对竞争性思想的开放程度再次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文件开始描述全国各地出现的“基督教热潮”，即新教信徒的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既通过“家庭教会”运动，也通过在国家批准的“三自爱国运动”中注册的地方聚会。从1980年代到今天，新教教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女性。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妇女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没有再被争论，女牧师和传道人的大量出现成为常态。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巡回布道者吕小敏。小敏生于1970年，出身于河南农村的回族，1989年加入了类似灵恩派的基督教教派，她以一种不太可能的形式的领导力而闻名：赞美诗。小敏的歌曲被统称为“迦南赞美诗”，由于她没有受过西方音乐记谱法的训练，因此由其他人转录。小敏的1500首赞美诗在中国教会中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在注册和未注册的教会中都被广泛传唱。
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妇女在教会领导中的地位变得不那么明确。虽然在政府批准的新教教会和神学院中仍然有强大的女性领袖，但在未登记的教会中，情况却不同，这些教会越来越受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这些基督徒认为加尔文主义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神学体系，可以对抗越来越多的受基督教启发的新宗教，政府将这些新宗教称为“邪教”。许多对加尔文主义感兴趣的人转而阅读派博（John Piper）、卡森（D. A. Carson）和凯勒（Tim Keller）的北美加尔文主义和新加尔文主义著作，以解决与培育基督徒家庭和在中国城市传道有关的问题。其他人则从凯波尔（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荷兰新加尔文主义教义中汲取资源，以参与中国的公民社会。
然而，这种在中国兴起的对加尔文主义的兴趣往往强调一种强烈的互补主义观点，这与美国加尔文主义者写的并被翻译成中文的书有关。法尔曼（Fredrik Fällman）认为，互补主义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与儒家父权制观点的共鸣。这些变化对中国教会中女性领导力的发展轨迹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发展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性别理解的成见，比如认为男性有更多的理性恩赐（如加尔文主义所表现的），女性有更多的感性恩赐（如类似五旬节的基督教形式所表现的）。有些人担心有魅力的妇女和错误的教义会把别人引入歧途，就如末日（异端）组织东方闪电是由一位妇女建立，她教导说基督已经回来了，但现在是以女性的形式。因此，加尔文主义和互补主义提供了保障，防止不可控制和极端形式的基督教对中国教会和社会造成问题。因此，这也促使妇女在教会中的从属感增强。
我们不可能预测中国新教教会在未来会如何发展，特别是在女性领导方面。然而明确的是，19、20和21世纪的许多女传道人和女牧师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新教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像毛泽东著名的宣称“妇女能顶半边天”一样，妇女也能顶起中国教会的半边屋顶。
Alexander Chow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神学院的神学和世界基督教讲师。他写了两本关于中国基督教的书，最近的一本是《中国公共神学——中国基督教中的代际转变和儒家想象》（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他在https://alexanderchow.wordpress.com上有一个学术博客，他的Twitter号是@caorongjin。
翻译：平凡的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