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坚守教会长期以来关于性别和性道德教导的福音派父母而言，发现自己家里有LGBTQ子女的那刻，往往标志着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
许多父母对这样的发展感到茫然，并发现自己对该如何“走下去”的工作准备不足。他们渴望得到指导和被人理解。除此之外，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需要做出许多选择的未知水域中航行，渴望摆脱自己“做错了”的沉重恐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试图帮助基督徒父母找到应对方法，而不是“对抗”或“逃避”他们LGBTQ子女的活动——如去年由颇具影响力的牧师安迪·斯丹利（Andy Stanley）的教会主办的“无条件特会（Unconditional Conference）”——之所以能吸引大量的参与者的原因。
这个特会遭遇些许争议，因为特会也邀请了几位在性伦理和性别议题上不持正统福音派观点的演讲者。在著名的福音派批评家看来，整个特会等同于“明显地、悲剧性地背离圣经中的基督教”，是“教牧责任的严重失败”。
近期还有另一起类似的争议事件：牧师兼作家阿利斯泰尔·贝格（Alistair Begg）虽然坚守教会传统上的婚姻教义，但他广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却被一家保守的基督教网络取消，因为贝格牧师曾劝一位祖母“即使出于教义原因反对这样的结合，依然能参加她孙子和变性人的婚礼”。神学家卡尔·特鲁曼（Carl Trueman）在《First Things》杂志上撰文抨击参加这样的婚礼本身就是一种教义上的偏离，“是为了避免伤害别人的感情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基督徒们仍然认为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么教会的未来确实是暗淡无光的。”
身为一名有LGBTQ子女的福音派家长，我很认真关注这两起争议事件。虽然我同意一些反对者的担忧，但我也相信，我们这些坚守基督教关于性和性别等传统教义的美国福音派信徒，目前需要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讨论“如何成为我们生活中的LGBTQ的好邻舍”等非常实际的问题——无论他们在我们的家庭里、工作场所里，还是教会会众里。
在我所处的环境中，有些资源可供基督徒使用，例如Allberry所著的《上帝是反同性恋的吗？》，及《信仰、性及性别中心》为父母开设的课程。但除了书籍或线上课程，我们还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真实的对话。有LGBTQ孩子的基督徒父母和我一样渴望见到能与孩子们良好地在日常生活里共处的愿景。我们当然有理由批评史丹利牧师或贝格牧师提出的愿景，但一再地重申所谓的“正确的教义”虽有其重要性，却不足以回答实践性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如何与我们的孩子一起生活？
身为基督徒父母，我们早已有这样一种理解/信念，即上帝创造的人类有两种不同的形态，我们称之为男性和女性，并且亲密的性关系应发生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内。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当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已经成年的孩子，选择了一种不基于这种理解/信念的生活方式时，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
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让他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内容了，下一步是什么？
我猜想，人们之所以反对《无条件特会》和贝格牧师的建言，主要是担心这类“务实地建言”将不可避免地引致重大的神学偏移，为教会和教会所牧养的人带来可怕的后果。而这种担忧被一种“文化战争”的心态严重地放大了——自20世纪初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与现代主义（modernist）展开战争以来，福音派一直存在着文化战争心态。这种战争心态倾向将LGBTQ视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敌人，是我们需要“不断地透过陈述真理来对抗”的敌人，而不是我们的邻舍。
讲述真理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长期采取对抗的姿态，我们就不可能实践使徒保罗对罗马基督徒的劝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12:18）。”虽然不少人认为，在性道德相关的罪上试图寻找实际的人际关系上的回应是“远离正统教义”的第一步，但这并非唯一可能的结果。
我们的任务是正确（正统）的信仰实践，而这需要我们的属灵识别力（discernment），但拥有识别力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事业，因为我们本身的“犯错率（fallibility）”使我们的识别力充满变数。毕竟，尽管上帝的话语是全然可信的，但“我们对神话语的应用”却未必是全然可信的。有时，我们会在应该坚定的时候选择宽大，或是在应该灵活的时候选择严厉。无论我们在灵命之旅上多么勤奋，本意多么美好，我们总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再加上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是正确的选择，也可能为我们所爱的人带来痛苦，因此，“有识别力”这个任务变得非常令人生畏。
但是，“逃避花费大量时间思考及识别”并非基督徒的选项。有犯错的风险并不能作为我们逃避爱邻舍的责任的借口。人们需要帮助，而我们总是必须做出决定：基督徒应该采用他人倾向自己被人称呼的人称代名词吗？我们应该参加我们子女或同事的同性婚礼吗？当在同性婚姻内的成年孩子返乡时，我们是否应允许他们和伴侣睡在同一张床上？
对我们之中许多人来说，这些问题不仅仅只是学术上的问题，而是最真实的情况，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需要答案，但我们往往没有太多准备的时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识别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尽我们所能，谨慎而谦卑地运用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所获得的知识。像我这样的基督徒父母（还有贝格牧师面对的祖父母）在与我们自己的牧师和教会朋友谈话时，都渴望有人能当面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有时我们会做出错误的回应。有时，正如神学家巴刻（J. I. Packer）在他的书《认识神》中所形容，“基督徒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错认了上帝的指引，走错了路”。但巴刻保证，即便如此，我们所造成的伤害也并非不可挽回的。上帝有足够的恩典来保护祂的羊群——包括我们——免受我们自己错误思想的伤害。 “因此，”巴刻总结道，“讨论何为神的指引的正确处境，似乎正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相信祂不会让我们毁掉自己的灵魂。”
属灵识别力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大量的祷告、对圣经的思考、对灵魂的试验（约翰一书4:1-6）。在一个“大众的政治共识（Overton window）”迅速变化的文化中，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但如果因为正统福音派的同温层不愿意讨论这些实际问题，而我们不得不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试图自己回应，情况只会更糟糕。
维克多·克莱门特（Victor Clemente）是一位关于信仰与文化议题的自由撰稿人。他的作品曾刊登在《基督与流行文化》（Christ and Pop Culture）和《忠实杂志》（Faithfully Magazine）上。可在@The_Wait_Room 或Threads 上追踪他 @the_wait_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