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疫情开始后的几个月，一天晚上，我把三个孩子哄睡后，一边观看国家剧院制作的《简·爱》，一边挤出时间在健身车上运动。 当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同理简爱的感受，反而共情她刻薄的阿姨时，一股寒意悄悄袭来。
简爱的阿姨里德太太在不情愿中成了她的养母，我惊恐的发现自己竟然与里德太太对简爱的怨恨产生共鸣。 里德太太认为简爱是个外人、入侵者、问题的制造者。 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对我们五岁的养子有着同样的情绪。 我们一年多前才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家庭。 看着自己的情绪在银幕上的里德太太——剧中的反派角色——身上呈现，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准则已然塌陷。
从小，身为一个总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孩子，我总是记得从初代教会直到现代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对照顾孤儿的重视。 在我所听过的讲道及读过的基督教书籍中，人们对领养的描述都是正面的：圣经用“领养”的概念比喻上帝如何接纳我们进入祂的家庭（罗8:14-17， 弗1:5）；领养满足了一个孩子最重要的生存需求；领养是一种美好的爱的行为。 做一名热情洋溢的传道人或跪地祷告的勇士可能不是我最擅长的事，但至少我能做到欢迎一个孩子加入我的家庭。
当我开始和我未来的丈夫约会时，我刚从在中国一间孤儿院服事残疾儿童的暑期义工回来。 在我们的愿景中，领养一直是我们建立家庭并将上帝宽广的爱传递给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计画一部分。
在结婚并有了两个亲生孩子后，我的医学训练终于结束了，我们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阅读有关领养子女的书籍。 我参加网路上与领养相关的论坛。 我们也认识了其他曾领养孩子的家庭。
当时，与领养议题相关的批评声越来越多。 已经成年的被领养者以及其他倡议者合理地强调美国国内和跨国领养流程里的系统性缺陷。 其中包括从腐败到胁迫、跨种族家庭关系到诉讼纠纷。 领养孩子的过程比我在教会里被灌输的简单画面要复杂得多。
然而，我仍然坚信，对家庭的需求仍然存在，尤其是那些患有病症的年龄较大的儿童，因此我们继续透过一个有信誉的海外机构寻求领养。 那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心胸宽广的人，是有爱心的父母。 爱任何一个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简单，尤其是爱一个和我们有相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孩子。
然而，当我们把从台湾领养的孩子——我们家的老三带回我们家时，实际的感受却像一颗炸弹在我们原本平静的家中爆炸。
我们没有预料到，要向我们新来的四岁孩子自然轻松地展示如我们对待我们两个孩子那样的爱有多困难，尤其当他似乎已决心拒绝我们的爱和温柔，好让每个人感受 到他的痛苦那样——被迫与他原先的照顾者、国家和熟悉的环境分离。 虽然这在领养过程中很常见，但情绪的云霄飞车还是让我们疲惫不堪、心力交瘁。 我不断提醒自己，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我们带回家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的选择权。
更具挑战性的是，我们五岁和七岁的孩子也很难适应。 他们并没有这样要求，但突然之间，他们有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会弄坏他们的玩具，偷吃他们的万圣节糖果，还会故意挑衅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反应。 他们和老三之间没有经历过甜蜜的婴儿期来培养对彼此的依恋。 就像一道闪电，突然之间，他们原本的生活、家庭和家里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我的保护天性在我心里相互矛盾：我最年幼、最新、最脆弱的孩子需要我无条件的爱、大量的正面肯定和一对一的关注。 同时，我原本平静而快乐的老大却反覆地用头撞地板，把痛苦发泄在自己身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该打弟弟（虽然这确实发生了，是的，我们尝试过多种形式的治疗） 。
这样的家庭氛围持续的时间之久，远远超过我们被告知的“最初几个月”的适应期。 四年过去了，我仍常常感到绝望。
我们很幸运拥有一个理解我们的教会群体；我们的主任牧师和他妻子领养了11个孩子。 他们成立一个每月相聚一次的领养小组，在这个小组里，我们看到大家暴露自己的脆弱，彼此坦诚敞开。听到其他在领养路上走得更远但仍在应对巨大挑战的父母的故事，既令人生畏又带来安慰。
但是，即使有这个宝贵的空间和其他支持着我们的友情，身为养父母的挣扎所带来的深深的羞耻感还是让我感到崩溃。 从小到大，我一直被教导领养是美丽的、珍贵的、是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感觉呢？
我需要解释ㄧ下引领我至这一步的神学。 在教会里，领养孩子常常被用来与上帝“领养”我们进入祂的属灵家庭相比较。 但当人们使用这种比喻时，经常忽略领养的概念在过去两千年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以至于非常不幸地，养父母在这种类比下常被视为“拯救了”孩子的人。
这种思维忽略了孩子曾经历“被抛弃”的打击。 我们领养的孩子，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里已经历过太多的失去和悲伤，而这可能以依恋障碍、信任受阻和创伤等形式展现出来。 我们不是上帝，无法奇迹般地治愈这些伤痕。
然而，当教会将领养过度简单化——仅仅视其为上帝计划的荣耀体现、解决堕胎议题的答案，或宣教的一种形式——我们扭曲了这种复杂的关系，让养父母从一开始就 陷入失败的境地，因为这种思维使我们扮演一个从来就不属于我们的角色。 领养不是万能解药；相反的，它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开始。
教会应该对领养有更细致、更现实的描述。 有些领养家庭从一开始就能茁壮成长，有些则经历多年的辛劳。
透过重塑我们谈论领养的方式，认识到领养源于人性的破碎，让人们聆听各式各样的领养故事，而不仅仅只有那些简单或已度过难关的案例，我们可以让未来的父母更 好地做好准备，并将领养家庭可能面临的困难正常化。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止或否定领养，而是确保领养是在现实的期望下进行的。
教会不应视领养为照顾弱势儿童的唯一（甚至是最佳）方式，而应认真对待保护原生家庭的努力。我们可以努力对抗那些迫使原生家庭放弃孩子的系统性不平等，并给予单亲家庭相应的支持。 当一位孕妇为如何抚养她的孩子焦虑不安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应是主动提出领养，而是作为一间教会团结起来，分享资源，使她能负担住房、托儿所、衣服和食物 的费用，并承诺成为她的支持性社会网——某种意义上更大的大家庭。
对于已领养孩子的家庭来说，提供他们实际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每当有人对我说一次“哦，我也一直想收养孩子！”时，我就能得到一顿饭，我大概已经累积够我吃ㄧ辈子的饭了。
临时照护——由值得信赖的成年人照顾被领养儿童几小时或几天，给养父母一个充电恢复的机会——可以成为不堪重负的父母的救命绳。 在领养前和领养后，以创伤为基础的教牧关怀可以帮助调整人们的期望。 这样的机制应成为一种标准，就像人们期望（甚至要求）要有婚前辅导那样。
在这段领养旅程中，最让我痛苦的是，我为自己没能成为孩子们应得的那种母亲而经历极深的羞愧感。 我不想承认，我在电视萤幕上看到的这个尖叫、愤怒、哭泣、苦毒的人就是我自己——我不想承认我已经变成里德夫人了。
甚至，这个动词——“变成（里德夫人）”都算是对事实的掩盖。 我的自私一直都在，只是在领养孩子后才暴露出来。 也许这正是领养给我的最大的考验：在我作为一个耐心、无私的父母的外壳被打碎后，我被迫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真貌。 一旦外壳出现裂痕，我的自我谴责就会无情地对我叫嚣，使我臆测熟人和网友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评论：我不应该为人父母，其他更好的人能有更多恩典来 处理领养所面对的困难。
的确，我所缺乏的正是恩典——无论是对待我自己还是我的孩子们。 但上帝未曾停止供应恩典。 每当我感觉自己如自由落体般坠落时，祂的回应总是无止尽的恩典，一次又一次地接住我。
我们都是普通而破碎的人，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正如我一位同为养母的朋友所说，当领养之旅很顺利时，养父母不应该被视为圣人；当我们暴露自己的挣扎时，我们也不应被视为异类而被边缘化。 上帝既在和谐中，也同样在失序中与我们同在，而我们的家庭可能永远无法弹奏出完美的和弦。
在我们领养孩子的第六年，我们经历到喜乐的瞬间，建立了真实的纽带关系，并开始愈合，但也许我们永远都会有尚未化解的悲伤和伤害——不仅仅是来自我家老三痛苦的 身世，也来自我养育他和他的手足的不完美的方式。
当我遇到其他和我一样的领养父母时，我感到不再那么孤单，也不再被羞耻感吞噬。 我想向其他在领养之旅早期阶段的父母提供这种安慰和智慧，并敦劝其他基督徒弟兄姊妹也这样做。 当教会把领养形容得太简单，没有认识到孩子和原生家庭曾经历过的悲伤和失去，以及领养父母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时，我们不经意地导致这些未来的父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 领养之旅，并让那些正在挣扎的养父母沉默，不敢分享他们的辛苦。
上帝呼召我们照顾孤儿，但上帝并没有承诺这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也不应如此。
克里斯汀·T·李（Kristin T. Lee）在《余烬》（The Embers）上撰文探讨信仰、归属和团结的交会点。 她也在Instagram上发表关于各类书籍的评论。 她住在麻萨诸塞州剑桥市，正在撰写她第一本关于亚裔美国人基督信仰的书。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