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利恒－耶稣诞生的小镇－今天只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是基督徒（22%）。而在一个世纪前，每5个居民中就有超过4个是基督徒（84%）。
这种急剧下降的趋势也出现在圣地其他传统基督教城市。在拜特贾拉（Beit Jala），基督徒的比例从99%降至61%。在拜特萨侯尔（Beit Sahour），基督徒的比例从81%降至65%。
1922年鄂图曼帝国时代结束时，基督徒占巴勒斯坦人口的11%，约有7万人。根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简称PA）2017年的人口普查，现在（2020年）基督徒的人数为4.7万，仅占人口的1%。
对于应该将此现象归咎于什么原因──或归咎于谁──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是以色列占领该地造成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穆斯林沙文主义造成的。
根据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CPSR）对当地基督徒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是“经济因素”。有将近十分之六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他们考虑移民的主要因素（59%）。
这项民意调查是由总部设在美国、旨在促进基督徒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菲洛斯计画（Phil os Project）委托进行，于2020年1月和2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萨地带的98个巴勒斯坦区域对995名基督徒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与经济因素相比，其他因素显得微不足道。
有7%的人提到了安全状况。另有7%的人提到为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还有7%的人指责政治局势。
只有4%的人指责政治腐败情况，3%的人回应与宗教因素有关。
但是，这个问题衡量的是离开圣地的倾向背后主要的驱动因素。这其中还有哪些次要因素？
《菲洛斯计画》“肯定所有基督徒作为原始公民在此地生活和兴旺发展的权利"，在加萨出生、现居西岸的《菲洛斯计画》巴勒斯坦裔宣传干事希望了解现实情况——至少理解人们的看法——为什么许多住在这里的基督徒生活过得没有那么好？
“我们一步一步了解那些反映具体情况的问题，”哈利勒·赛义格（Khalil Sayegh）说。 “我亲身经历这些问题，我知道我们的社区也是如此。”
有大约一半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信奉希腊东正教（48%），38%信奉拉丁天主教。福音派和路德宗占4%。 （其余为希腊天主教或叙利亚东正教/天主教徒）。
整体而言，每3名基督徒中就有1人认为自己“追求信仰”（36%），高于两年前的23%。
与此增长相对应的是认为自己“没有特别追求信仰”人数的下降，从27%下降至17%。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信仰的中间派数量较为稳定，约占46%。
“从中东地区的历史来看，当民族主义变得薄弱时，一个人的宗教/种族身份就会变得更加有主导性，”总部位于耶路撒冷的穆萨拉哈和好事工（Musalaha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执行董事萨利姆·穆纳耶（Salim Munayer）说。
“宗教认同感较强的人具有一种使命感：愿意付上留在巴勒斯坦的代价。”
每4名认为自己“追求信仰”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中只有1人（24%）考虑移民，而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追求信仰”的基督徒和认为自己“不追求”的基督徒中，考虑移民的比例分别为41%和45%。
但是，在所有不考虑移民的基督徒中，有五分之四的人都有明显的使命感：43%的人想展现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支持，39%的人拒绝抛弃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对于考虑移民（约36％）的人来说，他们大致上已失去归属感。有70％的基督徒认为自己“完全融入了”巴勒斯坦社会，30%的基督徒则不这么认为。
穆纳耶认为致使人们想要移民的一个因素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即当地政府）的腐败。有五分之四的基督徒和他意见一致：52%的人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非常”腐败，30%的人认为有“一定程度”的腐败。
整体而言，每3名基督徒中就有2人几乎不信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66%）。对法院（仅有16%的人信任）和警察（只有22%的人信任）的信任情况则更糟。有五分之一（20%）的基督徒表示在寻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服务时受到歧视。每4个基督徒中就有3个对巴勒斯坦教育系统描绘的基督教形象表示“不满意”（76%）。
不过，虽然穆纳耶承认这些是基督徒想移民的部分原因，经济紧缩背后有个更明显肇因：以色列的占领和对加萨的围困。他说，这些行动“限制并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伯利恒福音路德圣诞教堂的牧师蒙特·埃塞克（Munther Isaac）对此表示赞同。
“强调这个肇因主要是出于政治冲突而非宗教冲突，非常重要，”他说。同时他也承认其中有些宗教因素。
“整个大情况很复杂，有很多因素，但明显地，以色列的占领最终决定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受访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所担忧的事也证实了这一点。
每10人中约有8人担心来自犹太定居者的攻击，或被赶出家园（83%）。约有十分之七的人担心以色列会并吞他们（67%）。约十分之六的人认为以色列的目标是将基督徒逐出家园（62%）。
就实际经验而言，42%的人必须经常穿越以色列检查站，14%的人因占领失去自己的土地。
“我们对某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益处，企图透过使用特定标签来操纵现实感到沮丧，”埃塞克说。埃塞克经常为考虑移民的青年提供教牧关怀。
“有些人喜欢把我们的处境归责于‘穆斯林’，以掩盖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占领和强迫搬迁的现实。”
但也有很高的比例显示出他们对巴勒斯坦穆斯林同胞类似的担忧：77%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害怕萨拉菲亚派（Salafi Muslims）的存在，69%的人害怕哈玛斯等武装派别，67%的人担心《巴勒斯坦基本法》参照伊斯兰教法。
超过五分之二的人认为基督徒在私部门就业时受到歧视（44%）。同样比例的人认为穆斯林不希望基督徒在这片土地上生活（43%）。
就实际经验而言，每4名基督徒就有1人曾被别人称呼异教徒（27%）。每10名基督徒就有1人表示曾遭遇不好的待遇，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因基督信仰被嘲笑（11%），或自己曾被穆斯林邻居骚扰（10%）。
“即使基督徒可能与穆斯林邻居有正面的交往经验，但只要他们知道穆斯林邻居认为他们会下地狱，他们始终会心存疑虑，”赛义格说。
多数基督徒确实表示社会整体上是友善的。虽然每3名基督徒就有2人（66%）主要住在基督徒占多数的区域，24%的人住在宗教混合社区，11%的人是穆斯林社区中的少数群体。
接近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与穆斯林邻居的关系“极好或正常”（65%），只有10%的人说他们与穆斯林邻居的关系“一般或不好”。
这与他们对邻居宗教观的评价相近。五分之二的基督徒认为他们的穆斯林邻居“自由或思想开放”（20%），64%的基督徒认为他们邻居的信仰态度“温和”，只有9%的基督徒认为他们的邻居“过度宗教化或极端。”
埃塞克将“恐惧和怀疑”归咎于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穆纳耶认为，媒体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派的宣传是造成“现实与认知之间有差距”的原因。
穆尼尔·卡基什（Munir Kakish）表示同意。
这位近期获得认可的圣地福音派教会理事会主席说：“你可以与邻居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无法与网上的仇恨团体建立良好的关系。”
然而，尽管基督徒与穆斯林有正面的互动，也尽管他们认为以色列对加萨的占领为导致基督徒移居他国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卡基什还是提到，以色列的承诺也导致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
每10名基督徒中就有6人赞成一国解决方案（61%）。
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在同一时期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巴勒斯坦人对一国解决方案的整体支持率仅37%。但对巴勒斯坦裔基督徒来说，他们视这个方案为在确保其社群安全的同时，实现和平的最佳手段。
“在一国解决方案中，来自以色列人的歧视会减少，”卡基什说。 “而且以色列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如医院和就业。”
穆纳耶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基于人权的治理方案是最吸引人的，因为基督徒目前被剥夺了许多基本人权。”
埃塞克的书《墙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从神学角度倡导“共享土地”的观点。他说，无论人们认为以色列有什么优势，传统的两国解决方案“正在我们眼前崩塌”。
赛义格将人们对“一国解决方案”的支持归因于巴勒斯坦裔基督徒对民主的信念、以及上述对伊斯兰巴勒斯坦的恐惧。四分之三（73%）的人认为一国方案是最好的治理模式，只有11%的人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民主的。
然而，即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缺陷，基督徒们仍然认为巴勒斯坦的宗教自由程度惊人的好。半数人认为这里宗教自由的程度“很高或够高”（50%），另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中等或一般”（27%）。
8%的人表示曾邀请穆斯林熟人归信基督教。
卡基什说，尽管基督徒在外展事工方面“很谨慎”，但在此地讨论宗教议题是可接受的，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
虽然穆斯林一直在挑战基督信仰——23%的受访者表示穆斯林曾要求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但由于网路上有越来越多不错的护教资源，基督徒现在“感觉被更多的装备了”，赛义格说。
不过，在穆萨拉哈和好事工教授宗教和信仰自由课程的穆纳耶认为，基督徒“宗教热程度”的增加助长日益严重的社群封闭性。虽然基督徒越来越不“羞于”表达自己的信仰，但他们正在疏远犹太人和穆斯林。 （他对伯利恒附近的基督教大学里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对跨宗教之间的友情的兴趣低于穆斯林同侪）。
那么，在基督徒人数不断减少的同时，他们的盼望又该从何而来呢？
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更多工作机会：56%的人曾向教会咨询相关问题，52%的人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咨询相关问题。只有2%和6%的人认为这些机构应为保障宗教自由做出更多努力。
也许这是因为巴勒斯坦基督徒已相信他们正在实践自己的信仰。
“我们是个委身于信仰的共同体，我们理解我们的见证、服事和倡导正义与和平的使命。”埃塞克说
“身为教会，我们的职责是传递福音里盼望的信息。”
（本文原先发表于2020年8月4日）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