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西部,跟缅甸和西藏接壤的怒江峡谷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居住着一个在今天人口有70多万的少数民族——傈僳族。傈僳族有两件很特别的事情:一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信耶稣。(根据宣教资源网站“约书亚计划”的数据,今天的傈僳族中有约80% 是基督徒。)二是傈僳族的文字书写系统是由外国宣教士发明的。
基督福音在傈僳族当中播种、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一百多年前到他们中间传福音的英国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 Fraser)。
1908年,22岁的富能仁受到学生宣教运动影响,放弃了一名工科学霸可能有的远大前程,加入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到中国宣教,历经艰辛,在傈僳山区播下福音种子,帮助傈僳人建立了自己的教会。
富能仁的一生,跟基督教文字事工有不解之缘。当年感动他去中国传福音、把一生奉献给宣教的,是他读大学时的一位同学送给他的一张宣教动员单张上的这两句话:
“如果我们的主今天回来,发现世上有数以百万人计的人没有基督徒给他们传过福音,他当然会向我们要一个解释。当他问到我们的时候,我无法想象我们应该给出什么样的解释。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大多数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自以为凭着良心能找出来的借口,到那时我们都将为它们感到羞愧难当。”
1910年,富能仁来到云南怒江地区的腾冲(那时叫腾越)。当地人民贫穷、生活条件很差。富能仁常常到山里去传福音,山里气候多变,他很难适应;每天的餐饭吃得也很差,导致营养不良。加上中文也很难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富能仁感觉重重困难就像连绵的山峦,宣教工作很难展开。富能仁和他在英国的祷告支持团队有很多的祷告。
富能仁很快就发现圣经翻译对于宣教是多么重要。那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一些印好的中文《马可福音》小册子,可以发送给当地的汉族传福音。一天,富能仁在德宏的一个集市上遗失了一本《马可福音》,书被压在车轮下面,被一位小女孩捡起,拿去给了一位识字的糕点厨师莫师傅。莫师傅读了福音书,非常感动,就信了耶稣。上帝借着一本福音书小册子让莫师傅成为怒江地区第一个信主的人。后来他在家里接待附近的傈僳人,成为富能仁向傈僳人传福音的帮手。
开始的时候,富能仁只接触到腾冲的汉族。但当他第一次在集市上见到从山上下来的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傈僳族人,心里就“确信自己爱上了这个民族”,一心想要给他们传福音。于是他常常翻山越岭,走进深山老林,向住在山里的傈僳人讲道。傈僳人似乎也乐意接待这位高大又爱笑的宣教士,富能仁就住在他们的泥屋中,跟他们交朋友,丝毫不觉得泥屋简陋脏乱。起初富能仁跟他们只能用彼此都有限的汉语交谈,后来富能仁开始很努力地学习傈僳族的语言。在能够跟傈僳人用傈僳口语简单交谈以后,富能仁在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下,带领了几个家庭信主。
但巨大的困难和属灵争战接踵而至。傈僳人习惯了千年传下的迷信,极其惧怕邪灵,家家都拜鬼。刚信主的基督徒家庭一旦遇到疾病和生活中的困难,信心很快就动摇,离开真道,又回到拜偶像的老路上。而且傈僳族基督徒信主前普遍有酗酒和性关系混乱的问题,信主后往往还是积习难改,很难委身于信仰。
所以,富能仁在怒江的起头几年,宣教工作遭到很大的挫折。富能仁陷入巨大的属灵黑暗和抑郁之中,几乎要放弃。他祷告的时间更长了。在他最低潮的时候,有一天,他从邮局收到英国基督徒寄来的一份基督教刊物《得胜者》(The Overcomer)。他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本杂志。杂志的外面已经被雨水打湿,他小心翼翼打开翻阅,生怕把纸张弄破了。杂志里面的信息说到要倚靠主,抵挡魔鬼。富能仁仔仔细细地把那本杂志读了又读,心里得到很大的激励。他大声命令撒但退去,沮丧开始消散,可怕的忧郁奇迹般地离他而去。上帝借着一份小小的杂志帮助他的宣教士走出属灵的低谷。
富能仁对上帝的信靠和在逆境中的坚韧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投入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宣教,包括怒江本地教会的本土傈僳族宣教士。
富能仁对宣教最被人称赞的贡献,是将圣经和基督教赞美诗翻译成傈僳族的文字。但是在富能仁初到云南腾冲,见到傈僳族人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没有书写的文字。富能仁学会讲傈僳族的话以后,就开始着手把圣经翻译成傈僳族的文字。当时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克伦族宣教士巴拖(Ba Thaw)也在傈僳族当中传福音,他用拉丁字母加上一些变化来记录傈僳族的语言,富能仁就跟他一起创建了傈僳族的书写文字。他们二人发明的傈僳文字被称为“富能仁文字”(Fraser Script),又称“老傈僳文”。
1949年以后,政府另外组织语言学家发明了一种新傈僳文,但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被大多数傈僳人一直使用。1992年,中国政府承认接受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为傈僳语的正式书写系统。
后来富能仁把马可福音(1917年完成)、约翰福音等翻译成傈僳文,还特别为富有歌唱天赋的傈僳人翻译了很多首赞美诗。(富能仁自己喜爱钢琴演奏,也很有音乐天赋。每次当他听到傈僳人用4个声部的和声和他们自己的语言唱圣诗,他都会深深感动。)再后来富能仁把翻译傈僳文圣经的工作转交给跟随他脚踪来怒江宣教的美国宣教士杨思慧夫妇(Allyn B. and Leila Cooke)等同工,他们跟富能仁合作,完成了整本新约圣经的翻译,并翻译了信仰问答和儿童祷告书,编纂了一本小字典,为傈僳族教会的建造带来极大的帮助。杨思慧后来一生致力于傈僳文圣经翻译,一直到1990年过世。1968年傈僳文《新旧约全书》在香港正式出版,成为宣教史上的一件盛事。
基督教文字事工给富能仁的宣教带来很大的帮助,富能仁自己也为文字事工做出很多贡献。富能仁很擅长写作,他曾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和中国内地会的《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杂志撰写过很多很优秀的文章。在富能仁一直坚持定期寄回英国的代祷信里,他描述彩云之南崇山峻岭的美丽和傈僳人的纯朴、豪爽,述说自己经历的困难和上帝的恩典,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对属灵问题(特别是祷告)的看法。后来他的传记《山雨》中有很多内容就是引用他的代祷信里的话。他的代祷信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可读性很强,成为珍贵的宣教历史资料,帮助今天的我们学习、仿效宣教先锋对“未得之民”的挚爱和在祷告中得力的属灵品质。
在他寄回国的一封祷告信中,富能仁鼓励英国的基督徒为在中国的宣教祷告。他说:
"我越来越感觉到,归根结底,只有上帝子民的祷告才能为这项工作带来祝福,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其中。保罗可以栽种,亚波罗可以浇灌,但赐下增长的却是上帝;这种增长可以通过敬虔的祷告从天上降下,无论祷告的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可以说,我们是上帝所用的器皿,被他用来做他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尽自己的本分,然后只能与他人一起仰望神的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国内的基督徒可以跟那些真正在宣教工场上服事的人一样为在国外的宣教尽力。"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