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一直以来总会强调“重生的经验”是一个人信主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经验里，圣灵以超自然的方式改变人的内心。
从18世纪至今，许多福音派教会会要求个人的信主见证为成为教会正式成员的先决条件。而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见证内容包含ㄧ个人生命被神改变的经历。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相信上帝真理的宣告，但不是因为任何自己能感知到的宗教经验，仅仅是因信服于真理的合理性呢？这样的人真的得救了吗？即便得救了，他们也属于福音派基督徒吗？
这正是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1796-1865）面临的困境，他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也是19世纪初期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校长。他从未有过他认为“符合重生得救”的经历——这对一个19世纪处于领导地位的浸信会大学的校长来说是个大问题。
我在研究19世纪初期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时曾短暂接触过韦兰的事迹，但我最近才意识到，这位反对奴隶制，同时教授“基督教证据学”的教授，因缺乏他认为真正的重生得救经验而对自己“是否有救恩”纠结不已。
在他早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韦兰认为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就必须有这样明确的经历。毕竟，他是在一个加尔文主义浸信会家庭里长大的，浸泡在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所推广的福音派神学。韦兰相信真正的皈依经验包含一种超自然的体验，能使人心灵跟意念改变。和他那个时代多数的福音派基督徒一样，他认为这种变化首先是“对罪的确信”，然后是随之降临的幸福感（因为罪得赦免）。
对韦兰来说，对罪的确信是有的——但他没有狂喜的幸福体验。
韦兰在教会里长大，从小学习神学真理，从世俗标准来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放纵自我的罪人。成年离家后，他继续参与在教会里，过着同时代的福音派人士会认可的高尚的道德生活。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也完全相信耶稣真理的宣告和基督教的神学教义。
然而，在他就读医学院的最后一年里，韦兰意识到，他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上帝而活。 “当我的人生目标遇到阻挠时，我的心思意念——正如我清楚地记得的那样——开使反抗上帝的主权，”他写道。 “我知道，如果有任何一个宇宙不受上帝统治，我会马上逃到那里去。”
换句话说，他发现自己对上帝没有真正的爱。在追求医学研究成功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而不是为上帝的优先权而活。
当他对此进行反思时，他突然意识到他与上帝之间隐藏着的秘密敌意在属灵层面有多危险。 “我相信圣经里关于我的状况和我的危险处境的所有教导，”韦兰德写道。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但我从未寻求祂的宽恕。”
因此，他决定按照19世纪福音派加尔文主义基督徒的方式来寻求上帝——也就是花数小时不停止的祷告，直到上帝在祂主权的恩典中选择拯救他。
韦兰翻开他的圣经，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除了读经和祷告，什么都没做。但什么事都没发生。所以他第二天再试了一次。但是他仍没有感到自己有任何明显的改变——没有对救恩确信的感觉，也没有感觉到圣灵超自然地进入他的内心。他又花了第三天祷告，但仍然没有看到结果。
他最终不得不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和医学院的研究里，但他决心在业余时间只读圣经和基督教书籍。他有了更大的热情参与教会。他甚至参加过一场复兴大会。他开始对其他基督徒有一种未曾体验过的爱，以及对未信者的新的关注力和带领他人信耶稣的渴望。他开始“热爱关于福音的教义”，这也是他未曾有过的。他为自己早年反抗上帝的内心秘密感到悲伤。
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新的内心热情和渴望是他期望会有的信主经历的标志。相反的，当他反思自己的信仰时，他觉得一切完全是出于理性——因此不可能是圣灵直接工作的结果。
韦兰写道:“我当时认为，那逐渐照亮我灵魂的光芒，全是来自人类的教导及概念。宗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如此合理，以至于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似乎全是在脑中的逻辑推断下产生的，而我的心、我的灵魂并没有参与其中。”
韦兰认为，他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基于从大自然的设计里看到证据。他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并且相信耶稣确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是基于历史的证据和逻辑推断。最后，基于圣经预言已实现的证据和福音书作者的见证，他相信耶稣确实是上帝的圣子，为罪人献出了祂的生命。
鉴于这些信念，他认为他应该相信耶稣的救赎、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自己的私欲而活——才是合乎逻辑的。从这个起点出发，他如今“热切渴望”其他迷失的人得到救赎——也是合理的。他渴望与其他信徒相互陪伴、委身敬拜主，并享受这一切的活动，同样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是，既然这一切都是如此合乎逻辑，他是否有可能完全透过自己的理智得出这些信念——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他所持有的信仰不是由圣灵产生的，因此并非真正的能拯救他的信仰？
他认为：“我不能否认我经历过改变，但这种改变是透过理性反思而来，是那么的合乎逻辑和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仍不是神的孩子。”
由于他未曾经历过他所寻求的神圣的心灵转变，韦兰相信自己仍是没有救恩的，而这种想法让他非常害怕。
最后是另一位浸信会牧师说服了韦兰，告诉韦兰他真的已经历了由神而来的重生经历。这位牧师坚信韦兰已经信主，也已经被祂改变了。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无论韦兰是透过理性思考还是透过戏剧化的经历得到使人得救的信心，韦兰都已真正认信，并接受了圣灵。
韦兰最终承认这位牧师是对的。他本来希望能有个更直接的经历，让他有更大的确据，但上帝“在怜悯之中让我失望，让我愿意以‘祂选择的任何方式’接受祂的恩典。”
然而，在他晚年时，韦兰仍不断挣扎于对自己救恩的疑虑，因为他无法凭良心指出在哪个具体的时刻，圣灵进入了他的心并改变了他的生命。
他说，即使是在他身为年轻的医学生时期所谓的“信主时刻”，一切都是渐进发生的，似乎只是按照逻辑推论的方式进行。 “我无法确定在我的灵魂里发生道德变化的确切时间。”
自那时起，他写道：“我经历过许多在信仰上衰退和复兴的阶段；我因对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的怀疑倍受困扰，且很少能有其他基督徒享有的那种完全的信仰确据。”韦兰反覆向上帝祷告，渴望能得到这样的确据，但却从未得到。
即便如此，韦兰下定决心要过着顺服并委身于主的生活。几十年来，他任教于布朗大学的“基督教证据”课。 （在那个时代，像布朗大学这样的常春藤联盟大学仍是基督教学校）虽然韦兰无法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找到确据，他仍然可以找到客观的、非经验性的基础来理解神是真的，并且祂透过基督向世人揭示自己——且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可以确信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
透过和学生及熟人的交谈，韦兰也意识到，像他这样的人比他最初想像的还要多——那些在福音派家庭里长大、希望事奉主，但感觉自己从未经历过救恩的人。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属灵导师会鼓励他们用和韦兰一样的方式，透过祷告和忏悔来寻求主，盼望能有那样的属灵经历。
但韦兰建议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与其继续寻求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经历，人们只需要相信福音，并做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但不是为了透过好行为来获得确据，而是带着上帝已经接受了他们的信心，知道他们手里所做的工是上帝的心意，以此来服事祂的国度。
韦兰逐渐明白，上帝可以透过理性来工作，如同祂透过属灵经历来工作那样，而在神主权的恩典中，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神迹般的经历。有些人得到了戏剧性的改变或充满平安的祝福。其他人则像他一样，可能永远不会有这些经历，因此会不断地纠结于自己信仰的真实性。
韦兰无法给出自己信主的确切日期。他无法自信地说，他能感觉圣灵以他真实感受到的方式活在他里面。他无法说他自己对基督的信心超越理性的范围。但他能说，他爱主，且他愿意放弃一切来跟随耶稣。如韦兰所说：“我确实了解自己的心，我确实乐意把自己和我的一切都交给上帝。”
而如果这样的认知是真的，他认定，这一定意味着他确实已经重生。
就我个人而言，在神学研究中遇到像韦兰这样的人，让我感到安心，因为我自己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虽然我可以给出某种与救恩相关的见证，但在最坦诚的时刻，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总是觉得我的经验很有说服力。
像韦兰一样，我与上帝之间的连结常常是如此合乎逻辑，以至于让我怀疑它是否真是由圣灵而生，抑或是我自己的推理产生的假冒伪劣的信仰。而若我对基督的信仰或对救恩的信心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理性推论的经验，我会像韦兰一样感到仍旧失丧——特别是在寻求主却仍感觉不到确据时。
但韦兰的生命见证提醒我们，真诚地爱着主并谦卑地将自己交给神的福音派基督徒，不一定全都会经历到他们的神学所描述的那种宗教经验。上帝对救恩和重生的承诺不在于我们的经历，而在于更加客观的东西，这正是韦兰所发现的。
韦兰德选择相信圣经里上帝的应许——说到底，这已足够。我毫不怀疑他确实“重生了”，即使他当时无法“感觉”到。
丹尼尔·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是西乔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未出生婴儿的捍卫者：罗诉韦德案之前的Pro-Life运动》的作者。
翻译：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