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本文原发表于2008年）春天与伊拉克冲突的高峰期，耶路撒冷的圣公会主教里亚·阿布·阿萨勒（Riah Abu Al-Assal）危险的预示着住在圣地上的基督徒的未来。他说：“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说成是一群恐怖分子，会对住在我们信仰的发源地上的基督徒造成最大的伤害。我为最终将留在这片圣地上的事物担心。”
这位主教代表许多阿拉伯裔基督徒发言，他们担心穆斯林会将英美的入侵解释为基督教对伊斯兰世界的又一次攻击。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统计数据似乎证实了主教的担忧——根据贝蒂简（Betty Jane）和J·马丁·贝利（J. Martin Bailey）的《住在中东的基督徒是谁》一书所言，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正成群结队地离开他们的家园。现在，至少有25万人生活在国外，占全世界所有巴勒斯坦基督徒的60%以上。
许多西方基督徒仍然不知道基督教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存在。直到我在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读大一的时候，我向学校要求要跟宣教士的孩子当室友，学校安排我和一个巴勒斯坦基督徒同寝室。我的新朋友很快就告诉我，自耶稣的时代起，巴勒斯坦基督徒就一直生活在圣地，西方的基督徒需要知道，以色列正歧视着基督徒同胞，剥夺他们的土地和机会。几年后，我来到约旦河西岸（West Bank）的拉马拉（Ramallah），参观室友父亲领导的基督教孤儿院。我室友的描述与我在那里感受到的情绪相吻合——对不断减少的基督徒人口和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感到绝望。
我带着许多问题离开拉马拉。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是如何陷入如此困境的？为什么以色列要压迫他们？巴勒斯坦基督徒到底是谁，他们从哪而来？
初世纪的情况
《使徒行传》指出，耶路撒冷的第一批基督徒是犹太人，且历史学家认为，即使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后，圣地上的基督教仍保持着犹太教的色彩。但西元135年巴柯巴（Bar-Kokhba）带领的犹太人起义改变了这一切；罗马开始对犹太人毫不留情，屠杀了耶路撒冷，将该城改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将以色列的国名改为“巴勒斯坦”。随着这波打击，犹太裔基督教社区基本上已消失不见。
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的皈依，使基督教在圣地有了新的存在。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帮助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教堂和修道院，并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圣地见证了来自罗马帝国各地的基督徒的涌入，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乔治亚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与此同时，拜占庭皇帝也管理着这片土地。
此时期的拜占庭统治使基督教在圣地根深蒂固，基督徒成为人口多数。著名的神学家将圣地视为他们的家，包括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耶柔米（St. Jerome）。但第四和第五世纪的异端战争重创了基督教，因为东方教会的基督徒对拜占庭干预他们的事务越来越反感。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入侵圣地，并在西元640年占领耶路撒冷时，这些基督徒将他们视为“解放者”，加入他们的出征，帮助他们驱逐拜占庭的军队。
被贬为贱民
而这是个悲惨的错误判断。随之而来的是教会在圣地的逐渐衰落，因为穆斯林霸主将基督徒贬为贱民（dhimmis），并禁止基督徒向穆斯林传教。尽管如此，各种基督教派仍幸存下来（希腊东正教、衣索比亚东正教、景教、叙利亚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埃及基督徒），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以阿拉伯文为主要语言——除了叙利亚人，他们保留了执行宗教仪式时用的语言。
来自阿拉伯的基督徒也加入了他们在圣地的兄弟，“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基督徒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身份。 12世纪和13世纪的十字军王国的兴衰此起彼伏，但东方的基督徒继续以圣地为家，尽管穆斯林的势力又重新崛起。
在接下来的600年里，穆斯林苏丹征收的重税使基督教社区陷入贫困，苏丹们允许对基督徒血腥迫害的行为。基督徒向他们的老主人拜占庭皇帝求助，拜占庭皇帝满有恩典的用赎金和贿赂帮助他们。但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为了得到保护，基督徒转向法国，因法国支持方济各会在十字军东征后获得的圣地财产。然而，方济各会的做法可能弊大于利——希腊东正教牧师尤其反感拉丁人主张其对圣墓教堂有部分拥有权（圣墓教堂位于传统上耶稣受难和复活的位置）。
到19世纪，住在圣地的基督徒人口只有15000人，其中有80%以上是希腊东正教徒。随着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衰落，以及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对土耳其人施加压力以“放宽”其在教会的统治权，这些数字实际上在本世纪内有所上升。与此同时，西方新教基督徒开始向圣地派遣宣教士；例如，英国圣公会基督徒于1820年首次访问耶路撒冷，在那里建造新的教会，并设立学校和医院。很快的，许多其他新教教派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包括路德教派、苏格兰教会以及基督教宣道会（Missionary Alliance）。天主教也向圣地派遣宣教士。
今天的巴勒斯坦裔基督徒
穆斯林的统治随着1917年英国对圣地的占领而告一段落。英国于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The British Mandate）时期为基督徒提供了摆脱土耳其教会控制的好机会；高出生率也促进人口的增加。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约有75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离该国（且永远不被允许回来），有许多基督徒留了下来，让阿拉伯裔基督徒的人数比阿拉伯裔穆斯林多了一倍，特别是在拿撒勒和伯利恒等城镇。
尽管如此，巴勒斯坦基督徒还是遭受来自以色列的歧视和暴行——尽管以色列宪法保证基督教徒享有“宗教、意志、教育和文化自由”，但他们仍被视为二等公民生活着。以色列拒绝让他们在军队里服役，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也比较少。另外，以色列军队为了应对轰炸以色列公民的自杀式恐怖分子，没收了属于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土地。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大量的巴勒斯坦基督徒离开了圣地，原因是以色列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以及巴勒斯坦城镇的经济状况令人沮丧。今天，他们只占了以色列全国人口的2%，但在1900年左右，他们曾宣称占有全国人口的17%。
多数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支持对拥有自己的祖国的追求。但是，熟悉中东其他地区穆斯林迫害浪潮的基督徒必须问自己，一旦/如果以色列放开控制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可能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各种监督组织指出，自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于1993年接管伯利恒以来，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从60%下降到30%，他们也列举了巴勒斯坦警察骚扰基督徒的事件。这样看来，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被夹在一个充满防卫心的、不友好的以色列国，和越来越敌对基督徒的巴勒斯坦穆斯林邻居之间。难怪阿萨勒主教为他国家的基督徒感到忧心。
史蒂芬·格茨（Steven Gertz）是《基督教历史》的编辑协调专员。
翻译：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