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进门，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小孩被列队成排的枪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踢进没有掩盖的坟坑。这一切看起来像早期的黑白默片电影，但却是一张张真实记录拍下的照片。稍后，当我走在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内阴凉、狭窄的走廊上，听着解说员回顾历史，看着用来残杀犹太人的工具，摸着受难者生前用过的文物，我感觉自己身处于一个不同的时空里。这个纪念馆呈现及描绘的恐怖并非发生在电影里，而是发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其中一些人就在我的族谱里。
我的母亲是犹太人。我的曾祖父母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在19世纪初离开波兰和俄罗斯。但是，如果他们当初没有这样做——毕竟移民的旅程充满危险及不确定——或许我永远不会在这里观看纪录着人类暴行的照片。毕竟，那很可能就会是我的祖父母被丢进去的坟墓。
当我看著成堆的鞋子、眼镜、和儿童的玩具时，我忍不住哭了。这些怀有希望和梦想的人们被无情地追捕及杀害。在一间看起来像天文馆的圆形大房间里，天花板上的星星代表着一个个受害的儿童；总共约有150万名儿童。在每颗星星上，我想像着我孩子的脸，脆弱而无辜，却被标记着死亡。
对历史的回顾让我们能在远远地距离外感到愤怒。但这段迈向种族灭绝的道路，是整个社会对犹太民族逐渐且稳定边缘化之下铺成的。他们原是上流社会里富有的银行家，却沦落为德国失去国格的代罪羔羊。在民粹主义的愤怒之下，经济上的艰困为德国人剥夺犹太人的自由提供了理由。最终，他们受到经济上和社会上严格的限制。在漫画和流行文化里，犹太人被描绘成脸孔扭曲变型的动物。然后，他们被关进隔离区，或被送到劳动营，或被用于科学实验。还有的被装在运牛的火车上送往奥斯威辛、达豪和特雷布林卡等地，作为“最终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
在纪念馆内狭窄的走廊里，人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是“世人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有施行或容忍此等邪恶的能力，我们相信类似的事在现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纳粹政权并非出现在一个被异教徒统治及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希特勒政权发生在20世纪一个文明、有众多基督徒的国家里。
事实是，极端邪恶的事依然有可能发生于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这些组成文明社会的人就是有办法让它发生。犹太大屠杀的发生是因为人类因着罪性彼此反目成仇。自伊甸园以后，我们找到了取代上帝的方法，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祂的形象而生活着。我们不断攻击着祂所赋予每个人的独特的尊严。只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该隐就不再视亚伯为上帝照着自己形象所创造的人，而是视他为阻碍自己获得更多权力的障碍。直到今日，人类对人类尊严的攻击也是如此。
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希望也仍存在。在参观之旅结束前，在狭窄且漆黑走廊的尽头，灿烂的阳光照射在一片美丽的草地上，这块绿地被称为“外邦义人花园”。这个花园是献给那些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来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外邦人。这些人名列在一部仍在继续扩增的名册里，名册上记载着那些曾采取行动对抗不人道的大屠杀的人。
但这个名册的规模让我心碎。我认为它应该要更长。那些在他们的世代选择反抗不公义的人只是人群里的少数，而不是常态。人类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我在耶路撒冷的这段期间，美国人正处于复杂的辩论之中，就是该如何对待类似的弱势族群。当政治领袖在制定难民政策时考量着如何在同情心和国家安全间找到平衡，特别对于是逃离伊斯兰国（ISIS）的基督徒和回教徒，关于堕胎议题的万年讨论仍继续加剧。
这些都是复杂、搅动人情绪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够小心，我们最终也会加入不把那些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威胁的人当作人来看待的行动里。
有时候，邪恶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邪恶的人把它强加在这个世界里。但更多的时候，邪恶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善良的人对弱势的人视而不见。
我们之所以能够无视不正义的事件，或被动地默许残暴行为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简单粗暴否认弱势族群的人性的话术。在1940年代，各国领导人视大屠杀为“犹太人的问题”。今天，我们继续使用其他新的词汇，如“所谓的难民”和“胚胎”。而如“堕胎”和“驱逐出境部队”等专业术语则将恐怖的事远远地挡在我们的后院之外。
当我们没有见到弱势群体的面孔时，一些事就会发生——我们会轻易地给某些群体贴上“那些人”的标签；我们会接受甚至鼓励我们的领导人去推动对那些对无权无势的人来说很残酷的政策。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别人生命的尊严性，我们会合理化自己对不正义的现象的冷漠，而这种冷漠——也许会导致我们的后世在回顾我们的世代的时候觉得很恐怖。
当我试图去理解在大屠杀纪念馆所展示的邪恶，以及我在今天的头条新闻里看到的邪恶时，我并没有因为我的悲痛或对无声默许的抗议而感到安慰。我含着泪把我心里的罪恶和凶残带到公义和怜悯交汇的地方：耶稣的十字架前。唯一能对付大屠杀那种等级的邪恶的，就是仁慈的上帝在耶稣身上，或在永恒火热地狱里倾倒的愤怒所展示的那种的完美公义。唯有耶稣能击败那些鑚入人类心中并导致人类相互攻击的腐败。唯有耶稣能给予宽恕，无论是饶恕人类历史里应受到谴责的所有邪恶，或是我自己心中沉默被动的邪恶。
是复活节的故事——血腥的十字架刑具和欣喜更新的复活——推动着我们与今世的邪恶争战。我们致力对抗不公义，但不是靠着自己不充足的能力，而是倚靠圣灵所赋予的基督的愿景。如果耶稣确实带来了一个新的国度，我们为受压迫者寻求正义所做的努力，就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祂的到来对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来说是个真实的好消息。当我们把这件事视为我们的使命时，我们不仅是个倡导者，更是在向这个世界展示神的国度，哪怕只是小小的一部份。
复活节是我们必须在这个世代与邪恶争战的原因。邪恶总是会以不起眼却严重的方式出现。一些人透过言语或行为参与剥夺上帝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尊严（祂的形象）。看看你脸书上的贴文，你会经常见到针对那些没有权力的弱势群体所发出的轻蔑、唾弃的语言。如此视他们为社会可甩弃之物的言论，是对他们尊严的攻击。而其他的人，就如前往耶利哥路上的祭司和利未人一样，没有见到神所见到的：他人生命的尊严（路加福音10:25-37）。近期（原文刊登于2017年），我们再次受到同样的试探，对叙利亚血腥内战中向妇女和儿童犯下的暴行视而不见。
每一滴无辜的鲜血都是对神赋予人类的尊严的攻击。这不仅是对被杀者的攻击，也是对神本身。耶稣说，撒旦从起初就是一个杀人的（约翰福音8:42-45）。仇敌喜噬人的血，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
当我们为尚未出生的胎儿发言时，当我们提升移民、难民、少数族群的声量时，我们向这个世界展示神国度的样貌。当我们为受压迫者要求尊严时，我们就是在回击撒旦要毁灭人格的谎言，那些谎言将人类贬低至与动物毫无两样。我们要告诉被贩卖的女孩、尚未出生的婴孩、被禁声的少数民族：“你有尊严。你对我们和上帝而言都很重要。”
如果我们不够小心，如果我们没有活出神国度的准则，我们会发现自己也在用着和压迫者同样的言语，试图让自己相信，他人的成功繁荣会威胁到我们的存在。每一个世代都面对着这样的诱惑。
复活节不仅仅是一个甜密柔和的美国节日。它是个对这个世界的宣告：这世界还有一种叙事方式，比不断腐蚀着宇宙每个角落的暴力、非人道和仇恨还要丰富的叙事。基督教赋予人类的价值不是基于实用性或外表的美丽，而是基于每个人类都有着上帝的形象的独特性。基督战胜了仇敌，同时也释放了一支由圣灵所领导的军队，能在每个世代做治疗世界的特工。
虽然这样的努力常常看似徒劳无功，因为与邪恶争战的人似乎总是远远少于那些实施邪恶的人。但我们必须记住，这场基督教运动并非起始于国王的宫殿，而是一个小小的马槽里，然后由12个普通的人扩展至全世界。我们的工作似乎举无轻重，就像黑暗虚空里细小如针的光点，但使徒约翰提醒我们，真光已经进入这世界，而且不会被黑暗所胜（约翰福音1:5）。
我徘徊在大屠杀纪念馆外的花园，默默地梳理我的情绪。我读着那些曾被视为渺小和没有权力的人的名字，他们是冒着失去财富、地位和声望的危险来拯救犹太人的外邦人。他们的名字、当下开敞的空间、和阳光在在提醒着我，邪恶不会存在至永恒。在每个时代，神都预备ㄧ批愿意做正确事的人。
这就是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意义——在复活节主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神的子民被呼召去为那些声音被扼杀的人冒上生命危险。因为有一天，一切终将被纪念，但不是在一个花园里，而是在一座城市里，一座由上帝亲自建造的城市。
丹尼尔·达林（Daniel Darling）是美国南方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ERLC, 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中负责沟通的副主席。之前，他在芝加哥西北郊的盖茨湖圣经教会担任资深牧师。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