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1946 年）是一位在中国服务了 40 多年的英国传教士。虽然他接替戴德生成为中国内地会的总干事，但他的生平和事工的记录比戴德生的要少得多。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何斯德缺乏在中国的宣教的成就和贡献。他对内地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组织和宣教动员方面，他也在本土化的原则下鼓励中国教会自我成长并减少对西方宣教士的依赖。正如前《今日基督教》主编大卫·内夫（David Neff）所说，他以恩典与“温柔的力量”来处理义和团事件的困难的后续工作。
何斯德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祷告生活。而与此相关的是他在上帝面前以及事工中的真实谦卑。何斯德从不寻求名声或权力。相反，他决心将自己的名望和声誉融入他期望在万事上看到耶稣得到一切荣耀的意愿之内。何斯德“为了被遗忘而活”， 因为他选择“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西3:3）。
与神对话
何斯德出生于1861年7月23日，比内地会成立的时间早四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军人。17岁时，他进入英国皇家军事学院。 18岁时，他获得了少尉的委任，在皇家炮兵服役。
三年后的1882年，何斯德的哥哥何威廉（William Hoste）邀请他参加在布莱顿（Brighton）举行的一次特别聚会，讲员是美国布道家慕迪（D. L. Moody）。菲莉斯·汤普森（Phyllis Thompson）是《何斯德：神的王子》（D. E. Hoste: A Prince with God，本文的主要传记来源）的作者，她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汤普森写道，当慕迪祷告时，何斯德感觉，他“讲话时好像上帝就在现场。好像他认识神，就像一个人和朋友说话一样。他说话好像在当下就可以依靠上帝在人的心中作工”。何斯德在那次的聚会中信了基督。慕迪的祷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下来的40年里塑造了他自己的祷告生活。
没过多久，何斯德就看到了戴德生的小册子《中国：它的属灵需求和主张》（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何斯德被戴德生号召宣教士到中国去事奉那些“没有希望，又没有神”的四亿灵魂的呼吁深深感动。1883年，何斯德写信给内地会的伦敦办事处，并提出愿意成为宣教士候选人。
然而，怀特岛桑当市（Sandown, Isle of Wight）副主教施托尔（W. T. Storrs）并没有给他一封全然正面的推荐信。在何斯德的申请表（现存于海外基督使团OMF的档案中）上，施托尔称赞何斯德的基督徒品格，称他为“一个直率的人，充满爱和信仰”。但他也形容何斯德天生害羞，有点冲动，在教导方面并没有那么优秀，也不是很有进取心，“不适合”宣教工作。不过他在信后面加了个免责声明“但我所讲的不一定对”。
汤普森写道，虽然这位神职人员的评估不是十分令人鼓舞，但内地会伦敦办事处的成员注意到了这个安静的年轻人的属灵高度。他显然是谦虚和真诚的。虽然他还年轻，但他表现出平衡的判断力和远见。虽然他不是特别强壮，但在他的体检报告中，医生说他身体健康。这份报告让理事会确认，他将能够忍受身体上的艰辛和贫困。最后，他被接受为“见习生”加入内地会。
作为一个年轻人，何斯德承认他在祷告中的挣扎。像其他人一样，当他祷告时，他的思绪往往会走神。有一次，在他已经在中国事奉后，他写信给戴德生，征求他的意见。戴德生回信给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信中鼓励他说：“我发现大声祷告和边走边祷告（就好像神就在面前那样）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有帮助……我不认为在思想中徘徊就意味着属灵生命的丧失。”
在戴德生的鼓励下，何斯德养成了边走边大声祷告的习惯，即使他后来成为内地会的总干事后，他仍然坚持如此祷告。汤普森谈到何斯德时说：“祷告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孩子和一个父亲说话一样自然，父亲完美的爱已经消除了所有的恐惧。”
谦卑的灵命
何斯德是被称为“剑桥七杰”的一群从英国到中国的宣教士之一。所有七名聪明而优秀的年轻人都在内地会的旗帜下被派往中国。汤普森的记录说，在他们当中，司安仁（Stanley Smith）可能是最突出的一位。司安仁是大学的明星运动员，也是天生的公众演说家。相比之下，何斯德谦逊而安静，在幕后服事会感觉相当舒服。此外，他细长、高亢的嗓音和有些犹豫的态度使他的演讲效果不佳。司安仁和何斯德都被派往山西的席胜魔牧师手下工作。席牧师是一位坚强、有魅力的中国教会领导人。他为鸦片成瘾者提供避难所。
在何斯德抵达中国大约一年半后，司安仁邀请他加入山西洪洞县新开设的福音站的工作，司安仁带领该站的工作。
由于他们同时被派往中国，何斯德并不准备接受这种安排。然而，后来，何斯德的良心被谴责，因为他的拒绝不是出于对上帝的旨意和荣耀的纯粹渴望，而是由于不愿意谦卑自己去担任较低的职位。何斯德虔诚地思考了这件事，并认识到司安仁比他更有资格担任领导。最后，何斯德告诉司安仁，他已准备好去接受他的提议。
在山西的席胜魔牧师手下工作的十年里，何斯德顺服了席牧师的领导。接受以霸道个性和暴躁脾气著称的席胜魔的领导，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谦逊。然而，即使内地会中的其他人不同意，何斯德却愿意支持席胜魔，并服从他的领导。何斯德认为自己是那个可以坐在后座安静地“好像在掌舵”的小个子。他从不寻求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900年义和团事件期间，内地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当时有58名内地会宣教士和他们的21名子女殉道。尽管在中国的其他宣教组织要求清政府赔偿被义和团杀害的传教士的生命损失，但内地会决定放弃这一权利，而选择仰望上帝的供应。何斯德去山西处理了教堂重建和赔偿豁免的问题。在1901年5月号《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的“本月腾讯”中，他按照内地会的决定写下了这样的话：
宣教士最好走一条更像基督的道路。甚至乐于承受所有财务的损失，为的是不让福音受到阻碍。我们的使团已决定不会对生命或财产提出任何要求，并承担殉道宣教士的孤儿的养育责任。
当内地会宣教士被杀时，戴德生身体出了问题，并意识到他无法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发挥领导作用，因为他太虚弱了。就连他的妻子福珍妮（Jennie ）也不敢给他看所有来自中国的信件，担心这些信件对他来说太过沉重了。
在义和团事件之前，顾正道（William Cooper）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内地会同事，可以接替戴德生。然而，顾正道在义和团事件中被杀害。戴德生知道他此时迫切需要有人来接替领导。这个人必须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范明德（J，W. Stevenson）当时是中国区主任。即便如此，戴德生还是去找了何斯德，一个比范明德年轻得多、经验相对不足的人。
何斯德自1885年以来就一直在中国事奉，但他的工作主要局限于山西。他很少接触内地会更广泛的工作。因此，汤普森写道，当何斯德通过电报收到戴德生的信时，他几乎立即回复电报，拒绝接受任命。
但在何斯德发出电报后不久，他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并且病痛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在祷告中挣扎了近四个月之后，何斯德终于写信给他的上司范明德，说：“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命。但是，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我将乐于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但范明德欣然同意。他把何斯德叫到他的办公室，含着眼泪说，主不仅给了他平安，而且给了他喜乐，因为他确信这是出于神，并且是蒙主祝福的事。 1901年1月，戴德生确认任命何斯德为内地会代理总干事。
义和团事件后，何斯德写了一篇题为“当前危机引起的本土教会可能的变化和发展”的文章。何斯德没有专注在义和团事件给宣教士群体带来的苦难上，而是强调中国教会的未来，认为中国教会只有在没有外国宣教士的控制下才能成熟。他的文章坚持认为，西方宣教士应该展示的唯一权威是属灵的权柄——而且只是作为向导和榜样。他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国基督徒对他们的依赖。
何斯德一直祷告中国教会能由中国人领导，自治、自立、自传。何斯德的愿景并不期望内地会变得大而有影响力。相反，他的梦想是让内地会保持“渺小、被鄙视、贫穷和吃苦”的意愿。
为两百工人祈祷
1929年，何斯德发出代祷呼求，呼吁在1931年底之前将200名新工人送到中国，这一呼吁被称为“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他以典型的何斯德风格写了一封“直接和不带情绪”的信，说明需要让所有内地会的朋友和支持者都能看到。
汤普森是这样描述的：
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从北美到英国，何斯德的呼吁得到了传达。同工们印制了单张和卡片，召开了聚会来宣传中国的属灵需要，以及它在内地会使团中唤起的新的反应。人们祈求主差遣两百名宣教新兵在1931年底之前前往中国。上帝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CT插图/来源图片：海外基督使团 OMF International何斯德非常清楚地体认到这件事所涉及的属灵问题。随着几个月的过去，“祷告的迫切必要性变得更明显”。在愿意服侍的人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认为合适当宣教士。其他的人由于健康、年龄和其他问题而被拒绝。而机构不能通过降低身体健康和属灵的资格要求去招满配额。 1930年接近尾声时，只有90名新工人——不到预期人数的一半——出发前往中国。
在还剩一年的时间里，仍有大约110名候选人需要录取、培训并被派往中国，以响应前进运动的呼吁。何斯德宣布：“我们必须有一天专门为此的祷告”。
汤普森描述了1931年初的气氛：
2月10日星期二被特定为全心祈求上帝的日子，他们求主在年底前派出全部数量的200名新工人。电报发送到北美、澳大利亚、纽西兰和上海，呼吁尽可能多的内地会的团契在这一天同心合意地来到上帝目前恳求。
上帝回应了祷告。从那天起，“潮水开始转向”。汤普森写道，到1931年底，203名新工人启航前往中国。 “最后一支队伍，包括六个年轻人，将于12月31日离开英国！”何斯德在70岁时见证了上帝对这个祷告的奇妙回应。
1935年6月，在一次中国理事会例会上，何斯德辞去了内地会主席的职务，并将这一职位交给了中国区主任季乔治（George Gibb）。何斯德已经领导了内地会三十多年，自1900年以来一直担任总干事。如果说有一件事让同事们对何斯德记忆犹新，那就是他的祷告生活。
何斯德写道：“耐心、坚持不懈的祷告，在内地会使团工作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比大多数人想像的更重要和实际。”何斯德没有过多地谈论祈祷，也没有制定祈祷方针，也没有分析其效果。他就只是祈祷。
汤普森指出，“正是因为他的虔诚祷告，使他在35年的领导生涯中获得并保持了内地会成员的信任，超过任何其他品质”。
内地会的华福兰（Frank Houghton）主教写道：“虽然何斯德作为一个人，不能免于判断错误，但对他的批评被平息了，不满没有增长或传播的空间，因为我们的总干事是一个花了很多时间与上帝在一起的人”。
冯浩鎏医生是海外基督使团（OMF，前身为中国内地会）的现任总干事。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圆桌》（Mission Round Table）杂志上发表的“何斯德与祷告”一文摘录修改而成。经许可转载。
翻译：T.N.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