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格拉斯（William Glass）是圣公会牧师和神学家，精通五种语言，在市场营销方面拥有了不起的履历。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生而如此的故事。在格拉斯看来，教会救了他的命。
格拉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拖车公园的赤贫中长大。他的家人也许每年去一次教堂，但用他的话说，他的宗教背景是“南方酒鬼”。他的父亲要么缺席，要么虐待他。他没有亲密的朋友，上学也是一种煎熬。年方十几，他就开始用毒品和酒精来控制压力。
但后来，格拉斯访问了一个长老会的青年团体，以“打动一个女孩”。这并没有一夜之间改变一切：他继续过着艰难的生活，几近无家可归。但格拉斯也有教会中的朋友，他们在危机中照顾他，帮助他保持联系，并向他展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格拉斯看来，教会首先为他提供了“社会和关系资本”，而这种资本在他破碎的社区中是很缺乏的。“我在教会中形成的纽带，”他说，“意味着当事情变糟时，除了下一件坏事，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格拉斯的案例可能是富有戏剧性的，但它表明了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模式：人们经常去教会时，他们的社交和个人生活有了改善，有时甚至生命也得到了拯救。2019年，盖洛普报告说，只有36%的美国人对有组织的宗教有“很大的信心”，比1975年的68%低。研究报告的作者推测，这种趋势的部分原因是宗教机构和领导人臭名昭著的失德和犯罪。
伴随着对教会信心的下降，最近教会成员和出席人数都在急剧下降。巴纳集团发现，10年前（即2011年），43%的美国人说他们每周都去教堂。到2020年2月，这一比例是29%，下降了14个百分点。
但是，当美国人描述他们很少或从不去教堂的原因时，丑闻并不是最大的原因。相反，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更有可能说他们以其他方式实践信仰（44%），或者说他们对主日聚会有一些不喜欢的地方（38%）。
无论是否涉及愤怒，基督徒不去教堂，最常见的原因似乎不是刻意的选择，而是习惯的替代。换句话说，很大一部分基督徒正选择独善其身，将他们的信仰转移到隐秘之处，如此私密，甚至连教会都被拒之门外。
很明显，这种趋势促使教会的出席率和成员人数下降。但是直到最近才显明的是，这也损害了那些已经停止参加聚会者的幸福。过去几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格拉斯的故事是一个更广泛现实的有力例证：参与宗教有力地促进了健康和幸福。
这意味着，美国人对有组织宗教的越来越不满，不仅仅是教会的坏消息；它还代表了一场公共健康危机。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但其影响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持续发酵。
当然，福音的重点不是降低你的血压，而是认识上帝、爱上帝，因为你被祂认识、为祂所爱。今生有可能实现的不完美的繁荣，来生则有完美的幸福和喜乐，我们必须区分这两者。
不幸的是，很难找到关于天堂生活的大型数据集。但是，我们可以研究幸福的部分种类，那些与此生有关的健康、幸福和完满的方面，以及宗教团体对它们的贡献。而这些对上帝来说也是有价值的。
那么，参加教会活动对公众健康有什么好处？考虑一下它对卫生保健从业人员潜在的影响。我（Tyler J. Vanderweele）的一些研究，利用护士健康研究的数据，研究了他们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的行为。该研究跟踪了7万多名参与者。
那些说自己经常参与宗教聚会的医务工作者（考虑到美国的宗教构成，主要是在某种形式的基督教教会中进行），与那些从未参与过宗教聚会的人相比，他们抑郁的可能性低29%，离婚的可能性低50%，自杀的可能性低5倍。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16年的跟踪调查也发现，每周参与宗教聚会的卫生保健从业人员比从未参加聚会的人死亡的可能性低33%。这些影响的规模大到足以产生实际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统计上的差异。
在宗教中养育孩子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一生的健康和幸福。我们发现，定期参加聚会有助于保护儿童免受青春期的三大危险：抑郁、药物滥用和过早的性活动。儿时参加教会的人也更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快乐、有宽容心、有使命感、有目标感，并成为志愿者。
我（Tyler）最近对卫生保健从业人员的一项研究表明，参加宗教聚会的人因“绝望死亡”——因自杀、吸毒过量或酗酒而死亡——的人数远远少于从不参加聚会的人。在这项研究中，女性死亡人数减少了68%，男性减少了33%。
这并不是独特的发现。一些大型的、精心设计的研究发现，参加宗教服务与更长寿、更少抑郁、更少自杀、更少吸烟、更少药物滥用、更好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存活率、更少离婚、更大的社会支持、更大的生活意义、更大的生活满意度、更多志愿服务和更多公民参与相关。
研究成果是大量的，而且在不断增加。最近的重要研究由临床医生和社会科学家领导，如哈罗德·科尼格（Harold Koenig）、拜伦·约翰逊（Byron Johnson）、艾伦·伊德勒（Ellen Idler）、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和W·布拉德福德·威尔考克斯（W. Bradford Wilcox），以及我们在哈佛大学人类繁荣项目的研究团队。
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早期研究在方法上很薄弱，但研究和调查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力，其中许多发现现在被认为是已被证实的。参加宗教活动能有力地增强健康和幸福感。
所有的宗教都是复杂的，由教义信仰、个人奉献和各种社区活动组成。宗教活动的某些特定方面是否比其他方面更强烈地影响这些健康结果？
我们的研究表明，具体而言，参加宗教聚会——而不是私人活动或自我评估的宗教或灵性活动——最能预测健康。当然，在宗教生活的背景下，宗教身份和私人灵性可能仍然非常重要而有意义，但它们对健康和幸福的影响似乎没有与其他信徒定期聚会的影响那么强烈。
信奉宗教似乎可以减少抑郁症，提高生活满意度，特别是通过扩大参与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通过促进乐观或希望和生活意义感。
参加聚会对预期寿命的影响中，似乎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直接来自于更大的社会支持；一些影响似乎取决于参加宗教活动减少抑郁症和吸烟，同时增加乐观、希望和使命感的方式。
参加聚会的人中自杀人数减少五倍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它可能与各种保护性因素有关，包括教会关于结束自己生命的教导，以及在社区中的社会支持，还有较低的抑郁症和酗酒风险。
类似的支持和教导组合，不鼓励离婚和婚姻不忠，鼓励爱和相互服事，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参加宗教仪式的人的低离婚率。然而，这些积极的婚姻结果可能也取决于宗教社区内众多的支持家庭和婚姻的项目，以及取决于信徒婚姻生活中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少的抑郁症。
从宗教崇拜到健康和幸福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可能是通过宽恕。许多宗教将上帝对人类罪孽的宽恕与我们彼此的宽恕联系起来。虔诚的犹太人在赎罪日（Yom Kippur）寻求上帝的宽恕，但必须在前一天（Erev Yom Kippur）寻求彼此的宽恕。对于基督徒来说，宽恕是践行信仰一个毋庸置疑的部分。许多基督徒每天都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太6:12），但即使没有这个祷告，《圣经》也教导基督徒必须宽恕（太6:15）。
帮助人们变得更加宽容的实验（以及对许多研究结果进行分类的文献综述）表明，宽恕与更少抑郁、更多希望有关。宽恕有如此果效，其实现方法似乎是通过促进对个人情绪的更大控制，以及提供一个替代压制愤怒或替代无休止地咀嚼愤怒的方法。
总而言之，参加宗教服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包括提供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明确的道德指导，以及建立问责关系以强化积极行为。
如果你试图画出影响教会信徒幸福的因素，它看起来会更像一张关系网，而不是一张流程图。每种情况下的因果关系都很多，相互重叠，而且可能相互加强。在教会里，每一个导致幸福的因素都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结合而得到加强。
理所当然地，这些事业中的每一项——社会支持、道德指导和责任感——都被标示为新约中教会的作用。
例如，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为他的追随者规定了一个不断升级的问责制度，这种策略可以帮助人们彼此和睦相处（18：15-16）。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被要求帮助彼此忏悔、改变和和解。
《希伯来书》强调了教会教导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10:24-25）。
这种经常性的鼓励和劝告可能解释了参加宗教聚会在多个方面的影响，比如社会支持、降低离婚率、提高生活意义和目的、提高生活满意度、更多慈善捐赠、更多志愿服务和更多公民参与。
然而，许多基督徒体验到，参加教会不是参与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社团，而是与上帝所造之人的相遇。在《圣经》以及教会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力量与我们可以研究的力量并存。
使徒保罗将教会比喻为一个身体，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集体宗教生活的部分力量。在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中，保罗写道：“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12:12、21、27）。
通过不同的恩赐及相互之间的帮助，教会成员在宗教信仰和精神成长方面得到支持，同时也在更多的世俗事务中得到支持，从生病期间的照顾到失业后得到的求职帮助。
然而，保罗对身体意象的使用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宣告了对基督同在的力量和现实，存于教会、发于教会。在使徒行传中，教会的经历甚至也能算作基督自己的经历：当耶稣在大马士革路上面对仍未皈依的扫罗，论及他对教会的攻击时，耶稣问道：“你为什么逼迫我？”（徒9:4）。
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这一思想，为基督徒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设置了一个 “神圣的遮盖”（借用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禁令不只是好的建议，更回应了西奈山的火焰和雷声，就像对穷人和被囚者的服务不只是一个好的行为，更是蒙基督悦纳的、为祂而做的事工（太25:37-40）。难怪参与这样一个社区对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变革性的影响。
当然，人们一般不会为了增加寿命而信教。使人皈依的不是寿命表；而是圣徒的见证，包括普通人的见证；是巴赫大合唱或韦斯利赞美诗的美，甚至是电台的热门歌曲；也是爱、仁慈和宽恕的日常经历（更不用说圣灵的工作）。
尽管如此，很明显，宗教确实对公共健康有重大影响。
正如威廉·格拉斯的故事所述，宗教团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是其他机构无法轻易取代的。这不仅对宗教团体本身，而且对咨询和保健、对公共政策、对个人和家庭都有重要影响。
首先，所有宗教信徒都应该高兴地知道，参加宗教聚会对健康和幸福有尤其强烈的影响，他们想传播这个消息绝对是自然的。
但是，不应该只让教会成员和牧师来提高聚会的参与率。例如，我们可能会想，临床医生是否有义务像询问其他行为一样，询问他们的信教的病人参加聚会的情况。
关于宗教和健康的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医生应该将参加宗教聚会当作一种通用的“处方”。不可知论者不愿意背诵《使徒信经》，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抑郁症有帮助。
对那些在宗教团体中有过负面经历，甚至有过虐待经历的人，我们也应该采取适当的谨慎措施，但一些简单的信仰方面的问题可能有助于专业人士。
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信仰告诉他们要与他人见面。医生问他们是否参加了聚会，可能可以鼓励他们，而这种鼓励是他们的牧师或家庭成员无法给与的。
除了个人层面，我们的公共政策还应该确保，提供这种福利的机构能够继续这样做。
为政府省钱并不是机构能够免税的主要原因。
不过，每当我们重新评估教会的免税地位时，还是应该考虑我们国家从教会服务中获得了多少健康和幸福的提升。
宗教参与不仅是一个公民自由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在讨论自杀和其他令人担忧的社会趋势（如青少年抑郁症的增加或结婚率的下降）的公共政策时，它应该占据更突出的位置。
当我们美国人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基督徒——都应该记住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例如，关注美国自杀率的上升，许多研究者和评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因素上，如鸦片类药物的开药过量或制造业工作数量的下降。
我们自己的研究表明，在过去15年中，宗教聚会出席率的下降占自杀率上升因素的大约40%。假如可以防止出席率的下降，那么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
宗教参与对公众健康的益处强调了促进和保护宗教机构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它们还表明，需要对媒体、学术界和其他领域如何描述宗教机构的贡献进行重大变革。
当然，在新冠疫情中，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宗教团体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改变，考虑是否和如何线下聚会，以防止感染的传播。许多人找到了方法，至少部分抵消这种损失，转向线上聚会和网络直播，建立在线讨论小组或查经班，或是鼓励增加个人和家庭的灵修、祷告和仪式。有些人甚至建立了可以“开车经过、即停即走”的祈祷和忏悔。
每一项肯定都比没有宗教聚会要好。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完全替代线下聚会和社区。
巴纳集团（Barna Group）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实际基督徒”（practicing Christians）在疫情期间完全停止参加集体敬拜，而这一群体报告的焦虑和抑郁程度比那些仍然以某种方式敬拜的人要高。
当目前的疫情过去后，重要的是重新建立面对面的聚会，而不是完全依赖远程替代方案。此外，我们还需要考量这些抑制疫情的措施背后实际的公共卫生成本。聚会出席率的暂时下降是有实际代价的，这可能会导致敬拜习惯的永久改变。
这里有一个危险，宗教领袖必须考虑。全世界有大量的教会宣扬“成功福音”，说耶稣会给他的追随者健康和财富，只要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并通过捐款进行了足够的”投资”）来索取。
无论是根据《圣经》还是我们的研究结果，都没有理由认为上帝会以这种方式行事。首先，许多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积极果效并不是通往成功的捷径，而是在面对生活的诸多挑战时培养希望、宽恕和纪律的方法。格拉斯的皈依给了他新的资源来应对考验和麻烦，但很难为他提供一张中奖的彩票。
此外，那些只为促进自身健康和幸福而加入宗教团体的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如愿，这目前还不清楚，但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好处不会那么明显。
考虑一个比喻：婚姻在许多方面使配偶受益，但当配偶因对方的缘故彼此相爱、彼此享受时，它的作用最为强烈。也许，宗教也是如此：正如鲁益师（C. S. Lewis）明智地指出，“瞄准天堂，也能得到大地；瞄准大地，则两者都得不到”。
最后，这项研究在更个人的层面上有影响。对于大约一半相信上帝但不定期参加聚会的美国人来说，参加聚会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也许能邀请他们重归公共宗教生活。
关于公共宗教体验的一些东西似乎很重要。它是有力的，巩固了健康和幸福；这与来自独自灵修的东西非常不同。
这项研究应该挑战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他们自我认同为 “有灵性但无宗教信仰”，或者对有组织的宗教怀有疑虑。研究挑战他们考虑是否可以将自己的灵性之旅放置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追求者组成的社区中，在经过考验的信仰和实践传统的约束下更好地进行。
我们的研究表明，那些忽视聚会的人（来10:25）很可能会错过一些有力的宗教体验，这对健康和其他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如此。数据很清楚：去教会仍然是真正人类繁荣的核心。
泰勒·范德维利（Tyler J. VanderWeele）是哈佛大学T. H. Chan公共卫生学院John L. Loeb和Frances Lehman Loeb的流行病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人类繁荣项目的主任。 布兰登·凯斯（Brendan Case）是哈佛大学人类繁荣项目的研究副主任，也是《有责任的动物：正义、辩解和判断》（T&T Clark出版社）的作者。
翻译：LC
责任编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