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孟加拉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家庭，在那里我从父亲学到严格纪律的意义。父亲是军队中的一名少将，在情报部门工作。我们住在不同的军事基地，住在为军官与家属预备，精致的宿舍里。有仆人照顾我们的每一样需要。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商业和政治精英经常参加在我们家里举行的社交活动。
我从小就读于一所伊斯兰学校（宗教学校），在那里我们学习《古兰经》，从伊玛目那里学习古典阿拉伯文。我父亲的家族可以追溯到约旦的哈希姆王国（这个名字来自先知穆罕默德曾祖父的孙子哈希姆）。他的传承使我有资格成为伊斯兰创始人的直系后裔。
我因我的圣祖而受人尊敬。然而，我的童年常常是痛苦的，尤其是在我父母离婚，父亲突然再婚之后。那时我八岁，感觉到被遗弃，想念妈妈。
我的继母经常在精神上和身体上虐待我。她会一面尖叫着诅咒，一面用板球门打我，或者把她锋利的指甲挖进我的耳朵里，导致耳朵流血。我满身都是疮。我父亲不理睬我的求助，还殴打我，认为我在撒谎被虐待。
当我13岁的时候，我加入了一所著名的空军学院作学员，目标是要从事像我父亲那样的事业。然而，我在1975年21岁时离开了军队。我童年时未愈合的创伤使我陷入下坡螺旋。自杀的念头困扰着我。然后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永远改变了我的生命。
愿意死
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Lahore），我在走路去购买电热水器时，注意到一个白种人在街角分发福音单张。他穿着邋遢的牛仔裤，看上去像个嬉皮士。他身高超过六英尺，在繁忙的街道上脱颖而出，那里满了购物的人、按着喇叭的汽车、穿来穿去的摩托车、三轮计程车、驴车和从食品商贩传来的辛辣香气。他的举止散发着内心的平静，我好奇地走近他，问他：“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他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来自英国。他属于耶稣子民运动的街头布道团队，在20世纪70年代以周游世界而闻名。从我的穆斯林教养，我只知道耶稣是一位先知，曾经向穆罕默德显现。我不相信祂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被告知，犹太人是把犹大钉在十字架上。
在与这个英国人交谈了几句话之后——后来，我得知他的名字叫基思——我走开了。走了大约50码，我又回去。虽然我相信伊斯兰教，但我想更多地了解他的信仰。基思告诉我基督会释放我，给我新的生命。虽然我怀疑他的上帝对我的绝望会感兴趣，甚至祂是否存在，但我在鞋店前拥挤的人行道上低头祈祷接受基督。
我感觉到这就是我一生在等待的。感觉到好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我的背上被挪开。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满了色彩，我要唱歌，我要笑。
基思和我安排了第二天早上在拉合尔基督教青年会见面，使我能够更多了解基督教信仰。我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但他却没有出现——第二天他也没有出现。第三天回到基督教青年会，我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注意到一对夫妇在整理和基思一样的单张。我得知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布道团队。当我问起基思时，他们告诉我，他因为家庭发生了紧急事件而立即离开了这个国家。我再也没见过他了。
在我告诉了他们关于与基思的相遇后，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交谈。他们鼓励我，叫我一面拿着一本酒红色的皮面《圣经》，一面阅读里面的经文。起初我拒绝，因为穆斯林不能用未洗过的手触摸一本圣书。
这对夫妇强调路加福音9:23-25，有关耶稣解释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义。他们挑战我：“如果你不愿意为耶稣而死，那么你就不适合为他而活。祂要你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
我没有意识到，在几周内，这些经文将严重考验我的新信仰。
软禁
作为一个新的信徒，我加入了布道团队。他们教导我，给了我一本袖珍的《新约圣经》学习。我感受到他们的爱和真正的关心。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远离拥堵的树林中，我听到一个可听见的声音：“这就是你一辈子要做的。我会带你到世界各地，你会告诉人们关于耶稣。”
虽然恐惧笼罩着我，但我相信这是上帝在说话。
我知道背弃了伊斯兰教，就是在讨家人来羞辱我，在冒着被家人为了维护家庭的荣誉而把我杀害的危险。当时，我和朋友住在拉合尔。当我承认我接受了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时，他们非常愤怒。他们写信给我的父亲，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面向麦加祈祷五次，并且曾被一个圣人教导。他非常愤怒，冲到拉合尔来处理我的叛教。他招募朋友骚扰我，强迫我退缩。当那不起作用时，他们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在医院的精神病房里隔离了两个星期，我被施以镇静剂和被士兵看守。虽然如此，通过秘密阅读我偷偷带进来的《新约圣经》，我得到安慰，并且还能够带领几个人归向耶稣。跟着，上帝介入，精神病医生证实我理智清晰并让我出院。
我父亲很生气。他把我软禁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他那在木尔坦的家中，有武装哨兵在外面站岗。我被关了几个星期，然后乘公共汽车逃到拉合尔的基督徒朋友家。当我得知员警在搜捕我时，我就逃到卡拉奇加入一个布道小组。即使在胁迫下，我的信仰也随着我吞噬《圣经》、记忆经文、分享我的见证和分发单张而增长。
我们的街头布道蓬勃发展，直到1976年初我父亲展示他的政治权力为止。员警以从事反伊斯兰活动为由，逮捕了我们中的五个人。我们挤在一间狭小肮脏的牢房里，在一些放在砖头地板上布满呕吐物的毯子上睡觉，共用一个小罐子做为厕所。
我的四个基督徒弟兄来自其他国家，他们在几天内被释放并被驱逐出境。但我的身份证和护照被没收了。我被警告，“你会以穆斯林身份离开这里，不然就死在这里。”
狱卒把我转移到一个政治犯的牢房，在那里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尽管感到羞耻和孤立，圣灵还是支撑着我，我偷偷带进来和隐藏着的《新约圣经》也伴随着我。上帝的荣耀多次充满了我的牢房。在阅读使徒行传16:25时，我感到特别受鼓舞，那里叙述了保罗和西拉在狱中祈祷和唱赞美诗。令人振奋的是，上帝认为我配得为耶稣受苦。
在威胁我父亲，要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诉讼之后，我被释放到他的管控之下。根据和解条款，我仍然是一名政治犯，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不能拥有一本《圣经》，也不能与基督徒交往。和我父亲住在一起让我疲惫不堪，尤其在他们发现我把《新约圣经》藏在床垫下，又把我逮捕之后。 （尽管担心遭到报复，我偶尔还是设法溜出去与基督徒团契交通）。
1977年，由于我父亲越来越无情的压力，要我放弃对基督的信仰——他威胁要以叛教罪把我斩首——我做出了逃离巴基斯坦的决定。没有其他的选择。
地下基督徒冒着被报复的危险，把我藏起来，并提供旅费（我当时身无分文） 。他们帮助我获得了一本新的护照和去阿富汗的签证。虽然军队和员警在寻找我，但我在两名伊朗外交官的协助下，通过了阿富汗边境的检查站。我穿着旧牛仔裤走过边境，拖着一个背包和吉他。慷慨的伊朗人开车送我去坎大哈，并支付了我去喀布尔的车费。
在我七个月的逃亡旅程中，上帝总是供应。爽快的弟兄姐妹们慷慨地支援我。从喀布尔，我经过土耳其、俄罗斯、比利时、荷兰，最后去到瑞典。在忍受了一些官僚主义的骚扰之后，政府终于给了我政治庇护。
呼唤去宣教
瑞典成了我的新家。我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并加入了一个福音派路德教会。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布里塔（Brita），我们于1979年结婚。我就读于霍尔斯比（Holsby）的火炬手国际圣经学校，然后搬到乌普萨拉。在那里我在穆斯林移民中事奉。布里塔做护士，而我在一栋办公楼里做清洁工。我知道即使我打扫浴室和地板，上帝还是可以使用我。
一直以来，祂都在准备我去完成祂在拉合尔告诉我的使命，在世界各地宣扬耶稣。我们搬到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圣经培训。一年后回到瑞典，我在乌普萨拉的生命之道培训中心教了四年书。
我也活跃在教会和校园基督徒团契，做街头布道和为病人祈祷。 1983年，我宣教的使命在波兰得到巩固。我陪同两对夫妇驾驶一辆满载着要给贫困家庭食物的面包车去那里。我被邀请在天主教青年营讲道。跟着他们又邀请我回去，结果发展成向大批听众讲道，和带领许多年轻人决志归向基督。
过了不久，我创立了Dynamis世界事工，这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举行大型布道会的前身。 1993年，我们把总部搬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在过去的40年里，我有幸在超过75个国家讲道，和在亚洲、东欧和非洲植堂。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用神迹喂饱了5000人，那五饼二鱼是来自一个不知名的男孩的奉献（6:9）。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上帝甚至可以使用最小的东西——和最不起眼的人——发挥戏剧性的作用。当我刚成为基督徒时，我唯一的抱负就是做街头布道和分发单张。当我看见上帝如何使这些努力倍增，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尝到生命之道，我感觉到自己的卑微。
Christopher Alam是《脱离伊斯兰教：一个穆斯林对基督的信仰之旅》一书的作者。彼得·詹森（Peter K. Johnson）是住在纽约萨拉纳克湖的自由撰稿人。
翻译：元鹏
